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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启蒙”到“启蒙后”

2009-12-01 09:12:24 《文学评论》 2009年6期

郜元宝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梳理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总体脉络,认为现代中国批评相对于传统批评的特质是“启蒙”,但现代批评秉持的启蒙精神既有启蒙主体“抉心自食”的反省即自我启蒙,也有少数先进对他人和大众的教训——后者才是现代批评的主流,故现代批评整体上属于一种片面的“启蒙批评”,它不再是传统“文”的一部分,而蜕变为先于文学、高于文学、大于文学的神圣家族。“启蒙批评”鼓励和依赖的“赶路”的学习模式至今不变,近年流行的“文化研究”便是其历史延长线上的余音和变种。“启蒙批评”之侧也曾有过成功的“职业(教授)批评”和“大师(作家)批评”,这是“启蒙后”中国批评发生良性转变的可贵资源,但目前“启蒙后批评”仍被市场规则和学院体制所主导。“中国批评”的希望乃是“职业批评”和“大师批评”,克服片面的启蒙精神,回归被遮蔽的启蒙即自觉的自我启蒙之传统。

“批评”在现代中国是引进概念。徐志摩译英文critic为“评衡家”,20世纪20年代末。创造社”的“文化批判”、30年代李长之《鲁迅批判》,则是对译德文krtiker。“评衡”、“批判”,分析、评价、商量之谓也,强调近代启蒙理性在文学研究中的渗透。

现代批评依托新闻媒体、高等院校和其他文化机构而进人大众社会,不限于传统社会少数文人的碰撞。往往一文既出,满城风雨,引发及时反馈与互动。90年代后“网络批评”的参与面之广,反馈之迅捷,更是对现代批评空间的再拓展。

但空间拓展并非现代批评与传统批评的主要区别。现代中国,批评先于文学、高于文学、大于文学。先有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有他们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史的重新厘定,才有鲁迅的小说杂文。批评不再必然是作家分内事,也不再必然是整体“文”的一部分,而成为作家之上文学之外的一个神圣家族。

数千年文学批评传统由此发生一大变局,究其根源,乃在于批评所依托的“启蒙”之力。现代是“启蒙时代”,启蒙总是居高临下。过去只看到少数先知先觉教训多数后知后觉、精英教训大众,但“启蒙”还有另一面,即群体性观念思潮永远比个人独立思考强大。少数精英敢教训大众,就因他们率先委身于强有力的观念思潮。“太阳社”、“创造社”几个乳臭未干的青年大言不惭教训鲁迅,就因为他们自信掌握了先进社会理论。现代批评家和作家平等对话的机会不多。这是学说、思潮、观念优越性造成的批评膨胀。一旦优越性转化为政治权威,批评对文学更觉高人一等。最后出现拉大旗做虎皮包了自己攻击别人甚至动辄置人于死地的棍子批评,势所必然。

当然启蒙时代的批评并不总是高高在上、挟启蒙以自重。在思想高于一切、话语高于一切的批评风气中,也有人在启大众之蒙的同时自我启蒙、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质疑西方,如鲁迅所谓从别国盗得火来本意却是煮自己的肉的“抉心自食”的真正的启蒙与批评。

两种启蒙并存,造成现代启蒙批评的复杂结构。但毋庸置疑,高高在上的简单的启蒙批评在整个启蒙时代还是占了上风,所以不妨把这种狭义的简单启蒙(以世界启蒙中国、以自己启蒙他人、以精英启蒙大众、以理论启蒙创作)的批评风气,命名为“启蒙批评”。

周作人早就指出“中国现代之缺乏文艺批评,是一件无可讳言的事实”。他认为现代批评缺点有二,“其一,批评的人以为批评这一个字就是吹求,至少也是含着负的意思,所以文章里必要说些非难轻蔑的话,仿佛是不如此便不成其为批评似的”;“其二,批评的人以为批评是下法律的判决,正如法官一般,这个判决一下,作品的运命便注定了”,“这两种批评的缺点,在于相信世间有一种超绝的客观的真理,足以为万世之准则,而他们自己恰正了解遵守着这个真理,因此就被赋予裁判的权威,为他们的批评的根据”。他所分析和描述的就是那种占主流的高高在上、真理在握式的“启蒙批评”。

“启蒙批评”在现代中国的异化,并非国人对西方“批评”、“批判”(如康德三大“批判”)的故意“误用”,乃是现代中国特殊文化结构有意致之。直抒胸臆的文学忠实于土地,依托外来先进思想观念的批评忠实于天空。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批评就必然失去和文学整体的有机联系,变成高于、先于、大于文学的特殊存在,一个具有权威性与杀伤力的思想话语的怪物。

胡风认为,“在落后的东方,特别是这落后的中国,启蒙的思想斗争总是在一种‘赶路的过程上面”,如此“赶路”的“启蒙的思想斗争”必然变质为“坐着概念的飞机去抢夺思想锦标的头奖”。胡风的描述,可谓刻画入骨。后发型现代化依赖不平衡的学习,这种学习方法先验地贬低自己而肯定域外新文化,并一味从流行和先锋思想切入,认定只有这样才能赶超学习对象,而“概念的飞机”当然是最好的工具。一旦坐上“概念的飞机”,必然会导致以世界启蒙中国、以自己启蒙他人、以精英启蒙大众并且思想高于一切、话语高于一切、名词概念高于一切的批评风气。

这种不平衡的学习与批评影响深远。80年代中国文坛热衷观念与方法创新,概念学说聒噪甚烈,踏实质朴的批评甚少,导致胡适所谓“方法热而目的盲”。短短一二十年,理论批评界“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从人道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亚里士多德到德里达,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殖民理论,一口气跑完了西方数世纪自然演化的道路。但好像跑得太快了,似乎真的“超越”了西方,面对一片空地,再无学习对象,狂奔似乎不得不暂告结束。

最近就有海外学者认为西方思想已经破产,预言普世新思想将在中国产生。此论一出,海内外哗然,其实也是少见多怪。80年代一直“赶路”的人,突然发现西方已发不出新货,翘首望空,不禁感叹思想在西方停止,东方或亚洲倒有可能产生新思想(类似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开始》一文所展开的逻辑),这倒情有可原。但回顾现代思想史,这种西方不亮东方亮的说法正是中国思想的一个逻辑起点。40年代开始,国人就经常认为新思想只能产自中国。这表面上似乎是对上述启蒙批评及其不平衡的学习模式的反动,实际却是一个必然的逻辑补充。老舍1936年在青岛写《老牛破车·我怎么写<小坡的生日>》,回忆他20年代末从英国回来途经新加坡时说:“在新加坡……我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他们所说的,和他们在作文时所写的,使我惊异……不错,他们是很肤浅,但是他们的言语行动都使我不敢笑他们,而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他还说,“在今日而想明白什么叫作革命。只有到东方来,因为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一切压迫,从哪儿想,他都应当革命……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不能再写爱情小说了!这个,也就使我决定赶快回国来看看了”。老舍说“新加坡”、“东方”,其实就是说“中国”。无独有偶,诗人艾青携一支芦笛告别巴黎之际,也想到将来要从东方“兴兵而来”,蹂躏那曾经使他感到受尽凌辱的堕落之都。在中国发现思想,

是老舍、艾青赋归的理由,岂料八十年后,又听到同样亢奋的声音。

一直有人把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强调中国思想胜过世界的优越性与主体性。但也一直有人把中国视为世界不可分割的部分,强调新思想属于世界进步潮流,并非本土思想复活,更非本土经验凭空创造。老舍、艾青代表前一种想法,胡风坚持后一种观点——他固然主张要走中国现实主义之路,却始终认为中国新文学是世界进步文学新拓的支流,因此既反对“坐着概念的飞机”颐指气使,也拒绝闭门造车的中国思想本位论(如40年代初“民间文学中心源泉论”)。前者是自卑激起自傲,是一度开放后再度闭关,是“法由我出”、“输出”、“送去”的强国梦的呓语。后者承认“我与他”同在,希望借对话交流建构普遍价值。

“在中国发现思想”,招牌虽同,货色各异,不可不辨。不过,现在的架势似乎又要关起门来自我满足,自我感动,抽空再弄点“输出”、“送去”的利他之举。盛气凌人启蒙教训的声浪固然低下去了,但不断刺激内需自产自销互相催眠怡然自得的后启蒙文化正在日夜打造。思想话语的新产品充天塞地,强势媒体与互联网的虚拟空间扩张着无边无际的帝国版图。树大师,捧明星,玩国学,排富豪,争项目,开讲坛,热气腾腾,亘古未有。

启蒙批评高高在上,自然遭到作家们的拒斥。所幸现代批评并非铁板一块。与扎根土地的文学息息相通的批评依然存在,类似传统批评那样和整体文学活动的有机联系,并未完全中断。首先是在天外飞来的批评压制下奋起反击的作家批评。在启蒙批评的高压下,作家若不掌握批评的武器,永远处于被教训的地位抬不起头。鲁迅、郁达夫、茅盾、沈从文等在创作之余也弄批评。他们的批评是自卫性的,其创造性因素却往往为职业批评所不及。“启蒙批评”也出人意料地刺激了批评的优化。

即以批评文体为例,现代批评充满概念术语的大块文章固然不少,但更多还是类似古人题记、序跋、通信,杂记的谈盲微中的短文。“二周”将批评融入社会文化批评和书籍评论,创出独一无二的杂文随笔型批评文体,更是现代批评继承传统批评的地方——当然他们也借鉴了英法文学中的“随笔”、“美文”,比如周作人就非常推崇法国作家法郎士的观点,认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应是一篇文艺,写出著者对于某一作品的印象与鉴赏,决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文艺评论“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洎乎当下,即便评说单部作品亦旁征博引,动辄万言,概念如蚁,体系若网,“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的传统,似有断绝之虞。

优秀的现当代批评家都不是只弄批评的职业人士。周作人同时是翻译家、理论家和散文家。刘西渭(李健吾)是小说家、戏剧家和法国文学专家与翻译家。梁实秋一度靠批评出名,很快转入莎士比亚研究、英汉字典编撰和小品文写作,不单是《新月》杂志的批评代言人。鲁迅、郁达夫、茅盾、沈从文、废名、钱钟书、冯雪峰、施蛰存、韩侍桁以及较多参与批评的当代孙犁、汪曾祺、王蒙、韩少功、王安忆、李锐、张炜等都是作家而兼做批评。这可以归入蒂博代(1874-1936)《批评生理学》所谓“大师批评”,不妨视为与整体文学活动保持有机联系的传统批评之复活,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启蒙批评”的偏失。

蒂博代说在大师批评之外还有“自发批评”(报刊杂志的即时书评)、“职业批评”(教授学者的批评)。后两者在现代中国不甚景气。“太阳社”阿英(钱杏村)作为自发或职业批评家并不成功,后来干脆放弃批评,成为晚清小说研究大家。20年代专门写“闲话”的陈西滢、“创造社”的成仿吾、冯乃超等,在别的领域均有建树,文学批评却如昙花一现。教授批评家如吴宓、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钱钟书、梁宗岱、苏雪林等,居大学日久,便遁入学问之途,渐与批评隔膜了。

也有成功的职业批评家。李长之,30年代还是清华大学学生就敢写《鲁迅批判》。该书是系统分析鲁迅创作的第一部著作。可惜此外再没写出更好的作家论作品论,后来主要以文学史家现身。胡风,一流理论家(但其文章颇佶屈聱牙)、二流诗人(旧诗优于新诗)、三流翻译家(通过日文转译过一些书籍)、战时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但胡风之为胡风,主要还是集编辑家、文学活动家和组织家于一身的批评家,他以自办刊物、发现青年作家为己任,先后扶植鼓励了艾青、“二萧”(与鲁迅一起)、端木蕻良、田间、邱东平、路翎、阿垅、曹白等人。

90年代后,“启蒙”批评失去政治架构的支撑,一时难以为继(“人文精神失落说”便是这种恐慌的流露),但不久竟又出人意料地获得国内外新政治的支持而绝处逢生,甚至后来居上。

这并不限于一度被称为或自称为“新左派”的那群学院派批评家,也包括与之对立的群落(“自由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共享着相同的知识背景和方法论(比如“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萨义德反“东方主义”论、罗兰·巴特符号学、福柯知识考古学、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批评、全球化背景下后殖民理论),也都倾向于反省80年代审美中心论和纯文学立场,主张将文学还原为以政治利益为核心的所谓“历史叙述”,从而揭示文学外衣包裹着的话语权力运作,最大限度地向着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媒体符号学、城市空间理论和建筑学等交叉学科开放,最后敉平以情感想象和文字形式为能事的传统书写与其他文化行为的差异,真正使文学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一份平淡无奇的文件。

上世纪50年代前后,西哲宣布哲学已为批评所取代(如,马丁·海德格尔、理查德-罗蒂等),80年代中国文坛也曾庆贺文学和批评复归本位,言犹在耳,岂料历史转折如此迅捷,批评很快就交出它刚刚从哲学那里接受的桂冠,转交给各种远离文学的社会文化研究,甚至甘心取消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这股批评新潮不能不与80年代复苏的文学批评形成不易消除的紧张。目前这股批评新潮姑且被概括为“文化批评”,因它主要研究超文学的文化(文学也在其中但绝非主体部门)。事实上“文化批评”不仅不关心文学,也并不真正关心通常所谓“文化”,因为这里的“文化”乃“政治”的修饰语。但究竟何谓“政治”,“文化批评”又无力回答,往往将各种政治诉求局限(或降低)为现实政治(性别、阶级、种族、经济、能源的冲突),无视所有这些政治“场域”中主体的思想感情的复杂性,比如尼采所谓国际政治最后乃“精神战争”的显见的事实。“文化批评”争取为“底层”、“弱势”、“无产阶级”代言,但在这种代言中,“底层”、“弱势”、“无产阶级”除了作为经济动物而存在,就不具有任何别的内容。

文学的情感想象(包括宗教体验)往往超越“文化批评”关心的那些政治权利,恰恰对这些核心元素,“文化批评”的祛魅(还原)无能为力。“文化批评”固然可以援引各种经典著作,将人的一切观念意绪统统解读为某种现实政治的衍生或投影,本身并无实存意义,但它起码应该接着分析何以在不同文化环境和传统背景中,相同的政治诉求会

衍生或投影出不同的文学叙事?文学的出发点与所表现的内容果真只是现实政治诉求而没有独立的精神领域吗?此外,“文化批评”还忽略民族国家文学赖以存在的语言文字差异,只讨论文学中超越语言文字差异的那一部分,结果对文学的分析评判容易粗糙和简单化(这已极分明地表现在近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结果上)。

欧美盛行的“文化批评”由文学批评以外的学科资源生发,并不以代替或取消传统文学批评为前提,但中国目前“文化批评”缺乏相应学科资源,泰半由不安本位的昔日的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转业”充数,急学活用的“文化批评”客观上往往就取代了传统的“文学批评”。结果“文化批评”成了一锅夹生饭,而用以起家的文学批评又据地尽失。“文化批评”是现代启蒙批评历史延长线上的一个新果实,或者说是日益衰落的启蒙批评的一段余音,一个变种。

此后,中国批评大致可以归人后启蒙或启蒙后的范畴。

90年代首先出现了处于启蒙批评另一极端的依附性批评。批评依附创作本也正常。80年代文学复苏,人才辈出,新作迭见,但80年代批评并非完全依附创作,创作受批评启发也不小,故有人说“新时期文学”乃批评家与作家的“共创”。但90年代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批评没有依附对象,只好改换门庭,附丽于市场、学院这两个可以在体制上容纳批评的新空间。批评不再拥有和文学一同生长的有利地位,蜕变为市场叫卖者和学院体制内学术成果生产者,于是出现书商学阀操纵的帮忙批评、帮闲批评、捧杀批评、红包批评、友情批评和学院批评。

“随着科学的制度化、事业化和机构化特征的扩展与巩固……学者消失了。他被所谓的科学工作者——探究者——所接替。探究者忙于他五花八门的研究项目和课题……他为了谋取一张聘书或委任状而与出版商接洽,后者如今完全左右他写什么或不写什么书”。出版商岂有偌大法力,实乃市场规则与学院体制假手他们来掌控学者,左右批评。批评进入市场遂与书商结缘,出于高校又易为学阀所控。明朝分读书人为廪生、增生、附生,供给禄米,免除徭役。他们平日勾结官场,鱼肉乡里,号称。学霸”,俨然特权阶层”。这和30年代初瞿秋白批评的占据学界高位的“学阀”不同,后者才是新兴学阀可以攀附的近亲——它首先并非作为学术权威的个人,而是无论权威与否的学者个体都不得不俯首听命的威权化人格化的学术生产与考评体制。

书商雇佣批评和学阀操控批评同市场利益和学院体制休戚相关,成为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功能性操作,很难再保持独立不迁的批评立场。它们固然可以维持批评与创作的虚假亲密,实则导致二者在文学精神上严重隔膜。作家抱怨批评家并未发现(在“发现新人”和“阐发新意”的意义上)孙犁、王蒙、汪曾祺,像胡风之于路翎,李健吾之于巴金,周作人之于郁达夫,李长之、胡风、冯雪峰之于鲁迅或别林斯基之于果戈理、杜勃罗留波夫之于冈察洛夫。心高气傲的批评家也不愿以作家为“谈话良伴”,甘心做“孤愤”状,为酷评家,扫荡一切,弄得尸骨遍野。或干脆宣布与文学离婚,掉头不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已不敢想望。批评创作隔膜,是“两败”而非“双赢”。文坛因此成了两个阿Q逞气斗狠的“未庄”。

近来自发批评与职业批评渐有溢出市场和学院而渗入“网络”之势,“网络批评”囊括所有形式的自发批评与职业批评。好的自由的网络批评足以傲视学院批评和书商雇佣批评,但浅薄、恶意、不负责任的破坏性匿名批评也借网络大行其道。“网络批评”并非问题的解决,而是所有这些问题在网络上的被激化。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刘勰的感叹,历来理解为只对批评而发,其实也可以针对创作。作家希望批评搔到痒处,批评家也希望作家懂得妙处。不能“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是批评家的责任,但作家只把说自己好话或说别的作家坏话当作批评,又怎能成为批评的知音或希望批评作自己的知音?现在作家一成名就爱惜羽毛,不再染指批评,专等别人来“批评”自己,批评家升为教授学者,立刻金盆洗手,害怕一为批评便无足观。批评既远离创作,又疏远整体文学研究活动,自然听凭书商学阀以读者为阿斗,瞒天过海,指鹿为马。

“启蒙后批评”转变的希望,是争取批评主体的独立。归回整体文学活动,为“大师批评”(作家批评)和成功的“职业批评”(学院批评)之再临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