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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研究60年

2009-12-01 09:12:24 《文学评论》 2009年6期

秦 弓

内容提要:现代文学学科的确立已近60年,有珍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十七年”的主要教训是筒约化、概念化、政治化、模式化;新时期以来,学科从拔乱反正起步,逐渐走上实事求是的正轨,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进展:一是历史主义成为自觉的追求,二是学科空问愈益广阔,三是研究方法多元化,四是审美研究得到重视,五是经典的重新确认与深入解读,六是中外文学关系得到认真梳理,七是资料建设成果丰硕,八是学科自省意识不断增强;当前学科发展面临的三项重要任务是:强化历史性,保持文学性,坚持民族性。

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历史对象来叙述,最早可以上溯到1922年胡适所写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作为一门课程进入大学课堂,较早者有1929年清华大学朱自清教授的“中国新文学研究”,但是,成为高等院校中文系普遍开设的一门必修课,则始于1950年5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作为文学史分支的一门学科,其确立与发展,始终与新中国的历史进程相伴随。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当前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压力,需要予以积极的回应,如此,才能推动学科不断发展。

一“十七年”的经验教训

现代文学学科正式确立之初,就被赋予要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并证明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政治使命。这一使命使得学科队伍迅速组成,集中了一批知识积累丰厚、思想敏锐的学者投入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为新文学史课程建构基本框架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即由作家老合、美学家蔡仪与文学史家李何林、王瑶在三份大纲草稿基础上修订而成。学术界以对新中国建设的巨大热情,积极响应时代的急切召唤,1951年9月,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率先问世,1953年8月,推出下卷。五六十年代,相继出版现代文学史著作17种以上。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迅捷,很快成为显学,时间跨度仅为三十余年的现代文学与涵盖三千年历史时空的古代文学并列为同级学科。

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史著述,系统地梳理了三十余年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与近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历史联系,在经典作家作品的阐释上面也不乏深刻精致之处。新中国开启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外部资本主义势力封锁重重,在这种背景下确立的现代文学学科,无论是历史脉络的梳理,还是作家作品的评述,都显示出鲜明的人民性与民族性。现代文学不仅初步形成了自足性的学科体系,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学术史与教育史上,将永远铭记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

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氛围中,现代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干扰,曲折的行程中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一是简约化。现代文学本应是一个历史时段各种文学现象的总名,内容丰富多彩,关联错综复杂。但是,学科建立之初,承续并强化了五四时期新旧对立的认知模式,以“新文学”作为学科的命名。后来,虽然著作也有题名“现代文学”者,然而,强烈的排他性延续多年,总是以新文学遮蔽现代文学多元共生的现象,在整体上将通俗文学、旧体诗词、传统戏曲、文言作品与非纯文学的传统文体排斥在外。多数场合,它们都是作为新文学的对立物出场;只有述及鲁迅等作家的生平、创作与根据地一解放区文学时,才有一点旧体诗词的正面引用,以及对平剧(京剧)、秦腔等传统戏剧之改编、利用的肯定,等等。

二是概念化。相当多的著述不是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的发掘、梳理与分析上面,而是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出发,用以梳理文学史,演绎出一些与历史事实不合的结论。譬如,有的著作在述及新文学的特性时,肯定新文学是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同时,却连其“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特性也要加以否定,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那么,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新文学,就被认定一直是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发展的。作家的阐释也存在着大量的概念演绎现象。譬如鲁迅的定位,毛泽东曾经称赞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于是,大量的鲁迅研究努力为这一论断做注脚。再如鲁迅的思想发展问题,在瞿秋白未被否定之时,一般的论述都尽力套用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的论断:“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至于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复杂性,则缺少深入细致的分析与准确清晰的定位。

三是政治化。五六十年代是一个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都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在这种氛围中,现代文学的政治性得到过度强调,就连资料丰富、作家作品阐释颇有精彩之处、而且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体系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也免不了在《绪论》中强调:“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中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当时出版的多种现代文学史,被演绎成轰轰烈烈的运动史、剑拔弩张的斗争史,文学史染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衡量社团、流派、作家、作品,说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实际上政治标准往往取代了艺术标准。如果政治标准通不过,其文学建树就失去了被考察的资格,政治地位不高,艺术评价随之要打折扣;即使是首肯的对象,也是把笔墨主要用在政治倾向的判定与思想意义的阐发上面,而对审美风格的分析与艺术价值的评价则要简略得多;审美风格上看重金戈铁马,轻视小桥流水。在这样的评价机制下,胡适、梁实秋等新月派成员受到贬抑,沈从文的文学价值大为遮蔽,张爱玲更是连提都不提。政治标准随着现实政治的变化而变化,不断剔除被打人另册的作家,譬如冯雪峰、丁玲、艾青、胡风等,本来在50年代初的文学史评价中曾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一旦被政治冲击波击倒,评价则立刻一落千丈。抗战时期的区域文学,根据地高度评价,国统区有所保留,沦陷区几乎不屑一顾。

四是模式化。因为总的框架基本确定,评价标准整齐划一,学者能够自由发挥学术个性的空间很小,所以,一些文学史著作结构大同小异,叙述方式颇为相似,少有个性风格。

二新时期以来的主要收获

十年动乱期间,现代文学难逃厄运。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学科建设由拨乱反正起步,逐渐走上实事求是的正轨,不断开疆拓土,获得长足进展,与此同时,现代文学研究还为整个人文学科提供了创新的动力。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收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主义成为自觉的追求。

现代文学学科具有史学与文学研究的双重属性,因而,历史主义是其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以前,为了演绎某种既定概念或证明先验逻辑,曾经以牺牲历史真实

为代价。随着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推进,这种现象日益减少,回到作家作品本体、返回历史现场、呈现历史原生态等,愈益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与行动。曾经被遮蔽或者一味贬斥的文学现象,诸如学衡派及其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新月派、京派及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现代都市文化色彩浓郁的海派,现代诗、象征诗与新感觉派小说等现代主义文学,胡风及七月派等,陆续得到了宽容而非刻酷、公正而非褊狭的评价,整理国故得到重新审视,被认为是民族文化顽强生命力的内在要求,是文化转型过程中对外来影响与民族传统关系的自行调整;左翼文学在其价值得到充分肯定的同时,几成定论的左翼文学为30年代主潮说则受到质疑,根据地一解放区文学的复杂性与抗战胜利之后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也得到揭示。

三四十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大陆形成了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后来发展为解放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租界“孤岛”等政治、文化生活差异明显的地区,抗日战场分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各个地区与战场均产生了相应的文学。过去抗战文学研究多为敌后战场文学,而正面战场文学研究严重缺失,近年来,这种偏枯的局面开始打破,关于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正面战场问题的表现、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正面战场高级将领的文学叙事等,均有论文推出。过去认为沦陷区只有汉奸文学与靡靡之音,因而沦陷区文学研究几乎成为禁区。新时期以来,禁区逐渐打开,人们注意到沦陷区文学内涵着被奴役的屈辱、压抑的愤懑与曲折的反抗。钱理群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凡7卷8册,逾540万字,文坛大事纪略1268条,涉及文艺社团466个,作家611人,报刊1200种,书籍1645种。这套丛书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为深入研究沦陷区文学提供了厚重的资料基础。徐适翔、黄万华、张泉、陈青生等学者推出了关于东北、北京、华北、上海等地沦陷时期文学的专著。

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于1985年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尽管近几年有学者对其阐释历史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概念的确有助于打通过去壁垒森严的近、现、当代的界限,增强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辟了近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栏目。许多论著在20世纪背景下研究现代文学,或者在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历史联系上选题,书名标明20世纪的中国文学通史、文体史、地区文学史著作至少在15种以上,如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黄曼君主编Ⅸ近百年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易新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史》、孔范今、黄修己分别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等。世纪框架的确立,不单单是时间的延长,重要的是贯穿了历史的眼光,正是在历史的脉络中,现代文学的特点及其意义才得到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与此相应,许多高等院校中文系的现代文学教研室与当代文学教研室合二而一。在20世纪的框架内,近代与现代、40年代与70年代的承接与转折问题得到关注。2002年揭晓的首届王瑶学术奖的获奖成果中就有“打通”之作:刘纳专著《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

历史意识的自觉也使学术界努力发掘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化渊源,作家如鲁迅与先秦、魏晋,周作人与睨明,郭沫若与庄子、屈原,现代作家与传统士人,作品如《红楼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文体如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新诗与古典诗词,现代批评与传统的诗文评,思潮如五四启蒙思潮与明末清初、晚清的启蒙思潮;再如现代文学与儒家、道家、佛教的联系,等等,均有厚重的成果问世。

二是学科空间愈益广阔。

新时期以前,新文学与传统文体之间被描述成水火不相容的绝对对立关系。其实,新与旧之间,不只有对峙、冲突、阻遏的一面,也有竞争、互渗、互动的另一面。旧体诗词与通俗小说,不仅在历史时段上属于“现代”,而且其创作动因、社会与心理内涵、审美形式的变异及其影响,都程度不同地具有现代性,因而,尽管目前仍有学者坚持绝对排斥的立场,但现代文学界越来越趋于将其视为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尝试将旧体诗词纳入视野,研究现代旧体诗词的论文时有发表,专著至少已有两种问世;“民国文言小说史”也已获得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多种文学史著作为通俗小说列出专章专节,梳理通俗小说与新文学小说交织并行与互渗互动的历史关系,阐释前者或隐或显的现代性因素,在文化生态平衡的框架中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脉络上,肯定从张恨水到金庸所代表的通俗小说的历史地位。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更是以丰赡的史料与多重视角描绘出通俗文学全景图,为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拓展了视野,因此,获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

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台、港文学纳入现代文学的视野。80年代台湾与大陆开放探亲,90年代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进一步促成了台、港、澳文学研究热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与厦门大学、暨南大学、汕头大学等高等院校专门设立台港澳文学研究机构,相关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专刊与专栏纷纷问世,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张毓茂主编的一部著作题名即为《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多种文学通史也把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分别列为专章,梳理两岸四地文学之间的血缘关系。现代文学进而与澳洲、美洲、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华文文学做相关性的整体观照。

三是研究方法多元化。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美学方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引进心理分析、原型批评、地理学、生态学、图志学、语言学、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性政治、文化政治等多种观念与方法,架构起一个开放性的方法论体系,进行探索性的运用。杨义主笔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继承古代图志学传统,汲取现代视觉文化营养,视野涵盖现代文学的文字与图像,“以史带图,由图出史,图史互动,图文并茂”,不仅发掘出现代文学史的新材料、新意义、新趣味,而且开创了文学史写作的新形式,带起了文学图志热。该著自身也颇受好评,继中国台湾与大陆的四个版本之后,又在日本被译为日文版。

多重文化视角的引入,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文学视野。现代文学发展中外部的文化关联与内涵的文化因子,经多重文化视角的审视,得到颇为开阔而深刻的揭示。物质文化方面,有稿费制度与文学发展关系的研究,有邮政、通讯、生活方式对文学影响的研究;制度文化方面,有关于三四十年代政治审查制度的研究,也有关于“十七年”审查内在化——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绿皮书”出版前作家对旧作的修改——的研究,以及微观的政治文化心理与宏观的制度文化研究,传媒文化方面,有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上海文化生活出

版社、新华书店等出版机构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有《申报》及其《自由谈》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艺副刊、《解放日报·文艺》、《新青年》、《小说月报》、《礼拜六》、《紫罗兰》、《新潮》、《语丝》、《现代》、《论语》、《抗战文艺》、《文艺复兴》、《文学季刊》、《文学杂志》、《万象》、《文艺报》、上海小报、东北期刊等报刊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地域文化方面,仅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就包括吴越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上海城市文化、东北黑土地文化等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教育方面,有北京大学、清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西南联大、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东南大学等与新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宗教方面,涉及道教、萨满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其传教士等,民族文化视角,有关于老舍与满族文化、沈从文与苗族等的研究,性别文化,主要是女性主义视角,有对冰心、庐隐、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女性作家的解读,也有对男性作家文学世界中的性别歧视的批评,还有男性性别视角的研究,体察文学所表现的现代生活中男性的种种困境。

四是审美研究得到重视。

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一是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尽量呈现原生态;二是返归文学,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史。新批评、叙事学等方法的引进,有助于审美研究的深入展开。小说方面,有文化原型的追溯,有叙事模式的研究,也有诗化、象征化、音乐性、绘画感的探索,诗歌方面,有意象、情调、语言、节奏、音律与内在结构的分析,有戏剧化与摄影化等手法的索解,话剧方面,有广场剧与剧场剧、心理剧与社会剧、写实剧与象征剧的辨析,有“动作”、潜台词、结构艺术、灯光舞美与表演导演的研究;散文方面,有絮语体、对话体、讲演体、抒情体、闲话体等类别的区分,也有语汇、语调、意象、意境、幽默、反讽等细致的解读。

在微观的审美分析基础之上,宏观的文体研究成果丰硕,各类文体史纷纷问世,如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张华主编《中国现代杂文史》、姚春树、袁勇麟《20世纪中国杂文史》、赵遐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陆耀东《中国新诗史》、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王荣《中国现代叙事诗史》、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黄会林《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略》、葛一虹主编《中国话剧通史》、马俊山《演剧职业化运动研究》、胡德才《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等,冯光廉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则对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批评各种体裁内部的多种体式的艺术特征做了深入细致的阐释。

五是经典的重新确认与深入解读。

文学研究的功能之一就是发现与阐释经典,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研究史就是不断发现与阐释经典的过程。在政治甄别作为文学史编述之基本原则的时期,诸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师陀、朱光潜、萧乾、李健吾、张爱玲、李长之、徐舒、穆旦等人,因其自由主义立场或被视为有瑕疵的经历,评价大打折扣,甚或根本回避不提。

新时期以来,在回到历史、返归文学的学术进程中,人们不断发现被遮蔽了的经典,徐志摩、戴望舒、梁实秋、林语堂、施蛰存、李健吾、钱钟书、张爱玲等过去评价不高或视而不见的作家,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充分的评价。50年代起即隐人文物研究之中的沈从文,终于复出文坛,在读者中广受欢迎,在一些文学史中与茅盾、老合、巴金同样被列为专章。穆旦曾经因为抗战期间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在50年代被判决为“历史反革命”,他虽然没有在有生之年看见自己的平反,但在他含冤去世数年以后,其诗歌创作与翻译的评价越来越高,而今被视为40年代新诗的代表诗人。张爱玲更是名气暴涨,其人其文,成为研究的热门。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作为通俗小说的经典价值——其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家庭文化的洞察性——得到确认,《八十一梦》社会讽刺的犀利和寓言体小说艺术的继承创新得到充分肯定。

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合、曹禺等作家尽管程度不同地遭遇诸如“文学大师重排座次”等挑战,但其经典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反而加深了对于经典的认识。尤其是鲁迅,通过一次次的论争,经过学术界多角度、多层面、多渠道的阐发,愈加显示出其思想家的深邃与文学家的伟大。郭沫若的人格矛盾与多重建树,茅盾的文学贡献与种种缺憾,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价值与晚年“讲真话”的意义,老合的幽默风格、语言艺术、历史洞察力、文化批判性与满族文化特色,曹禺三四十年代话剧的成就与50年代以后的变化等等,都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经典的发现与细读相辅相成,近年经典细读蔚然成风。推出一大批细读成果,使经典的确认有了扎扎实实的审美基础。正是在重新确认与深入解读的基础之上,大批作家传记纷纷问世。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传记系列就有30种上下,大陆总共为现代作家立传的约110人,出版现代作家传记约在240种以上,其中,鲁迅传记就有40余种。

六是中外文学关系得到认真梳理。

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同外国文学乃至外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要想全面而准确地把握现代文学的历史脉络与精神内涵、审美形式,必须理清中外文学关系。近年来,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中国作家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研究,如鲁迅与俄苏文学、日本文学,郭沫若与惠特曼、歌德,茅盾与左拉,老舍与狄更斯、康拉德、威尔斯,曹禺和易卜生、奥尼尔;屠格涅夫与中国,普希金与中国,泰戈尔与中国等;也有外国文学流派、思潮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如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日本新感觉派与中国新感觉派,苏联、日本左翼文学思潮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英国浪漫派与中国浪漫派;还有某个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如五四时期新文学与外国文学,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宏观性的研究有范伯群、朱栋霖《1889-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汪剑钊《中俄文字之交》、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张大明《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宋炳辉《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等。

翻译既有原文意义与韵味的忠实传达,也有必不可免的中国色彩投射,因而现代翻译文学既不同于原本的外国文学,也有别于本色的中国文学,而是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结晶,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80年代翻译文学研究尚嫌薄弱,但1989年版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已经开始显示出翻译研究的实绩与前景。90年代以来,对翻译文学越来越重视,论文明显

增多,关于胡适、鲁迅、周作人翻译的个案研究均有专著问世,宏观性的专著亦有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张中良《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等。

七是资料建设成果丰硕。

文献资料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新时期打破诸多禁忌之后,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出版工作就提到了重要日程,学术界共同努力,成果丰硕。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沦争、社团资料丛书》,30卷;乙种为《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含170多位作家的专集或台集近150卷,丙种为工具书,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索引》、《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总计约6千万字。这套汇编除了一小部分因经济原因在出版社搁浅之外,多数已陆续面世,并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最近,80年代初版的上述甲乙丙三种丛书开始修订重印,此前搁浅的部分也已列入出版计划,有望继重印本之后陆续推出。

其他资料著作也是数量可观,如《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五辑,《上海“孤岛”时期文学资料丛书》,《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史料丛书》,1923--1983年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丛书》,Ⅸ新文学史料丛书》,《江苏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汇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研究月刊》、《东北现代文学史料》、《抗战文艺研究》、《延安文艺研究》、《晋察冀文艺研究》等刊物也发表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

《中国新文艺大系》第2编(1927-1937)、第3编(1937-1949),《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延安文艺丛书》、“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抗战文艺丛书》、《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等,从原始报刊汇集作品,为研究提供了便利。

随着资料工作的深入,作家文集、全集的编辑出版也出现了新的局面,仅延安时期作家全集、文集就有百部左右。新版《鲁迅全集》已经出版,增加了若干佚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丁玲、张天翼、周扬、赵树理、孙犁、徐志摩、戴望舒、师陀、何其芳、废名、穆旦、贾植芳等作家的全集或文集纷纷问世;有争议的人物的文集及其他资料也能够推出,如《周作人自编文集》、《周作人集外文》、《周作人年谱》、Ⅸ穆时英小说全集》等;Ⅸ胡适全集》、《郑振铎全集》、Ⅸ阿英全集》等收人了其译作,表现出对翻译文学的重视,《朱自清全集》等收人了日记,呈现出作家真实的心理轨迹。

史料学、文献学、版本学的学术价值越来越被现代文学界所认可,老中青几代人中都有学者从事这些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朱金顺《新文学史料学引论》、陈子善《捞针集陈子善书话》、刘福舂《中国新诗书刊总目》、金宏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等。

八是学科自省意识不断增强。

现代文学发端于对传统文学的质疑、对峙,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当现代文学成为一门学科之后,对象的属性反射到研究中来,内化为学科的一种品格。所以,当思想获得解放之后,现代文学界在开拓创新的进程中,时时反顾,不断自省。

1982年9月至1983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受教育部委托举办的现代文学进修班上,唐弢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王瑶的《关于现代文学的民族传统问题》、樊骏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等报告,表现出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清醒的自省意识。《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推动了学科自省意识的发展。此后,不仅有了形式多样的“重写”实践,而且回顾学科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著述不断问世。微观的有关于作家作品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涉及作家至少有60人,其中尤以鲁迅最为突出,专著有十种以上,如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杜一白《鲁迅研究史稿》、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徐鹏绪《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王吉鹏等关于鲁迅小说、杂文、散文诗研究、鲁迅和外国文化、中国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梳理。介乎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回顾总结,对文体、话题、报纸、杂志、社团、流派、思潮等方面的研究均有涉及。宏观性的学科总结也推出多部专著,如许怀中《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史论》,冯光廉、谭桂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刘勇《现代文学研究》,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黄修己、刘卫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等。

三现代文学学科面临的任务与挑战

现代文学学科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成果积累相当厚重,仅文学史著作就有260种以上,博士论文不少于1000篇。学科队伍内外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景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担忧或质疑。有人担心,在三四十年的时段上聚集着三四千人的研究队伍,学科人口密度在文学史研究中大概数一数二(平均一年一百人,每人均摊三四天),近年来又取得了如上所述的成绩,究竟这个学科还能坚持多久?也有人把近年来价值失衡、道德滑坡的根源归结为传统文化的失落甚至颠覆,而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始作俑者,甚至有人提出,中学教材中应该剔除白话文,而全面恢复文言文,因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全都承载于文言文之中。如此看来,现代文学不仅存在着学科内部亟须创新的压力,而且面临着来自外部的严峻挑战。

一个学科能否延续下去,主要的不是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大小(宇宙之大,细菌之微,都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也不在于已经积累了多少成果,而是在于对象是否具有研究价值,对象还有多大的探索空间,研究本身是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几千年的古代文学相比,现代文学虽然时段不长,但这是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前面承接着悠久的历史,后面贯通于活跃的当下,内部扎根于深厚的中华沃土,外面连接着广袤的异域文化。传统到现代没有断根,而是通过嫁接获取新质,经由创造增添活力;现代文学也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便戛然而止,而是注入到新中国的文化血脉之中,对几代人乃至未来都有深远的影响。文言文学承载着古代文明,而现代白话文学则承载着对传统革故鼎新的现代文明。这样一种文学,怎么可能失去研究的价值呢?新文学诚然高举过反传统的旗帜,但新文学并非如以前所误解的那样是所谓彻底反传统,而是对传统加以分析,有批判也有认同,有摒弃也有继承,有改造也有创新,况且现代文学史上并非仅此一家,在新文学阵营之外,还有传统文学阵营,在新文学阵营内部,有激进派,也有保守派,还有折中派。当下的价值失衡、道德滑坡原因十分复杂,决不能让现代文学背黑锅。

比起外部的挑战来,更严峻的考验是来自内部的压力。有了成绩容易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形成惰性,大量重复性的、泡沫化的“成果”就是证明。要想保持学科的旺盛生命力,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开拓视野,苦练内功,夯实基础,具体来说要在如下三个方面加强建设:

一是强化历史性。

历史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其本身具体而鲜活。而目前所见的多数文学史著作,在梳理过程中,舍去了丰富的细节,使文学史变成千巴巴的几条筋。这固然有写法问题,但根源在于文学史观。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述,首先是要告诉读者现代文学是怎样一种存在状态,然后才是总结经验教训、提炼发展规律。这就需要发掘历史原生态,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细节,以使文学史丰满起来。譬如:作家的生计与文学的生产流通处于怎样的关系,报纸、杂志等媒体在文学创作与传播中起到了哪些作用,经典作品的发行量究竟有多少,不同层面的读者是怎样接受现代文学的,现代文学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效应,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何种地位,等等,都需要以真实的细节来说明。

历史叙述,不仅要有丰富的历史事实,而且应该梳理出历史发展的线索,对文学现象做出分析与评价。如果说选择本身已经能够见得出编著者的历史态度的话,那么,梳理与分析评价更能显示出编著者的历史眼光。在这方面,实事求是应该成为基本准则,但这一准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譬如,迄今许多著作都把左翼文学称为30年代(文学史上通常指1927-1937年)文学主潮,事实果真如此吗?当时,左翼文学确实十分活跃,有左翼作家联盟及其分会,有鲁迅、郭沫若、茅盾、洪深、田汉等知名作家,有《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有《子夜》等影响广泛的作品,并且一些非左翼作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带有左翼色彩的作晶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左翼文学当时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利,也缘于其政治背景的需要,不能不大造声势,若论声势,左翼确实相当可观。但是,确认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主潮,主要凭借的不应是声势,而应是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建树及其影响。30年代,非左翼的民主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思潮,无论是作家阵容与地域覆盖面,还是理论建树与创作成就,都不比左翼思潮逊色。从刊物来看,《新月》、《现代》、《论语》、《文学季刊》、《文季月刊》、《大公报·文艺》等,虽然其中也发表左翼作家作品,但总体来看,仍属于非左翼刊物,从代表作家来看,小说方面有叶圣陶、许地山、张恨水、巴金、老舍、李劫人、废名、沈从文、师陀、萧乾、施蛰存、穆时英等,戏剧方面有曹禺、李健吾等,诗歌方面有徐志摩、闻一多、冯至、孙大雨、饶孟侃、陈梦家、朱湘、方玮德、戴望舒、卞之琳等,散文方面有周作人、林语堂、何其芳、李广田、缪崇群、陆蠡等,理论方面有梁实秋、朱光潜等,其阵容、成就及影响,无疑要超过左翼。诚然,左翼文学在社会解放题材的幅度与深度及文学大众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显著的贡献,但从整体上看来,30年代文学基本上还是沿着五四文学开辟的道路向前推进,人性解放、个性解放与国民性剖析占主要地位。即使抗战爆发以后,民族解放成为时代大潮,堪称经典的作品大多还是出自上述主体题材。1949年以后的文学格局固然可以追溯到始于20年代后期的左翼文学,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社会历史的进程,不能用1949年以后左翼的升帐挂帅来“追认”30年代的左翼主潮。如果一定要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寻绎出一个主潮的话,那么不妨说左翼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共同构成了社会解放、个性解放与民族救亡交织并进的30年代文学主潮。

现代文学是在民国背景下诞生、发展起来的,而过去较多地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忽略了民国史,现在这一问题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今后当加强现代文学史与民国史的关联性研究。

抗战正面战场文学的研究刚刚起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诸如:1.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对战区文化工作的总体部署,各个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其下属军师的文化工作,《阵中日报》等战区报刊的文学副刊及相关版面,战区演出、出版等活动,正面战场文学作品在大后方的发表、出版与评论。2.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3.正面战场题材的作品,可分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也可分战区,分兵种(陆军、空军、海军),还可以分战役(22次会战、重要战役等)。4.作家创作、新闻报道、政府表彰与民间传说中的抗战英烈叙事,包括高级将领叙事。5.前方与后方、战略与政略的关系。6.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7.正面战场文学与日本侵华战争文学的比较。8.中国正面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关系。9.正面战场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比较。10.正面战场文学的文体、风格等。为了推进研究,有必要搜集、整理、编选出版一套多卷本的《正面战场文学总集》,同时加强对正面战场相关文物——墓碑、墓志铭、纪念碑、英烈祠堂、对联、书信、日记等——的调查与研究。

只有解放思想,拓展视野,切实努力,才能全面把握正面战场文学的基本风貌与审美特征,进而绘出完整的抗战文学地图,并藉此增进对抗日战争的认识。这样,才能不辜负文学史研究的学术使命,也才能无愧于历史和未来。

二是保持文学性。

过去文学史被政治化,近来又面临着文化史、思想史的压力,仿佛只有在文化的广阔原野上任意驰骋,才显得气魄宏大,似乎只有言必称思想史,才见得出眼光的深邃。文学史固然要关注制约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文学所表现的社会文化内涵、精神世界,但既然是文学史,就不能写成社会史、文化史与思想史。现代文学史最应关注的现象应该是作家作品,应该有创作现象的生动描绘,点出经典作品的神韵所在,说出现代文学较之传统文学在艺术形式、审美情趣等方面增添了哪些新质,较之同时代外国文学显示出哪些民族性特征,现代文学在艺术上存在哪些问题,等等。文学史叙述的笔墨最好也应该有一点文学色彩,通史在司马迁等史学大家笔下尚且能够写得有声有色,为什么现代文学史著作反倒失去文学的灵气与韵味,板着一副枯涩的面孔呢?

三是坚持民族性。

在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声浪逼促下,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有增无减,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态势愈加明显,无论是心理需求还是文化建设,都不能不向民族传统回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渐呈上升之势。传统文化同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今后将会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并将成为一种普遍的背景意识。

博士论文选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文学学科的演进历程,从中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就文类来看,目前的选题仍受现代纯文学观的局限,而如果以杂文学观或大文学观来看,还有一些文学现象应该注意,如戏曲文学、口传文学、民间碑铭、楹联及带有文学性的通电、政府文告等。就方法论来看,对海外学术方法运用较多,其中不乏简单化的照搬、不合国情的错用等问题;而对中国传统学术方法,如版本学、目录学、考证学等运用较少,中外方法的融会创新明显不足。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颇受海外思潮影响,正负效应均很明显,亟须总结。拿负面效应来说,中国本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从秦代起,中国即是多民族一体的国家,后来虽然屡有变迁,但多民族一体的民族国家性质始终如一,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绵延几千年的帝制,但帝国时代的国家版图基本上得以维系,这与欧洲随着帝国的解体、民族国家纷纷诞生的情形截然不同。可是,一些学者丝毫不顾国情,认定“民族国家”概念前卫,便拿来任意搬用。譬如,有人把新中国的诞生视作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历史的开始,有人似乎“宽容”了一点,把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开端提前到辛亥革命,等等。再如“想象共同体”概念,本来是安德森在“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考察的结论之一,而我们有些学者拿来套用,说中国也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如此等等,已经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认真总结与清理海外思潮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已经迫在眉睫,今后一段时间,将成为现代文学乃至整个学术界的前沿问题。

现代文学学科因其承载的社会使命、学术使命与教育使命,一直在整个人文学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2006年至2009年,四年间共有119项现代文学课题获得社科基金立项,在一级学科中国文学里,年均占25%,其重要性的公认度可见一斑。对于现代文学学科,我们完全不必自卑、自馁,而是有理由相信:现代文学研究在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有更大的发展,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对话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