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枣庄

内容提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得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凡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皆可称文学。中国史学特别发达，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章体等不同史书体裁。撰写中国文学史，要参考外国文学史的写法，但作为史书之一的中国文学史，亦要参考中国史书的写法。

一

两方文论与中国现当代文论以诗歌、文学散文、小说、戏剧为文学作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得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不能照搬西方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概念。

先秦、两汉，文学的含义较广，兼有文章、博学之义，文学、史学、哲学、法学都囊括在内，几乎等同于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含义逐渐接近后世的泛文学观念，渐有文笔之分，刘勰讲得很明确：“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萧统《文选序》区别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他的文学观实为中国古代泛文学观的代表：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指周、秦、汉、魏、晋、宋、齐)，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以翦裁?老、庄之作，管、盂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缛，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至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尔。这篇《文选序》的内容很重要，他编选此书的目的是“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这是明代全文总集出现以前，总集的共同特点，都是选本式总集；选文标准是“以能文为本”，专收“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堪称文学作品者；根据这一标准，他不收经书，即“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不收子书，即老、庄、管、孟之作，史书只收赞论之有文采者，不收谋夫辩士之论。可见他已初步明确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界限，而其《文选》只选“能文”的作者和富有文采的作品。所以在《文选》中，多选辞藻华丽、声律谐婉的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诗歌也主要选富有文采的颜延之、谢灵运等人的作品，而陶渊明自然平易的作品人选较少。《文选序》又云：“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也就是说，《文选》是分体分类编排，各类之文又以时代先后为序。他把所选的诗文分为赋、诗、骚、七等三十九体；每体又按题材内容分若干小类。

此书的泛文学观念成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宋初李昉等奉毂编纂的《文苑英华》、姚铉编纂的《唐文粹》、南北宋之际吕祖谦编纂的《皇朝文鉴》、元苏天爵编纂的《元文类》皆沿其波，收文范围及其文体分类，都大体遵循萧统的泛文学观念，不论何种文体，只要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美文，都视作文学作品。直至清人编《古今图书集成》，其《文学典》也是沿用这种泛文学观念。现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其文学观念同样是泛文学观念。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影响较大的一部选本，它就收有奏议，如李斯《谏逐客书》；札子，如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封事，如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表，如诸葛亮《出师表》、曹植《求自试表》；移文，如孔稚圭《北山移文》；檄文，如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奏状，如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墓志铭，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碑，如陆龟蒙《野庙碑》、苏轼《韩文公庙碑》；阡表，如欧阳修《泷冈阡表》。按西方和当代的文论，这些文体都不属文学作品，但据“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传统的泛文学观，这些却不失为文学名作。

二

关于如何编写中国文学史，多年来争论不休，为此还专门开过几次专题研讨会。新出版的几种文学史，似乎也不尽如人意。中国史学最发达，作为史书之一的中国文学史，可否从中国史书的编法得到一些启发呢?

中国最早的史书为编年史，以时间为顺序，按年月日编写。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为《竹书纪年》，此书早已失传，仅有辑本传世。今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是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整理而成的《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文字简短，寓有褒贬之义，被誉为《春秋》笔法。解释《春秋》的有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此后的《汉纪》、《后汉纪》、各朝起居注、实录、正史中的本纪，均用编年体。《春秋》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为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宋以前的编年通史。西方哲人说过，历史的就是逻辑的。以时间为序，以年月日为序来撰写文学史，也许最能反映文学的发展脉落。只是中国古代的各体史书，特别是编年体史书，都详于政治、军事，略于经济、文化，包括文学。文学史当然要详于文学，按中国传统的泛文学观念，举凡诗、文(包括辞赋、四六、散文和韵文)、词、诗话、词话、文话、小说、戏剧、文学性笔记都属于文学史的研究范围。

近几十年也出版过几种文学编年史，除早年的二三种较为严谨外，近年出版的一些大部头文学编年史，却给人以粗制滥造之嫌，在史料收集、史实考订、年月编排等方面似乎很少花功夫。不但史实错误百出，而且把有编年校注本的的作品，不论其重要与否，不惜全部列上，徒充篇幅，根本不愿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上下功夫。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是“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嫠……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要撰写中国文学编年史，似应学习这种精神。

三

中国史书的又一种写法为纪传体，这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各朝为前代修史都用纪传体，成为“正史”。

其体例是以“本纪”记皇帝事迹兼记国家大事，具有编年体史书的性质，以“世家”记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以“表”编系年代、世系及人物；以“书”或“志”记载典章制度，而其主体为“列传”，记载各种人物、民族及外国情况。

孙甫《唐史论断序》批评“司马迁修《史记》，破编年体，创为纪传，盖务便于记事也。记事便则所取博，故奇异细碎之事皆载焉。虽贯穿群书，才力雄俊，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则乱杂而不明矣”；又批评纪传体“一事分为数处”：“纪传所记处，前后屡出，比于编年则文繁”；并失年

代之序：“《尚书》虽不谨编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业，固载于《尧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载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犹是焉。迁以人臣谋议功勋，与其家行细事杂载于传中，其体便乎?复有过差邪恶之事以召危乱，不于当年书之以为深戒，岂非失之大者”?但他也不赞成“史之体必尚编年，纪传不可为”的说法，认为“为史者习尚纪传久矣，历代以为大典，必论之以复古则泥矣。有能编列君臣之事，善恶得实，不尚僻怪，不务繁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虽为纪传亦可矣。必论其至，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

中国纪传体史书中，《史记》、《汉书》设有《儒林传》，《后汉书》还在《儒林传》外设有《文苑传》，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以作家为中心的文学史，以后的纪传体史书大体仿此，加上其它一些单独列传的著名作家，实为中国断代纪传体文学史。《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中的《文学名家列传》则可视为通代纪传体文学史。这些文学家传的内容基本上由作家生平、文学名篇及评论(论赞，详后)组成，作家生平一般都较简明，评论更为精要，而列举文学名篇则不惜篇幅，往往整篇引用。有些作者没有文集传世，其文学名篇往往赖《文苑传》得以保存，如《宋史》卷四五八《张俞传》所载其妻蒲芝的《白云张先生诔》。张俞字少愚，益州郫县(今属四川)人。屡试进士不第。隐居青城山白云溪，朝廷屡召不就，杜门著书。其妻蒲芝亦贤而有文，中州士大夫闻其兄、妹、夫均能文，以比汉代班固、班昭和马融。张俞卒，蒲芝作此诔，《宋史张俞传》载其全文：高视往古，哲士实殷。施及秦汉，余烈氛氲。挺生英杰，卓尔逸群。孰谓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云隐君。尝日丈夫，趋世不偶。仕非其志，禄不可苟。营营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实多艰。穷亦自固，困亦不颠。不贵人爵，知命乐天。脱簪散发，眠云听泉。有峰千仞，有溪数曲。广成遗趾，吴兴高躅。疏石通径，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昼游夜息。岭月破云，秋霖洒竹。清意何穷，真心自得。放言遗虑，何荣何辱。孟春感疾，闭户不出。岂期遂往，英标永隔。抒词哽噎，挥涕执澜。人谁无死，惜乎材贤。已矣吾人，呜呼哀哉!此诔歌颂了张俞“禄不可苟”，“穷亦自固”的人品，生动描写了他“脱簪散发，眠云听泉”的隐逸生活，抒发了自己“抒词哽噎，挥涕汛澜”的哀伤之情，是一篇文情并茂、不可多得的诔词。读了这样的作品，可否对由作家、作品所组成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少点非议呢?

直至近现代，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才出现了用章节标题的文学史。但时间过去了一百余年，大家对这样的文学史也不太满意，说它们是作家、作品汇编。但离开了作家、作品，还有什么文学史呢?我不研究西方文学，不知道西方文学史的具体写法。手中正好有一本美国哈佛大学文学院教授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的《文学史纲》，这实际是一部简明的世界文学史。书前简介说：“《文学史纲》是他历时四年完成的文学经典，作者也因此书享誉文坛。……作者把几千年来影响西方的伟大文学家、重要的文学著作及其时代背景描写得一清二楚。”翻翻它的目录就不难看出，此书内容确实如是。如第三章为“神秘的东方文学：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波斯”，其论孔子云：“他的学生和信徒们对他极为尊敬，奉若神明，很多以孔子署名的书籍的作者实际上就是这些人写的(显然指《论语》之类)。当然，这些书籍中的丰富智慧是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的。”论李白，还引了他的《怨情》的译文和原文：“美人卷珠帘，深坐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并评论道：“这首小诗让我们窥见了李白的人性和悠雅。”其他各章对各代各国文学史的写法也没有离开“伟大文学家、重要的文学著作及其时代背景”，与中国古代《文苑传》的写法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同。

四

南宋产生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这就是纪事本末体，以重大历史事件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事件的时间顺序撰写。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为补Ⅸ资治通鉴》史事分散之不足而作。

杨万里《袁机仲通鉴本末序》云：“予每读《通鉴》之书，见其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吕祖谦《书袁机仲国录通鉴纪事本末后》云“《通鉴》之行，百年矣，综理经纬，少或知之，习其读而不识其纲，则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矣。”正因为纪事本末体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便于了解史事首尾。故仿效者很多。除袁枢撰有《通鉴纪事本末》外，章冲还编有《左氏传事类始末》，谢谔《左氏传事类始末序》云：“谔幼年于诸书爱《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穷其本末，或翻一二叶或数叶，或展一二卷或数卷，唯求指南于张本。至其甚详则张本所不能尽，往往一事或连日累旬不得要领。况掣肘于他书他事，则力有不专，自长至老，应桑蓬于四方物色，办此者为谁氏?近收天台使君章冲茂深书，且以《左氏事类本末》为寄，于是恍然见所未见。盖《春秋》之法，年为主而事系之，使君之法事为主而年系之，以事系年而事为之碎，以年系事而事为之全，二者不可一废。纪年也，故以事系而年全·纪事也，故以年系而事全。事系年而年全者，史法也是年系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乃相为表里欤?”一般只知袁枢创纪事本末体，从此序可知，同时的章冲亦创有此体。

纪年体以年为主而事系之，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而年系之，解决了“事以年隔，年以事析”的问题。编年体以时为经，纪传体以人为经，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经，三者皆不可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故现已形成完整的系列，有《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我们编写文学史，能否把中国史书的这三种写法结合起来呢?对文学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文学事件、文学结社(流派)，有的跨时较长，涉及的人物较多，按以时为纲的编年体或以人为纲的纪传体来撰写，都将支离破碎，只有用纪事本末体的写法才能把这些内容叙述得眉目清楚。如江西诗派是宋代十分重要的诗歌流派，统治南北宋诗坛将近百年，涉及的诗人数以百计。无论按时还是按人都将很分散，而按纪事本末体则可解决这一问题。近百年流行的章节体文学史，实际上借鉴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写法。

五

纪传体史书往往以“书”或“志”记载典章制度。与此相类，中国还有一种典章类史书即所谓十通，记载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的有关体制。

文学也有自己的体制，这就是文体，诗文词曲的各种体裁，如诗之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古体、近体。文的辞赋，如骚体辞、汉赋、骈赋、律赋、文赋·骈体四六的制、诏、表、启，散文的论、记、书、序、题跋，

诗词以外的各种韵文如箴、铭、赞、颂、哀祭文之类。

古人十分重视文体研究，先秦两汉论及文体者已不少，魏晋南北朝以后更多，如三国时曹丕《典论·论文》论及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体；晋人陆机《文赋》论及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体；《文心雕龙》五十篇有二十一篇专论文体，论及骚、诗、乐府、七、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谜语)、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三十余体，是中国文体学成熟的标志。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所论，既指五七言等诗歌体裁，又指诗歌风格，包括以时而论的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祜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的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韦苏州体、韩昌黎体、柳子厚体、李商隐体、卢全体、白乐天体、元白体、杜牧体、张籍王建体、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杨诚斋体；以总集而论的选体、玉台体、西昆体、香奁体、宫体。这是宋人对文体学的巨大贡献。清代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其《文学典》共四十九部，除文学总部为文艺理论和文学名家列传外，其他四十八部皆论文体，可说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集大成。

可惜近百年来的各种文学史对文体很少重视，即使专体文学史，如诗史、词史、散文史之类，也只注意这种文体的名家名篇，对诗、词、文等各种体裁本身及其演变同样很少论及。撰写文学史应对各个时代的文体论及其演变给予适当的篇幅。

六

前面我们分别论述了中国各体史书对撰写文学史的借鉴意义，中国历代的作家作品难以数计，不可能一一列举。下面以贾谊为例，来具体看看各体史书是怎样记载贾谊的。

史书有以二人或多人合传的，司马迁的《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即属合传。其中的《贾生列传》叙述贾谊生平只有七百字左右，而引《吊屈原赋》、《鵩鸟赋》逾一千字。末为“太史公曰”，是合论屈原与贾谊：“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鹏)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读贾谊《吊屈原赋》，怪屈原不该自沉汨罗江以死，但读了他的《鵩鸟赋》，才感到屈、贾二人皆“同死生，轻去就”。这不仅是对贾谊二赋的评价，也是对屈、贾二人人品的评价。

前人谓班固《前汉书》多抄自《史记》，但卷四八的《贾谊传》，记事、引文都有很多补充，篇幅大大超过《史记》的《贾生列传》。

一是“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僚，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接着全文引用了贾谊的《论时政疏》。

二是“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故贾谊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自宁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后分代为两国，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小子胜则梁王矣。后又徙代王武为淮阳王，而太原王参为代王，尽得故地。居数年，梁王胜死，亡子。谊复上疏”，接着全文引用了他的《请封建子弟疏》，“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抚其民。”

三是“时又封淮南厉王四子皆为列侯，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接着引用了他的《谏立淮南诸子疏》。《史记·贾生列传》载此事：“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但未引《谏立淮南诸子疏》。

四是补充贾谊死后与贾谊有关的的一些事件：“后四岁，齐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后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吴、楚、赵与四齐王合从举兵，西向京师，梁王扦之，卒破七国。至武帝时，淮南厉王子为王者两国亦反，诛。孝武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贾嘉最好学，世其家。”这些补充很重要，其言虽未尽用于生前，但在他死后，也不得不采纳他的主张，证明贾谊确实是富有远见的政论家，历史的发展正如其《请封建子弟疏》、《谏立淮南诸子疏》所言。

末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其内容远比《史记》的“太史公日”丰富，赞贾谊有伊尹、管仲之才。惜其主张生前为庸臣所沮，而死后“略施行矣”批评其某些主张为术迂疏。《汉书》与《史记》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全文收录了他的一些既有文采，又富有远见卓识的奏疏，这才是贾谊的全貌。这就难怪宋人郑樵《通志》卷九七《列传》所录为《前汉书·贾谊传》，而不是Ⅸ史记·贾生列传》。

《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所载贾谊事迹，基本上皆沿袭《史记》和《前汉书》，所引贾谊文几乎都是政论、奏疏，二书皆未引其赋。因此，对撰写文学史来说，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远没有纪传体史书的《文苑传》大，但在方法论上都各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