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窗外的老槐树在初夏的风里婆娑，碎金般的阳光透过新叶的间隙，在母亲安睡的床前织就一片斑驳。我将温热的掌心轻轻覆在她鳞峋的手背上，忽听得檐角风铃叮咚作响，恍若五十年前教室的铜铃在摇晃。这株老槐树是十年前我从老家移栽来的，当时母亲还能扶着树干慢慢鍍步，如今树已亭亭如盖，母亲却只能在床上数着光阴流转。

那年月的铜铃是母亲亲手系在教室廊下的。1973年的秋晨，我踩着露水去给母亲送饭盒，正撞见她踞着脚往廊柱上拴铃。青布衫的后背泗着汗渍，晨风掀起她齐耳短发的发梢。铃铛是父亲用半担新麦换来的，黄铜表面还刻着“桃李芬芳”四个小字。从此这清越的铃声便成了十里八村的计时器，当第一缕炊烟升起时，母亲已经带着孩子们念“a、o、e”了。村里的老会计说，自从母亲来教书，全村人都养成了听铃声起居的习惯，比公社的大喇叭还准时。

母亲的备课簿总比别人厚些。那年月没有现成的教材，她便用旧报纸裁成小册，蘸着蓝墨水手抄课文。我尤记得某年初冬，她为准备拼音教学，连夜在油灯下剪了上百张卡片。纸是拆了旧年历裁的，正面画着柿子、板凳、镰刀，背面用红墨水写着声韵母。次日鸡鸣时分，她的围裙兜里装着热乎的烤红薯，怀里揣着那摁卡片，踩着薄霜往学校去。那年全乡统考，她带的二年级平均分比中心小学还高出七分。乡分管教育的杨宣委来检查时，翻着母亲手写的教案直咂嘴：“这哪是民办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