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莹

内容提要唐宋诗词中的鸟意象一方面是从原始图腾向咏物修辞转化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文化的裂变与重整的表征；另一方面，唐宋作家把曩代宗教信仰的神灵变为文人精神世界中的寻常存在，意象所代表的原始信仰变成了生活状态，意象由神鸟延及广阔的人间飞禽，鸟由灵魂的寄托成为人类的朋友，从“不朽”变为“知己”。而鹰与鹤作为唐宋两代最突出的代表鸟意象，呈示着历史文化、审美取向、文人心灵的嬗变。

鸟是中国文学中至关重要的意象，不仅是因为其声色羽毛之美，更因为它联系着上古先民的信仰，寄托着他们的魂灵、沟通天地并对彼岸世界充满虔诚敬畏的图腾崇拜，象征着他们希冀永恒，渴望挣脱肉身局限而自由邀游的超越之梦。从《诗经》及《山海经》中，鸟意象就展现出了丰富的文化意蕴。特别是“不死鸟”的意象，成为上古先民对灵魂不死的信仰象征。至《楚辞》，屈原将鸟意象从道德层面细化分类，提高到了精神人格的尺度，可视为以鸟喻人的滥觞，并由此开创了“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谄佞……虬龙、鸾风，以托君子”的咏物传统。鸟的意象在先秦诸子著作中亦有呈现，《庄子》的寓言中，鸟意象更被赋予了深刻的哲学内涵，用以隐喻危机四伏、纷乱无常的人世中作为—个超越尘俗者的处世之道。

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学的发展，鸟意象负载的文化意蕴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闻一多先生有过这样的论述：“三百篇中以鸟起兴者，不可胜计，其基本观点，疑亦导源于图腾。歌谣中称鸟者，在歌者之心理，最初本只自视为鸟，非假鸟以为喻也。假鸟为喻，但为一种修词术，自视为鸟，则图腾意识之残余。历时愈久，图腾意识愈淡，而修词意味愈浓，乃以各种鸟类不同的属性分别代表人类的各种属性……后人于此类及汉魏乐府‘鸟生八九子、‘飞来双白鹄、‘翩翩堂前燕、‘孔雀东南飞等，胥以比兴目之，殊未窥其本源。”闻一多先生的这番论述可谓独具慧眼，先秦至魏晋的鸟意象，已逐渐脱去原始信仰的影子。

两汉魏晋时期是原始信仰向咏物修辞的过渡期。如果说刘邦《鸿鹄歌》、贾谊《鹏鸟赋》，曹植《白鹤赋》中的意象，虽已体现出明确的作者主体意识的植入，但还带有原始信仰中神鸟意象的余韵，那么，陶渊明作品中的“羁鸟”、“归鸟”，已慢慢地从原始信仰中抽离，走向人间所有的飞禽。到了唐代，咏物类作品进入巅峰时代，诚如清代俞琰在其《咏物诗选》序言中说：“三百导其源。六朝备其制，唐人擅其美，两宋、元、明沿其传。”

一唐代鸟意象的文化流变与生命象征

《咏物诗提要》中说：“昔屈原作《橘颂》，苟况赋蚕，咏物之作，萌芽于是，然特赋家流耳。汉武之《天马》，班固之《白雉》、《宝鼎》，亦皆因事抒文，非主于刻画一物。其托物寄怀见于诗篇者，蔡邕《咏庭前石榴》其始见也。沿及六朝，此风渐盛。王融、谢朓至以唱和相高，而大致多主于隶事。唐宋两朝，则作者蔚起，不可以屈指计矣。其特出者，杜甫之比兴深微……中间如雍鹭鸶、崔鸳鸯、郑鹧鸪各以摹写之工得名当世。”沟通寰古与今世、神话与现实，集合了得意和失意，善与恶，仕与隐……多种矛盾复合式地融于“鸟”这一意象之上，令其获得了全新的艺术生命和审美亲和力。多种鸟的自然习性被提取出来，与人世种种相契的开发使鸟意象从天上坠入凡间，尽管此时的作品仍有着原始信仰时期文学传统的延续(如李白《大鹏赋》这类作品)，有着闻一多先生所说的“自视为鸟”的痕迹，但极为明确地开发人间鸟类独特属性去契合自己想要表达之意的实践却大行其道，佳作迭出。就是曾为神鸟的意象在唐代也进入人们的生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曾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燕子。这些作品不仅异采纷呈，且多为大家手笔，增加了意象本身的影响力和审美价值，成就了许多经典意象。

(一)鹰

《诗话总龟》中引有这样的概括：“《杜集》及马与鹰甚多……盖以壮心，未甘伏枥t嫉恶刚肠，尤恩排击。”杜诗被李泽厚先生评价为最能代表盛唐精神的三大代表之一。而杜甫笔下的苍鹰，亦成为盛唐气象中的鹰意象塑造的最突出代表，冠绝古今。杜甫诗中的鹰大致分为三类，各代表了不同的取意和内涵：

1，苍鹰苍鹰最初是以刚烈英武，气魄浩然的形象出现在杜甫诗中的，其早期作品《画鹰》中就已奠下了这种基调，且已将这一意象塑造得极为出色：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竦身恩狡兔，侧目似愁胡。绦旋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杜诗详注》中这样评价：“曰竦、曰侧，摹鹰之状；日摘、日呼，绘鹰之神。末又从画鹰想出真鹰，几欲写生欲活。每咏一物，必以全副精神入之，故老笔苍劲中，时见灵气飞舞。张孝祥日：首联倒插，言鹰之威猛。如挟风霜而起也。……赵访注：末联兼有嫉恶意。”这篇诗作似灵感来缘于画作，由画及诗，不仅显示了杜甫触类旁通，才思如泉的超凡艺术修养，更呈现出了“苍鹰”在杜甫胸中由形象化的视觉审美对象，到意象化的托以言志之物的艺术提炼的全过程。这可视为杜甫早年北游齐赵。呼鹰逐兔的纵马射猎生涯在其诗歌创作中的投射，也因此在杜甫早期的作品中被定位为济世报国的英锐之才的象征。加之唐代盛极而衰的国运、杜甫感时忧国的品格和一生多舛的命运，为苍鹰这一意象注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也由此形成杜甫一生书写不尽的经典意象。

杜甫的诗歌中由画中之鹰起笔的作品不只这篇，还有《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姜楚公画角鹰歌》等，但其间苍鹰意象的内涵却不尽相同。在《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中，杜甫于唐代宗大历元年秋在夔州与老友杨监久别重逢。杨监为杜甫展示了革圣张旭的草书和冯绍正的画鹰十二扇拓本。因为画鹰十二扇是开元年间的作品，它不由得使诗人回望盛世辉煌，今昔对比，心存慨叹：

近时冯绍正，能画鸷鸟样。明公出此图，无乃传其状。殊姿各独立，清绝心有向。疾禁千里马，气敌万人将。忆昔骊山宫，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猎，此物神俱王。当时无凡材，百中皆用壮。粉墨形似间，识者一惆怅。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为君除狡兔，会是翻鞲上。

前半部分专意咏画，极写画之不凡来历及画工，后半部分却笔锋一转，触画尘情，转向了盛世记忆，表达着诗人对开元盛世的留恋。最后四句感慨乱世雄鹰不得匡时济世，驱除崔旰辈祸乱山河、殃及百姓的乱臣贼子，狡兔正是指代他们。全诗恰如仇兆鳌所评价的那样：“写一画鹰，而世之治乱，身之用合，俱在其中，真是变化百出。”(《详注》第1342页)

这首诗作时，距离杜甫亡故只有四年。暮年杜甫笔下的鹰可贵地延续着其早期的意象内涵，却加入了新的变调：通观全篇，鹰虽然象征着力挽狂澜，救斯民于水火的济世英豪的形象，是理想化象征，有着“烈士暮年，壮心不己”的报国宏志，然而在这种冀望背后，不难品出一种深深的失落、怅惘和隐隐的悲凉。《杜臆》曰：“此诗盖因才智不展，而发兴于鹰扬者。”(《详注》第1340页)这种评价甚为恰切。在这首杰作中，鹰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意象，是盛

世纵横驰骋的英锐和乱世报国无门的志士的结合体。在两个极端的对照反衬中，杜诗的“鹰”意象中融汇了历史与现实、治世与乱世、开元盛世时的强盛与安史之乱后的衰微……使鹰获得了最丰富的意象内涵，在早期作品昂扬感之上，暮年的作品增添了沧桑感。这亦表现了盛唐至中晚唐诗歌风貌的转变。《诗话总龟》引《磬溪诗话》卷二：“《语》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左氏》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少陵有焉。”鹰的矢志报国、忠肝义胆的品德的提取，增加了鹰的比德含量与气韵风骨，是其鹰意象系列中最为闪光者，对后世影响最大。

2，角鹰《杜诗详注》中注解：“《埤雅》：鹰鹞顶有角毛微起，通谓之角鹰。胡夏客曰：曾见角鹰，头上有羽直竖如角。”(《详注》第924页)角鹰从外形上是杜甫笔下的猛禽形象，杀气森森，有凶猛强悍之象。然而杜甫寓于其中之意却恰恰相反。在作于宝应元年至绵州时的《姜楚公画角鹰歌》中，杜甫仍是以“上四。赞画之神妙，下四，借鹰以寄慨”(《详注》第924页)的写作模式，上四句着力表现鹰作为猛禽的特质：

楚公画鹰鹰戴角，杀气森森到幽朔。观者贪愁掣臂飞，画师不是无心学。此鹰写真在左绵，却嗟真骨遂虚传。梁闽燕雀休惊怕，亦未抟空上九天。《杜诗详注》：“鹰生漠北，故云幽朔。贪愁有二义。贪其能飞，又愁其飞去。后之画师，不是无心学。但不能学耳。人见画鹰神似，反觉真鹰少色。究竟画中假影，岂能腾空直上?世人奈何好画鹰，而不好真鹰乎?感慨无限。”(《详注》第924页)漠北而生的角鹰带有凶悍特征，宋黄鹤《补注杜诗》中注：“掣臂，谓掣臂鞲而欲飞物。有异质而世所未尝睹，人见之。必骇而不信。画师不是无心学，盖恐人未之信也。末章讥朝廷之士称才角出者，率有虚名而无实效。”下四旬抒尽作者超于画外的心中之意，可视为是一篇讽喻之作。诗中的转折透露着作者不受赏识、壮志难酬的悲叹。此作之中。画与鹰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意象与载体台为一体的特殊的定位意象。

《王兵马使二角鹰》永泰元年作，“王嗣爽曰：此诗，突然从空而下，如轰雷闪电，风雨骤至，令人骇愕。又云：公时在夔，因角鹰，触目发兴，奇崛森耸，不待言矣。尤得力在‘角鹰翻倒句随插入将军勇气，有此二句，方承接得住。通篇将王兵马配角鹰。穿插巧妙，忽出忽人，莫知端倪，而各极形容，充之直欲为朝廷讨乱诛谗而后已。他人起得雄伟，后多不称，此诗到底无一字懒散，岂不雄视千古。”(《详注》第1586页)的确，此作中的角鹰与将军及其主将的形象交相辉映，且遣词造句奇峰迭起，其雄视古今：

悲台萧瑟石巃嵸，哀壑权树浩呼汹。中有万里之长江，回风滔日孤光动。角鹰倒翻壮士臂，将军玉帐轩翠气。二鹰猛脑绦徐坠，目如愁胡视天地。杉鸡竹兔不自惜，溪虎野羊俱辟易。鞲上锋棱十二翮，将军勇锐与之敌。将军树勳起安西，昆仑虞泉入马蹄。自羽曾肉三狻猊，敢决岂不与之齐。荆南芮公得将军，亦如角鹰下朔云。恶鸟飞飞啄金屋，安得尔辈开其群，驱出六合枭鸾分。

此诗题注其背景为：“赵卿刮冠至夔，承芮公之命而来。此诗亦言荆南芮公得将军，王盖同时讨乱而至者。”(《详注》第1584页)从“角鹰倒翻”句到“将军勇锐”句“此赋角鹰，形起王兵马”(《详注》第1585页)而“将军树动”句到结尾的九句中：“上四，言气之勇锐。下五，言力能平乱”(《详注》第1586页)，角鹰以其杀气腾腾，所向披靡的猛禽形象在这首诗中象征着锐不可当、力克群雄的王兵马骁勇善战部队的搏击之力，成为力能平乱的正义勇士意象。

3，奇鹰奇鹰的形象集中表现在其晚年作品《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罗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为毛骨有异他鹰恐腊后春生骞飞避暖劲翮恩秋之甚眇不可见请余赋诗二首》中的黑鹰和白鹰的形象。黑鹰白鹰均是鹰中之奇。《杜诗详注》引《酉阳杂俎》：“漠北鹰，自者身长且大，五（角力）有余，细斑短柱，鹰内之最，向代州中山飞”(《详注》第1587页)，黑鹰“万里一日，见飞腾之迅。金眸玉爪，谓形质之奇。首旬明提其黑，末句反衬其黑”(《详注》第1588页)众论家大多认为此诗以黑白鹰比况王监兵马使王昂，《杜诗镜诠》著者杨伦则认为：“不如作自寓为得。”笔者倾向于这种说法。诗创作在大历初，已是杜甫暮年，结合上文同为大历初所作的《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将其理解为自寓似乎更妥，黑白鹰不落罗网、振翅高翔、搏击长空的凌云之志可视为杜甫暮年仍怀雄豪壮心的写照。与《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相比，此诗明显带有原始信仰的余韵。杜甫将黑白鹰描绘为超越世俗的神鸟，毫无人间俗相，渗入了深刻的图腾崇拜的意味，是杜甫心中理想人格的化身。白鹰黑鹰有着“无敌”、“搏风”、“恣远游”等庄子《逍遥游》中大鹏的特质，然而“鹏碍”一句却用“大鹏”这一自先秦流传下来的经典意象反衬白鹰，将其傲视天地的浩然气魄和豪雄之势渲染得无与伦比：

雪飞玉立尽清秋，不惜奇毛恣远游。在野只教心力破，千人何事网罗求。一生自猎知无敌，百中争能耻下鞴。鹏碍九天须却避，兔藏三穴莫深忧。

黑鹰不省人间有。度海疑从北极来。正翮搏风超紫塞，玄冬几夜宿阳台。虞罗自各虚施巧，春雁同归必见猜。万里寒空只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两鹰虽有形色之别，但在“鹰之有品而不苟”(《详注》第1587页)的内在风神上却是一致的。以鹰之奇，喻不凡之才。顾宸认为两首诗的五六句“千古高人奇士，性情出处，从二十八字拈出，可想老杜胸中垒史”(《详注》第1589页)。“《杜臆》谓二诗胜人在气魄雄伟，不落纤巧家数，良然”(《详注》第1589页)。黑自鹰显然是人间罕见的奇鸟，一白一黑，白似喻冰清玉洁、不染纤尘的悠游之姿，黑似喻英明神武、搏击长空的刚劲之态，仙姿与风骨各得其妙，刚柔相济地形成了高洁超逸与劲心刚骨的复合体。

综合考察杜诗的鹰意象，其间有一以贯之的正义刚劲的品格，亦各自精彩，而尤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嫉恶刚肠，尤思排击”的苍鹰形象最为后辈击节。可以说，正是杜甫沉郁厚重的文化品格和个人艺术魅力的灌注，使这一意象成为永恒的经典，千古流传。

(二)大鹏同是盛唐，大鹏意象在李白的诗中，如同鹰之于杜甫，贯穿了其一生。李白的大鹏虽皆为自喻之作，但却同样是早期作品凸显着大唐盛世蓬勃昂扬、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临终之作是残阳如血式的悲壮豪迈，风骨不衰。大鹏横绝万里的气魄与李白自由狂傲、蔑视权贵的惊世之才完美契台，成为盛唐之音的卓越代表，亦是一代梦逝难寻的绝响。

他早年的《大鹏赋》，以大鹏自比，写的是横绝万里的少年意气，以铺彩擒文的才隋，写得气吞山河。《古诗辨体》中日：“太白盖以鹏自比，而以希有鸟比司马子微。赋家宏衍巨丽之体，楚《骚》、《远游》等作已然，司马、班、扬犹尚此。此显出《庄子》寓言，本自宏阔，太白又以豪气雄文发之，事与词称，俊迈飘逸，去《骚》颇近。”

化成大鹏，质凝胚浑。脱髻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懈乏春流，唏扶桑之朝暾。焊赫乎宇宙，凭凌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落，百川为之崩奔。尔乃蹶厚地，揭太清，亘层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背粜大山之崔嵬，翼举长云之纵横。左回右旋，倏阴忽明。历汗漫以夭矫，犯阊阖之峥嵘。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固可想象其势，仿佛其形。若乃足紫虹睨，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邈彼北荒，将穷南图。运逸翰以傍击，鼓奔飚而长驱。烛龙衔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启途。块视三山，杯观五湖。其动也神应，其行也道俱。

大鹏在李白自喻的同时，以其蓬勃向上的壮美，成为盛唐精神的象征。

李白以大鹏意象喻人的作品，大都取意于《庄子》，表达着与《大鹏赋》相类的意象内涵，其中寥廓浩然之气和傲世不迁之品仍然贯彻始终，少年自信昂扬、志存高远的狂放与前作一脉相承，如《上李邕》：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沦溟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然而少年意气最终在岁月面前搁浅为英雄暮年的悲壮之音。“青年赋作中那生气勃勃的大鸟不见了，代之出现的是一种悲壮的自豪”。《临路歌》为李白临终时书写大鹏的作品：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正如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所说：“鹏是诗歌和哲学的象征，代表超越世俗见解局限的壮伟。这只鸟在李白的临终诗中再次出现，作为对诗人的隐喻。”在这两首诗中，都出现了孔子，后代论家一致认为这是李白的自喻，但在盛唐诗坛，李白无疑是最具个性魅力和惊世才华的诗人，“这一形象为众所公认，并为李白自己所极力扮演：挥翰如洒，纵饮不羁，放任自在，笑傲礼法；天赋仙姿，不同凡俗，行为特异，超越常规。包括杜甫在内的其他唐代诗人，没有人像李白这样竭尽全力地描绘和突出自己的个性，向读者展示自己在作为诗人和作为个体方面的独一无二。”由此，李白笔下的大鹏也不能简单解释为自我形象的譬喻，而是与盛唐之音相呼应的人格形象。因此，将李白所写之“大鹏”解释为盛唐气象的象征似更为妥当。毫无疑问的是，大鹏这一出自庄子笔下的神鸟在李白诗文中获得了全新的文化生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时代的象征。

(三)燕子

燕子这一意象在中国文学中比比皆是，而唐代文人一改往古，将燕子视为人类的朋友，这种新的认知和书写方式逐渐取代了燕子在先秦作为图腾的原始意象内涵，燕也从上古先民崇拜的“降而生商”的神鸟走下神坛，成为与人关系亲密的伙伴。

唐代文学中的燕子意象，尤以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最为著名：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唐诗品汇》中云：“世异时殊，人更物换，高门甲第，百无一存。惟朱雀桥、乌衣巷之花草、夕阳如旧。不言王谢第宅之变，乃云旧时燕飞入寻常百姓之家，此风人之遗巧也。”燕子游走古今，跨越四百年的历史，成为旧日辉煌的见证者。此虽藉燕子不舍旧巢的自然习性人手，但却以“不变”写出了兴亡之“巨变”。《能改斋漫录》有《王谢燕》一则，典故即来自于《乌衣巷》一诗。在后代诗文中，如元代缪鉴《题悟空寺》、明代宋讷《壬子秋遇故宫十九首》其十九，等等……都取了“王谢燕”的意象。从本质上来说，这一意象本身就存在一种自我超越，即“王谢燕”从来就不仅仅是它字面上的所指，它的能指要宽广得多，是超越一切历史和时代的，并且在延续中获得了强化。虽然刘禹锡的创作初衷仅为金陵咏史，但在诗歌的意境中的燕子已成为一切旧日辉煌的象征而不局限于王谢时代，在燕子身上寄寓着历史、人世、个人命运等兴衰的两极。这使得诗中的燕由诞生之初的虚灵化定位，变为由实入虚，亦实亦虚成为集矛盾两极于一身的复合意象，在虚实互人共生、双得而两冥的升华中得以永恒，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燕意象。

刘禹锡的燕，不仅是唐代咏物成就的卓越代表，而且是鸟意象于唐代真正脱圣人凡的真实写照。也正因为燕在唐代的真正脱圣人凡和其意象本身的丰富文化含量，使得各种乳燕、新燕、早燕、晚燕、归燕、双飞燕、分飞燕、春燕、宫燕……意象应运而生，成为鸟意象中的不同变相。至宋代，这一意象吟咏不衰，且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紧扣燕之生物习性的同时，由唐代的复合意象和定位意象走向了更为意态化、情趣化的士大夫文人雅致细腻的感受空间，如晏殊《假中示判官张寺丞王校勘》或《浣溪纱》中的燕同时亦不免沾染了宋代重理的习气，如王安石的《燕》、戴复古的《诘燕》等，这在后面宋代的鸟意象中会再作阐述。

(四)杜鹃

杜鹃是中国文化中怨鸟形象最突出的代表，以其绝无仅有的凄厉的艺术形象，成为后世诗家的挚爱之物。没有一种鸟有它那样多的别名，子规、杜宇、思归、谢豹、冤禽、怨鸟…，-这些别名中都渗透着一个上古的传说：

鹳，巂周，子规也。啼必北向。《尔雅》曰：‘巂周，瓯越间曰怨鸟。夜啼达旦，血渍草木，凡呜皆北向也。江介曰子规，啼苦则倒悬于树，自呼曰谢豹。蜀右曰杜宇，望帝杜宇者，盖天精也。李膺《蜀志》曰：‘望帝称王于蜀，时荆州有一入化从井中出，名曰鳖灵。于楚身死，尸反溯流上，至汶山之阳，忽复生，乃见望帝，立以为相。其后巫山龙斗，壅江不流，蜀民垫溺。鳖灵乃凿巫山，开三峡，降丘宅，土民得陆居。蜀人住江南，羌住城北，始立木栅，周三十里。令鳖灵为刺史，号日西州。后数岁，望帝以其功高，禅位于鳖灵，号日开明氏。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或云化为杜宇鸟，亦曰子规鸟。至春则啼，闻者凄恻。”

《华阳国志》中的说法与此如出一辙。宋代高承《事物纪原》“杜字”一条：“《蜀王本纪》曰：鳖灵死，其尸逆江而流至蜀，王杜宇以为相。宇自以德不及灵，传位而去。其魄化为鸟，因名此，亦曰杜鹃，即望帝也。亦见杜甫、李商隐诗。卢永《成都记》曰：‘蜀王杜字，称望帝，好稼穑，治郸城，死化为鸟，曰杜鹃。”

可是这些载记都没有言明杜宇含冤化鸟的原因，只有在扬雄所撰的《蜀王本纪》中，给出了似乎无法让人信服的理由：“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己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日开明帝。……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在这里，笔者以为有一条信息被人们忽略掉了，那就是所有这些记载中的共同点——望帝法尧禅位于舜，主动让位于开明帝鳖灵。儒家道统历来将尧舜奉为彪炳千秋、垂范后世的明君，对其禅让之举更是备加赞誉，然而《竹书记年》的重世则向这种貌似祥和的君臣礼让的高风圣德提出了挑战，展示给我们事情的另一种可能，残酷却似乎更为真实可

信：“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王位的传承是伴随着血雨腥风的，纵然像李世民这样的明君，也是踏着玄武门骨肉相残的血路登上帝位。这样的历史一直在上演着。如果我们选择相信《竹书记年》的关于尧舜的记载，那么望帝化为啼血杜鹃的理由成立了，而且极为充分。笔者倾向于相信这种可能。

其实唐人化用这一典故人诗人文者不胜枚举，李白《宣城见杜鹃花》、杜甫《杜鹃》《子规》《杜鹃行》、顾况《子规》、韦应物《子规》、贾岛《子规》、杜牧《杜鹃》、李商隐《锦瑟》……而尤以杜甫、李商隐为翘楚。

杜甫的《杜鹃》诗写于大历元年：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今忽暮春问，值我病经年。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进泉。

《杜诗详注》：“奉若至尊，物性所禀，犹羔雁知礼，从古皆然也行。行飞识序，雁有兄弟之礼；跪乳知恩，羊有母子之礼。世说杜鹃养子于百鸟巢，百鸟共养其子而不敢犯。《春秋繁露》：雁有行列，羔饮其母必跪，类知礼者，故以为贽。羊祜《雁赋》：鸣则相和，行则接武，前不绝贯，后不越序”(《详注》第1250--1251页)。又阮阅《诗话总龟》中引了这样的论述：“王谊伯谓‘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盖是题下注，断自‘我昔游锦城为句首。子瞻谓杜备诸家体，非必牵合yb

程度，诗意盖讥当时刺史有禽鸟不若者。明皇以后，天步多棘，凡尊君者为有也，怀二者为无也。鲁直亦云：‘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宇再拜诗。忠臣衔愤痛切骨，后世但识琼瑰辞。今观此篇叙鸿雁羔羊，礼自太古尊君亲上之意，为明皇设不疑。至于《杜鹃行》乃云：‘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又云：‘尔惟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指斥骂詈，殊无致严之语莫不皆有所主也?”不管众论家如何阐释，诗中杜鹃象征鸟之至尊的形象是无可辩驳的。杜甫借鸿雁羔羊之尊杜鹃象征和睦有序的君臣之礼，可视为对不尊君者连禽鸟兽类皆不如的讽喻。杜鹃在其间，象征着帝王。考察杜甫此诗的成诗时间，恰是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出现，朝廷大乱。而唐肃宗于公元756年安史之乱次年六月随玄宗出逃，至马嵬坡与玄宗分道，北上灵武，七月即帝位于灵武。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公元761年玄宗病故。这种做法，完全对父子君臣之礼置若罔闻。《旧唐书》中记载：“房琯布农时与甫善，时(安史之乱)

瑁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年十月，瑁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珀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榖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相，儿女饿殍者数人。”这样的悲惨遭遇，使杜甫对不忠君、不守君臣之礼者怀着深切的痛恨。诗中哀鸣的杜鹃鸟，是明皇的隐喻，是杜甫对盛世逝去的痛惜。与之《杜鹃》可两相参照的是《杜鹃行》：

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鸟。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哺雏，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业工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区。尔岂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复何所无。万事反复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仇兆鳌在题下注日：“李辅国劫迁上皇，乃上元元年七月事。此诗借物伤感，

当属上元二年作。鹤曰：观其诗意，乃感明皇失位而作。”(《详注》第837页)《御定全唐诗》于此诗后注：“上元元年七月，明皇迁居西内，高力士流巫州，置如仙嫒于归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明皇不怿，因不茹荤，辟觳，寝以成疾。诗云‘骨肉满眼身羁孤盖谓此也。”

这两酋作品都是借望帝化鹃的传说抒明皇失位的忧愤之慨，仇兆鳌于《杜鹃行》后注：“本缘望帝而寓言，非擅喻禽鸟也。”(《详注》第839页)这是一句饱含深意的论断。如果望帝是单纯地禅位而自愿隐居，不仅望帝最终化为杜鹃—这一凄楚哀怨的怨鸟形象无法解释，因为一个意象要成为经典首先自身的发生过程必须能够自圆其说，而且借望帝喻失位明皇则更无契合之处，也无法拿来类比只有望帝和明皇都为被迫失位的君王，这种由此及彼才成为可能。

其实早在鲍照《拟行路难》其七中，杜鹃鸟意象已确定了这一内涵：“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衷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飞走树间啄虫蚁，岂忆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恻怆不能言。”鲍照文中的“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隐证了望帝的泣血哀怨的非常原因，暗台晋宋易代，晋恭帝禅位刘裕后又被杀的历史史实。人往往浅尝辄止，忽视了这一过程去分析咏物至盛时期的杜鹃意象，如同空中楼阁，毫无根基，经不起推敲。确定了杜鹃意象的形成过程，就可以更加清楚地分析在唐人的诗文创造和意象生发中，其怨鸟、冤鸟的形象的鲜活塑造了。

回到杜甫的诗作，其感时忧国“情不忘君”的赤诚之怀，千古之下尤为感人。而作为意象的塑造，杜甫剥离了原始意象灵魂信仰的部分，而在杜鹃鸟意象中发当世悲愤之慨，借古喻今，把啼血杜鹃的传说作为真实的史实来看待，在歌咏之间，为鸟意象脱圣人凡、从原始图腾成为诗家咏物公案做着可贵而卓绝的努力。

李商隐最负盛名的代表作《锦瑟》中，“望帝春心托杜鹃”一句也化用了这一意象，尽管此诗所表达之意宋元以来众说纷纭，至今未有定论，但其间以怨鸟喻幽怨难解之怀则较为显明。《诗人玉屑》引《缃素杂记》云：“山谷道人读此诗，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尘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在李商隐的诗中，杜鹃成为一种意境氛围和心绪感受的象征，凄婉的幽怨，不可止息的哀楚。

杜牧的《杜鹃》也是借杜鹃发心中忧愤，貌似咏物，实为发时代兴衰之慨：

杜宇竟何冤，年年叫蜀门。至今衔积恨，终古吊残魂。芳草迷肠结，红花染血痕。山川尽春色，呜咽复谁论。

杜牧一生志向远大，却生不逢时，晚唐社会藩镇格局，宦官专权，朋党倾轧，使其一腔热血壮志难酬，惟借杜鹃倾吐郁结。杜鹃在其间成为自我形象的象征，亦可看作是晚唐报国无门，郁郁孤哀的落寞志士形象的象征。

从杜甫到李商隐，杜鹃意象由实在的有限象征意义走向了虚幻的意境氛围的无限营构，反映出意象本身负载的文化意蕴和艺术精神在唐代时已成为人们心中的集体无意识，仅罗列意象，不加修饰就可意境全出。从杜甫笔下的失位帝王，到杜牧笔下的落寞志士，杜鹃意象所隐喻的由极盛到极衰的今昔强大落差带来的心理剧变，与从光芒万

丈的盛唐到日渐纷乱衰颓的中晚唐的历史剧变下文人心灵不可遏制的忧愤得到了完美的契合，杜鹃啼血的意象也由上古定喻，向作为中唐至晚唐内忧外患的动荡时局下、报国之志不得抒而忧愤满怀的志士形象同步迁移。晚唐是杜鹃这一鸟意象的丰富期。综上，杜鹃可以说是中晚唐文人心态的代表意象，在与时代人心的结台中，由一味的哀怨升华为悲壮的不屈之节，获得了更具比德之义的新变。

(五)鹧鸪、鸳鸯，鹭鸶

唐代文学对鸟意象发掘和塑造的贡献，不仅在于在原始图腾基础上寄意遥深的创新，还在于对身边寻常可见的鸟类的书写创造，并且出现了因咏鸟而得千古诗名的诗人——“雍鹭鸶、崔鸳鸯、郑鹧鸪各以摹写之工得名当世。””这一从远古神灵转降为今时之审美、从向日之凡俗荐升为眼前之叹赏，一升一降便是唐代咏物的兴盛中隐含着的诗歌文化品格及诗人文化心态的历史性迁变。而寻常凡俗之物的提升，更具意义。因为这不仅是形象题材的扩充丰富，更是诗人审美观照中视点视域的新生——诗歌的审美再不是世家阀阅的精神专属专享，已如同昔日王谢堂前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这一滥觞，开启了从晚唐到以后的一个新方向。

郑谷以其《鹧鸪》诗中出色的意象构造和写景状物，赢得了“郑鹧鸪”的美名。《唐诗品汇》引此诗题下注：“谷以此诗得名，时号为‘郑鹧鸪。”

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唤楚江阔，苦竹丛深春日西。

《瀛奎律髓》中注：“郑都官谷因此诗，俗遂称之曰‘郑鹏鸪。”《唐才子传》中也有记载：“乾宁四年，为都关郎中，诗家称‘郑都官，又尝赋《鹧鸪》，警绝，复称‘郑鹧鹋云。”这种命名方式与称陶渊明为。东篱”如出一辙。郑谷笔下的鹧鸪不仅声色皆美，而且雅趣十足。先从视觉人手写鹧鸪毛色及动态之美，充满闲情野趣。紧接以听觉切入渲染哀婉凄迷的气氛，后由鹧鹋哀鸣写到游子落泪、思妇悲歌。《本草纲目》言鹧鸪“性畏霜露，早晚稀出，夜栖以木叶蔽身。多对啼，今俗谓其鸣日：‘行不得哥也”。结合鹧鸪的习性，可知雨水中鹧鸪的寒冷和恐惧，而日落前“相呼相唤楚江阔”的集体悲鸣，将气氛引向急切与彷徨，与羁旅孤驿的游子，独守空房的思妇的内心世界对应起来，人鸟通灵，交相辉映。吴乔在《围炉夜话》中说：“诗之中须有人在。”郑谷的诗作虽为咏鸟之作，却不是浅层次地托物感怀生发，而是处处紧扣鹧鸪之自然习性来营造氛围，渲染意境，中间还加入了人的元素，人鸟相互比附衬托，成功地塑造了凄凉、彷徨，愁苦、身世飘零的鹧鸪意象。

鹧鸪意象是晚唐诗的又一朵奇葩，诗人对鹧鸪习性的了解和把握，体现着其在咏物寄意的心思细密，咏鸟又不限于鸟，不粘不离，使鸟之凄苦、急切的叫声笼罩全篇氛围，带动其它意象向其聚合，体现着晚唐诗人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上的卓越成就，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鹧鸪这一意象上可见一斑。以开发新意象的新境界成名者甚众，而以咏鸟千古留名并以鸟名成其雅号的文人，郑谷无疑是古今第一人。

《御定全唐诗录》记称：“(崔珏)工诗，以赋鸳鸯得名，时因以为号。”鸳鸯是最为人们所知的情鸟，但多出现在乐府民歌之中，士族文人多关注。唐人却不拘家世门第品评，拈来人诗，尽情抒写。卢照临《长安古意》有“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诗句，道出了鸳鸯作为情鸟的无可比拟。而且，鸳鸯毛色极为绚丽多彩，因此鸳鸯成双游弋水上原本就是一幅绝美的画面，象征着一种和美、圆满。崔珏以咏鸳鸯得名并独占“崔鸳鸯”雅号，则昭示了他对这一公共意象的独特开采鹤立于诸家。其《和友人鸳鸯之什》题下有三首：

翠鬣红衣舞夕晖，水禽情似此禽稀。暂分烟岛犹回首，只渡寒塘亦共飞。映雾乍迷珠殿瓦，逐梭齐上玉人机。采莲无限兰桡女，笑指中流羡尔归。寂寂春塘烟晚时，两心和影共依依。溪头日暖眠沙稳，渡口风寒浴浪稀。翡翠莫夸饶彩饰，鹭鹈须羡好毛衣。兰深芷密无人见，相逐相呼何处归。舞鹤翔鸾俱别离，可怜生死两相随。红丝毳落眠汀处，白雪花成蹙浪时。琴上只闻交颈语，窗前空展共飞诗。何如相见长相对，肯羡人间多所思。

诗以其习性和自然情态人手描画，构造了双宿双栖、爱意绵绵的温软氛围。而且皆于尾联介入人之感受，使情与境水乳交融，余韵袅袅。得名“崔鸳鸯”，实至名归。今日读来，可以明显看出其江南民歌的风韵。而这种风韵，也不再是“下里巴人”，得到唐人普遍的认可、激赏。

“雍鹭鸶”是诗人雍陶的雅号，相比郑鹧鸪和崔鸳鸯，其诗名不及前二人，“两《唐书》均无传。《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别集类著录《雍陶诗集》十卷，谓：‘字国钧。”“雍鹭鸶”一名仅见于元代谢宗可之《咏物诗》一书提要中。考《唐才子传》中的记载，雍陶的诗歌名句中有“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诗人玉屑》中《如咏禽须言其标致祗及羽毛飞鸣则陋矣》条目引《庚溪诗话》对此诗评价不高：“禽中唯鹤标致高逸，其次鹭亦闲野不俗。又尝见于六经，后之诗人，形于赋咏者不少，而其规规然祗及羽毛飞鸣之间……‘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此陶雍诗；亦格卑无远韵。”元代方回《瀛奎律髓》则认为“行近白莲鱼未知”在诗中最佳。。谢宗可与方回皆元代人，皆称此二句，而陈岩肖的《庚溪诗话》成于宋淳熙中，《诗人玉屑》成于度宗时咸淳年间，可见宋代由于理学思想的影响而导致文人审美精神的退化，呆板僵化，反不如融合草野气和市井气的元人更坦率真诚。全诗如下：

咏双白鹭

双鹭应怜水满池，风飘不动顶丝垂。立当青草人先见，行傍白莲鱼未知。一足独拳寒雨里，数声相叫早秋时。林塘得尔须增价，况与诗家物色宜。

诗中的亮点笔者以为在乎色彩的参差对照，青草称白鹭是青与白，白鹭与白莲的同色互比，“行傍白莲鱼未知”则极言其体貌洁白无暇，且步履轻盈，构思立意颇见奇思，其间以自鹭喻高洁隽逸的创作意图一读即知，却耐人寻味。

综言之，唐代是鸟意象“脱圣人凡”的过渡转型期，如李白的《大鹏赋》虽仍是图腾化仙鸟意象，但象征的却是盛唐精神。与此同时，更多人间飞禽被开发出来；有的前代已有，但唐人做了新的发掘，成了集大成的意象。唐代鸟意象在逐渐脱尽原始神圣的理性界划，走向个人生活化的托物言志，真正由原始的混沌成为鲜活的文学意象，由懵懂的信仰成为现实的心灵体验，这与唐代整个时代气象密切相关，由此生发的意象在内涵和神髓中都与时代丝丝入扣——不同时期，均有代表意象，盛唐的大鹏、苍鹰，中脱唐的燕子、杜鹃，其精神风骨、内在寓意、情感风格特征皆与时代相契。

由唐人宋，宋代的鸟意象终结了“脱圣人凡”的过程，沿着唐人开启的新的历史方向，把审美目光更自由、更人心地投入凡俗日常生活之区，“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向鲜活地身边生活中发现不寻常的美。因此，宋人所咏大皆人间飞禽。如果说宋人亦不能脱尽历史文化遗传的话，那

么作为神圣庄严却带着仙异之气的鹤，在宋代亦完成了从神仙蒙昧欲求向高士人格清标的转变。鸟意象由唐代的志士变为宋代的高士，象征着文化审美心态的巨大转型，这是鸟意象在脱圣人凡后精神气质、寄寓取意上的又一次新变。如果说较之原始信仰的上古时期至汉魏六朝，唐代的变化是题材和内容上的，那么宋代的变化则是气质与思维上的。这与宋代社会新的时代背景、文化形态息息相关。

二宋代鸟意象的文化转型与审美新变

从唐及宋，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风气、文化心态也发生了近乎两极的转型。当盛唐边塞诗雄武豪迈之气仍为人们赞叹之时，宋代的统治者已不动声色地将之更迭为文治。“杯酒释兵权”引发的后果之一是士大夫都趋向了精致化的生活，赏花、饮酒、玩石，理学大兴，文学受其影响弥深，从而导致了宋诗一直以来为人诟病的缘由。但与此同时，与宋诗重说理的高度理性化相比，宋词大胆的描写、鲜活的欲望与其构成了情理互补关系。庙堂文化与市民文化，雅与俗共生于一片天空下，虽在社会制度上界限森严，却于艺术中相互渗入融汇。在这种参差复杂的文化组合中，对于意象的提炼，文人的要求更为精微，他们摒弃简单的歌咏描绘，更少见唐人诗中文采华美的专以状物，而将关注点放置于意象自身带出的文化感受氛围，追求高标超逸的意象境界超过了他们对意象本身的塑造。与唐朝杜甫颂苍鹰“何当击凡鸟，毛血撒平芜”可资比照的是，北宋一代文宗欧阳修的以凡鸟自况，其《画眉鸟》诗云：“百啭千声随意遗，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其间诗文风气的转移，如《咏物诗提要》所说：“唐宋两朝，则作者蔚起，不可以屈指计矣。其特出者，杜甫之比兴深微，苏轼、黄庭坚之譬喻奇巧，皆挺出众流，其余则唐尚形容，宋参议论，而寄情寓讽，旁见侧出于其中，其大较也。中间如雍鹭鸶、崔鸳鸯、郑鹧鸪各以摹写之工得名当世。而宋代谢蝴蝶等遂一题衍至百首。但以得句相夸，不必缘情而作，于是别岐为诗家小品，而睬物之变极矣!宗可此编凡一百六首皆七亩律诗，如不咏燕蝶而咏睡燕睡蝶，不咏雁莺而咏雁字莺，梭其标题，亦皆纤仄，盖沿雍陶诸人之波而弥趋于新巧。”的确，较之唐代，“咏物之变极矣”!宋代的代表鸟意象皆重意态品格，它们在文字中的存在远不及它们在特定时代氛围中的存在。宋代的代表鸟意象主要集中在北宋，南渡以后，梅花成为无人不咏的诗家公案，各色人等均能在梅花身上找到合适的比附，于是可以成为时代心灵的象征的著名鸟意象的发掘受到了阻碍，而多为前代意象的延续，偶有新意，但欠缺真正的创造和新意象的开拓。因此，鹤就成了宋代象征文人心灵的意象，自北宋林逋之后宠冠一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北宋时最著名的鸟意象。

(一)鸿雁——孤鸿

“鸿雁属，大日鸿，小曰雁，飞有行列也。”正是因为鸿雁常以雁阵出现，因此孤雁意象就具有了非比寻常的凄凉落寞之感，为诗家抒发此怀时挚爱的意象。前有杜甫的《孤雁》“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珠玉在前，宋代著名的雁意象，仍是孤雁，而且诞生了与郑鹏鹤、崔鸳鸯一脉相承的鲍孤雁。

《诗人玉屑》中引《司马文正诗话》记载：“鲍当为河南府法曹，尝忤知府薛映，因赋孤雁诗，所谓‘天寒稻梁少，万里孤难进。不惜充君厨，为带边城信。薛大称赏，因号鲍孤雁。”。鲍当笔下的孤雁是不畏艰险报国的信使鸟意象，有着鸿雁传书的意味。可见北宋初期景德年间的文人仍怀强烈的报国之志。但细昧之，会发现，虽立意上的核心与杜甫相似仍是报国之志，上承唐代遗绪，但却淡弱了唐代舒朗之气，又尚未显露宋代文士特有的超逸之清气，恰成为唐宋嬗变的一种中间型态。

北宋时最能代表时代特色、在鸟意象书写上呈现新变的孤鸿意象，应属苏轼的《卜算子》。四库本《东坡诃》中于此词的题下写道：“惠州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坡至，甚喜，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下。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曰：‘吾当呼王郎与之子为婣。未几，而坡过海，女遂卒于沙滩侧。坡回惠，为赋此词。”这无疑是一个感人的故事。缪钺先生认为这种说法不足凭信，他考查本词的创作时间为苏轼经历乌台诗案后贬居黄州时，认为这是抒发个人幽愤寂苦的作品”。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鸿雁落寞却不改其志的形象却是不变的：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黄庭坚在《跋东坡乐府》中评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是!”此评甚有见地，但也可看出宋代士大夫文人作品高标的格调和追求。苏轼笔下的孤鸿，其遗世独立的疏影，带着纤尘不染的清高孤傲，带有强烈的北宋文人的个性特征。由此可见在艺术修养极高的宋代君主的倡导下，宋代文人呈现出明确的尚雅文化取向。雁意象也由唐代杜甫笔下的失意“志士”变为失意的“高士”。

(二)燕

燕意象在北宋塑造上的最突出的成就，出在晏殊的笔下。晏殊的《浣溪纱》中的燕意象因加入了哲理思辨而获得了远远超越于意象本身的宽泛内涵，具有了形而上的哲学寓意，将宋诗重理的特点变为优势，不落窠臼地达到了意象浑然天成的思想艺术成就：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诗中以燕代指一切美好的过往事物，“似曾相识燕归来”，在燕意象中隐喻着即使暂时消逝但注定会回来的美好和希望。如果说刘禹锡咏燕，是在深衷感叹中把思绪引向历史的深邃的话，那么晏殊则是把孤怀幽情导人人生的寻味。这样的立意，让燕意象不仅超越了寰古沧桑，回归其本身轻灵鲜活和当下的文化意义，又在回归中形成新的对相的超越，而获得了形而上的永恒的生命意义。晏殊的燕意象，是北宋文人在唐代万丈光芒的鸟意象之上突围，在文化审美上，堪称宋代独创。

(三)鹤

《诗人玉屑》说“禽中唯鹤标致高逸”。这代表了宋代鸟意象审美格局的全新境界。而编纂此书的魏庆之“字醇甫，号菊庄，建安人”，“淳佑甲辰黄易序称：其有才而不屑科第，惟种菊千丛。日与骚人佚士觞咏于其间，盖亦宋末江湖一派也”。种菊赏菊，诗酒风流，鹤正是植根在这样的“雅趣”土壤之上，有所谓“琴有古声清耳目，鹤无凡态惹埃尘”(宋初杨昭俭《赠梦英大师》)”，生长成为可以代表整个宋代文化的鸟意象。

由于鹤意象本身具有的超凡绝尘的隐逸气息，与唐代精神格格不入，故鹤可以说是唐代的人间飞禽中未完成脱圣入凡的改造过程的典型。鹤意象在宋代的崛起和勃兴，政治教化、君主提倡、世情民风、学术风气、文人心态复杂浑融而形成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北宋年间，政治教化“重文抑武。，这就决定了鹰之类好搏击的猛禽不会成为宋人所好，宋代理学的大兴将道德人格的修为提到了首位，对物的审美重骨不重貌，“如咏

禽须言其标志只及羽毛高鸣则陋矣”，决定了所好之鸟不可形大于神，要有比附道德和阐释哲理的潜在粘合力；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日趋精致化，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需求日益增加，故所好之鸟须具备闲情雅致，不染凡尘俗气；宋代君主艺术修养都很高，雅号清逸脱俗的事物，故杜鹃这类带有哀怨气质的鸟类不会得宠。而在唐代最著名的鹤意象——崔颢《黄鹤楼》中的鹤仍是原始信仰的仙鸟意象，延及宋代，虽然还沿延黄鹤楼之白云黄鹤以及辽东鹤、华亭鹤、扬州鹤，还有宋徽宗赵佶《瑞鹤图》中的“瑞禽”一类意象，但它终在文化环境的催化下完成了脱圣人凡的另一个过程——由神仙向高士意象的过渡。这一转变，则离不开北宋的杰出文人——林逋创造的“孤山鹤”、苏轼创造的“赤壁鹤”的杰出成就。从而形成宋代多元并存的鹤意象。

林逋以其“梅妻鹤子”的美谈为千古文人追慕，在宋代成为隐逸文化的代表。其以《山园小梅》为宋代咏梅开创先河，引发宋代咏梅狂潮《古今事文类聚》记载：“林逋隐居孤山，常蓄两鹤，纵之则飞人云霄，盘旋久之，复人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归，盖常以鹤飞为验也。”如此诗意而宁静致远的生活与北宋时尚雅而清远淡?自的时代氛围巧妙融合为一体，成为众士大夫无限追往的生活意境。林逋《小隐自题》诗云；“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余。鹤闲邻水久，蜂懒得花疏。酒病妨开卷，舂阴人荷锄。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元人方回评此诗“有工有味，句句佳。”此种诗风人品对后世诗词影响甚深，“孤山鹤”飞翔在诗词之间，如洪咨夔《贺新郎》“放了孤山鹤。向西湖、问讯水边嫩寒篱落””、刘之才《贺新郎·忆鹤》“问孤山，梅底人知否”、林逋“隐居应与世相违”、“道着权名便绝交”的风骨气节渗入了鹤意象，与之水乳交融，成就了宋代鸟意象的翘楚与典型。

苏轼的“赤壁鹤”则把思绪引向苍茫恍惚之处，叩问着宇宙人生的奥秘。《后赤壁赋》写其攀岩长啸之后，“反而登舟，放手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用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元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翩仙，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日：‘赤壁之游乐乎?闯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赋止笔于空白处，使人心灵无限敞开，诚如黄庭坚所说，饱食斗茶，“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前此数年，苏轼出守徐州，为云龙山人张天骥作《放鹤亭记》，援引《易经》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和《诗经》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称誉鹤之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故《易》、《诗》“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并反衬以卫懿公好鹤亡国的故实，揭示南面之君与山林遁世之士，“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苏轼之鹤意象，飞入宇宙，飞入历史，飞人人生清远闲放，象征着一种超越尘俗的自由。鹤化道士，大化流行，乃是庄周梦蝶思想方式的别具一格的激活。在宋人诗词中，张元干《浣溪纱》“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此时山月下楼明”、辛弃疾之《念奴娇·赋雨岩》“醉里不知谁是我，非月非云非鹤”，都闪烁着东坡鹤意象的影子。米芾曾游放鹤亭，作《游云龙张氏山居》诗，并作序为记。南宋末刘辰翁之子刘将孙曾作《沁园春》词，概述苏轼前后《赤壁赋》，其中云：“孤鹤横江，羽衣入梦，应悟飞鸣昔我过。开户视，但寂寥四顾，万顷烟波。…由此可知，苏轼的名文名鹤，影响极深，有文人生日自述亦云“从今去，且亭前放鹤，溪上垂纶”。东坡鹤与林逋的孤山鹤，是宋代形态不同，影响最著的两种复合性的鹤意象。

在宋代开国之初“杯酒释兵权”的谋略背后“重文抑武”的统治思想导致了“主势强而国势反弱”，为宋王朝种下了政治形势的先天不足，终导致宋朝仅存摇摇欲坠的半壁江山。伴随着梅花成为南宋的国花，鸟之中尤以鹤称冠，作为文化意象的鹤，成为不甘亡国的士大夫阶层、江湖高士和遗民的心灵写照。

综合来看宋代的鸟意象，因其政治背景、时代风气与唐代的迥乎不同，不好盛大开阔而好纤秀深微，重风骨而轻形貌，重清癯而轻丰泽。其对风骨高标、幽雅脱俗、不染纤尘的意象的偏好，使鹤意象成为一种文化与历史的共同选择，成为宋人的独特开发与创造。

三辽金意象的游牧品格与粗豪精神

辽金作为与宋重合并存的朝代与之的差别极为明显，与宋细腻婉媚的风格完全背道而驰。“契丹人和女真人都尊崇迅猛的鸷鸟‘海东青，把它当成游牧民族的象征”。金朝后期文坛盟主赵秉文的《海青赋》中，极写了海东青扑击天鹅的激烈情景：“尔其俊气横骛，英姿杰立，顶摩穹苍，翼迅东极。铁勾利觜，霜排劲翮，角膝插脑，细筋入骨。顾盼雄毅，飞腾灭没。旦寄巢于扶桑，夕刷羽于碣石。于是乃命虞人溯风势，缯缴设。万里足絷，一枝心折。遂投躯以委命，耻摧翼以丧节。龙旗标而殿门敞。虎旅围而鼓声叠。忽水击而惊飞，乍云翔而成列。玉爪翻臂，锦绦下绁。初贴水而徐回，倏千云而上击。雨血纷纭，风毛磔裂。象广寒之舞口，纷霓裳之回雪。似吴宫之习战，惊玉颜之喋血。牡如破敌，势甚擒贼。至如关羽义勇，张纲奋烈。取鲸鲵于坚阵，叱豺狼之当辙。固亦释丰狐之九尾，略狡兔之三穴。益犹赏骥足之神骏，且以劝忠于英杰也。既而寿杯举，臣工悦，天威畅，皇恩浃，背长杨兮而趋京阙”。辽代帝王游幸，必携海东青。这种敢于啄击天鹅的鸷鸟，以其锐不可挡的凶悍，势如闪电的速度展示了游牧民族特有的凶猛粗豪之气。赵秉文作品中的描写，亦不过是辽帝纵海东青扑击天鹅的真实场景的再现而已。据《辽史》记载：“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国主皇族郡臣各有分地户五千。”

应该说，海东青的身上体现着辽金民族的精神气质，作为辽金鸟意象的代表，应是恰如其分。在辽金人的心目中，他们将海东青视为效忠国君的天赐英杰。它的异常凶猛却谨遵主命，且主人一声令下以瞬间爆发的搏击之力扑向目标，即使比其体积大几倍的目标也无一幸免。其喜食它鸟之鸟髓，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游牧民族的原始野性。海东青象征着游牧民族的精神，但其本身却是皇族的专属物，是少数民族进献宋朝的“贡品”——“戊辰，女直国遣使献海东青名鹰”，而且须由皇帝批准尚可畜养，《辽史》中记载奸臣耶律乙辛和张孝杰的一段材料可以证明：“是年夏，乙辛谮皇太子，孝杰同力相济，及乙辛受诏按皇太子党人，诬害忠良，孝杰之谋居多。乙辛荐孝杰忠于社稷，帝谓孝杰可比狄仁杰，赐名仁杰，乃许放海东青鹘”，甚至成为女真和契丹冲突的缘由——“崇宁间诸路漕臣进羡余，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于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两国之祸盖基于此”。

这种凶猛残虐但却可驯服的忠诚鸷鸟在辽金时代成为代表皇族尊严的意象，与宋的鹤相比，海东青杀气腾腾，呈现出游牧民族文化的粗豪凶悍的品格特征和时刻练兵备战的潜在意识。

四结语

在唐宋，鸟意象彻底地脱圣人凡，完成了仙鸟向凡鸟的转变，形成了全新的可以代表自己时代精神和心灵世界的鸟意象。不仅如此，它还由人类崇拜的图腾变为人类的朋友、知己，由神殿仙界之远变为生活起居之近，这是时代气象和文人心态双重选择的结果，亦代表着中国名物文化审美的新变，人与自然关系由敬畏变为亲近，由崇拜变为玩味。杨义先生在其著作中对《周易·说卦》中之“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穷里尽性以至于命”有着绝妙的感悟：“这就使得生命一词，包含三重意义，一者为生物性生命，一者为精神性生命，一者为指向人天关系的玄幻性生命。并形成对这三者交替互补的综合体验”。唐宋之际的鸟意象正是在这三者的交错融合中，将玄幻性生命转化为全新的日常生活体验，这是一种新的人天关系的构造，一种崭新的却时刻酝酿着变化的鸟意象审美格局产生了。望着远去的原始信仰的图腾崇拜，文人心中的鸟迎来了真正自由翱翔的万里长空。

责任编辑：张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