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诺金

关于消费：我国消费率的变化趋势符合工业化过程中的规律性特征

通过对我国消费率的研究，我认为，当前我国消费率的变化趋势符合工业化过程中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规律性特征。因为随着经济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国民收入出现快速增长，人们的消费水平随着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会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没有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因此，这个时期往往是消费率下降、储蓄率提高的阶段，也是社会储蓄增多和国家积累能力增强的时期；而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拥有了足够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能力，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后，民众才能放心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消费率就会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目前，我国的经济正处于工业化的加速阶段。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推进，但尚未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的这个时期，我国的消费率存在下降趋势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加快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所必须的。没有低消费率，就没有高储蓄率；没有高储蓄率，就没有工业化加速的条件。超越这一规律，违背工业化加速的条件，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

我认为消费可以带来增长，这一看法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实上，根据1971～2001年间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消费率与其平均经济增长率的散点图，可以发现，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两者存在反向运动趋势。也即消费率越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高；而消费率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低，消费率较高的国家不利于保持较高增长水平。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反向运动趋势并不是线性的。当消费率位于76％～87％之间时，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平缓上升。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一同向运动趋势只是发生在5％以下的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区间中，即消费率的平缓上升并不能实现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当消费率大于87％的情况下，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再次趋于下降。因此，超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违背这种阶段性特征的规律作用，过分追求消费是损害经济增长的基础的。我国的低消费率恰恰是我国高储蓄率的形成原因，高储蓄率恰恰为我国加快工业化进程准备了条件。这才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较快的真正原因。

事实证明，人类在客观规律面前，还只能当学生。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只能通过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去扩大投资，加快工业化的进程，通过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我们的人民才有条件和能力提高自己的消费能力。我们不能超越规律去简单地提倡高消费，前些年来我们反复强调扩大消费的政策之所以失效，根源就在于此。对此，我们的政策还得回到客观规律的作用上来，从现阶段的国情出发，把低消费高储蓄看成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有利条件，把政策重点放到夯实和巩固扩大消费的更基础的工作上去，即扩大投资，加快我国的以人为本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

关于储蓄：储蓄率的提高是经济阶段演进的必然现象

储蓄率的提高是经济阶段演进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高储蓄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正常合理现象。

储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储蓄率的高低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快慢。不仅如此，高储蓄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我国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必要保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任务较为繁重，高储蓄实际上为我国加快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大好条件。为此，我们一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扩大就业；二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推进我国传统农村消费模式向现代城市消费模式的转化；三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解除我国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四是要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用好用活信贷，促进储蓄向投资和消费转化。

关于投资：我国应利用高储蓄率的有利条件继续扩大投资

一国投资率的高低不能简单地围绕投资率本身的同比或者环比来判断，也不能简单地用国际平均水平去比较，而应结合本国的国情特点，以储蓄率为参考。宏观经济均衡的条件是“储蓄=投资”。一国经济有多高的投资率，取决于它有多高的储蓄率。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一国投资率的高低，只能依据自身的储蓄率来确定，只要没有超过国内的储蓄率，再高的投资率也是安全的；相反，如果超过了储蓄率水平，投资率再低也不一定安全。1993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我国储蓄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但与储蓄率的上升速度相比，我国的投资率上升不及储蓄率的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缺口持续扩大。所以，基于储蓄率的判断标准，1993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我国当前大量的贸易和资本项目顺差，正是由于我国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过多的储蓄没有全部转化为投资的结果。因此，投资长期低于储蓄才是我国双顺差的来源，也是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深层的根本的原因。

国内投资与储蓄的失衡不仅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而且造成了国民福利的极大损失，也是我国宝贵储蓄资源的闲置。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宏观经济短期均衡，还是我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立足于我国目前投资与储蓄严重失衡的现实，通过标本兼治的办法去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为此，利用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完善投资体制、提高投资效率应该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势。

关于国际收支：国际收支顺差的过早出现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

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一方面是我国经济积极融入全球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上面讲到的，我国宏观经济中的核心问题——储蓄大于投资的反映与体现，并由出口导向的政策推动的。国际收支顺差的过早出现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在：国际收支“双顺差”引起外汇储备持续积累，导致流动性过多，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国际收支“双顺差”意味着我国对实际资源的对外让渡，其暴露出的粗放的贸易增长方式以及体制和结构问题更让人堪忧；国际收支“双顺差”加剧了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

从人均产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等角度衡量，我国当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却不符合有限逆差的一般国际规律，过早出现了高额顺差的现象，尤其是经常账户顺差，这实际上是将我国资源让渡给国外，而换回了巨额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投资渠道十分有限，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主要还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或部分公司债，相当于将当前国内消费或投资暂缓，借给外国使用，同时收益又因为汇率波动等原因无法得到保障。核心问题是，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并非投资过剩或者产能过剩，相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消费过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民间投资渠道不畅通，这些都需要加大国内投资予以解决。因此，过早的顺差超越了我国国情，将资本过早输出制约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应该采取措施，将资源真正运用到发展国内经济上来。

(摘自11月9日《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