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平 李慧奉

［摘要］ 甘肃省博物馆藏《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出版于1938年，是最早记述红军长征历史的单行本图书之一。书的主要内容为长征的大致经过、重要战役的情形、长征中的轶事和人物，并附有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是极为珍贵的红军长征第一手资料。《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西北教育委员会藏书，后入藏甘肃省博物馆。这类“新善本”对弘扬建党精神、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二万五千里长征记》； 红军长征； 甘肃省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 K97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4）02-0168-08

甘肃省博物馆藏品中有两本记述红军长征的图书，一本基本完整，另一本封面及内页有缺失，经过比较，发现两本书目录、页码及内容完全一致，应该是内容相同的书籍，即朱笠夫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图1）。该书封面上半部分为白底，长方形红框内从右至左印有红色书名“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书名上方右侧印有黑体字“第八路军红军时代的史实”，下方左侧印楷体“朱笠夫编著”。封面下半部分是木刻版画，为一队人马向前方群山行进的图案。扉页上方文字为“第八路军红军时代的史实，从江西到陕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朱笠夫编著”；中间写“抗战丛书第二种”，下部写出版社和出版时间“抗战出版社印行，1938”。扉页背面为版权页，写明该书为“民国廿七年一月再版”；编著者为朱笠夫，发行者为抗战出版社；经售处为生活书店、光明书店、上海杂志公司、华中图书公司、新生图书公司。扉页后有两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分别为“毛泽东氏近影”和“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及其题字”。从出版时间看，这可能是国内出版的最早记述红军长征历史的单行本图书之一，是极为珍贵的红军长征的第一手史料。

封面盖有黑色圆形印章，印文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西北教育委员会图书”，扉页也盖有相同印章。表明此书应为当时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西北教育委员会所有。

一、《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的主要内容

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全书分为六章44节，主要记述了长征的原因及大致经过，后附特载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第一至三章共16节，记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红军发展壮大的经过，中国共产党五次反“围剿”的经过及长征的准备工作和结果。第四章“二万五千里长征纪程”，分14个小节，记录了红军长征的经过，从长征开始、突破封锁线、强渡大渡河，到陕北会师结束。第五章“抢桥”，分8小节记述了红军夺取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第六章“长征闲话”，用6小节讲述了一些长征中的轶事和人物。本文选取书中的一些片段进行研究：

（一）茅台逸事

红军进入茅台，有一家酿酒作坊“义成老烧房”，“是一座很阔绰的西式房子，里面摆着百余口大缸，每口可装二十担水，缸内都装满了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美酒，开始发现这酒坊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及酒池生浪，异香四溢，方知为酒。可惜数缸美酒，已成为脚汤”。军事顾问李德“素嗜酒”，听说此事后，即与数人到酒坊，要尝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他们找了其中最远的一缸，痛饮了一场，直到喝醉了才相扶而出。临走时，李德又把茅台酒带走不少。后来继续经过茅台的部队，“都前往该坊痛饮一杯，及最后一部经过时，数缸脚汤也涓滴不留了”。

关于红军用茅台“洗脚”的事情，有些谣传说长征时期的红军官兵没文化，很粗野，占领了贵州茅台镇，居然在茅台酒厂的酿酒池里洗脏脚，并借此诋毁、污蔑红军，还有苏联顾问李德醉酒七天七夜，甚至跳进茅台酒池里洗澡的奇闻。事实上并非如此，从茅台酒的酿造过程看，酒池即酿造池中不可能存酒，因为如果没有盖子，酒池中的酒就会挥发掉，发酵池里只有酒糟、粮食和少许黄水，因此，不可能在酒池中洗脚［1］。在川南、黔北一带，把烈酒倒来洗脚是当地一种常事。当地人走长路脚痛时，就会在晚上用烈酒搓洗腿脚以减轻疼痛，缓解疲劳，俗称“用烧酒洗脚”［1］。《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中说的“洗脚”其实是用烈性酒搓脚，根据耿飚［2］、杨成武［2］、张爱萍［1］、萧劲光［2］、罗元发［3］、成仿吾［2］、邓颖超［4］等多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回忆，红军战士在茅台镇时确实用茅台酒搓脚疗伤、泡脚治病，舒筋活血、解除疲劳。按照本书以及长征亲历者的回忆，红军战士一方面不知道茅台酒是名酒而用它搓脚，即使知道是茅台而用其搓脚也是因为当地习俗和缺医少药之故，而不是因为红军没文化故意浪费酒。另一方面，李德醉酒确有其事，而他醉酒七天七夜甚至在茅台酒池里洗澡却是夸大、不实之词。

据张爱萍将军回忆，当年红三军团长征经过川西天全时，他和彭雪枫同志在天全图书馆内看到国民党的《申报》上载有苏联顾问李德跳进茅台酒池里洗澡的奇闻［1］。可见，这些传闻都是当时国民党造谣污蔑红军的手段。

（二）红军与“猓猓国”的故事

“猓猓”即冕宁（今四川省冕宁县）的彝族民众，他们一开始对红军不了解，以为红军对他们不利，后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领导人的感召下，彝族首领与红军达成协议，允许红军过境。书中写道：

猓猓有自己的武装和坚固的碉堡，扼守山口阻止红军入境。经过一场血战的见面之礼之后，他们就退入深山，且沿途仍有突然抢劫的情形，后来红军派了一位代表刘某，用三跪九叩的礼节，朝见了猓猓国的女皇帝。送了猓猓国二百支步枪，一千元银币，与他们订定了过境的协定。他们就准许了红军过境，惟沿途向夷民买货，须以现银交易，不得参用纸币，也不准红军占据夷民的房屋。自此以后，沿途猓猓除伸手要钱外，不发生任何争执。这是猓猓国外交的胜利，亦是红军政治工作的成功，后来又三个猓猓加入红军当兵。

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和彝族沽基族首领小叶丹，在西康省冕宁县举行了名扬后世的彝海结盟，为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凉山彝族聚居区创造了有利条件。书中的记述与历史上著名的彝海结盟稍有差异，没有写明具体人物及时间，红军方面代表为刘某，而彝族首领为一名女性，但是盟约内容大致相同。

关于彝族在当时的经济状况、社会生活等书中也有所描述：

猓猓国在山上，自能耕种，但每岁所产粮食，不够供给全年的需要，故有人下山向汉人抢掠以补其不足的必要。他们大部分是赤脚，小部分穿麻鞋，身上穿的各式各样，不伦不类的布褂。外面罩着一件羊毛手织的披衫，是真正的土产，女人下身围着一条百褶裙。

这些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四川地区彝族的生存状况、当地彝族和汉族的关系以及红军的民族政策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三）参加长征的女战士

长征中除男性将领和士兵外，也有女性参加，她们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最终到达了陕北。

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了万里的跋涉，当时整整有三十名妇女参加，她们虽然一路经过若干艰难危险，穿过七八个省份，走了二万五千里，越过无数高山大河，但是竟没有一个人死亡，原来身体不好的，反而好起来，现在都平安的到了陕北。

这30名女战士的姓名是：

刘英（洛甫妻），陈慧清（邓发妻），刘群仙（博古妻），危拱之（叶剑英妻），危秀英，李伯钊（杨尚昆妻），蔡畅，李建贞，贺志健（毛泽东妻），廖施光，钱希均，韩世英，邓颖超（周恩来妻），周月华，廖月华，阿香，吴胡莲，王乾元，吴仲连，邓六金，谢小眉，钟玉林，刘彩香，郑玉，杨厚增，李小江，李建华，康克清（朱德妻），丘一涵。

虽然写明是列出30位女战士的姓名，但实际上是29名。在“抗战丛书第四种”《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中列全了这30位女战士的姓名，补上了“金维映”的名字，并且毛泽东妻子的姓名——贺志珍也更加准确。从丛书排列顺序看，可能是“抗战丛书第四种”，比第二种出版稍晚，纠正了一些前者的遗漏和错误。除将30位女战士的姓名一一列出外，书中还着重介绍了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和邓发的妻子陈慧清两位不同出身的女共产党员的革命经历。

（四）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

正文后特载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以红一军团直属队为标准，列出行军日期、出发地点、经过地点、宿营地点和里程，统计了其长征的行军时间、路线和总里程，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图2）。根据一览表，红一军团直属队1934年10月16日，以江西省于都县段屋乡围上村的铜锣湾为起点开始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总行程18088里，因其他军团未列入统计，所以这里的长征里程并非包括所有红军。每日行军里程多在60-90里，最少20里，最多140里。除休息外，行军作战的时间，1934年60天，1935年211天，除1935年七八月在毛儿盖、波罗子休息时间较多外，其余时间，特别是1934年11月至1935年6月间，几乎每月只休息几天甚至不休息。

二、 《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的版本及作者

（一）朱笠夫编著的版本

甘博藏《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为“抗战丛书第二种”，另一个版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为“抗战丛书第四种”。由此可知，当时“抗战丛书”至少有四种，其中第二种和第四种作者、书名、出版社、页码都完全一致，区别仅在于出版日期、封面图案、扉页后的历史照片及第六章第一节所列30名女战士的姓名不同。

“抗战丛书第四种”与“抗战丛书第二种”封面配色正好相反，为上红下白，上半部分以红色为底色，书名为白底黑框黑字；下半部分是一张红军在骑马行军的照片。扉页内容除标明“抗战丛书第四种”外，其他与“抗战丛书第二种”扉页相同。此版本中的历史照片有六幅，分别为“朱德、毛泽东与外国记者里夫谈话”“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第八路军军政领袖合影”“正在向平型关推进之中的第八路军及其辎重”“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图3）。该书由抗战出版社1937年11月发行初版，经售为东方图书杂志公司、五洲书报社、新生图书杂志公司及生活书店大公报代办部。1938年1月，本书发行第三版，发行者为华光出版社，经售分别为世界书局、光明书局、上海杂志公司、开明书局，主要销往香港、广州和厦门（图4）。

“抗战丛书第二种”的初版应该是在1937年底［5］，除与甘博藏本出版时间不同外，其他内容相同（图5）。

“抗战丛书第二种”的另一个版本也于1938年1月再版，封面配色与布局和甘博藏本相同，只是版画内容稍有不同，发行者为新时代书局。另外，历史照片也有所不同，总共四张，一张为毛泽东近影，背景和姿势与甘博藏本稍有不同；另外三张分别为朱德、周恩来和林彪近影（图6）。

（二） 赵文华、大华编著版本

《二万五千里长征记》除朱笠夫编著者外，还有署名大华和赵文华的。1937年初版和再版，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救亡出版社、大陆图书社经售，分销往国内外各大书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封面设计、目录、内容与甘博藏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历史照片，分别为“总指挥朱德将军”“抗日军政大学师生之一部”“八路军的中坚人物徐向前、周恩来、萧克、卞参谋”和“毛泽东向军民演讲”4张照片（图7）。大众出版社1937年还有另外两个版本署名赵文华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除没有照片外，其他内容都一样。

复兴出版社1937年12月出版的《复兴丛书》之一《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署名为大华，无照片，其他与甘博藏本内容和页数几乎相同（图8）。1938年1月复兴出版社再版。

（三）《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作者推测

以上朱笠夫、大华、赵文华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虽然署名和出版社不同，但书籍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出版年份也集中在1937年年底至1938年年初。笔者推测，朱笠夫、大华、赵文华应该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笔名，由于资料有限，目前还无法考证出此人的真实身份。1937年初版“抗战丛书第四种”《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中的一张历史照片，有一位外国记者里夫，从读音上，推测朱笠夫有可能是里夫的笔名。另一种看法认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的作者为简又文。简又文（1896-1978年），字永真，笔名大华烈士，广东新会人。1936 年在上海创办《逸经》半月刊，任社长兼主编。《逸经》1937年7月5日发表幽谷（董健吾）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和毛泽东在延安的照片等。他政治倾向于共产党，又与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过从甚密，极有可能得到或看到许多有关红军和长征的资料。复兴出版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署名大华，与简又文的笔名“大华烈士”类似［6］。

《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的作者到底是谁，我们还不能确定，有待将来更多史料的发现和学者进一步的研究。

《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于1937年年底至1938年年初密集出版，并销往全国各地及海外，表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长征的宣传重视程度和力度之大。本书的多个版本及多次再版，也说明该书当时的销量之多及受众面之广。

三、甘肃省博物馆藏《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来源

甘肃省博物馆藏《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封面盖有“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西北教育委员会图书”印章，表明此书归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西北教育委员会所有。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是根据1930年中英庚款退款而成立的机构，于1931年4月成立于南京，直属行政院，由国民政府派朱家骅等15人为董事，董事会将中英庚款退款设置为基金，“借充整理建筑铁路和经营其他生产事业，再以利息所得兴办教育文化事业”［7］。1934年，董事会开始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并决定兴办西北教育，最初采取的是补助方式，即直接将补助的经费或设备拨发给当地教育部门，由当地来兴办教育［8］。后来，由于西北军政界的贪污腐败和玩忽职守，补助经费被贪污和挪用现象日益严重，董事会决定改变兴办教育的方式。于是，董事会在1936和1937年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对甘、宁、青、绥西北四省进行了两次考察。根据考察团员的报告，董事会决定在西北兴办教育，并成立了西北教育委员会。西北教育委员会在甘肃的自办事业包括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两方面，社会教育方面即是设立于兰州的甘肃科学教育馆。甘肃科学教育馆为甘肃省博物馆的前身，成立于1939年1月1日，设有理化、生物、农事、工业、文献、社会教育、图书、会计、庶务等科、股。

甘肃省博物馆藏《二万五千里长征记》，虽然没有明确标明是甘肃科学教育馆的图书，但它属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西北教育委员会”。1937年底，西北教育考察团完成对西北四省教育的考察，顾颉刚撰写了《补助西北教育设计报告书》，提出在西北自办教育事业的计划，随后成立西北教育委员会。因此，西北教育委员会的成立时间应该在1938年初或稍晚时间。甘博藏《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出版于1938年1月，应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西北教育委员会成立后购买，可能用于充实正在筹建中的甘肃科学教育馆，但因甘肃科学教育馆尚未正式成立，所以仍为西北教育委员会所有。那么，此书可能后来也成为甘肃科学教育馆的藏书，并在甘肃省博物馆成立后成为该馆的文物藏品。

四、结语

甘肃省博物馆藏1938年再版《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是最早记述红军长征历史的单行本图书之一。书中主要记录了长征的大致经过、重要战役的情形以及长征中的一些轶事和人物，并附有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是极为珍贵的红军长征第一手资料。该书于1937年底至1938年年初，以不同作者署名，在不同出版社发行印刷了多个版本，并多次再版，销往全国各地及海外，表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长征的宣传重视程度和力度之大，也说明这本书当时的销量之多及受众面之广。此外，该书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西北教育委员会藏书，应该购买于1938年初至1939年1月1日甘肃科学教育馆正式成立之间，后来成为甘肃科学教育馆的藏书。甘肃科学教育馆为甘肃省博物馆的前身，因此，其也成为甘肃省博物馆早期藏品的来源。

《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因其重要性和稀缺性，可以归入“新善本”收藏中。“新善本”是相对古籍善本而言，在近现代历史上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且有流传稀少的书刊资料，具有较强的政治性［9］。甘肃省博物馆从建馆以来就很重视革命文献的征集、收藏和利用，收藏了从辛亥革命开始，到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发行的进步报刊、书籍、政府公文、名人手稿等，并将这些收藏用于展览中。《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就曾在2006年11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展览”、2001年7月“光辉的历程——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特别展”、2021年6月“旗帜飘扬——长征精神在陇原”等展览中展出，充分发挥了其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方面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关于红军长征中一则史实的通信［J］.党的文献，2002，（01）：70-72.

［2］栗荣.茅台酒传闻［J］.百年潮，2016，（02）：37-40.

［3］吴东峰.“打防御战要有乐于吃亏的精神”——罗元发将军三五事［N］.北京日报，2012-06-04.

［4］瞭望智库.红军战士用茅台酒洗脚？这是关于长征最大的谣言［OL］.https：//www.163.com/news/article/DUNUA0UM0001875N.html.

［5］栗荣.国内最早记录红军长征的单行本文献：《二万五千里长征记》［OL］.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6-12/02/c_129387662.htm.

［6］张国柱，张其武，杨翔飞.尘封的红色经典下卷——早期长征著述版本图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63-71.

［7］中英庚款董事会、甘教馆关于检寄（管理中英庚款十年来概况）抄发职员简历表的公函［R］.档号35-1-20：22-23，甘肃省档案馆藏.

［8］刘继华.中英庚款董事会兴办西北教育活动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32-37.

［9］赵长海.新善本研究［J］.图书馆建设，2004，（03）：127-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