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江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的“母性”主题，从五四时期冰心的“母爱神话”到左翼文学兴起之后的“拒绝母职”，走了一条否定之路。在疾风暴雨的革命大潮中，女作家文学创作中有关母职的书写，在价值的遮蔽与题材的凸显中，体现了革命与母职的扦格与博弈。“拒绝母职”彰显了投身革命的女作家“去女性化”的反性主义的激进写作姿态，表现了现代女性在追求自由解放的历程中自我的扭曲、分裂与变异，它隐含的依旧是父权制文化强加给女性的内在的“厌女症”。

考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20年代的主流话语是性爱的主题，在五四启蒙文化精神的策动下，性爱书写渲染了个性解放的题旨。而在三四十年代，伴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崛起和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升级，女性文学叙事的主流话语转换为“革命”，性爱主题被政治革命的强势话语置换。这一变化带来了与性爱相联系的家庭、婚姻与母职等传统女性叙事主题与价值的畸变。“打破恋爱梦”的革命书写必然带来对母职的拒绝与否定，对生育的恐惧与厌恶的激进写作姿态。拒绝母职的主题表现了投身革命的女作家“去女性化”的反性主义的革命书写意向。在疾风暴雨的革命大潮中，女作家文学创作中有关母职的书写在价值的遮蔽与题材的凸显中，表现了革命与母职的扦格与博弈。

一母职主题的变奏与遮蔽

所谓“母职”即是女性承担人类繁衍的命运所带来的母亲身份的担当与认同，它包括孕育、生育、养育等内容，同时也延伸到这一自然属性所蕴涵的文化意义——母爱以及由此带来的“母权价值”——博爱、良善、反战、珍视生命、非暴力和关联性等女性的“关怀伦理”。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的“母性”主题连绵不绝，蔚成传统，从五四时期冰心的“母爱神话”到左翼文学兴起之后的“拒绝母职”，母性主题走了一条否定之路。

五四时期步入文坛的冰心，是一位对“母神”极尽称颂的作家。冰心认为，能够弥补世界破碎的心灵，给予人类生存希望与关怀的只有母爱。冰心的“母爱哲学”用诗性与哲理肯定母爱的人性价值与社会价值，将女性繁衍生命的生物属性通过一个“爱”字提升到具有崇高文化价值的地位，用文学再现的形式打破了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分立。

冰心的“母爱哲学”在现代女性文学母爱主题的书写中留下了颇具影响力的一页，此后女作家同类题材的创作经历了曲折的演进。五四时代走出父权家庭的“出走的娜拉”们，她们的文学叙事大体上都表述了与母亲剥离的阵痛和回归母亲的吁求。最具代表性的是冯沅君与苏雪林的创作。她们表达了五四女儿在走出“父的家”之后，对母亲与母爱欲罢不能的频频眷顾。正如冯沅君作品中的人物所说：“我情愿牺牲生命来殉爱——母亲的爱，情人的爱!爱的价值不以人而生差别，都值得以生命相殉。”在这里，母爱与性爱具有平等的价值。由此可见，五四一代反叛的新女性，“弑父”与“恋母”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其中母女从分离走向同一的文学书写脉象十分明晰。离弃与回归母亲构成了现代女作家母性主题的一条思想线索与女性写作的话语方式之一，它也是“女性的现代性”的历史路径之一。

如果说冰心的“母爱哲学”是在和谐与慰藉的情感溪流中娓娓言说，冯沅君、苏雪林则是徘徊在同母亲剥离与回归的歧路剖心告白，那么，白薇的剧作《打出幽灵塔》则是在“弑父”的激情与喧嚣中讲述了母女认同的故事。这部剧作将反叛父权、母女认同与革命的主题融合在一起。父权制度的“幽灵塔”象征人物胡荣生与被他压迫与损害的三女性萧森、萧月林、郑少梅激烈冲突与对峙，最终以叛逆女性的“弑父”行为宣告了父权制度的死亡。意味深长的是，女儿萧月林用身体为妈妈萧森挡住了胡荣生的子弹，临死前终于与母亲相认相拥，幸福地死在母亲的怀抱。全剧落幕前，是萧月林的诀别辞：

我打出了幽灵塔!有了我的姆妈!我打出了幽灵

塔，有了我……的……姆……妈!这个结局既是象征，又是寓言。母女从分离到相聚进而合力打出父权“幽灵塔”，正是母性主题的变奏。剧中母亲萧森被胡荣生强暴生下女儿萧月林，为了自救，母亲抛下女儿去寻求出路，女儿从此被压在“幽灵塔”孤立无援。离弃女儿的母亲只有重新拥抱女儿才能得到精神与情感的慰藉，得到反叛的勇气。剧作演绎了一个母与女相互认同、彼此救赎的幕后剧。复归母爱的主题在激进的革命壮剧中被深情地呼唤。女作家的革命叙事借助永恒母爱这一“大母神”原型，演绎了现代政治革命的新场面，接续的是五四时代开辟的“文学母系”的文化线索。

然而，“母爱哲学”到了20年代末期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尖锐斗争的年代，已经不符合阶级斗争学说和“普罗文学”的新要求了。因为赞美母亲就意味着追求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是幻想人性的美善与阶级调和。只有宣扬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暴力革命才可望得到全面铺展。现代女作家对革命的狂热追随使她们很自然地受到这一斗争哲学的裹挟，她们的革命书写将妇女解放与国家民族最高利益实现、与暴力革命的狂热斗争缝合在一起，而与“母爱哲学”渐行渐远。再则，由于战争升级，社会动员需要将占全国一半人口的妇女从家庭牵引到社会、到战场，而几千年被禁锢在父权制“幽灵塔”中的女性，恰逢“千年等一回”的投身国族大业的机遇，她们决不愿因生儿育女而捆缚了自己的手脚，错失千载难逢的良机。故而，这一时期女作家的文学书写充满了超越女性生命价值的国家民族与政治革命的烙印。

1926年，陈学昭发表于《新女性》的一篇文章《给男性》，曾引起读者对现代女子苦闷的同情。《新女性》杂志为此搞了一个征文活动。征文题目是：“如何解除现代女子苦闷”?征文意见书中写道：

现代女子，都抱有攻究学问、改造社会的大愿望，但同时她们却不能不尽天赋的为妻为母的责任。然照现在实际社会的情形，这两种任务，常不免发生冲突，因此，每易使她们感到绝大的苦闷。究竟女子应该抛弃了为妻为母的责任而专心攻究学问，改造社会2还是不妨把学问和社会事业暂时置为缓图，而注重贤妾良母的责任?或者另有一种调和这冲突的方法?

征文活动引起了较大反响，周作人、沈雁冰等都撰文反驳倡导贤妻良母主义的文章。陈学昭先后在《新女性》发表两篇文章《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现代女子的苦闷”的尾声》来阐释自己的意见。在后文中陈学昭果断地作出结论：妇女们应投身政治革命而拒绝做贤妻良母。

上述观点在当时的女作家中颇具代表性。“怀孕的无比欢乐”在女作家的革命叙事中被夸大的咒语驱赶。怀孕和生育以及随后的养育是影响女性投入公共政治生活的极大障碍。在白朗的中篇小说《四年间》(1934)中，当女主人公戴珈(“戴枷”的偕音，象征着生育的“枷锁”将女性锁定在家庭中——笔者)发现自己已有了两个月的身孕时，顿时感到“这消息好像一声霹雷把她的一切希望震破了。她哭了——绝望地哭了，一切从此完结，希望幻灭了，前途是无涯际的黑暗”。小说写的是戴珈四年间生下了三个

女孩都病死了。赢弱的孩子的死，是在诉说生育是盲目的、毫无意义的，对女性是一种纯粹的损耗。当写到第二个孩子的死时，丈夫为了安慰又将失去孩子的妻子，对她说：“宝宝不好你别伤心，咱们是不需要孩子的，孩子会妨害我们光明的前途!她要真的死去，你便可以走到社会上去了……”丈夫进而告诉她。可以为她谋到一个教师的职位。这个消息让戴嘉高兴，她喊道：“那么，快叫她死吧!带孩子的生活真腻死人!”“她欣喜得儿乎发狂了，她这时唯有希望孩子速死而完成她第二步希望，这并非她太残忍，也并非不爱她的孩子，实在是她爱希望更甚于爱孩子”!濒死的孩子与死神抗争的尖叫使戴嘉烦躁，她让妈妈踢孩子几脚，好让孩子快点死掉。第二个孩子的死让家人和邻里都很难过，“然而戴嘉却泰然处之，嘴角露着微笑”。

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是否暗藏着母亲潜意识里“杀婴”的狂乱心理?这一“恐怖母神”形象映射出渴望走出家庭、摆脱母亲身份压抑的一代叛逆的革命女性自我的扭曲与变异。杨刚的短篇小说《肉刑》(1935)，同样写的是革命女性怀孕与打胎的苦难。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千徊百转，愁肠寸断。她从怀上孩子就在内心深深地自责，因为怀孕影响了她和丈夫所从事的革命工作。

自然我是个女人，我喜欢由我自己进发出一条新生命，正如一切作家们创造他们的名世作品一样，不，更多，因为它将要作自然的执行者，也就是自然最高的形式——人!这小人以自己柔嫩的哭声，好奇的小眼和睡的微笑，向世界提出他那纯美有力的生存要求。在这要求之前，一切天上地下的强有力者，都应该俯首。……而我，被它称为母亲!这样的光荣和喜悦，谁有权利谁又有力量来拒绝?我没有，一切女人也都没有。

当未来的母亲萌发了母性的本能，希望体验小生命来到世间时的欢欣，并对于自己要毁灭小生命的行为深深自责时，另一个声音，一个超越母性的革命的律令跳出来谴责她：

由这样的转念所生的幻想，像毒针一样猛刺入我的脑中，痛苦和伤心夹攻我，觉悟在心底发出长睡初醒时的呻吟。……到了这时候，生命如何才适宜于存在，乃是全人类的问题了。而我还要以可笑的母爱来自己骗自己，来满足个人的自我张大狂!

革命中的女性担心母亲身份使自我丧失，阻遏自己的政治生活，很多时候，妇女在决定是否要孩子时受到的压力，不是来自个体，而是作为特定民族的成员与国族利益相冲突。女作家革命书写中大量堕胎、弃婴的意象，像一则阴郁的寓言，充满了对怀孕与生育的诅咒与拒绝的情绪。女性的解放与赋权竟然是以自我摧折、自我虐待、自我扭曲的方式来实施的，其怪异、变形与残酷可见一斑。

埃利希·迈伊曼在《大母神——原型分析》一书中指出了女神的两种特征，即女神的基本特征与变形特征：“一位女神，她可以是个善良的母神，基本特征占优势，也可以显露出恐怖母神的特点，具有变形特征优势。两种特征对于自我和意识的状况都是有意义的。”“大母神”不仅给予生命，同时也给予死亡，“爱的撤回”就是“大母神”的“女性变型特征”，即对于“大母神”基本特征生育和给予的变形，也是对女性身上所体现的保守性、稳定性、不变性的基本特征的变形。这个变形是追求独立、自由的叛逆女性的另一形态——“恐怖母神”形态。它同样具有积极意义。这一分裂与变异借助时代语境与革命话语，在全面战争的险恶时期显露了它阴暗、狰狞的一面，但最终将达成分裂与回归的有益循环。

二“干革命，做女人，和抚育孩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的文学书写依然注重母性题材，但却表达了挣脱母亲身份这一与传统母性主题相悖逆的价值观。这一对母亲身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表现的是干革命与尽母职的二项对立。革命在女作家的笔下特别地与女性身体、尤其是女性的母亲身份相对应。由于女性独特的生物特征与生命本体欲求，女性革命者的道路走得比男性更为艰难。在杨刚小说《肉刑》中，当女主人公决定为了革命大业施行堕胎时，情节骤然向更残酷的事态发展。未来母亲的丈夫被捕入狱，为了不暴露怀孕妻子的地址而自杀狱中。女主人公被迫去到一个革命同志的家里实施打胎。当服下堕胎药后，她在失去丈夫和孩子的双重痛苦中处于极度晕厥迷幻状态……此时，敌人突然闯入将她抓捕。在监狱中，她看到一个已有六个月身孕的母亲因被用刑流了产，躺在监牢的地上无人照料，其状惨不忍睹。小说结尾是女革命者在狱中开始了流产的阵痛……

这是一幅革命女神的受难图，是革命女性血淋淋的献祭，是政治革命投在女性革命者身上的最浓重的阴影!阶级斗争竟然在女性身体上摆开如此惨烈的战场，如此残酷的杀戮。在女作家所绘制的革命图像中，阶级、民族的痛苦是通过女人身体的伤痕和屈辱来表达的。杨刚的这篇小说虽然叙说的是革命者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革命大业堕胎的故事，但小说中流淌着一股来自女性的涓涓情感细流。作者突出描写革命者怀孕时在打胎与生下孩子之间的心理矛盾与自我挣扎，流产时身体与心灵的痛楚，以此彰显革命女性的钢铁意志，以及为革命付出的血肉代价。葛琴的短篇小说《生命》(1940)描写抗日女革命者戚瑛独自一人从敌后来到城市里待产，整个生产过程充满了撕心裂肺的痛楚。这部小说的主旨不在描写革命女性临产的悲惨情景和生育的痛苦过程，而是象征性地写出了“在一场巨大灾难中民族新生的艰难，以及为迎接新生经受磨难的圣洁灵魂的坚韧”。在这里，民族新生的过程是以女性身体的摧折、生育的痛苦来表征的。女作家的革命书写无意间步入了父权话语的窠臼，女性身体以及女性的生育行为被“物化”为国族及其象征物。

革命阵营中的女性需要的不是怀疑，甚至不是真理，而仅仅是信念和意志，以此来达成革命的彻底性。谢冰莹的短篇小说《抛弃》(1932)，其题旨依然是革命与母职的冲突。一对革命夫妻若星与珊珊有了“别人所谓爱之结晶，他们视为障碍物的东西”——孩子。他们没有丝毫将要做父母的喜悦，打胎、流产都未奏效，不得已生下了女儿，·在抚养还是抛弃孩子的问题上，夫妻两人发生了争执。丈夫要抛弃孩子，亲子本能使妻子反对丈夫的提议，最终丈夫说服了在革命事业与孩子之间犹豫的母亲。

故事的结局是年轻的母亲任凭年轻的父亲将新生的婴儿抛弃，事后丈夫对妻子说：

因为经过这次大的痛苦，大的困难后，更明了自身的责任，女人不等到新社会产生时连孩子都不能生的!

这对革命夫妻的冲突，实际上是亲子之情与政治信仰两种伦理的冲突，是母性伦理与父性伦理的冲突。前者是母性的本能，后者是超越这一自然本能的冷峻的理性。母亲的被说服可见出父性的革命伦理的雄辩性、合法性与统摄力。小说在叙事结构上设置了大段夫妻二人的对话与争执，这正是作者本人内心撕裂与冲突的形式化。那个革命父亲是预设在作者内心的宏大革命话语系统，而母亲则是作者亲子本能的情感映射。当然，无论叙事如何曲折，结局都是宿命的——放弃母职，为革命牺牲。

“干革命”与“做女人”、“抚育孩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草明的短篇小说《疯子同志·李慕梅》(1942年儿童节)中表现得更加深沉而惨烈。小说叙述者“我”与李慕梅被敌人关在同一个看守所里，这时李慕梅已经完全疯了。同伴们说，她刚刚打过胎还不到一个礼拜，他们夫妻和三岁的孩子就被抓到这里，很快，丈夫被解往南京。不久，女孩出了一场天花死掉了。在小女孩病重时，特务一天叫她去谈三次话。每次照例说：“都承认了吧，只要你把实话说出来，我就释放你，送你的小孩进医院。”李慕梅没有叛变革命，而代价是失去了女儿。女儿死后，她就完全疯了。她总是说一些不着边际而又充满玄机的疯话。她常对看守所所长说：“枪毙了我吧，这样我才对得起革命，对得起我的女孩子。”她甚至对为她打预防针的医生说；“种痘不出天花，革命不出母亲，是吗?”一次，在夜深人静时，她突然坐起来摇醒“我”说道：“革命里面有母亲的份么?……我算不算母亲?”小说结尾作者写道：

李慕梅的神经错乱的脑筋里，永远记得革命，女人，小孩三件事，是不是她曾经为了努力把这三件事联在一起因而得了疯病?——当时我年纪很轻，没有做母亲的经验，不明白她为什么死了一个小孩子就会发疯。现在，我对于‘干革命，做女人，和抚育孩子有了不同的理解了。

这篇小说采取的是一种“故事外”的叙述视角，故事的叙述者“我”既参与了故事的情节又作为“旁观者”有了一个相对超越的叙事身份。李幕梅演绎的是一个母亲为革命而献祭而疯狂的故事，“我”则是一个观察者、思考者、倾听者的角色，从“我”的“有距离”的革命讲述，我们仿佛在宏大革命叙事的主旋律中，隐约昕到女性的叙事声音——投身革命洪流的女性微弱的呢晡与呻吟、女人生命的折裂与挣扎的无助的哭泣。然而，这一声音最终被革命的宏大叙事所遮蔽，从而失音。母性的亲子本能无法在亲子与革命之间找到一个人性化的链接，“疯狂”恰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女性与自己生命本能的断裂以及这一断裂带来的精神分裂症。这是身份认同危机而产生的精神分裂，是传统的母亲身份与革命者身份难以自治而在某些人格中造成的心理混乱现象。

女作家的革命生涯，大多都有干革命与做母亲的两难经历，也都有母子离别的真实的痛史。这些经历不仅在她们的叙事作品中而且在自述性较强的散文中都有所表现。白朗的散文《西行散记》中的《我踯躅在黑暗的僻巷里》与《到前线去》两篇作品，记述自己在同丈夫一起奔赴抗日前线与留在孩子身边的痛苦选择。在大后方重庆的白朗夫妇将随作家代表团奔赴抗日前线，想到要离开襁褓中的爱子，白朗游移不定，难合的眼泪不停地流淌。她曾经夭折了四个孩子，所以对这个存活的孩子特别珍爱。她在心中默默思忖：“离弃了襁褓的婴儿是一种残忍的举动，施残忍于亲生孩子更是加倍的残忍。我想：离开了他，我会痛苦死的。”

当白朗离别孩子的时候，她的心情是无限悲凉的：“我没有勇气去向我的孩子吻别，便匆忙地跑了出去。我的泪已经禁不住地流了出来。别了，我可爱的宝宝，我是用了多么锋利的刀才割断这难断的感情呵!”文中反复出现的“光明的坦途”与“黑暗的僻巷”的修辞，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的意味。在这里，奔赴国难与留在家中尽母职已经不是情感的冲突，而是关乎道德善恶的价值判断，革命就是光明的生路，尽母职就如同陷入永劫不复的黑暗深渊。可见，国族主义一政治革命的意识形态强迫症使女作家的革命书写几乎没有在干革命与做母亲之间选择的余裕。这种在亲子与革命之间抉择的痛苦，在陈学昭、丁玲、草明等的作品中也屡屡出现。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妊娠、生育、抚育不是一种无时间性、非历史性的女性经验，也不是纯粹的自然行为。反之，它取决于所处的社会情境。它可以是一种福祉、一种灾难、一种罪行或一种寻常事件。而在上述作品中，妊娠、生育与养育被笼罩在血腥与生死的黑暗世界，恰恰是女性在革命中所经历的最切肤的情感体验。女性革命者同自身生物性的搏斗与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同样惨烈!中国的政治革命在女性的身体内部开辟了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国族的利益与女性的生命欲求、革命的理性与母亲本能展开了搏斗，革命女性无法胜任这一战役，只得背对自己的生命本体价值一拒绝母职。

三母职问题的女性主义思考

现代女作家的革命书写中对与女性本体生命价值相联系的生育与母职的拒斥，是现代女性乘革命之势，摆脱母亲身份，跃入社会大舞台，为自己的人生扩容的价值选择，也是她们在国族主义意识形态统摄下为革命付出的惨重代价，其中包涵着现代女性在追求自由与解放的历程中自我的扭曲、分裂与变形。因为国族与革命动员常常酝酿自男人的而不是妇女的经验，为了国族动员与政治革命的人力资源开发，女性的生育、抚育从经济上来说是一种人力的浪费。女性的家庭亲情及对孩子的感情倾注也是对革命的感情的“不纯”与“不忠”。国族与革命的话语中并没有一个关注女性生命需求的空间，也没有以女性为主体的女性生命意识的表达空间。女作家的革命书写在拒绝母职的主题开掘中亦展示了革命、母亲／孩子之间的难以兼及，以及二者的扦格与博弈，这个特殊的角落一旦被揭示出来，它的意义远超出文学。

有学者指出：“中国妇女，如同其他父权‘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同胞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要求为了更远大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牺牲、延宕她们的需求与权益……每当有政治危机时，她们就不再是女人，……”奔赴国族危难、投身革命的神圣律令，成为超越一切的价值选择，它凌驾于性爱、生育、母职等女性的生命需求之上，搁置了母亲身份、亲子之情等女性的生命伦理，表现了女作家革命书写的彻底性和激进性。正如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所言：

迄今为止，写作一直远比人们以为和承认的更为广泛而专制地被某种性欲和文化的(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经济所控制。我认为这就是对妇女的压制延续不绝之所在，这压制再三重复，多多少少是有意识的，而且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因为它往往是藏而不露的或者被虚构的神秘魅力所粉饰。

西苏所说的“神秘魅力”在这里可以诠释为革命的神秘魅惑力和“解放”的巨大感召力。

有关母职与生育的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女性主义理论探、讨的重要话题。中国现代女作家的革命书写中对母职的拒绝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观念一脉相承。其核心争论中涉及女性身体的一个方面就是“母亲身份”。传统政治理论和某些影响极大的女性主义著述，如波伏瓦的《第二性》、米利特的《性政治》、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等，都否定女性作为母亲角色的价值和女性的家庭价值，认为女性之所以成为“他者”，成为“第二性”是由于“生育”和“母亲身份”对女性的限制，她们将女性在文学上与社会政治地位上的成功看作是对女性特征的超越，如被誉为女性主义理论“圣经”的波伏娃的《第二性》，从物种的角度分析了生育对女性身体、心理的影响，认为正是物种的特性改

变了习俗，造成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认为女性是最受物种奴役的性别，分娩的女人无法懂得创造的自豪，她们是模糊力量的玩物，而男性的优越地位是由于他们超越了这一生物性。女性因为生育失去外部世界，男性的优势恰恰在于女性失去的外部世界(公共领域)的超越性实践。波伏娃的解决方案是否定女性的生物性价值。首先，为了进入男人的文化和理性的领域，女性必须超越自己的生物性，超越自己的身体，第二，女性在私人领域中的一贯角色，尤其是作为母亲的角色是她们获得独立的最大障碍。波伏娃的理论是建立在社会性别(gender)与自然性别(sex)、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文化与自然的二元性基础之上的理论架构。这种将女性的苦难归罪于自身生物性之“大孽”的观点，是女性解放所步入的最具有悲剧性的误区与歧途，它引导女性憎恨自己，与自己的自然性为敌，发动她们的巨大力量与自己作对，与女性的常识作对。

当然，生育这一女性的自然属性在不同的女人身上呈现出不同的生命际遇，它与女性的所处的种族、阶级、阶层，以及生存的环境等方面密切相关。由于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生育有可能是节日的庆典，也有可能是命运的诅咒。但问题不是出在女性的生育行为本身，而是生育的“观念”，是父权文化带给生育观念形态的扭曲。“无罪的母亲”被这一生育观永恒地诅咒，这是父权制文化强加给女性的最深重的灾难。对于这个问题的文学表述，我们需要再一次“重返《生死场》”。

萧红的。《生死场》充满了扑朔迷离的意义场，这部小说将创造生命的生育视为“刑罚的日子”。萧红这样描述女人生育的场面：

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进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

萧红将人的生育与动物的生育联系起来，五姑姑的姐姐生产之前，萧红刻意描写动物的生产：

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动，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的跑过，也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

在写了金枝生产之后，马上写动物的交配：

牛或是马在不知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夜间乘凉的时候，可以听见马或是牛棚做出异样的声音来。牛也许是为了自己的妻子而角斗，从牛棚撞出来了。木杆被撞掉，狂张着，……当麻面婆的婴儿诞生的时刻——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作者刻意将人的生育与动物的生育联系起来，在写女人生育的污秽场景之后，紧接着书写动物的交配与生育行为。生育是污秽的、剧痛的、丑陋的，也是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女性选择生育、无论是出之于被动还是主动，无疑就是选择死亡。萧红的《生死场》触到了“死亡”这一生育的符咒。她笔下的女性由于生育而招致的灾难与死亡，并没有通过“新生”对“死亡”的超越而赢得女性生命的意义与尊严。萧红笔下女性生育的盲目性与动物性使生育永无超越的可能。永远沉沦在龌龊的，牲畜一般的污泥浊水之中。生育的女性的身体“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

一直以来，《生死场》令人费解的地方在于，作品用了整整六章的篇幅来写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尤其是着力写生育与死亡的场面，它与第七章开始的村民们的觉醒之间是什么关系?刘禾在《重返生死场：妇女与民族国家》一文中将此现象解释为二者之间的断裂。因为前六章是女性的世界，而后七章则是“从女性世界伸向男性世界，大量描述国家民族主义进入农民意识的过程，这些描述不仅把‘男人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深刻揭示了民族主体根本上是一个男性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刘禾将女性的身体体验与男性的国族主义相对立的读解强化了作品意义的断裂，依然无法揭示萧红《生死场》的结构谜团，并且有将女性永久封闭在自然与动物属性的范畴与文化和政治相隔绝的危险。笔者认为，萧红的《生死场》对于女性的生育持一种否定态度，而小说后半部村民们的觉醒则是肯定性的笔法。在褒贬抑扬中可见出，萧红同样没有逃脱国族主义政治革命的宏大叙事的桎梏，没有逃脱父权“厌女症”的话语窠臼。《生死场》张扬的依然是传统男权文化观念强加给女性的“生育厌恶”、“生育恐怖”——一种内在的女性卑贱观。

从女性主义政治文化批判的角度来看待拒绝母职的主题，我们有如下思考。首先，必须针对政治理论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文化与自然的二元构架本身提出疑问。政治哲学的二元论固有的内在本质是将男性认同于理性、秩序、文化和公共生活，而女性则与自然、身体、情感、欲望和私人生活密切相关。在这一政治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中，与女性相联系的部分是被贬值的。传统的妇女解放的思路是，简单地否定私人领域的价值，将女性从她们生存的私人的、自然的领域中牵引出去，引入公共政治领域。女性渴望进入男性一统天下的公共领域，就要获得与男性一样的优势。革命高潮时期，国族动员的需要使女性有了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以放弃女性特质(情感、性爱、家庭、母职)作为入场券的。因为“生育不像愿意为国捐躯的行为那样重要，而为国捐躯是对男性公民资格传统的、终极的检验”。在女作家的革命书写中，女性革命者形象是作为一种被剥离主观性别感受和性别需求的“去女性化。的形象而凸现的。国家民族主义政治革命计划中没有考虑到女性的生命权利甚至有意遮蔽了这一权利，所以它是父权制的。

面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反思，我们还需要从“差异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即强化差异，将两性差异作为不可更改的既成事实，并在这一前提下强调两性价值的平等。卡罗尔·吉利根在其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研究的著作《不同的声音》中严肃地指出：“倘若从妇女的道德话语中得出发展标准，首先就有必要审查一下妇女在道德领域的建构是否借助了一种与男人不同的语言，以及在定义发展时它是否为一种同样有价值的东西。接下来就需要寻求妇女有权利进行选择，并因此愿意通过自己的声音来讲话的空间。”需要建构一种包括女性生命需要的新的政治伦理，作为母亲的女性应该成为女性主义政治分析的出发点，以替代功利主义的政治伦理，打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价值区隔；赋予女性具备而男性缺乏的生理特征——生育以平等的政治意义，对于女性来说，加强对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弱小者(孩子)的保护，将肯定亲子母性的价值作为政治交流模式的基础，也是重构政治学的巨大潜力所在。

当然，对母职的拒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女性主义的政策，拒绝母职必然同时冷落和失落了许多关于女性生命本体的书写命题。性与母性是观照人类社会深层结构的最直接的窗口，也是探究人性、人的价值和命运的迷宫，它诱惑着、考验着作家的智慧。当今人类的大多数已看到在新生命降临人世时达到完满的可能性。孩子的降临人世，将使母亲进入一个非凡的人生经历。母亲身份使女性在专注、温柔、忘我之中的缓慢，艰难、快乐的尝试，甚至抚育孩子的漫长岁月的琐碎与日常性正是女性人格成长、人性丰满的途径之一。

新一代(“第三波”)女性主义者抗议对母亲身份的谴责，她们把母亲身份看作是女性的一个强项而不是弱点；认为“母亲身份”作为女性的多重身份之一应该得到认同，女性写作应该致力“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即寻找女性文学自己的传统。埃莱娜·西苏倡导女性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写作，遵循有别于男性的思维方式和写作规则。这样的写作与女性的性征密切相关，更与女性的母亲身份相关。她形象地将这种“母性的写作”比作“用白色的乳汁写作”。第三波女性主义强调差异，强调女性诗学，如果真正地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前提下寻求平等、寻求写作的空间和资源，就有可能打开整个知识领域的新视野。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