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与救亡

2016-11-15曹明臣谢梅

科教导刊 2016年25期

曹明臣　谢梅

摘要在近代中国，救亡和启蒙一直是两个突出的课题。救亡与启蒙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救亡唤起了启蒙，救亡深化了启蒙；启蒙的目的是救亡，启蒙也会促进救亡。

关键词启蒙革命救亡

1 问题提出

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救亡和启蒙一直是两个突出的课题。二者是何关系？1986年，李泽厚在《走向未来》创刊号上发表题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论文。他在文中指出，五四时期，“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与“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的关系是“相互促进”、“一拍即合”、“彼此支援”、“相碰撞而又同步”。遗憾的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严峻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再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遭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批判。王元化认为，“把启蒙和救亡看成全然相克是不对的”。金冲及指出，“从根本上说，是救亡唤起启蒙，还是救亡压倒启蒙？我想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丁守和也谈到：“救亡唤起启蒙，启蒙是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杜文君进一步强调，“救亡压倒启蒙”说歪曲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题，改写了中国近代的全部历史”。彭明认为：“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科学和民主之外，排斥在启蒙运动之外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李良玉更是直接指出， “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是启蒙的逻辑发展，是它的必然趋势。”

以上这些批评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有的批评也不无偏差。那么，近代中国的救亡与启蒙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的救亡与启蒙之间的关系？首先就要明确界定救亡与启蒙本身的内涵。

2 概念解读

什么是救亡？李泽厚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但从概念的使用情况看，李泽厚的“救亡”至少有两种定义：一是指“爱国反帝运动”或“反帝政治运动”；一是指“革命”，或“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可见，李泽厚对救亡一词的使用极为随意，他把救亡与革命混为一谈，把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等等统统纳入救亡的范围。其实，救亡与革命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救亡是指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出现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面前，反抗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行为。对于革命的内涵，毛泽东作了科学的解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可见，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的政权。由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国内的反动统治阶级也是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而推翻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同时也打击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这就使得革命具有一定的救亡性质。但是，不能因此而将救亡与革命混为一谈。

什么是启蒙？在李泽厚那里，“启蒙”一词的含义是始终一贯的。他认为，“启蒙”就是在思想文化上“冲决各种传统网罗，‘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以取得自己个体的‘自由、独立和平等”。这种观点从反封建的思想和文化的理性批判上来理解启蒙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对“个体的‘自由、独立和平等”的理解。李泽厚认为，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内容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经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正因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文革之后人们便空前地怀念起五四弘扬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按照这种的理解，五四后“救亡压倒启蒙”未尝不可。但问题在于，李泽厚对启蒙的理解过于狭隘。在近代中国，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思想的宣传无疑属于启蒙的范畴，但启蒙的内涵绝不仅仅止于此。五四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分子用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思想向封建专制和蒙昧发起进攻，无疑也是属于近代中国启蒙的重要内容。

3 关系梳理

在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并非相互对立，二者同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重大课题，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首先，救亡唤起了启蒙，救亡深化了启蒙。

自鸦片战争开始，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日益成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最为严重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历史任务。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的各个阶级和阶层都纷纷登台亮相。在不断的失败中，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要借鉴吸收近代西方的先进思想武器，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正是由此而起。综观近代中国的历史，每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都是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戊戌维新运动就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开展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启蒙运动。严复指出：“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因此，维新派在戊戌时期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引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同时，维新派已经开始抨击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严复在《辟韩》一文中，尖锐的指出，君臣之伦“不足以为道之原”，他批评韩愈的《原道》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梁启超认为，“自秦以后君权日尊，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凡国事之应兴应革，民事之应损应益，君之所为应直谏犯颜者，而皆缄默阿谀为能，奴颜婢膝以容悦于其君，而‘名节二字扫地尽矣。至于今日，士气所以萎靡不振，国势所以衰，罔不由是。此实千古最大关键矣。”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无疑具有民主的启蒙意义。除维新派之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甲午战争后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宣传也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启蒙运动的范围。

李泽厚认为，五四后“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政治，又成了焦点所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传播和发展，危亡的局势和剧烈的革命使政治救亡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这无疑是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科学与民主之外，认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传播和发展打断了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这种观点不正确的。事实上，五四以后中国人对马列主义的接受、传播与发展，不仅属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也进一步深化了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取消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相反，给了反封建以更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接受、传播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伟大的思想武器，对中国封建思想文化开展了必以往更为有力的批判。

其次，启蒙的目的是救亡，启蒙必然促进救亡。

启蒙作为一种思想文化领域的现象，是由特定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并为之服务。近代西方启蒙运动发展的背景在于一方面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另一方面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封建主义的。启蒙的目的就是使人们从落后愚昧的中世纪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近代中国的启蒙与西方的启蒙有很大的不同。近代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其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最主要的矛盾决定了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历史任务。要救亡图存，就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离开万众一心的努力奋斗，就谈不上真正的救亡图存，救亡图存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如何获得亿万民众的支持？如何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救亡图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需启蒙以开民智，实现中华民族的觉醒。可见，在近代中国是救亡唤起了启蒙，启蒙的目的是为了救亡。近代中国的启蒙可以称之为“救亡型启蒙”或“启救亡之蒙”。甲午战争之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掀起的思想启蒙运动，直接源自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有着明确的救亡图存的目的；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与宣传，无疑也是一种救亡型启蒙。

鸦片战争之后，为了救亡而对西方各种思想武器的引进都应从属于启蒙的范畴。这种救亡型启蒙运动的发展也必然会促进救亡运动的进行。孙中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做过这样的评价：“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可以肯定，没有新文化运动在思想解放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就不可能有彻底的不妥协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没有五四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的接受与宣传，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是近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不仅仅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更使得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得以顺利解决。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不应将救亡与启蒙对立起来，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中国近代的救亡总是以启蒙为先导，而启蒙总是融入救亡运动之中。戊戌维新运动既是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又是伟大的民主启蒙运动；五四运动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这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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