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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与中国文学史

2009-12-01 09:12:24 《文学评论》 2009年6期

曾枣庄

内容提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得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凡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皆可称文学。中国史学特别发达,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章体等不同史书体裁。撰写中国文学史,要参考外国文学史的写法,但作为史书之一的中国文学史,亦要参考中国史书的写法。

两方文论与中国现当代文论以诗歌、文学散文、小说、戏剧为文学作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得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不能照搬西方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概念。

先秦、两汉,文学的含义较广,兼有文章、博学之义,文学、史学、哲学、法学都囊括在内,几乎等同于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含义逐渐接近后世的泛文学观念,渐有文笔之分,刘勰讲得很明确:“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萧统《文选序》区别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他的文学观实为中国古代泛文学观的代表: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指周、秦、汉、魏、晋、宋、齐),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以翦裁?老、庄之作,管、盂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缛,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至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尔。这篇《文选序》的内容很重要,他编选此书的目的是“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这是明代全文总集出现以前,总集的共同特点,都是选本式总集;选文标准是“以能文为本”,专收“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堪称文学作品者;根据这一标准,他不收经书,即“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不收子书,即老、庄、管、孟之作,史书只收赞论之有文采者,不收谋夫辩士之论。可见他已初步明确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界限,而其《文选》只选“能文”的作者和富有文采的作品。所以在《文选》中,多选辞藻华丽、声律谐婉的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诗歌也主要选富有文采的颜延之、谢灵运等人的作品,而陶渊明自然平易的作品人选较少。《文选序》又云:“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也就是说,《文选》是分体分类编排,各类之文又以时代先后为序。他把所选的诗文分为赋、诗、骚、七等三十九体;每体又按题材内容分若干小类。

此书的泛文学观念成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宋初李昉等奉毂编纂的《文苑英华》、姚铉编纂的《唐文粹》、南北宋之际吕祖谦编纂的《皇朝文鉴》、元苏天爵编纂的《元文类》皆沿其波,收文范围及其文体分类,都大体遵循萧统的泛文学观念,不论何种文体,只要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美文,都视作文学作品。直至清人编《古今图书集成》,其《文学典》也是沿用这种泛文学观念。现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其文学观念同样是泛文学观念。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影响较大的一部选本,它就收有奏议,如李斯《谏逐客书》;札子,如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封事,如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表,如诸葛亮《出师表》、曹植《求自试表》;移文,如孔稚圭《北山移文》;檄文,如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奏状,如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墓志铭,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碑,如陆龟蒙《野庙碑》、苏轼《韩文公庙碑》;阡表,如欧阳修《泷冈阡表》。按西方和当代的文论,这些文体都不属文学作品,但据“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传统的泛文学观,这些却不失为文学名作。

关于如何编写中国文学史,多年来争论不休,为此还专门开过几次专题研讨会。新出版的几种文学史,似乎也不尽如人意。中国史学最发达,作为史书之一的中国文学史,可否从中国史书的编法得到一些启发呢?

中国最早的史书为编年史,以时间为顺序,按年月日编写。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为《竹书纪年》,此书早已失传,仅有辑本传世。今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是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整理而成的《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文字简短,寓有褒贬之义,被誉为《春秋》笔法。解释《春秋》的有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此后的《汉纪》、《后汉纪》、各朝起居注、实录、正史中的本纪,均用编年体。《春秋》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为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宋以前的编年通史。西方哲人说过,历史的就是逻辑的。以时间为序,以年月日为序来撰写文学史,也许最能反映文学的发展脉落。只是中国古代的各体史书,特别是编年体史书,都详于政治、军事,略于经济、文化,包括文学。文学史当然要详于文学,按中国传统的泛文学观念,举凡诗、文(包括辞赋、四六、散文和韵文)、词、诗话、词话、文话、小说、戏剧、文学性笔记都属于文学史的研究范围。

近几十年也出版过几种文学编年史,除早年的二三种较为严谨外,近年出版的一些大部头文学编年史,却给人以粗制滥造之嫌,在史料收集、史实考订、年月编排等方面似乎很少花功夫。不但史实错误百出,而且把有编年校注本的的作品,不论其重要与否,不惜全部列上,徒充篇幅,根本不愿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上下功夫。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是“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嫠……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要撰写中国文学编年史,似应学习这种精神。

中国史书的又一种写法为纪传体,这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各朝为前代修史都用纪传体,成为“正史”。

其体例是以“本纪”记皇帝事迹兼记国家大事,具有编年体史书的性质,以“世家”记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以“表”编系年代、世系及人物;以“书”或“志”记载典章制度,而其主体为“列传”,记载各种人物、民族及外国情况。

孙甫《唐史论断序》批评“司马迁修《史记》,破编年体,创为纪传,盖务便于记事也。记事便则所取博,故奇异细碎之事皆载焉。虽贯穿群书,才力雄俊,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则乱杂而不明矣”;又批评纪传体“一事分为数处”:“纪传所记处,前后屡出,比于编年则文繁”;并失年

代之序:“《尚书》虽不谨编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业,固载于《尧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载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犹是焉。迁以人臣谋议功勋,与其家行细事杂载于传中,其体便乎?复有过差邪恶之事以召危乱,不于当年书之以为深戒,岂非失之大者”?但他也不赞成“史之体必尚编年,纪传不可为”的说法,认为“为史者习尚纪传久矣,历代以为大典,必论之以复古则泥矣。有能编列君臣之事,善恶得实,不尚僻怪,不务繁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虽为纪传亦可矣。必论其至,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

中国纪传体史书中,《史记》、《汉书》设有《儒林传》,《后汉书》还在《儒林传》外设有《文苑传》,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以作家为中心的文学史,以后的纪传体史书大体仿此,加上其它一些单独列传的著名作家,实为中国断代纪传体文学史。《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中的《文学名家列传》则可视为通代纪传体文学史。这些文学家传的内容基本上由作家生平、文学名篇及评论(论赞,详后)组成,作家生平一般都较简明,评论更为精要,而列举文学名篇则不惜篇幅,往往整篇引用。有些作者没有文集传世,其文学名篇往往赖《文苑传》得以保存,如《宋史》卷四五八《张俞传》所载其妻蒲芝的《白云张先生诔》。张俞字少愚,益州郫县(今属四川)人。屡试进士不第。隐居青城山白云溪,朝廷屡召不就,杜门著书。其妻蒲芝亦贤而有文,中州士大夫闻其兄、妹、夫均能文,以比汉代班固、班昭和马融。张俞卒,蒲芝作此诔,《宋史张俞传》载其全文:高视往古,哲士实殷。施及秦汉,余烈氛氲。挺生英杰,卓尔逸群。孰谓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云隐君。尝日丈夫,趋世不偶。仕非其志,禄不可苟。营营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实多艰。穷亦自固,困亦不颠。不贵人爵,知命乐天。脱簪散发,眠云听泉。有峰千仞,有溪数曲。广成遗趾,吴兴高躅。疏石通径,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昼游夜息。岭月破云,秋霖洒竹。清意何穷,真心自得。放言遗虑,何荣何辱。孟春感疾,闭户不出。岂期遂往,英标永隔。抒词哽噎,挥涕执澜。人谁无死,惜乎材贤。已矣吾人,呜呼哀哉!此诔歌颂了张俞“禄不可苟”,“穷亦自固”的人品,生动描写了他“脱簪散发,眠云听泉”的隐逸生活,抒发了自己“抒词哽噎,挥涕汛澜”的哀伤之情,是一篇文情并茂、不可多得的诔词。读了这样的作品,可否对由作家、作品所组成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少点非议呢?

直至近现代,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才出现了用章节标题的文学史。但时间过去了一百余年,大家对这样的文学史也不太满意,说它们是作家、作品汇编。但离开了作家、作品,还有什么文学史呢?我不研究西方文学,不知道西方文学史的具体写法。手中正好有一本美国哈佛大学文学院教授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的《文学史纲》,这实际是一部简明的世界文学史。书前简介说:“《文学史纲》是他历时四年完成的文学经典,作者也因此书享誉文坛。……作者把几千年来影响西方的伟大文学家、重要的文学著作及其时代背景描写得一清二楚。”翻翻它的目录就不难看出,此书内容确实如是。如第三章为“神秘的东方文学: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波斯”,其论孔子云:“他的学生和信徒们对他极为尊敬,奉若神明,很多以孔子署名的书籍的作者实际上就是这些人写的(显然指《论语》之类)。当然,这些书籍中的丰富智慧是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的。”论李白,还引了他的《怨情》的译文和原文:“美人卷珠帘,深坐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并评论道:“这首小诗让我们窥见了李白的人性和悠雅。”其他各章对各代各国文学史的写法也没有离开“伟大文学家、重要的文学著作及其时代背景”,与中国古代《文苑传》的写法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同。

南宋产生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这就是纪事本末体,以重大历史事件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事件的时间顺序撰写。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为补Ⅸ资治通鉴》史事分散之不足而作。

杨万里《袁机仲通鉴本末序》云:“予每读《通鉴》之书,见其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吕祖谦《书袁机仲国录通鉴纪事本末后》云“《通鉴》之行,百年矣,综理经纬,少或知之,习其读而不识其纲,则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矣。”正因为纪事本末体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便于了解史事首尾。故仿效者很多。除袁枢撰有《通鉴纪事本末》外,章冲还编有《左氏传事类始末》,谢谔《左氏传事类始末序》云:“谔幼年于诸书爱《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穷其本末,或翻一二叶或数叶,或展一二卷或数卷,唯求指南于张本。至其甚详则张本所不能尽,往往一事或连日累旬不得要领。况掣肘于他书他事,则力有不专,自长至老,应桑蓬于四方物色,办此者为谁氏?近收天台使君章冲茂深书,且以《左氏事类本末》为寄,于是恍然见所未见。盖《春秋》之法,年为主而事系之,使君之法事为主而年系之,以事系年而事为之碎,以年系事而事为之全,二者不可一废。纪年也,故以事系而年全·纪事也,故以年系而事全。事系年而年全者,史法也是年系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乃相为表里欤?”一般只知袁枢创纪事本末体,从此序可知,同时的章冲亦创有此体。

纪年体以年为主而事系之,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而年系之,解决了“事以年隔,年以事析”的问题。编年体以时为经,纪传体以人为经,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经,三者皆不可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故现已形成完整的系列,有《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我们编写文学史,能否把中国史书的这三种写法结合起来呢?对文学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文学事件、文学结社(流派),有的跨时较长,涉及的人物较多,按以时为纲的编年体或以人为纲的纪传体来撰写,都将支离破碎,只有用纪事本末体的写法才能把这些内容叙述得眉目清楚。如江西诗派是宋代十分重要的诗歌流派,统治南北宋诗坛将近百年,涉及的诗人数以百计。无论按时还是按人都将很分散,而按纪事本末体则可解决这一问题。近百年流行的章节体文学史,实际上借鉴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写法。

纪传体史书往往以“书”或“志”记载典章制度。与此相类,中国还有一种典章类史书即所谓十通,记载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的有关体制。

文学也有自己的体制,这就是文体,诗文词曲的各种体裁,如诗之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古体、近体。文的辞赋,如骚体辞、汉赋、骈赋、律赋、文赋·骈体四六的制、诏、表、启,散文的论、记、书、序、题跋,

诗词以外的各种韵文如箴、铭、赞、颂、哀祭文之类。

古人十分重视文体研究,先秦两汉论及文体者已不少,魏晋南北朝以后更多,如三国时曹丕《典论·论文》论及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体;晋人陆机《文赋》论及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体;《文心雕龙》五十篇有二十一篇专论文体,论及骚、诗、乐府、七、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谜语)、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三十余体,是中国文体学成熟的标志。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所论,既指五七言等诗歌体裁,又指诗歌风格,包括以时而论的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祜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的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韦苏州体、韩昌黎体、柳子厚体、李商隐体、卢全体、白乐天体、元白体、杜牧体、张籍王建体、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杨诚斋体;以总集而论的选体、玉台体、西昆体、香奁体、宫体。这是宋人对文体学的巨大贡献。清代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其《文学典》共四十九部,除文学总部为文艺理论和文学名家列传外,其他四十八部皆论文体,可说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集大成。

可惜近百年来的各种文学史对文体很少重视,即使专体文学史,如诗史、词史、散文史之类,也只注意这种文体的名家名篇,对诗、词、文等各种体裁本身及其演变同样很少论及。撰写文学史应对各个时代的文体论及其演变给予适当的篇幅。

前面我们分别论述了中国各体史书对撰写文学史的借鉴意义,中国历代的作家作品难以数计,不可能一一列举。下面以贾谊为例,来具体看看各体史书是怎样记载贾谊的。

史书有以二人或多人合传的,司马迁的《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即属合传。其中的《贾生列传》叙述贾谊生平只有七百字左右,而引《吊屈原赋》、《鵩鸟赋》逾一千字。末为“太史公曰”,是合论屈原与贾谊:“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鹏)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读贾谊《吊屈原赋》,怪屈原不该自沉汨罗江以死,但读了他的《鵩鸟赋》,才感到屈、贾二人皆“同死生,轻去就”。这不仅是对贾谊二赋的评价,也是对屈、贾二人人品的评价。

前人谓班固《前汉书》多抄自《史记》,但卷四八的《贾谊传》,记事、引文都有很多补充,篇幅大大超过《史记》的《贾生列传》。

一是“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僚,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接着全文引用了贾谊的《论时政疏》。

二是“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故贾谊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自宁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后分代为两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小子胜则梁王矣。后又徙代王武为淮阳王,而太原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居数年,梁王胜死,亡子。谊复上疏”,接着全文引用了他的《请封建子弟疏》,“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抚其民。”

三是“时又封淮南厉王四子皆为列侯,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接着引用了他的《谏立淮南诸子疏》。《史记·贾生列传》载此事:“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但未引《谏立淮南诸子疏》。

四是补充贾谊死后与贾谊有关的的一些事件:“后四岁,齐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后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吴、楚、赵与四齐王合从举兵,西向京师,梁王扦之,卒破七国。至武帝时,淮南厉王子为王者两国亦反,诛。孝武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贾嘉最好学,世其家。”这些补充很重要,其言虽未尽用于生前,但在他死后,也不得不采纳他的主张,证明贾谊确实是富有远见的政论家,历史的发展正如其《请封建子弟疏》、《谏立淮南诸子疏》所言。

末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其内容远比《史记》的“太史公日”丰富,赞贾谊有伊尹、管仲之才。惜其主张生前为庸臣所沮,而死后“略施行矣”批评其某些主张为术迂疏。《汉书》与《史记》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全文收录了他的一些既有文采,又富有远见卓识的奏疏,这才是贾谊的全貌。这就难怪宋人郑樵《通志》卷九七《列传》所录为《前汉书·贾谊传》,而不是Ⅸ史记·贾生列传》。

《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所载贾谊事迹,基本上皆沿袭《史记》和《前汉书》,所引贾谊文几乎都是政论、奏疏,二书皆未引其赋。因此,对撰写文学史来说,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远没有纪传体史书的《文苑传》大,但在方法论上都各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