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笑梅

内容提要新诗集序在中国新诗发生期的传播实践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着重对这一时期的新诗集序文加以考证，试图阐明新诗的成立除了自身观念、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还有赖于在传播、阅读及社会评价中不断扩散自己。继而论证新诗发生期的新诗集序文在阅读接受空间的开辟、受众的培养改造进而在新诗合法性的确立等方面的媒介价值，即主要是具有互文参阅性的信息源、褒扬劝服性的情感源和专业权威性的影响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体推进了中国现代出版业朝着全新的方向发展，出版业也承担着重铸新文化国魂的使命。现代传播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而“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由此可知现代传播对于新诗产生与发展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由晚清以降，书籍报章杂志等新出版物的兴盛为诗歌提供了新的传播空间，新诗经历了与旧诗的空间争夺之后，在“文学革命”的浪潮中终于大兴。新诗集是新诗创作达到一定数量、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具体呈现，是新诗文体繁荣的重要标志，也是新诗人传播意识的集中传达。新诗集媒介对新诗的发生意义非凡，朱自清在为俞平伯诗集《冬夜》所作的序中说：“我们固不希望再看那虚浮的热闹，却不能不希望有些坚韧的东西，支持我们的诗坛，鼓舞我们的兴趣。出集子正是很好的办法。”“新诗集”属于解释型媒介，主要靠视觉传达信息，而视觉接受信息能力一般比听觉强，承载的信息内容具有专门性、深入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因而能够使严肃复杂的主题得到深入透彻的阐释，读者可以从容地解读其中信息。“新诗集”也是固定的平面空间媒介，其时效性虽然弱于电子媒介，但其保存性即使相对予新诗报刊而言也是最强的，因此，新诗集的累积阅读率和传阅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新诗发生期报刊覆盖面小的局限。1920年至1923年间出版的新诗集有数十种，包括个人集、多人合集、著译集、选集，推广方式既有书局发行也有自费印发，新诗集发挥了“助推器”的作用。“新诗集”媒介凸显“新诗”之时，给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现实，即媒介现实，为社会创造了一种新的环境，即媒介环境。在新诗发展初期，读者根据自己的审美爱好和阅读习惯掌握着对新诗与新诗集的接受选择权。新诗的广泛接受呈现为一个普及扩散的历史过程，主要通过理论的建构、常识的介绍、报刊的批评、学校的教育以及诗集的序言等途径来实现完成。

“序言”被热内特称为“副文本”，它与文学文本构成了说明、评价的关系。新诗诗人为了使新诗作品得到承认并扩大影响，采取的传播策略之一就是自己作序或请朋友师长作序，出版人或编辑在整理编选他人新诗，作品时也为版务与广告作序。新诗集序在中国新诗发生期的传播实践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担当起观念推广、合法性辩护与历史描述的特殊使命，成为一种具有接受与传播双重功能、连接作品与读者的二级传播媒介。新诗发生期的诗集序主要在强化着为新诗合法性辩护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到1923年左右明显减缓，这也意味着到了此时新诗的合法性得到了确认，新诗集序也完成了其在这一过程中的特殊历史任务。1922年胡适不无欣喜地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宣告：“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新诗先驱者们共同努力开拓与创造，奠定了新诗发展的坚实基础。正如赵景深1924年1月7日在《论无韵诗》中说：“新诗运动已经有好几年了；而新出版的许多诗集又十之八九都是用无韵诗写出来的。并且有些人说，现在的新诗已经由讨论时期进而为实行时期了。的确，新诗确可成立，无须讨论。”这样的历史节奏通过新诗集序言来观察则再清楚不过。本论文拟以新诗集序为具体的切人角度，对新诗发生期的新诗传播出版阅读接受等现象进行考察，试图阐明新诗的成立除了自身观念、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还有赖于在传播、阅读及社会评价中不断扩散自己，继而论证新诗集序文在新诗发生期阅读接受空间的开辟、受众的培养改造进而在新诗合法性的确立等方面的媒介价值。在新诗发生期新诗传播实践的情景语境中，作用于受众，导致传播效果产生的新诗集序的媒介价值主要是具有互文参阅性的信息源、褒扬劝服性的情感源和专业权威性的影响源，

一信息源：互文参阅性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的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新诗集序作者对新诗作品的解读主要是第一种解读方式，力图通过观念阐释、背景介绍和详加注解，为其他新诗读者从他们自身的语境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提供背景信息。“诗序”是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容忽视的文学遗存，既有再现社会生活、映照文化流变、展露诗人心态的信息内容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又有在对各种文体都有所继承基础上的特性，如唐弢所言“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新诗初创期的诗集序文异彩纷呈，风格多变，它们追溯新诗源流，阐释新诗功能，论述新诗体例，介绍诗集内容，记述写作始末，探讨写诗方法，阐明出版意义，反馈传播效果，或紧或散，或长或短,随文而易，适题为文，立体交叉地提供了中国新诗发生期的新诗信息，诗序的互文参阅性使其对于新诗的最初确立发挥了信息源的作用。

新诗集在新诗的传播上提供一种集中有效的阅读可能，有利于整体把握，对新诗受众的消费接受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引导作用。中国新诗的年选本始于“北社同人”编的《新诗年选》，这本年选收录的新诗大多数是1919年发表的，也有少数是1917年和1918年发表的，共收录了41家90首。据诗选的《弁言》中说，入选的诗为诗全数的六分之一，那么我们可以推知在1919年以前发表的新诗就达五百多首。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新诗仍然是一种陌生的文学样式，处于大多数人审美经验之外，必须建立新诗的“阅读程式”，这就有赖于阅读上有意识的导引，“在印刷出版物出现之后，人们可以获得完全相同的出版物，通过阅读文化人们得以获得的一个全新的观念是规范性和统一性。这种一致性不仅是形式上的，通过印刷书籍，人们也习得了共同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对新诗作品的阅读，是新诗传播的展开与延续，一般新诗阅读是指在文本的流传与交换过程中，通过对书面文字的直接感受，去理解、品味、体验作品世界的活动，偏重于接受与欣赏，但题写诗集序是带有意义的添加或改变的阅读。对此叶圣陶在为徐雉诗集《雉的心》写的序中就有明确的认识：“序文的责务，最重要的当然在替作者加一种说明，使作品的潜在的容易被忽视的精神很显著地展开于读者的心中。”诗序与其他序(如小说之序、戏剧之序、散文之序)相比对诗歌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为诗歌信息更具有弹性与多义性，而“作家的人生体验与文学创作的联系是深刻的、复杂的，一定的人生经验特别是富厚的人生积累是作家文学

创作的基本资源，这往往能决定一个作家最基本的文学创作内容；一定的人生经历和人生境况也可能成为作家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依据，也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基本价值倾向和流派特征；一定的人生趣味及其养成的审美趣味常常成为作家诉诸于文学表现的风格”。而诗人的心态和生态在诗作中较具隐秘性，诗作提供给受众的信息不够充分，这就需要受众去补充，去联想，诗序可以部分地揭秘与引导。例如冰心在《繁星·自序》里曾说明她的小诗创作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仿用其诗的形式，来收集她的“小故事”和“零碎的思想”。新诗集序文作为散文不同于其他散文的特征之一就是序文与诗人及其诗作的共生性、互动性，因而以“知人论世”作为诗集序的原则和方法。诗人陆志韦在《渡河·自序》中对此深有感触：“我常说作序的本意，为要使读者认识作者的生平。因为作者的主张，寻常人看了他的著作，大概不致有所误会。至于他为什么有这种主张乃是极隐极微之事，有时连作者自身都不曾领会，不过总比他人明了些。我这一回所发表的是感情的文字，更不容不把我写诗的背景坦白的陈述一番。这算是自写供状，决不是自登广告。”

另一方面，新诗集序是现代诗学理论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诗学理论的发表形式主要有4种：论著、评点、序跋、书信。透过诗序所提供的诗学信息去认知其中的关于新诗的文学观念、立场和文化潮流便成为一种可能，早期新诗集序文开拓了新诗理论的领域并不断集结为更高层次的审美形态，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诗歌观念，为中国早期新诗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个较为明晰的补充线索，从而有效地构成了中国新诗美学系统的主体之一。周作人对于新诗的看法就主要集中在他写的两篇序，其一是1923年为刘大白诗集《旧梦》所作的序，1924年3月随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二是i926年为刘半农诗集《扬鞭集》作的序(载于1926年5月《语丝》第82期)，同年6月随书由北新书局出版。前一篇讨论到“世界文学”的设想，后一篇则进一步提出“融化”说，这都是关于新诗道路和前途的重要话题。再如康白情的《草儿》自序作于1921年10月，其中提到：“春天得平伯寄来的序，才不得不编出来，且作了篇很长的序。……半年来思想激变，深不以付印为然，觉得自序也太不好了。……于是另写这篇短序。”他1920年3月25日所作的《新诗底我见》发表于《少年中国》第1卷9期，1921年4月5日修订为后来附录于《草儿》的《新诗短论》，修订时间恰好与那年“春天”同时，那么二者必有思想观点上的联系。还有一些诗集序文结合诗集本身，对新诗的美学特征、基本范畴、创作方法、社会功用等进行概括，解决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些诗集序和诗集之间往往是理实相应的关系，即新诗集序为创作纲要或者创作主张，诗集是创作实践，就是对新诗观念的展开与应和。《雪朝》1922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朱自清、徐玉诺、刘延陵、周作人、郭绍虞、郑振铎、俞平伯、叶绍钧八人的新诗合集，这本新诗集实质上是文学研究会诗人的成果集结。郑振铎写的短序即是这群志同道合的诗人的新诗主张，他宣称：“诗歌的声韵格律及其他种种形式上的束缚，我们要一概打破。因为情绪是不能受任何规律的束缚的，一受束缚，便要消沉或变性，至少也要减少他的原来的强度。我们要求‘真率，有什么活便说什么话，不隐匿，也不虚冒。我们要求‘质朴，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雕斫与粉饰不过是‘虚伪的遁逃所，与‘真率的残害者”。“短序”与《文学研究会发起宣言》、《章程》相对照，两者的诗学主张是吻合的。序的最后说：如果这些弱小的呼声能够稍稍在同情的读者心中留下一个印象，引起更高亢的回响，他们的愿望便十分满足了。这段话明显地流露出一种自觉的传播意愿和传播意识，序作者希望引导读者建立新的文学观。刘大自在《旧梦·付印自记》中就谈到别人反对他诗的反响，以及他的自我认识：“朋辈中批评我底诗的颇多；最中肯的，有两句话：一、以议论入诗；二、以哲理入诗。……我只承认我不能使议论和哲理，归于抒情化，是我艺术拙劣底一端，不承认议论和哲理不可以入诗。”这些说明阅读不只是简单的信息接受，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参与，才能形成对新诗的有效反馈。这样的序文一方面是关于新诗的理论阐述，另一方面是关于自己诗作的一种辩解，特别是后一方面，不宜另行撰文，无法直现于诗作，诗序是最适宜的载体，也是这方面最有效率的文类。

新诗人之所以需要那么多的自我辩解，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清楚自己作为新诗界筚路蓝缕的开创者所可能造成的影响，有效的新诗受众不仅会在接受新诗信息后主动模仿创作新诗，成为新诗的主要追随者，还会作为下一级新诗传播者继续进行传播活动，新诗在作者、编者、序者、读者的互动中逐渐走向了成熟。中国第一部新诗集《新诗集。第一编》的序《吾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开篇就阐明“新诗的价值”，随后回答印发诗集的四大理由：利于汇集、分类和批评的便利，为了给学习新诗的人提供有价值的范本，序末旗帜鲜明地宣告：“现在再写一句希望的话，做个结论：‘望大家要努力去做新诗，新文学万岁，新诗万岁”。诗序颇有文学革命精神，以此对抗新诗反对者的压迫和抵制。新诗发生期的新诗集序绝非一个单纯的信息载体，它还代表了个人探索的合法化公开，并被提升为某种整体性的方向。

二情感源：褒扬劝服性

传播学者梅费索里认为共同的情感使我们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认识了我们自己作为文化的符号——文字不只受人类认知和理智领域的影响，还受人与人在分享与交流的思想感情时形成的文化情感结构的影响，这种情感的结构渗透于日常生活之中，并在常规的交际中被文化成员所表达。通过语言文字中的情感源的影响，来对个人和集体的意义及身份建构相当关键。情感是支配诗集序作者组织自己所知信息以表达成熟而负责之观念的内在动力。诗歌是最美丽的情绪文学的一种，汪静之在《蕙的风-自序》中就说：“我极真诚地把‘自我溶化在我底诗里；我所要发泄的都从心底涌出，从笔尖跳下来之后，我就也慰安了，畅快了。我是为的‘不得不而做诗，我若不写出来，我就闷得慌。”而与新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诗集序，它的词汇选择、句式结构、意象组成等与新诗不同，一般来说，具有以叙述为主、兼有议论和抒情的语体风格，围绕着与新诗创作相关的人、事、景展开，有极强的纪录风格，同时又带有极强的个性色彩，寓情感于叙述之中，加上自身文体功能的限定，以诗序作者和读者沟通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格局，自然促成了诗序语言易接受、不隔膜的特征，无论是叙述类，还是议论类、抒情类的诗序都拥有深邃而丰厚的情感资源，具有不可忽视的传情达意的功能。抒情性无疑是其文学成就的主要构成部分。而且诗读者对诗人的情感又往往带有明确的指向，尤其是自序带有某种“传记”性质，对诗读者就具有情感导向的作用。显然，初创期的诗集序对于新诗的确立产生了催生的作用，有利于调动读

者对于新诗和新诗人的认同，有利于诗人、读者和序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从而促进新诗产生影响并为大众所接受。“新诗集序”的媒介特质直接地与诗集编撰人的传播需求即内在动力有关，它们具有强烈的外在社会诉求，这种诉求在文本上表现为序文创作主体对新诗合法性的阐明辩护与自觉的诗性表达，表现为完成新诗对传统诗歌文本空间的渗透影响，表现为呼唤一个由新诗的作者与读者分享的公共传播空间的诞生。这种感性的背后，是一种基于对新诗事实的充分认识和自信之下的理性，更是一种渗透于、沉积于态度情感等诸多心理因素下的知性。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在序中他对“小诗”一往情深：“像山坡上的一丝丝的野花，在早晨的阳光下，纷纷地伸出头来，随你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展开知性思维，兼容二者之长，它有情足以打动读者，有理又寓于趣味而不干枯。

新诗集序中丰富的抒情成分化为诗序的情感之魂，自序立体地传达诗人或序作者自身的感受、思想和情绪，是他们全灵魂的释放与传达。“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诗的表达需要一种特殊的媒介，诗人只好向一般语言借用艺术媒介，“可以说，诗凭借语言媒介成了最自由的艺术，但是语言却由于成为诗的媒介而成了最不自由的语言”。所以，诗人一般来说不再用诗的形式去写序，让灵魂处在放松状态，他需要离开诗的形式，走出诗歌，放飞灵魂，沉思是引起各种异常意识状态的一套技巧，而诗人写诗和写序就是集中的沉思和敞开的沉思。1923年泰东图书局出版创造社成员的诗文台集《辛夷集》，郭沫若写的《小引》是1916年圣诞节用英文写来献给情人安娜的一篇散文诗，后来改成序的形式。当然，更多的诗集序则较轻松，但有真挚的感受，集中的思想和凝练的情绪。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对为什么赶紧印发这本白话诗集做出了很明确的解释：诗集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同时可以“供献”给大家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平静的话语深藏对新诗内敛的激情。越是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诗人，他们的序往往弥足珍贵，因为在序中，他要将自己所有的感触，所有的观念，所有的被压抑的情绪，都试图释放出来，他的灵魂走出诗歌，面对读者，进行全方位的自我表达，序语与诗语构成一个审美增殖的情感组合。

诗集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褒扬性“写实”，这在他序中尤为明显。“写实”与“写真”是有区别的，穆术天在《写实文学论》对“写实”与“写真”作了这样的区分与界定：写实是心理的要求，而写真则完全是物理的结果。写实是艺术的，而写真是科学的。写实是主观的，而写真是客观的。写实是具体的，而写真则是概念的。写实是人的，而写真是物的。因为写实是人的要求即是“人间性”。这种区分与界定反映出在“写实”的主客体关系中他是偏重主体的。诗集序注重“写实”并非是说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只是主观地描摹，事实上其中包含着的是一种诚挚的态度和真实的感受，其中以主观褒扬性情感为主导，以正面评价凸显其成就，以壮新诗之声势。新诗集序中自然有时也会出现褒扬失当之处，有些是寒暄之言，有些是誉美之辞，不过，在新文学运动的早期，诗人求之作序者，与自己多属同辈，且系挚友，而借前辈名人以抬高文价之风似乎尚未盛行，恐怕还是出于对新诗的倡导和偏爱。1921年刘半农以一封给“启明兄”的信代为《瓦釜集》的自叙，他在信中说：“我现在要求你替我做一篇序，但并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维的序。恭维一件事，在施者是违心，在受者是有愧，究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评，因为我们两人，在做诗上所尝的甘苦，相知得最深，你对于我的诗所下的批评，一定比别人分外确当些，但这样又象我来恭维你了!”在诗序的抒情性得到逐步加强的情况下，诗序情感的激励作用会使新人创作新诗的欲望增加，俞平伯1919年12月就为康白情的《草儿》写好了序，序末写道：“我希望读者诸君仅以这个为一种兴奋剂，自己努力去创造l我希望著者仅把这个当作小小的成就，更向前努力!我希望我和大家都在一条路上，独立地互赶着；不要挨着白情，也莫让他个儿孤另另地在前路!”序中提到把这本集子郑重介绍给读者，不在作品底本身价值，是在著者可敬爱的精神态度，他的序促成了《草几》1923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康白情在《草儿》自序中对此有说明：“《草儿》是我去前年间作的新诗集，随兴写声，不知所云，在初以为不妨付印见志，出国后却已淡了。春天得平伯寄来的序，才不得不编出来”。

序的潜在实质就是劝服读者，最基本的作用是帮助受众认清他们的期待，新诗草创之初，最重要的任务是劝服读者，甚至要劝服诗人，不管是自序还是他序，劝服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方式，通过给予受众一定的诉求，引导其态度和行为趋向于说服者预定的方向，诗序有助于塑造情感氛围，情感包围就是一条劝服成功的重要途径。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文学研究会丛书的第一本个人专集，西谛(郑振铎)为其写了卷头语，优美华丽：“虽然在《将来之花园》里，玉诺曾闪耀着美丽的将来之梦，他也想细细心心的把他心中更美丽，更新鲜，更适合于我们的花纹组在上边；预备着小孩子们的花园。但是挽歌般的歌声，却较这朦胧梦境之希望来得响亮多了。……玉诺总之是中国新诗人里第一个高唱‘他自己的挽歌的人。”受众有丰富多彩的期待心理，通过诗序文本的召唤，使其成为清晰的意识，成功的诗序必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受众意识到自己的期待、发现自己的潜在期待和满足他们的心理期待。

三影响源：专业权威性

最为重要的是，新诗集序作为一种权威的影响源，其在新诗合法性地位的确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推进作用。新诗集序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角色，实际上发挥着一种重要的“中介”或“中转”功能，对受众的接受态度和行为转变起着影响与支配的作用。

“新诗集”具有较高的媒介威望，由于诗集的编辑出版需以一定数量的积累和一定时间的积淀为前提，所以诗集的出版便于展现一定时空下个体或群体诗人的总体实力与成就，而权威杂志出版社推出的诗集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对读者的购买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新诗初期出版的重要诗集基本上由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局包揽。新诗集序作为影响源的专业权威性主要决定于序作者。新诗传播者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它主要包括诗人、诗序作者和编辑出版人，当代诗歌的职业传播者和诗人常常是分离的，他们各司其职，然而在新诗发生期，诗人、诗序作者和编辑出版人的身份常常重叠交叉兼容。现代传媒空间是一种大众化的公共空间，它使那些具有传播意识的新诗人自觉地将文本创作与公共场域联系在一起，诗人成为公

共文化社区的言说者，写作既是自我表达，相当意义上更是诗人向他者——拟想读者的言说。序作者身兼受传者和传播者的双重角色，首先诗序作者是新诗信息的接受者，与普通受传者相比，他们是特殊的经验读者，随后他们行使更加重要的新诗传播者的职责，把自己享用的信息及对信息的理解、处理与把握，通过“诗序”这一特殊媒介向大众传递输出，而“媒介即信息”，诗序包含了诗集的原有信息和序作者编码的新信息。新诗集是传播新诗的核心媒介，而新诗集序是传播新诗的二级媒介，它具有“应里合外”的特征，这一传播形态呈现出接受与传播两种行为方式，显示了二级传播模式的特征。第一级是预备性传播：从诗作者到序作者。因为自序和他序的区别，这一级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是从新诗作者到自序作者，这样的传播发生在同一个生命空间。其二是从新诗作者到他序作者。从现实性上讲，文人的交流方式多种多样，但书信交流影响力小，而序文附于诗集之上有利于新思想新观念的广泛传播，同时也是维持文人交往的特殊手段。第二级传播是目的性传播：从序作者到诗读者。大众传播的完成才能最终实现序文的媒介价值。新诗集序作者大多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是新诗的积极倡导者与重要评鉴者，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社会地位，其价值观和审美观受到读者的肯定和欣赏。他们根据自身关于新诗的历史想象与艺术法则，持续不断地推荐出更多的新诗集并培养相应的读者，以此确立其合法性并维系其存在的连续性。在新诗发生期，最早关注新诗读者问题的应该是“新潮社”的俞平伯，他曾以分类的方式将新诗读者分为反对派与赞成派，并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勾勒。任何一种文体的兴起、发展都与一个读者群的建立密切相关，新诗早期读者群虽然局限于少数精英，但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新式学生群体的出现和数量的增加为新诗读者群的扩充提供了有利的供体，也构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主要接受群体。早期新诗读者群的有限体现了“新诗”的某种先锋形象，而读者群的相对稳定体现的却是“新诗”的某种出路，新诗最终的确立与这部分不多却很稳定的读者群的建立有着很大的关系。

伴随着新诗集的出版而建构起来的传播空间，不仅为新诗提供了一个包含着写作、出版和阅读等必要环节的独立自足的文化生产机制，而且反过来规划了那些写作能够被承认和接纳进新诗的历史经验范畴。新诗集序(包括初版序和再版序)常常体现出编辑出版者的意图，他们的编选标准和标准的变化可以较为清楚地呈现出新诗学思想的衍变轨迹，比如从一些序中可以看出薪诗合法性在“新”之外，还要由所谓“诗”的定义来提供。一般地说选家总结和反映某一时期诗坛面貌和成就的同时，都是企图通过选本提倡某种风格，影响当时的诗坛，编选标准是对文学环境的反映，从中体现出一定的文学倾向，同时也能对当时的欣赏趣好、创作风气，甚至是深层的诗歌审美心理产生一定影响。许德邻编选的《分类白话诗选》是初期新诗最完备的选集，编者在序文中为新诗大造舆论声势，提出新诗的“三种精神”纯洁的、真实的、自然的。措辞严厉，有势如破竹的气概。许德邻节选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之革新》文中一段作序言，并将胡适的《尝试集·自序》、宗白华的《新诗略谈》、朱执信的《诗的音节》等文，组合成“白话诗的研究”一栏，附在序后。诗集序的介绍与评说不容忽视，它们可以协助新诗价值的认定与新诗人地位的确立，并通过对新诗的传播而使受众树立一种新的风尚或产生一种新的态度。

他序大多对诗作的创作特色与风格等作了评论，成了阅读的参谋和向导，可以影响和引导读者去判断、选择和接受来自诗集的新诗信息，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应。俞平伯的《冬夜》和同时出版的康白情的《草儿》并列为新诗史上的第三部个人诗集，朱自清在序首写道：“在才有三四年生命的新诗里，能有平伯君(冬夜)里这样的作品，我们也稍稍可以自慰了”。对于俞平伯的诗作，朱自清在序中归纳为三种特色：精炼的词句和音律，多方面的风格，迫切的人的情感。这显示了—个诗评家的见识和胆识。再如，在新诗发展史上，就具体作品展开的关于新诗的第一次论争是因为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引起的。就具体作品展开的第二次较大规模的论争是关于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汪静之的情诗集《蕙的风》，《蕙的风》突破了早期新诗的题材领域，另辟蹊径，别创新格。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文中除诗集外还攻击了为诗集作序或肯定诗集、为诗集辩护的学者、评论家，参与论争的名人众多，包括鲁迅、周作人、宗白华等，发表的评论也很多，其中包括4篇序：汪静之的自序以及朱自清、胡适和刘延陵的序，朱自清在序中为湖畔派诗人辩护鼓气：“因为人生要求血与泪，也要求美与爱，要求呼吁与诅咒，也要求赞叹与脉歌，二者原不能偏废。”这是为“爱情”辩护，也是为“新诗”辩护。值得一提的是，《蕙的风》的4篇序言中有2篇是写在汪静之的部分诗歌创作之前，即朱自清的序和胡适的序，加上周作人1921年9月15日就写好而诗集出版时没有采用的序，那么诗集完成出版前就有3篇序言提前写成，这与诗人传播策略的运作不无关系。这些论争过程吸引了普通读者的注意，使得新诗旧诗的读者期待视野进行了初次融合。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新诗集序就是一部简化了的早期新诗理论批评史，沿着这些序写作的时间顺序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理论倾向，摸索出新诗美学思想的主流和一些最基本的发展脉络。

新诗集序作者总是希望诗序的传播意图能被读者领会、接纳，希望存在于过去时态的“预期受众”最大限度地成为出现于现在时态的“现实受众”，并去努力发展内含于未来时态的“潜在受众”，从而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读者接收到诗集序传递的信息后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反应，在认知、情感、态度、行为诸方面发生某种变化，传播效果具有较强的心理学性质，不同程度地迎合了“创新扩散”过程的四个重要环节：知晓、说服、决策、证实。增强传播效果的途径之一就是加大传播力度，即加大传播信源的鼓动性和冲击力。在新诗初期，诗集序作者就常常采用几个序(包括自序和他序)同时附于诗集或诗集出版不同版次有不同的序，这种不寻常之举形成一种“集束序”现象，例如《尝试集》有钱玄同的序和胡适的自序、再版自序、四版自序，《草儿》有康白情的自序和俞平伯的序，《分类白话诗选》有许德邻和刘半农的序，《冬夜》有俞平伯的自序和朱自清的序，《蕙的风》有汪静之的自序以及朱自清、胡适和刘延陵的序，《旧梦》有刘大白的付印自记和周作人、陈望道的序，等等。“学衡”主将之一梅光迪嘲讽胡适等人：“今则标榜之风加盛，出一新书，必序辞累篇，而文字中又好称‘我的朋友某君云云。”但在新诗发生的特殊时期，诗集序诉诸传播媒介或进入特定传播渠道后，确实即时产生了影响，让新诗集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体现了新诗集序积极的显著的传播效果。

新诗集序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参与了新诗的建构，新诗的发生与之密切相关，它们参与了对新诗合法性的不同想象，参与了新诗历史形态、美学观念以及读者审美经验的培养。本文对新诗集序媒介价值的粗略分类是根据研究的需要所作的划分，它尽管具有一定的写作意义，但不是终极的分类结果。事实上，新诗集序的媒介价值表现是一个复杂的组合，诗序形态和序诗行为包含着相当的文化含义并承担着一定的文化功能，在中国诗歌的文化转型的背景中，它表现出了自身的文化品格与历史价值。新诗集序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的、富有张力的文学现象，是历史的一个过程，过程本身必然有复杂性、延续性，而且必然要有指向性，即指向当代。

责任编辑：邢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