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堂会

内容提要现代文学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作了较为全面的反映，作品主题内容丰富，体裁形式多样，新文学与传统形式互相交织，作品风格斑驳多姿。左翼作家、京派作家以及国统区作家和解放区作家之间显示了不同的写作姿态，不同地区的作家在灾害的表现题材和风格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在灾害不断、苦浪叠至的情况下，中国现代作家与人民息息相通，对自然灾害题材格外关注，水、旱、蝗、疫、风等灾害纷纷进入他们的文学视野，生动地反映了自然灾害的灾象及其特征，描写了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生活，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抱有深切的同情与关怀，体现了文学关怀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灾害作品主题内容丰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文学作品体裁形式多样，既有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也有民谣、旧体诗词等，作品风格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色调，不同类型作家的写作姿态有明显的差异，左翼作家凸显了集体反抗与社会批判的锋芒，京派作家则表现出从容节制的艺术风度；国统区作家在凄苦的陈述中暗含着强烈的社会剖析欲望，而解放区作家则在浓郁幽默的民间风味中表现出昂扬乐观的情调。不同地区作家描写灾害时也有所不同，中原作家与南方作家在表现的题材和风格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一灾害作品体裁形式多样

(一)新文学的自然灾害书写

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各类文体中都有所体现。小说由于其反映的社会容量较大，能够从容地展开对生活的叙述，在描写灾害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各类体裁中显得较为突出。不但有丁玲、沙汀、吴组缃等一大批名家写过有关灾害的小说，同时也有徐疾、石灵、莎寨、易巩等不太知名的作家写出过很好的反映灾害的小说，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例如，沙汀就曾经因为回乡奔丧，了解到有关地方的赈灾救灾情形，写出了《灾区一宿》、《苦难》、《代理县长》、《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土饼》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吴组缃借灾害对皖南农村30年代的经济萧条与世态人情的变化作了出色的描绘，写出了《樊家铺》、《天下太平》、《一千八百担》、《黄昏》等高水准的小说；徐疾的小说《兴文乡疫政即景》反映了四川的“麻脚瘟”，获得首届茅盾文艺奖金的第一名。

诗欧由于其短小精炼，能够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反映灾害的诗歌是层出不穷，表达了对灾民的深切关注，抒发了诗人同情与悲愤之情。臧克家在现实生活中目睹了灾荒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写下了许多首深沉、愤激的诗篇。如描写淮河水灾的长诗《淮上吟》，描写流民漂泊无定、内心凄惶的诗歌《难民》。《水灾》描写了洪水肆虐，席卷一切，不给人以喘息的机会，人们在灾难中苦苦地挣扎求生，侥幸生存下来的人如同秋风中破烂的败叶一般，只能任凭风吹雨打。“天上的水叫蛟龙驮来，浪头象猛虎把长堤抓开，大口里伸出条亮堂的馋舌，向着当前的一切卷来。／……发疯的女子骑着屋脊，脚象双桨插在水里，眼看乱摇的小手向她求援，一转眼，只见浪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魏巍的诗歌《重逢》描写了经历一场大水的母子本以为天各一方，不料却意外地获生重逢，相对喜极而泣，但妹妹已经没有了踪影。“一场滔天的黄水吞噬了多少生命／想起那狮吼虎啸的可怕的怪声还令人战慄／他扶着母亲竭力地奔跑也逃不过洪水的紧逼／终于一朵浪花赐给他们一个永久的分离。

此外，也有不少描写灾害的戏剧和散文。钟纪明、李维翰的戏剧《三石粮》描写了边区一对新婚夫妇为了节约度荒，阻止家长卖粮而推行婚事简办的新风尚；洪深的剧本《五奎桥》描写了江南农村大旱之下，农民与乡绅地主之间围绕桥梁而发生的矛盾冲突，展现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柳倩的三幕诗剧《防守》描写灾后乡民奋力抢险救堤，终于遏制了洪水的故事；旅冈的三幕剧《水》描写了湖南洪水泛滥，人们奋力护堤抢险，但最终还是决堤，他们四散流浪逃命。镇长和官府的救灾人员哄骗他们说不久就会有粮食，但等来的却是四处布防的军警。这群饥民终于醒悟过来，一起向地主的粮仓冲去。

戏剧中涉及灾害的既有话剧，也有歌剧和现代京剧等不同的文体形式，其风格也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仲天的独幕剧《赈灾》是历史题材剧，描写了汉武帝建元元年河南遭受旱灾，田里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朝廷对河南的灾情却视而不见，派官员去河东查勘火灾。少女贾天香在墙上题写了“龙向河东雨，河南隔岸灾!过云不泽物，空白起尘埃!”使得朝廷派来的官员了解了灾情，并力劝朝廷开仓赈济百姓。周彦的戏剧《龙王庙》则以寓言的形式写出了龙王的反复无常，揭露其借灾发财的阴暗，心理。

一些散文也涉及到了灾害，如林淡秋的散文《饥饿的古城》就描写了同时遭受水旱灾害的绍兴古城。秦似的杂文《谈蝗》融形象性与政论性为一体，对蝗虫作了惟妙惟肖的刻画，表达了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冯沅君的散文《劫灰》在痛楚的回忆中记述了家乡遭受土匪劫掠的情形，描绘了一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不安的乡村骚乱图。

(二)传统形式的自然灾害书写

杨义先生认为我国古代的文学观是杂文学观，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思潮的引进，才出现了纯文学观。他极力提倡一种大文学观，主张把少数民族文学、旧体诗词、通俗文艺、现代戏曲等都纳入到现代文学史的考察视野之内。涉及到灾害的不仅有所谓的纯文学作品，还有许多是从大文学观着眼的更为宽泛意义的文学作品，如民谣、新闻与通讯、通俗文艺、日记、旧体诗词等，它们共同参与了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反应与书写。

民谣是农业社会的遗产，是我们走进底层大众精神世界的一种途径与方式。民谣对灾荒的描述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因为大众是生活的无意的记录者，里面没有过度的雕饰和润色，从中可以勾勒出民众眼中的灾荒图景。在黄泛区有一首广泛流传的民谣，揭露了蒋介石以水代兵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精砖头”。甘肃陇县一个叫做沙岗子的地方原先大约有700多口人，后来流行霍乱，一下子死了348人，所以当时在该地就流行着这样一首民谣，“李四早上埋张三，中午李四又升天，刘二王五去送葬，月落双赴鬼门关。”一些民谣反映了灾荒下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例如米脂县流传着“米价过串，人要死一半”的民谣，形象地显示了灾荒下米价飞涨，造成大批民众无法生存的严酷现实。“年头歉一歉，地主圈一圈”，反映了灾荒之下地主趁机压低价格收购农民土地的情形。“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糠莱半年粮，孩子饿断肠”，流传在山西的这首民谣反映了在严重的灾荒下，男人被迫远走口外谋生，而家里靠女人挖野菜过着吃糠咽菜食不果腹的凄惨日子，与那首著名的民歌《走西口》有着同样的凄惨遭遇。“吃了封山饼，记住护森林。若要乱砍树，要拖家中猪。”流传在皖南山区的这首民谣写出了人们封山育林、珍爱自然的习俗。

新文学运动以来，传统的旧体诗词并没有淡出舞台，仍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对现实生活的书写，维系着那

摇摇欲坠却又从未中断的传统。好多文人墨客甚至金戈铁马的武将也都非常钟情这种传统的抒情方式，用旧体诗词写下了许多抒情言志之作，这之中就有一些作品表达了他们对所发生的灾荒的态度和情感。张爱萍将军在一九三八年写过一首《黄泛区》的旧体诗，揭露国民党打着抵抗日寇的幌子，扒开花园口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浩劫。“黄河大堤决，一泻千里泽。御寇美其名，人民遭浩劫。遍地若汪洋，水天难分界。村合断残垣，良田俱湮灭。尸骨逐水流，人畜喂鱼鳖。屋顶丧家犬，树梢鸩啼血。不知谁家猫，见主声凄烈。”陈毅的旧体诗《过黄泛区书所见》则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同时歌颂了在共产党领导下黄泛区人民翻天覆地的生活变化，写出了两个新旧不同的世界，显示了人民民主政权坚固的台法性基石。“一过黄泛区，水茫茫。……三过黄泛区，走跄踉。川原水洗，城社荒落，满目凄凉。内战罪魁，抗敌无能，不顾人民之死亡。”

在1931年的全国性大水灾之中，人人尽力去救灾，就连小学生也不甘示弱，纷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灾区人民的关怀与帮助。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开展了赈灾教育周活动，全校师生积极行动起来，利用各门课程的特点把灾情教育渗透其中，并扩展到各自的家庭与亲戚朋友当中去。比如作文课上让学生去写关于救灾的文章，《大公报》上就曾选登了一个12岁女孩汪伯玉的作文《我们怎样去救同胞?》，文章传达了一个孩子对水灾中的同胞的关切之情，她用稚嫩的肩膀承担起一份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良知与未来的希望。

杨义先生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着什么纯文学，过度强调纯文学，就是对文学与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阉割。的确，如果没有萧乾的《流民图》、范长江的《川灾勘察记》以及流萤的《豫灾剪影》等形象生动的通讯，没有那些民谣与旧体诗词，没有当事人的具体日记，我们便无法去想象当时灾情的严重以及灾民生活的不幸，无法了解国民政府在灾情严峻的情形下还出现了诸多腐败不堪的丑闻。在现代文学史上如果没有这些广义的反映灾荒的大文学的存在，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历史记忆将是多么的贫乏和苍白，整个现代文学史也将变得残缺而不完整。

二灾害作品风格多姿多彩

主体姿态是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主动行为，是一种直观化、感性化的“现象”，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常常体现在作品的主体视角、语言运用等方面。许多作品描写的灾害内容虽然相似，但由于作家主体姿态的不同，其风格便也呈现出斑驳的色调。如同样是描写灾害，左翼作家丁玲与京派作家靳以、田涛表现出的却是各不相同的风格特色。

丁玲的《水》备受左翼文坛的推崇，冯雪峰认为《水》采用新的描写方法，“《水》的最高的价值，是在最先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其次相信大众是会转变的地方”。茅盾则从文艺转向的角度高度赞扬了《水》的价值，“这是一九三一年大水灾后农村加速度革命化在文艺上的表现。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而且多用了一些观念的描写，可是这篇小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这些评论大都是着眼于作品的阶级分析和社会意义，肯定其塑造了人民大众的集体群像，传达了集体反抗与社会解放的先声。

由于作家具有自己的主体性，使得作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左翼文学的规范，但却没有囿于一隅，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了强烈的个性色彩。作品最为鲜明的一点就是能够正视自然灾害，表现了人与自然抗争的紧张激烈的过程。洪水来势凶猛，令人悚然。抢险的人群发狂地吼叫着，无数的火把照耀着，人群慌急地跑来跑去搬运土块和碎石，每个人的心头都填满了焦急。丁玲敢于正视大自然的力量，直面洪水的肆虐与淫威，刻画了水灾下人们惶恐不安的心理。秦弓先生对此有所阐释，“洪水滔天的可怕状态，管涌的危害及其表征，洪水给人们带来的原始性恐怖，邻村溃堤缓解了这边的危势所引起的庆幸与同命相怜的悲哀，危机时刻男子汉保护妻子儿女的豪情，农民含家财顾众生的慷慨胸襟，拼性命保堤垸的无畏精神，回天无力的无奈等等，都得到了生动而准确的表现。”作品的后半部分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左翼思潮的影响，突出了水灾下人民的集体反抗意识。在那群汹涌地扑向镇上的难民身上，我们可以看到30年代左翼文学中流行的反抗身影，丁玲自然也不能例外。

同样是以30年代水灾为背景，京派作家靳以的小说《人间人》却和丁玲的《水》显示出巨大的差异。小说巧妙地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去观照水灾，剔除了左翼文学那些常见的火爆的字眼，富有含蓄的审美意蕴，显示了京派文学淡远闲静的优雅韵致。《人间人》描写了大学教授刘文涵夫妇暑假到山上别墅度假，对灾民的痛苦麻木不仁，能够闲情逸致地在大雨中欣赏雾雨茫茫如同米芾山水画般的雨景。虽然同是生活在人间，他却不知道仆人家没有高的楼房可以躲避水灾，他的太太不知道农民的茅草屋顶根本经受不住大水的侵蚀，鲜明、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阶级分野，含蓄地照应了题目“人间人”，令人产生无穷的回味。他为山洪阻断交通不能赶回去为校长太太祝寿而脸色大变，因为这样一来将严重地危及自己院长的地位，他再也没有了观赏景物的闲情逸致了。小说以水灾为社会背景，精心建构审美意象，淡化情节，用含蓄的笔调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批判了上流社会对民间灾情无动于衷的丑恶嘴脸。小说在一种浓郁的田园氛围之中对现实生活进行审美把握与观照，竭力虚化人物，淡化故事，带有写意特征，以一种审美的方式呼应了30年代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色彩。

田涛虽然也属于京派文人，但由于处在灾荒与饥馑的成长环境下，作家的主体姿态带有明显的忧郁色调，其创作风格介于丁玲和靳以之间，既带有京派文学的诗意追求，又带有左翼文学的强烈反抗与批判意识。“那是一个涝灾荒年!黄茫茫的大平原，翠禾倒淹在涝雨黄汤水里，我的神秘的探险境地被毁灭了。我的父亲看见泡在黄汤水里的庄稼谷禾，哭了。我也看见邻居们望着被水淹没倒下去的谷禾伤心地哽咽起来。我有生初次望见成年人们哭泣，哭得那样伤心。我还没有看见过男子汉大丈夫和白发苍然的老爷们哭过，除了妇女们上坟哭祖代。从此，我产生了忧郁感。”面对灾荒下沉痛的社会现实，京派作家田涛已经吟唱不出婉转悠扬的牧歌，只能用笔描绘着一幅幅苦涩凄怆的乡土画卷。他的小说《灾魂》描写了春子一家在水灾中苦苦挣扎的情形，刻画了洪水来临的骇人场面以及他们逃荒途中的辛酸历程。这篇小说表现了作家强烈的批判意识，直逼左翼文学的主旨，但其中也还是能见出京派文学的底色。小说表现了北方农民为了卑微的生存，付出了极其沉重的道德、伦理以及情感的代价，但也从中显示了他们坚韧顽强的生存意志，犹如那株被剥光了树叶和树皮却依然高高耸立的老白杨树，象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灾魂”，这种象征格调从《荒》到《灾魂》一直贯穿下来。但现实的苦难太多了，使得作家只能远离自己早年倾心的京派创作

风格，愈来愈多地把笔投向记忆中多灾多难的乡土，创作了长篇小说《沃土》。“从佝偻的古柳到挺拔的老白杨，作家品尝到天灾人祸，品尝到冷酷、势利和悲惨，京派那种田园风味和世外情调在这个流亡者作家笔下，已经荡然无存，日益增浓着的乃是乱世人生的真况味。”

同样是描写捕蝗运动，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政权所采取的对策与效果就有很大的不同，由此带来作家观照蝗灾的主体视角的不同，作品的风格就有很大的区别。李季的《老阴阳怒打“虫郎爷”》带有解放区幽默明朗的格调，通过鲜明的对比，讽刺了以老阴阳为首的老农迷信神虫的荒唐思想，赞颂了边区政府领导农民破除迷信，积极扑灭害虫。小说明显地带有解放区文学那种昂扬乐观的格调，在对老阴阳的善意讽刺之中流露着浓郁的民间文学情调。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篇时事宣传的手册，但它成功地把边区的民间文化资源所特有的“边缘活力”转化为政治审美创造，紧密地配合当时捕蝗的政治运动，起到了动员民众的巨大作用。石灵的《捕蝗者》则带有鲜明的社会剖析的色彩，在凄惨悲哀的叙事氛围中揭露了国民政府不但不积极救灾，反而加紧压榨逼迫农民的罪恶行径。小说打上了左翼文学的鲜明特征，带有左翼文学那种描写苦难、揭露贫困根源的社会剖析派的创作模式。但由于作家的主体创造性，小说对抬龙王求雨以及刨旱魃等民间习俗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地方民俗画卷。

三灾害作品地域特色鲜明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复杂多样，各地区的自然灾害也是多种多样，有的地方赤地千里，而另一地方却是洪水肆虐。北方经常发生蝗灾，而南方沿海地区则常发生飓风灾害，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因此不同地域的作家在表现灾害时所选择的题材和表现的主题也大不相同，风格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中原作家与南方作家描写灾害时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旨趣。民国期间，河南饱受自然灾害的侵扰，其中重大的水旱灾害就有五次。中原诗人面对家乡的苦难，写下了大量的表现灾害的诗歌，在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璀璨夺目的中原诗歌群落。“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因此表现水，旱、蝗灾与兵匪祸患的诗篇较多。蔡一木的《黄汛》描写了黄水来临时，良田变成泽国，人们争相逃难，有的被洪水卷走，幸存下来的人又遭受饥饿的折磨，连树皮都被剥光了，在等不到救济的情况下好多人都被饿死了。“茫茫混浊一片水色，茫茫然无限也无界，平坦肥沃的良田阡陌，瞬刻间变成浪涛泽国。屋脊上开着朵朵巨大的水花，树梢头落着群群饥饿的乌鸦，年壮的人们匆匆向山岭上爬，小脚妇女与老幼者顺流漂下。”周启祥的诗歌《农村所见》描写了人们在水、旱、蝗灾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已经濒临死亡的境地。干旱中吃草根树皮，食观音土；水灾中爬上大树、屋顶逃生，幸存者相率逃离家乡；蝗虫吃光了仅剩的庄稼，野外到处是饿死者的尸体，被乌鸦和野狗争食，诗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间地狱般的悲惨图景。

灾害之下，匪患四起。陈雨门的《除夕》描写了除夕之夜家家户户紧闭大门，不敢点油灯，留心着远近的犬吠，时刻担心土匪来袭击与抢劫，“到天明又庆幸着仍是一次虚惊”。诗歌通过以前除夕夜热闹的情景，反衬了现今农村的落寞与凄凉。许多人家房屋都上了锁，被迫逃往他乡。刘心皇的诗歌《夕阳——“前夜篇”之九》描写了夜里枪声四起，不知道哪是兵，哪是匪，到处是哭叫的声音，人们在兵匪的骚扰中惊悸不安，“贫弱人失去了住地”。郭伯恭的诗歌《民隐》描写了大兵借剿匪的名义开到镇上，勒索钱粮，为害乡民。

河南作家在描写灾害时明显地打上了地域的烙印，选择的题材以水、旱、蝗灾为主，同时也描写了灾荒之下的兵匪祸患，这与河南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有很大的关联。“民国时期，河南的水旱灾害是相当频繁的。1912—1948年间短短的37年，几乎无年不灾，20世纪20年代以后尤为突出。气象上，河南省处在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段，气候复杂多变；地势上，西部是山区，东部是平原，河道上下游排泄能力不相称，容易造成水旱灾害。加上战争等人祸的作用，造成了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的不断出现。”

南方的一些作家在表现灾害时便表现出与河南作家不同的题旨与意趣，他们描写的灾害则带有南方的特点。台湾作家的作品相应地带有海岛灾害的特点，如马木枥的小说《西北雨》就描写了大早之下，农民整天盼望能从西北来一场大雨，书写了他们的焦急心情。这就带有明显的台湾海岛的特色，和大陆是从东南海面带来雨水的情形恰好相反。他们无奈之下去偷放沟水，与日伪军警进行顽强的搏斗。台湾是热带地区，农作物以水稻为主，水稻极容易发生稻热病，赖贤颖的小说《稻热病》就反映了这种农作物的灾情。稻热病的发生具有许多发病的诱因，其中农民为了提高产量而大量施用肥料，是稻热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小说中就描写了一个叫黄芋头的农民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小说中还描写了冻灾，由于天气奇寒，许多地方的禾苗都被冻死了。这些灾害都与台湾的热带气候有关，农作物适应了温热的环境，一旦遇上严寒，便容易引发冻灾。广东作家易巩的小说《杉寮村》则选取了台风灾害为题材，这与台风经常在广东沿海登陆有关。小说描写了贫苦的张二婆被人骗去了活命的三元钱，一场巨大的台风又毁坏了她全部的稻子，在这些灾难的沉重打击下，她神经失常发疯了。

贵州的蹇先艾写过一篇小说《盐灾》里面描写了一种令人奇怪的“盐灾”，这也是与贵州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联的。由于贵州多是崎岖的山路，交通极为不便，再加上厘金局加重盐税，奸商囤积居奇抬高盐价，小贩也没有力量买盐转售给乡下人，使得一些边远的乡村家家缺盐，闹起了严重的盐荒。平时非常勤快的农民也因为缺盐，精神变得颓丧，大家都抱怨日子没法过，还不如死了算了。有些人被折磨得快要发疯了，看到哪家有盐就上前去疯抢，整个乡村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四川作家徐疾则把眼光投向了更为典型的一种地方病“麻脚瘟”，创作了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小说《兴文乡疫政即景》，生动地描写了地方官吏面对“麻脚瘟”的灾情见死不救，反而想着怎么去从老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揭露了一群“见猪不振三分罪，千里为官只为财”的大小官老爷们的丑恶嘴脸。小说带有浓郁的四川风味，那种摆龙门阵的情形与地方方言读来让人如临其境，这篇小说以其出色的描写获得了茅盾文艺奖金征文评选甲等首名。小说中所写的“麻脚瘟”是解放前川南一带一种非常流行的疾病，患者一旦染上这种病，脚部就会发麻、发软，所以又称“痹病”，并伴有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等到“麻”的感觉逐渐蔓延到胸部以上，人即死亡，根本无药可治，所以当地的老百姓谈“麻”色变。其实，这种疾病是由于人们食用了含有氯化钡的食盐所致，而氯化钡会造成慢性中毒。

同样是写灾荒下的土匪，河南作家与东北作家就表现出各不相同的风格。姚雪垠的《长夜》风格强悍惨厉，但其中又浸透着一种苍茫悲凉之气。小说出色地表现了河南

的风土人情，具有浓郁的河南地方色彩，特别是地方语言的运用上别具一格。姚雪垠堰曾以此为傲，认为《长夜》在语言上很能表现出他的独特成就。“河南的土地和人民哺育过我的童年和少年，在青年时代我又在河南留下了活动的足迹。我熟悉河南的历史、生活、风俗、人情、地理环境、人民的语言。提到河南的群众口语，那真是生动、朴素、丰富多彩。在三十年代，我曾经打算编一部《中原语汇》，如今还保存着许多写在纸片上的资料。我对河南大众口语热情赞赏，而它也提高我对于语言艺术的修养。”这段话充分表明他的创作与河南大众口语的血肉关联，在《长夜》里中原方言比比皆是，比如把“土匪”称为“瞠将”，“倒霉”称作“打瓦”，断壁残垣称作“房壳廊”等等。姚雪垠对此深有感触地总结道：“如果我丢掉了故乡的人民口语，我在文学创作上将很难发挥力量。”

东北好多作家对土匪题材也都情有独钟，创作过大量的作品，如萧军的《第三代》、骆宾基的《边陲线上》、端木蕻良的《大江》、舒群的《誓言》等。东北缺少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滋生了彪悍强硬的民风。他们好多人并不像中原地区那样是因为走投无路才去当土匪，相反倒是带着一种欣羡心理投入兵匪的行列。萧军对此有过生动的说明：“当兵和当匪不独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分以至耻辱的意味，相反的，这当兵竟成了那一带某些青年人的一种‘正当出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近乎‘光荣的职业。”因为当时统治东北的军阀大多是土匪出身，如张作霖、马占山等，所以很多青年人都起而效法也就不足为奇。“我家乡那地方，地属山区，民风是很闭塞、剽悍的，一般并不崇尚读书。当军官或‘红胡子，是一般怀有野心的青年所向往的理想。”

所以东北的胡子一般不甘于人生的猥琐与平庸，身上总是带有一种极其鲜明的倔强豪放与侠义刚烈之气。不像中原作家笔下的土匪虽不失豪放，但强大的儒家文化时常困扰着他们的人生选择，不时地要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抱有一种忏悔或内疚意识。而东北作家主观上则偏爱土匪，往往带着一种欣赏与肯定的态度去描写土匪们的打家劫含与劫富济贫。“从社会角度看，东北胡子是在社会政治、经济、道德坼裂后从东北土地上萌生出的野性力量，他们的行为实质上对一切束缚压迫他们的社会与自然的原始性的顽强反抗和对自身生存权利的奋力争取。”“从生命形态和生命意识的角度来看，东北胡子实质是以扭曲的形式对个体生命以及由个体生命所构成的整体东北生命力的顽强肯定，因此，这种肯定，表现和升华在精神意识的层次上，就是一种与东北生命力和东北精神密切相关的‘胡子精神。”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09CZW050)的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