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泉

内容提要宇文虚中在金初文坛的崛起，为金代文学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相激相融、互动互补中的探索与创新提供了一个颇高的起点。但是现存金代文献有关宇文虚中的族属、世系等没有留下什么记载，致使长期以来对于他的认识存在不少盲区。由于宇文虚中是我国北方民族鲜卑宇文氏的后裔，人格上的直爽真率使他不屑钩章棘句、为文造情，其崇尚自然、注重实用的文学观念同北方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推崇“卓然浑成”的文风，反对“冥搜巧绘”的习气，从而影响了有金一代的文风。宇文虚中入金以后，大漠风霜重新塑造了他的性格和他的诗风，其诗慷慨激昂，清刚俊健，给金代诗坛增添了令人瞩目的光彩，堪称杜甫过渡到元好问之间的

宇文虚中是金代初期书面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在金代书面文学的发展史上处于开风气之先的特殊地位。但是现存金代文献有关宇文虚中的族属、世系等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致使长期以来对于他的认识存在不少盲点。由于宇文虚中乃是我国北方民族鲜卑宇文氏的后裔，人格上的直爽真率使他不屑钩章棘句、为文造情，其崇尚自然、注重实用的文学观念同北方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推崇“卓然浑成”的文风，反对“冥搜巧绘”的习气，从而影响了有金一代的文风，为金代文学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相激相融、互动互补中的探索与创新提供了一个颇高的起点。宇文虚中人金以后，大漠风霜重新塑造了他的性格和他的诗风，其诤慷慨激昂，清刚俊健，为有金一代诗歌的变革与创新做了准备，堪称杜甫过渡到元好问之间的重要诗人。

宇文虚中(1080--1146)，字叔通，别号龙溪居士，为金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南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以祈请使的身分使金，祈请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返宋，为金廷留而不遣，仕为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等职。皇统六年(1146年)，以所据位柄暗中联络豪杰义勇举事复宋，希望实现梦绕魂牵的“挟日以飞”的宿愿，事泄遇害。

在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宇文虚中堪称金初书面文学的盟主。金代集大成的文学家元好问在金亡前夕编纂的诗歌总集《中州集》，将宇文虚中置于卷一的首位，紧随全书各卷之前冠名的金朝帝王金显宗完颜允恭、金章宗完颜璟；金代后期文学家赵秉文在回顾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则捐出：“本朝百余年间以文章见称者，皇统间宇文公，大定间无可蔡公，明昌间则党公。”可见宇文虚中在有金一代文坛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

一族系行迹发覆

1，族属源流追溯。

宇文虚中是我国的北方民族鲜卑宇文氏的后裔。对于他的这一民族身分，长期以来一直无人留意，实际上这个问题对于认识金代文学的多民族性非常重要。

鲜卑乃是我国东北地区东胡系统的古代民族之一。鲜卑部落集团大约在先秦时就已活动于鲜卑山即大兴安岭的中部和北部。鲜卑人南迁西进以后，他们当中的慕容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拓跋氏都曾同汉人及其它民族中的统治集团结成雄踞一方的政治势力。其中宇文氏在南北朝时期曾经建立统一黄河流域和中国北方的北周(557--581年)政权，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后为隋朝取代。北周的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与河南西部。作为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周的创建者为宇文泰(507--556年)。《周书·文帝纪》卷一称：“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逊遁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唐书·宰相世系表》则谓：“宇文氏出自南匈奴南单于之裔。有葛乌菟，为鲜卑长，世袭大人。”出自炎帝之说，未必实有其事，出之匈奴之说，较之更为可信。对此从其它文献中，还可得到印证。如《北史》卷二十五宇文福传称：“宇文福，其先南单于远属也，”又如《北史》卷五十宇文忠之传亦称：“宇文忠之，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据东部，后居代都。”再如《北史》卷九十八匈奴宇文莫槐传则谓：“匈奴宇文莫槐，出自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剪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妇女被长襦及足，而无裳焉。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

关于宇文氏称号的来源，史书说法不一。《周书·文帝纪》所谓“其俗谓天日宇，谓君日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云云，或为史臣文饰附会。而《广韵》一书，其上声九麇“宇”字释文有云：“又虏复姓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后以有尝草之功，鲜卑呼草为俟汾，遂号为俟汾氏。后世通称宇文，盖音讹也。”宇文鲜卑为塞北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因而以草命名是可信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我国北方民族不断南下中原，民族融合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大加强。《晋书·文帝纪第二》即称当时内附的各族人数达“八百七十余万口”，《通典》卷二百附言亦有“晋末五胡，递居中夏”之语。民族的融合，为北周统一北半部中国创造了条件；北周统一北方，反过来又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进一步融合。鲜卑宇文氏的内迁，就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实现的。当时不仅中原文化的精要并未流失大江以南，且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中迁入中原的北方民族士人的文化层次快速提升。许多南方士人不再把北方视为“夷狄之邦”，梁大通元年(530年)陈庆之自北朝南返回梁时即称：“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夷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

2，世系郡望考辨。

宇文虚中的世系家族，在有金一代文献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是在宋人文献中尚保存着一些重要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据宋人晁公迥为宇文虚中之弟宇文时中子宇文师申所撰《宇文蜀州墓志铭》可知，宇文虚中的祖先鲜卑宇文氏始著见于南北朝时期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鲜卑宇文氏建立北周政权以后，“其族始大，以武功智勇闻者累累有焉”。至唐朝，有宇文籍者“则以文显”，其子为宇文从礼。四传至宇文真，又四传则至宇文虚中兄弟矣。据宋人张栻为宇文虚中之兄宇文粹中子宇文师献所撰《宇文使君墓表》、宋人楼钥为宇文虚中之弟宇文时中子宇文师说所撰《赠银青光禄大夫宇文公墓志铬》，宇文虚中的祖父为宇文宗象，累赠太师、魏国公；宇文虚中的父亲乃宇文邦彦，历任朝奉大夫、尚书屯田员外郎，累赠太师、齐国公，宇文虚中之兄字文粹中，仕至尚书左丞，累封南阳郡公，赠少师；宇文虚中之弟宇文时中，仕至左中大夫、直龙图阁，累赠通议大夫。

宇文虚中的先人内迁中原以还，后来落籍四川。张栻《宇文使君墓表》有“宇文人蜀三百年，支垂派别族益蕃”之语。据墓表，宇文师献卒于宋孝宗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如果上推三百年，宇文虚中家族入蜀时间当在唐朝灭亡(906年)之前几十年。楼钥《赠银青

光禄大夫宇文公墓志铬》则有“宇文氏本居河南，唐末入蜀，遂为成都大家”的说法，可与上引材料相互印证。至于宇文虚中家族入蜀的具体缘由和时间，晁公遡《宇文蜀州墓志铭》称宇文虚中家族“唐太和间有讳籍者为谏议大夫，佐武元衡节度剑南西川有功”，“谏议之子讳从礼，终渠州(按在今四川省东部，渠江上游)司马，因家于益州。…太和”一作太和，为唐文宗年号。“益州”，汉置，唐武德至开元、北宋太宗时改蜀郡、成都府为益州，州境辖有成都平原，自汉以来即为繁庶富足之地，诸葛亮《隆中对》誉之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从上引《宇文蜀州墓志铭》看，字文虚中家族人蜀当在宇文籍之子宇文从礼时，准确时间在唐文宗太和(827--835)年间以后，这同《宇文使君墓表》所谓“宇文入蜀三百年”的说法恰好相符。

宇文虚中的郡望，文献说法不一。《金史》卷七十九宇文虚中本传，称其为“蜀人”；《宋史》卷三百七十一宇文虚中本传，则称其为“成都华阳人”。“蜀人”的说法显然过于笼统，“成都华阳人”的说法亦应加以辨误。

从现存文献看，宇文虚中本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自称成都人。如元好问编纂的《中州集》，目录所载宇文虚中《滕傲礼斋心阁》诗，诗的全题为《姑苏滕懒礼榜所居阁日斋心，成都宇文某作诗以广其意》(《中州集》卷一)；又如宇文虚中所作《重修政和本草跋》，文末亦署“皇统三年九月望成都宇文虚中书”(《宋代蜀文辑存》卷三十六)。而元好问在《中州集》宇文虚中小传中，称虚中为“成都人”，同宇文虚中自己的说法完全一致。“成都人”的说法，虽然正确无误，但是仍需进一步具体化。

那么《宋史》宇文虚中本传所谓虚中为“成都华阳人”的说法是否正确呢?检张栻《宇文使君墓表》，宇文粹中之子宇文师献卒后，有“归葬于广都县灵溪乡”的记载；检楼钥《赠银青光禄大夫宇文公墓志铭》，宇文时中之子宇文师说卒后，亦有“葬于广都县龙华山之原”的记载。由此可知，宇文虚中当为成都广都人。盖“华阳”为成都府治所，“广都”乃成都府属县。复按《宋史》卷三百九十八宇文绍节传：“宇文绍节字挺臣，成都广都人。祖虚中，签书枢密院事，父师瑗，显谟阁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无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绍节为之后。”可证《宋史》宇文虚中本传之误。

从上引《宇文蜀州墓志铭》，我们也可以找到宇文虚中郡望的根据。墓志称：宇文从礼“家于益州”之后“四传至讳真，绪从外邑广都”，可见宇文真后来并未家于益州州治所在地，而以“外邑广都”为居家之地。检之宋人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有“虚中，广都人也”的明确记载。李心传为宋高宗朝的重要史臣，曾经“专修中兴四朝帝纪”、又“踵修十三朝会要”，素以“有史才，通故实”著称，且“其志常重川蜀”(《宋史》卷四百三十八李心传本传)，对于宇文虚中这样崛起于川蜀之地风云人物郡望的记载，断不会有误。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提要指出_“元代修宋、辽、金三史时广购逸书，其目见袁桷、苏天爵二集，并无此名，是当时流传已绝，故修史诸臣均未之见。”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国史院修史时史臣并未加以利用，难怪出现不应有的错误。

3，行迹大节发微。

宇文虚中在宋、金关系史上是名动一时的风云人物，在他奉诏使金的次年金廷遣回使者，虚中称：“二帝未还，虚中不可归。”于是独留。当时正如宋人所指出的：“建炎初，众闻女真皆胆掉，翰林公独请行人不测之地，其勇何如!”鉴于宇文虚中重要的历史地位，元人纂修的《宋史》、《金史》均为其立传。但是二史乃是元代后期仓促之间编纂，致使虚中本传包含着许多疏漏舛误。特别是在宇文虚中遇害的原因和大节的评价上，二书俱称虚中以“轻肆讥诬，覆其家族”，“虽云冤死，亦自取焉”(《宋史》卷三百七十一)，使宇文虚中的行迹成为千百年来聚讼不已的一桩公案。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成书仓促的原因以外，愚意以为文献遗缺的因素也不能忽视。

元人苏天爵《三史质疑》曾经指出：“金亡，元帅张侯柔收拾金史北归，中统初送史院，当时已缺太宗、熙宗实录，岂南迁时并章宗实录同见遗乎?而海陵实录何故独存?正大末义宗东幸，元好问为史官，言于宰相请以九朝小本实录驮以一马随驾，岂以太祖、太宗、睿宗(世宗父，实录十卷)、熙宗、海陵、世宗、显宗(章宗父，实录十八卷)、章宗、宣宗为九朝乎?不知张侯收图籍时，太宗、熙宗之史何以独见遗也。”宇文虚中人金在太宗天会六年(1128年)、遇害在熙宗皇统六年(1146年)，缺失实录的太宗、熙宗两朝恰好是宇文虚中从人金至遇害的一段历史时期。则宇文虚中遇害原因后来众说纷纭，便不奇怪了。甚至包括苏天爵本人这样号称熟悉辽金史事的学者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比如苏天爵在《三史质疑》一文中即说：“金人人中原，宋臣死节者十数人；奉使不屈如洪皓、朱弁辈又数人。而宇文虚中者，既失身仕金，为显官矣，金初一切制度皆虚中所裁定，如册高宗为帝文，亦虚中在翰林时所撰。第以讥讪慢侮权贵被杀。今宋史书日欲因金主郊天举事，果可信乎?”苏天爵所以提出这一看法，抛开表层原因，从深层看则主要是出于人臣事君不可二心的所谓“春秋之法”。但是宇文虚中乃我国北方民族鲜卑宇文氏的后裔，在他的潜意识当中肯定存有更为通达灵活、甚至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连孔夫子对于“夷夏之辨”都以为中国失礼义而夷狄之、夷狄而能礼义则中国之，何况宇文虚中这样站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层面上的北方民族的后裔呢?这就是宇文虚中大胆地用夏变夷、义无返顾地为金廷裁定礼义制度的根本出发点所在。

至于就宇文虚中行迹的具体史实而言，在金亡前后一直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有金一代国史的元好问，他同宇文虚中虽然一人崛起于金末，一人活动于金初，但是相对而言他比其后的元人一定掌握更多的第一手史料。上引苏天爵所谓“正大末义宗东幸，元好问为史官，言于宰相请以小本实录驮以一马随驾”云云，乃为天兴二年(1233年)金哀宗在蒙古军队围攻金都汴京而东狩归德前夕元好问就国史保存问题所提出的重要建议和主张。元好问在汴京陷落以后被蒙古军队胁迫北渡、拘羁聊城时，对于此事曾经颇为动情地加以追诉：“先祖铜山府君正隆二年赐出身，讫正大末吾家食先朝禄七十余年矣。京城之围，予为东曹都事，知舟师将有东狩之役，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时相虽以为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变，历朝实录皆满城帅(按即张柔)所取。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则世人不复知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邪?”元好问在金亡以后曾殚精竭虑以撰著《金史》为己任，可惜未能如愿。但是元好问编纂于聊城的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其卷一宇文虚中小传有关宇文虚中的行迹虽然简括疏略，未必准确完备，却是发人深思的：“皇统初，上京诸虏俘谋奉叔通(按指虚中)为帅，夺兵杖南奔，事觉系诏狱。”

其中对于宇文虚中入狱的直接原因已经透露出毫不含糊的信息。

宋人李心传对此则作了更为明确的记载：“(绍兴十五年九月)壬子，金主亶天于郊，先是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既为金人所用，虚中知东北之士愤为左衽，密以信义感发之，从者如响。乃与其翰林学士高士谈等同谋，欲因亶郊天就劫杀之。先期以蜡书来告于朝，欲为之外应，秦桧拒不纳。会事亦觉，虚中与其子直显谟阁师瑷皆坐诛，合门无噍类。”文下小字注称：“此以虚中行状及其家诉理状参修，行状又云：‘秦桧怀奸无状，且忌公功在己上，缴还蜡书。当求他书参考。”可见李心传在此对于宇文虚中行状及其家诉理状抱持着客观的态度，说明其治史的严谨公正。这里顺便指出，与高士谈同谋的说法恐非的论，今存高士谈诗作中尚有“缧绁元非罪”(《丙寅刑部中》其二)之句；将宇文虚中遇害时间系于绍兴十五年亦误，应为绍兴十六年(金皇统六年，丙寅)。为了穷究历史真相，李心传又进一步征引金人著作《征蒙记》、《行程录》二书：“李大谅《征蒙记》云：都元帅乌珠回师，忽承诏报宇文国相连中外官守七十余员，欲乘边事未息及迁都之冗谋反，幸得万户司寇沃赫先告首，捕获宇文等，请师暂归议事。王大观Ⅸ行程录》所云亦同。二人皆北人，盖知虚中死节无疑也。”这就是李心传鲜明的态度和肯定的结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录宋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迹，仿《通鉴》之例编年系月、详记备述。书中的资料来源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案牍奏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誉该书“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铨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尤为史家所仅见。”除了此书以外，李心传的另一部史学著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对于宇文虚中遇害的原因也留下了大体相同的记述，可见宋高宗朝以“有史才，通故实”著称的李心传对于此事的认真和执着态度。徜若元人纂修《宋史》、《金史》时，在实录佚失的情况下，能够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有幸利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样“于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铨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的史学著作，那么一代国史对于字文虚中的评价和论断或许会更接近历史真实吧。

二文学成就述论

宇文虚中是金代初期文坛的盟主。金朝立国以后，正是由于以宇文虚中为首的一批来自辽、宋的墨客骚人在北国风云际会，摘翰振藻，才使金初寂寞的文苑生机蓬勃，蔚为大观，从而开创了有金一代的文风。其时宇文虚中“袖里虹霓冲霁色，笔端风雨驾云涛”(《生日和甫同诸公载酒袖诗为礼，感佩之余，以诗为谢》)，筚路蓝缕，以兴文运，在金代文学发展史上处于开山祖的地位。

宇文虚中现存的诗作，基本上都是入金以后的作品，但是他毕竟来自宋朝，宋诗的滋养不能不在其作品中留下或隐或显的痕迹。北宋诗坛，中期以后出现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大家，其诗分别被称为“荆公体”、“东坡体”、“山谷体”。三大家中，虽然苏轼的文学成就最高，不过黄庭坚在当时却影响最大。盖“山谷体”有门径可寻，在艺术技巧上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方法，所以学之者众，于是在北宋后期蔚成风气，形成了“江西诗派”。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首领，主张“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由于黄庭坚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因而在诗歌创作上确能独树一帜。他把杜甫、韩愈偶一为之的拗句、拗律的体制加以发展和大量运用，使诗格变得巉削奇警、拗峭挺拔。但是由于他的生活面比较狭窄，又过分强调“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因而难免产生单纯追求形式技巧的倾向，在诗作中出现了生硬晦涩之弊。一些专门在书本中讨生活的追随者未得其所长，先得其所短，变本加厉地发展了他的弱点。因而崛起于北国的金代文学家王若虚针对其弊端在《诗话》中批评说：“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腑中流出者不足也。”其中“肺腑中流出”的说法，显然引用了宇文虚中之诗《余留平城，赵光道自代郡来相聚旬日而归，各题数句以志其事》小序形容自己诗作特点的原话，并以之直指江西诗派流弊的要害。王若虚在此借宇文虚中的文学主张作为自己批判的武器，不是偶然的。宇文虚中虽然来自宋朝，但是由于他乃是我国北方民族鲜卑宇文氏的后裔，人格上的真率直爽使他不屑钩章棘句、为文造情，在这一点上宇文虚中同王若虚具有一致性。可见有金一代文学观念的确立，同北方民族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宇文虚中人金以后，生存环境，恩情感隋又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挟日以飞”的使命感和刻骨铭心的故国情带给他的心灵震撼是常人所难以想像的。大漠风霜重新塑造了他的性格和他的诗风。当然作为由宋入金的诗人其作品呈现出宋诗的某些特点是不足怪的，但是江西诗派从书本中讨生活的作诗信条和清规戒律在金代初期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遇到了空前巨大的挑战。这就是宇文虚中等由宋人金诗人的作品同江西派诗大异其趣的根本原因所在。到了南渡以后的金代后期，以元好问为代表的诗人更是以力换狂澜的勇气完成了金代诗歌名为学唐复古、实为变宋创新的历史性变革。宇文虚中作为金代初期的代表性诗人，诗风激昂慷慨，清刚俊健，为有金一代诗歌在其后的变革与创新做了准备，堪称杜甫过渡到元好问之间的重要诗人。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字文虚中的作品没有全部保存下来。《金史》、《宋史》俱称其“有文集行世”，《中州集》卷十所载南宋使臣朱弁诗题中有“李任道编录济阳公(按指宇文虚中)文章，与仆鄙制合为一集，且以云馆二星名之”的说法。遗憾的是虚中文集今已失传。其作品今存者主要是《中州集》录诗五十首，《北窗炙輠》录《中州集》未载之诗三首，《宋代蜀文辑存》录长文短简十二篇，以及个别词作。此外即为散见的残篇佚句，见之于《归潜志》、《金虏节要》、《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其中抒写身在北地、心驰江南、恋主思亲、守节矢志之作所在多有。如《重阳旅中偶记二十年前二诗，因而有作》：

旧日重阳厌旅装，而今身世更悲凉。愁添白发先春雪，泪着黄花助晚霜。客馆病余红日短，家山信断碧云长。故人不恨村醪薄，乘兴能来共一觞。

这是字文虚中入金不久在云中(今山西大同)客馆恰逢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而写下的一首诗作。按中原的传统习惯，九为阳数，九月而又九日，故称重九，因人们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这一天多与亲朋置酒高会，赋诗寄兴。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曾有“独在异乡为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之句。当此本应与家人亲友欢聚的佳节良展，宇文虚中不仅独在异乡，而且身羁异朝，内心的凄苦可想而知。“愁添自发先春雪，泪着黄花助晚霜”、“客馆疴余红日短，家山信断碧云长”即是这一典型环境中典型感受的真实写照。“故人不恨村醪薄，乘兴能来共一觞”，显为苦中求乐之辞，反衬出诗人的寂寞与无奈，有相反相成的艺术效果。再如《和

高子文秋兴二首》：

沙碧平犹涨，霜红粉已多。驹年惊过隙，凫影倦随波。散步双扶老，栖身一养和。羞看使者节，甘荷牧人蓑。

摇落山城暮，栖迟客馆幽。葵衰前日雨，菊老异乡秋。自信浮沉数，仍怀顾望愁。蜀江归棹在，浩荡逐春鸥。

诗题中的高子文即金初诗人高士谈，士谈一字季默，宋韩武昭王高琼之后，北宋宣和末任忻州户曹参军，入金仕为翰林直学士。皇统六年宇文虚中遇害时，士谈亦因家藏异域图书而罹祸。他虽然由宋仕金，但是对于赵宋王朝还是怀有缱绻之情和缠绵之意的，其《题禹庙》中“可怜风雨胼胝苦，后世山河属外人”和《棣棠》中“流落孤臣那忍看，十分深似御袍黄”的诗句可以为证。而虚中所和高士谈二诗，其一感叹岁月的飞逝和自己的衰老，有时不我待之虑t其二表达思乡的愁绪和南归的期望，怀不甘陷没之想。“蜀江归棹在，浩荡逐春鸥”，蜀江、归棹、春鸱，归心随春鸥飞翔，何其一往而情深也。

除了抒情意味浓厚的诗作以外，宇文虚中直陈时事的作品也是值得注意的。这类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乌林天使三首》和《在金日作三首》。《在金日作三首》是宇文虚中十分重要的言志之作。请看前二首：

满腹诗书漫古今，频年流落易伤心。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开口摧颓空抱璞，协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

遥夜沉沉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回首两朝俱草莽，驰心万里绝农桑。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宇文虚中现存的诗作，绝大部分都见于金末文学家元好问所编《中州集》，《在金日作三首》则《中州集》未收，见之于宋人施德操《北窗炙裸》。读者从诗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忍辱负重、立志复国的坚定决心和非凡勇气。其中“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云云，乃是在诗人内心深处蓄积已久的情感的凝聚和爆发，正气凛然，视死如归。正因为心志如此，宜其隐忍以就大事也。《北窗炙輠》卷上称：“此诗始陷虏中时作也。所谓‘人生一死浑闲事云云，岂李陵所谓欲一效范蠡、曹沫之事?后虚中仕金为国师，遂得其柄，令南北讲和，太母得归，往往皆其力也。”

字文虚中的文学成就，虽然不限于诗歌创作方面，但是由于其散文作品今存寥寥，已经难以窥其全豹。就虚中诗作而言，意到笔随，言近旨远，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和谐统一。由于它们升华于诗人情真意切、刻骨铭心的生活感受和曲折复杂、瞬息万变的生活经历，因而内涵丰富，感情充沛，艺术感染力是比较强的，往往耐人咀嚼和回味，同两宋江西诗派某些人从书本中讨生活的价值取向有天壤之别。即或是受江西诗派影响而造语生新的诗作，也带有蕴藉醇厚的特点。如《还合作》：

燕山归来头已白，自笑客中仍作客。此生悲欢不可料，况复吾年过半百。故人惊我酒尚狂，为洗瓶罍贮春色。酒闻人散月盈庭，静听清渠流虢虢。

全诗起手即已不凡，结句新颖有致，以避熟就生的句法而论同江西诗派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但是其精神意蕴却与江西派的作品大相径庭。宇文虚中被羁云中时，其寄夫人书谭“自离家五年，幽囚困苦，非人理所堪。今年五十三岁，须发半白，满目无亲，衣食仅续；唯期一节，不负社稷，不欺神明。至如思念君亲，岂忘寤寐；俯念儿女，顷刻不忘。度事势决不得归，纵使得归，又须在数年以后。兀然旅馆，待死而已。”当夜阑人静之时，谛听清渠虢虢，中心当何如哉!落句有逝水之感，其妙在于蕴藉。又如《春日》：

北洹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风。遥忆东吴此时节，满江鸭绿弄残红。

诗人身在春寒料峭的北国，心驰莺飞草长的江南，深切眷恋着太湖流域迷人的春光。据《金史·地志》，洹水有二：一在金河北西路相州林虑县(今河南林县)，又名安阳河，一在金中都路涿州范阳县，又名胡良河(湖梁河)。这里“北洹”当指后者。“东吴”二字泛指太湖流域，宇文虚中靖康二年(1127年)以和议罪落职奉祠、在杭州提举洞宵宫之时，当曾饱览苏、杭地区美丽的春色，因而“东吴”云云固亦指此而言。但这还仅仅是表层的东西。北宋灭亡以后，宋商宗播越江南，宇文虚中奉使应诏时，高宗以扬州为行在，后来终于偏安杭州。因而“遥忆东吴”之句又寓思君之意于怀归之情，仔细玩味，便能得其言外之旨。

除了诗歌以外，字文虚中尚有零星词作。金人刘祁《归潜志》卷八记载，宇文虚中本人对于自己的词作并不看好，元好问《中州集》所附金人词籍《中州乐府》亦未收虚中之词，因而前人一般认为宇文虚中不以词名世。而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录存虚中《迎春乐·立春》词一首，并称“宇文叔通久留金国不得归，立春日作《迎春乐》曲云云。”其辞日：

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人间要识春来处，

天际雁，江边树。

故国莺花又谁主，念憔悴、几

年羁旅。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篇中托物咏怀，气韵天成，故国之思恻然动人，在金词中堪称上乘之作。立春，为农历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节气。“一年之计在于春”，因而受到中原农耕民族的高度重视。立春这一天，把金银箔罗彩剪成的小幡以及其它饰物戴在头上或系于花下，称作幡胜，借以欢庆春日来临。《宋史·礼志二十二》称“立春，奉内朝者皆赐幡胜。”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条亦载：“春日，宰执、亲王、百官赐金银幡胜，人贺讫，戴归私第。”一时间宝幡彩胜，招摇过市，流光溢彩，斑斓眩目。《荆楚岁时记》称立春日民间女子则“剪彩为燕以戴之”。“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描写的正是上述情景。当然这种繁华喜庆的场面对于身羁北国的诗人来说，只能作为美好的回忆。而“春来处”即远在南方的故国，乃是诗人“几年羁旅”的精神寄托；可惜在现实中诗人能做的，只有“把酒祝东风”，幻想“吹取人归去”。这是宇文虚中的悲剧，也是宋、金交替时期留金的一代文人的悲剧。

宇文虚中乃金代初期文坛的代表性作家，在金代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我国历史上的古老民族鲜卑字文氏的后裔，他身上葆有北方民族真率爽直的可贵品格，“不随风月媚，肯受雪霜侵”(《岁寒堂》)云云就是其桀骜不驯、坦诚耿介性格的生动写照。反映在文学观念上，字文虚中在《答曾晦之书》中有云：“仆长而游太学，为科举所使，及得一官，又屡为应制代言之文，皆非得已而为者。去岁得罪，杜门于此，闲取箧中书史，卧而读之，乃知古人之未尝为文也。唯其无意于为文，而遇事乃言，则其优游舒泰、奋迅豪荡，盖无旋而不可。”并极力推崇“卓然浑成”、明净自然的文风，反对“冥搜巧绘”，矜奇炫博的习气，同江西末流以艰深文浅陋之风形成鲜明的对照。宇文虚中上述文学观念的形成，与我国北方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农耕民族的生活节奏相对而言比较舒缓，农业生产自然也有一个不违农时的问题，但拖延一点时间一般不会引起过分严重的后果；而游猎民族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他们狩猎的对象往往是凶猛的野兽，如果猎手的动作哪怕稍微迟缓一点，转眼之间很可能就变成猛兽的口中之物。可见我国北方民族的性格所以直爽真率，源于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允许留下更多转弯抹角的时间。其思维惯性沉淀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当中，成为北方民族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宇文虚中作为我国北方民族的后裔，其崇尚自然、注重实用文学观念赖以产生的民族心理根源。

宇文虚中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同金代后期诗人元好问鼓吹的“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的文学观念和“以唐人为指归”的价值取向可谓同气相求，后先呼应，共同为金代多民族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金代的书面文学以鲜卑宇文氏的后裔字文虚中首发其端，以鲜卑拓跋氏的后裔元好问集其大成，这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则我国鲜卑族后裔在宋辽金时期对于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彩纷呈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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