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23日至25日，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主办，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承办的2009年重庆“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年会在重庆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博物(纪念)馆、图书馆、档案馆的70多位专家教授以及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重庆高校的部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与会学者以“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为主题，分别就“近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现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重庆文史资料整理与抗战文学研究”、“大后方、沦陷区、解放区文学史料整理及研究”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而充分的学术讨论与交流。

一文学史料工作的现状反思和未来发展方向

与会代表首先对目前文学史料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福舂研究员指出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史料重视不够以及相应的评价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强烈呼吁现当代文献学学科的独立。他认为，学科的成熟与史料研究的成熟是休戚相关的，现当代特别是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意识的不够限制了学科的发展，对史料的不够重视也导致了评价机制的不健全，史料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轻视；史料工作无疑也是研究，古典文献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现代文献学也应该独立出来，资料抢救在现代文献方面其实更为急迫，学科的不独立和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限制了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这种状况亟须改变。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阐述了目前史料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有些不可靠的史料已经被证实，但信息传递不畅，没有引起其它学者的关注，仍然在使用传播；90年代末至今文献文物的拍卖十分兴旺，其中就有很多新文学的书刊、手稿和档案资料被拍卖，新的文学史料通过拍卖的方式浮出历史地表，也给史料工作带来了新的难度；在对口述史的整理过程中，存在着方言引起的交流理解问题，增加了史料整理的困难；档案馆查阅的限制也影响着史料的开发搜集。上海鲁迅纪念馆王锡荣研究馆员探究了市场机制给史料研究带来的冲击，他把当下史料学的生存状况与“百家讲坛”的讲史热潮进行了对照，对当下史料学研究市场小、读者少的状况表示担忧。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新文学史料》主编管士光编审着重分析了市场经济境况和企业化运作条件下史料工作的出路和《新文学史料》的发展问题。他指出目前第一手老作家的资料越来越难发掘，收哪些和怎么收成为了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新文学史料》也面临着一个如何生存的问题，要兼顾科学研究与商业运营。他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义务和责任做好史料发掘和搜集工作，《新文学史料》要采用多渠道办刊的方针，把作者和出版社联系起来，和研究机构、高校互动起来，把刊物办得更好，使史料搜集整理工作有一个更好的阵地。

针对目前文学史料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与会代表提出了史料研究应该坚持的态度和方法。北京鲁迅博物馆陈漱渝研究员全面探讨了史料工作的识与德问题。他所说的“识”，指的是史料工作的方法问题，并以切身的经历、翔实的材料对冯友兰所概括的史料工作的“收集”、“审查”、“了解”、“选择”四步骤和相应的“全”、“真”、“透”、“精”四原则作了精彩的演绎和发挥。他所说的“德”，指的是史料工作的道德要求，他认为史料工作应该“存真求实”，为此史料工作者必须做到不伪造史料、不文过饰非、不怕打击报复。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陈福康教授通过讲述与郑振铎相关的一则藏书轶事，强调了史料工作中史德的重要性。管士光编审认为史料的收集、整理应本着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充分尊重历史，而史料的解读则应该在历史的背景下对前人给予同情的理解。《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张杰研究员指出史料研究应该坚持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历史主义的方法。陈子善教授对文学史料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希望文学史料工作能够有个新的拓展，上一个新的台阶，从文献学角度的校注进入到批评性的校读。刘福春研究员特别强调了文学史料工作的问题意识，分析了文学史料与问题意识相互依存的关系，指出不深入到史料中去就提不出问题，同时不带着问题来看史料也等同于白看。王锡荣研究员探讨了市场机制下史料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他认为史料研究有着良好的传统，但我们绝不能孤芳自赏，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使经院式的研究无法走向大众的情况下，如果借鉴一点当下讲史的方式，增强市场化操作的意识，对史料研究的推广也许会有所帮助。

在强调端正史料研究态度与创新研究方法的同时，与会代表就拓展史料研究领域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北京师范大学李怡教授以抗战时期四川省合川县的《大声日报》和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生导报》为例，呼吁加强对地方性文学报刊的整理和研究。他认为目前地方性文学报刊尚未得到有效的利用，加强对地方性文学报刊的打捞、整理和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可能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有研究格局中增加许多意外惊喜，得到许多的细节上的丰富，更在于从“地方性知识系统”建构的新角度和新立场上拓宽现代中国文化的研究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保生研究员则强调从档案材料与口头史料的角度，拓展史料研究的领域。他建议国家档案应该更加开放，口头史料也要加紧抢救。陈子善教授指出史料研究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从民国拓展到当代，以新的途径(如竞拍)出现的新的史料应该予以高度重视。中国社科院胡博副研究员转达了首都师范大学王景山教授的两点建议：抗战时期的期刊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抗战时期的地方报纸副刊值得进一步研究，高校校园文化和文学社团方面史料的研究也有待推进。

会议的东道主还对重庆抗战文史资料的整理情况进行了介绍。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主任靳明全教授简要介绍了基地的历史沿革、已有成果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抗战文献整理及研究的情况，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研究界的广泛合作。重庆市图书馆王志昆研究馆员介绍了重庆市图书馆的历史以及该馆抗战文史资料的馆藏情况，目前该馆馆藏的期刊和绝大部分图书已经数字化，该馆的下一步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后方抗战文献中心。重庆市档案馆唐润明研究馆员对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抗战历史档案现状进行了介绍，该馆最为珍贵的“陪都档案”达40余万卷，涉及到抗战时期中华民国方方面面的情况，其中也有散见于各卷的关于抗战文学方面的。

二从文学史料出发的近现代文学研究

与会代表不仅对文学史料工作的现状认真反思和未来发展方向积极展望，还从扎实的文学史料出发，对中国近现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报刊杂志、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近代文学方面，河南平顶山学院秦方奇教授将《豫报》创刊号上所刊的两则广告与鲁迅亲自撰写的《中国矿产志》和《中国矿产全图》一广告进行比对，认为这两则广

告实为《中国矿产志》初版本所刊广告的缩编版，很可能出自鲁迅之手。河南大学胡全章副教授根据自己搜集、研究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的情况，对其数量、发行量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以对清末民初京津白话报刊孕育的通俗小说作家徐剑胆创作情况的考证和分析为个案研究的实例，指出清末民初白话报刊新史料的发掘可能带来关于近现代中国文学的新认识、新见解。河南大学杨站军副教授则介绍了自己辑录、点校《蒋智由诗文集》的一些情况，力图给学界提供一本较好的《蒋智由诗文榘》，并对其诗歌创作作进一步的研究。

现代文学方面，复旦大学中文系张业松副教授对曹白的集外文进行了介绍：他试图通过对这些集外文的发掘，结合现有资料，串连起曹白文学生涯的全貌，为这位“鲁迅的最后一位抬棺人”、1949年后几乎完全从公众视野里消失的“七月派”代表作家勾勒一幅较为完备的文学图像。河南大学文学院刘进才教授以民国时期的国语教科书为依据，探讨了国语运动与现代儿童文学兴起之间的互动关系。西南大学文学院张武军博士从《几个重要问题》这篇未收入《鲁迅全集》的讲话说起，探讨了左翼文学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转变的复杂性。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中心廖久明副教授介绍了自己根据商长虹佚文《七月的危机》提供的线索收集到小册子《政治的新生》的经过，认为高长虹《政治的新生》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丰富高长虹的生平资料，填补他从1929年6月至1938年12月将近十年时间内生平资料上的空白，又能够为一些关于高长虹的“传说”提供间接证据。西南大学文学院胡安定博士通过对张恨水作品《过渡时代》和《艺术之宫》的文本细读，重新勾勒了其复杂的创作面貌，探讨了其创作转型问题。重庆师范大学朱丕智编审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认为新文学的标准原本是相对开放的，后来却逐步变异为革命现实主义的标准，文学研究应树立文学本位观念，不应该受到政治化或主旋律之类外在因素的规约，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雅与俗是可以转换的，不应该将通俗文学当作一个低一级的文类来看待。重庆社会科学院李勇研究员探讨了热心于政治的作家曹聚仁对两岸和平统一所作的贡献。

抗战文学特别是大后方抗战文学此次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更是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文学期刊与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关系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郝明工教授通过对陪都重庆文学期刊的全面研究，考察了抗战时期战时体制下的文艺政策以及文学活动的状况，他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为例，就陪都重庆的文学期刊在八年抗战期间出现的阶段性变化进行讨论，又按照把文学期刊划分为左、中、右的通常惯例，选取前期的《七月》、《春云》、《文艺月刊》和后期的《中原》、《时与潮文艺》、《民族文学》为例，考察了在抗战文学发展多元化的环境之中期刊的文学倾向及价值。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何瑶老师则以《抗战文艺》为中心，通过细读文本和整体考察，突破了传统的三分法，分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颇有创新性的见解。

战争对太后方抗战文学的影响也是会议研讨的一个热点。重庆师范大学李文平教授探讨了战争体验对现代作家心理和创作的影响。他通过对巴金《寒夜》创作缘由与小说文本的考察，对小说的主题进行了新的诠释，指出作品的主题并不主要是传统教科书所讲的揭露当时政府的腐败黑暗，而是揭示战争苦难。他还对目前通行的解放区、国统区等称谓提出质疑，认为这样的称呼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偏颇，不如称为根据地、大后方更符合历史事实。重庆师范大学刘静教授讨论了抗战时期重庆新诗的战时文化特征，认为抗日战争为重庆带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次诗歌的春天，而战争特殊的历史背景也为重庆新诗打上了深深的战时文化的烙印，而彰显出独特的战时文化特征。

还有代表将抗战文学的研究视野伸向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日据时期的宝岛台湾。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吕东亮老师分析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文学史意义。他认为“一日”体的新写作成为抗战语境中写作的样本，也成为民族意识建构的绝好途径，是一次成功的大众文学运动的实践。重庆三峡学院陶德宗教授则探究了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与中华抗战文学的关系，认为对日据时期台湾抗日文学的长期忽略，既导致了诸多文学史著作对抗战文学地图的描绘失之残破，也使不少研究论著对抗战文学的评析失之偏颇，因此研究抗战文学，应有完整的中华抗战文学视域，将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纳入抗战文学研究视野，将有利于我们重绘完整的中华抗战文学地图。

与会的一些青年学者表现出很大的探索勇气，他们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积极开拓抗战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段美乔副研究员提出了抗战时期的西南旅行记这一全新的话题，探究了其勃兴的状况、原因，对其学者散文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重庆师范大学王学振副研究员以史料证实民族文艺运动并未终止于30年代中期，而是在抗战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萌发出民主主义、启蒙主义、国际主义等新的质素，也因此与30年代初期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30年代中期的民族文艺运动区别开来。

总之，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必将进一步推进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对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制高点文学的研究，也做出了有益的学术贡献。

(李文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