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平

［摘要］ 军事后勤是军事行动的物质基础，物资运输是军事后勤的重要组成部分，充足的物资保障是实施战争的前提条件，对战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派驻各地的办事机构，利用自己公开“合法”身份，全力构建运输线路，完善管理机构，健全规章制度，确保后勤运输顺利开展，为抗日前线作战和陕甘宁边区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关键词］ 军事后勤； 物资运输； 八路军办事处

［中图分类号］ G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4）02-0131-08

军事后勤是武装力量战斗力生成与维持的物质基础，历来都受到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孙武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恩格斯也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和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力和武器这两种材料。”物资运输作为军事后勤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决定着军队战斗力的形成、巩固与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抗战时期，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对敌作战和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当前学术界对于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物资运输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进行整体研究，其中涉及物资运输［1］；二是对某一个办事处的运输工作进行专题研究［2］。但这些研究多为个案分析，缺乏对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的物资运输工作进行整体上的考察，未从宏观上形成总结与归纳。本文结合相关文献资料，以点带面，梳理、分析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在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的作用，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各地办事处的设立及运输工作概况

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是国共两党间政治与军事联系的枢纽，在设置上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类是设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负责与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联络和交涉的办事处，如南京办事处、武汉办事处和重庆办事处。第二类是设在国统区省会或战区机关驻地，负责与国民党地方政府或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和交涉的办事处，如驻陕办事处、驻晋办事处、驻甘办事处、新疆办事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办事处、第一战区联络处、驻湘通讯处、贵阳交通站等。第三类是设在英属香港及敌占区上海的办事处。第四类是因转移而驻地变化的办事处以及与新四军联合设立的办事处，如广州（韶关）办事处、衡阳办事处等［3］。前三类办事处多位于铁路或水运枢纽城市，因而成为物资运输线上的重要节点。第四类办事处则多是基于运输需求而设立，如衡阳办事处主要负责转运武汉沦陷后，从武汉撤出的大批人员和物资。贵阳交通站是香港、桂林办事处将物资输送到重庆的中转站。

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运输的物资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和物资。根据第二次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按月向八路军发放军饷和物资，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具体负责［4］。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驻南京、武汉办事处负责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军需署领取物资并转运西安。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军需署成立军政部驻陕、豫、鄂、粤、赣、川六个军需局。驻陕军需局主管陕甘豫等省军需后勤补给和军需生产事宜，负责向八路军发放军饷和物资。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建后方勤务部。后方勤务部管理与全国野战军兵站相关的一切事宜，如军粮、被服、弹药及其他军用品的运屯补给，交通工作的征集、编组、运用，交通路线的改善与警备，以及伤病官兵的运输与医疗等［5］。1937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副部长卢佐被派驻西安，主管华北、西北的后勤工作。驻陕办事处负责从驻陕军需局领取军饷、物资，与后方勤务部洽商八路军后勤补给和物资运输事宜。

其次是苏联和华侨的援助。1937年8月21日，苏联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根据这一协议，苏联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和军事物资，并派遣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也向中共提供了部分援助物资［6］。华侨也是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力量。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1938年6月，在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提议下，以宋庆龄为主席、廖承志任中央委员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正式成立。保盟成立后，利用各种方式宣传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募集、接收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和钱款，并输送到解放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不断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封锁。1939年底，停止向八路军和新四军发放军需物资。1940年11月，驻陕军需局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各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财政困难和物资紧缺等问题日益突出，然而伴随着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军队的生产自救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补给提供了基本的物资保障。但相较以往，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物资运输总量大幅度下降。

二、南线和西北线的运输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际援华通道主要有四条。第一条是以香港为出海口，经广九粤汉铁路到武汉的华南运输线。第二条是以法属越南海防港为转运港口，以滇越铁路、桂越公路为主的中越通道。第三条是由缅甸至云南昆明的滇缅公路。第四条是从苏联萨雷奥泽克，经霍尔果斯入境，再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转甘肃兰州的西北通道。其中前三条为南线运输通道，最后一条为西北运输通道。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依托这些线路开展物资运输，如香港办事处先后通过华南运输线、中越运输线和滇缅公路，将从海外募集、采购的物资转运至内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驻甘办事处通过西北运输线运送苏联援助的物资到陕甘宁边区和抗日前线。

（一）南线运输

南线通道主要运输从香港采购和保盟募集的物资。南线运输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在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下，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通过粤汉铁路，接收从香港、广州等地转运来的物资。后期则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接收香港转运到越南海防的物资。

香港是中国获取海外援华物资的重要中转地。为加强海外宣传、接收爱国华侨的捐款捐物，中共中央派廖承志、潘汉年、秦邦礼等人前往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皇后大道中18号正式成立，对外称粤华公司，以经营茶叶生意为掩护，在海外华侨中募集资金和物资。同月，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设立，云广英任办事处主任，负责转接从香港运送来的物资。为做好物资的采购、仓储和运输，香港办事处秘密开设一家名为联和行的商贸公司，将物资通过水运，经淡水、惠州送至老隆，转汽车运往韶关，由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接应，再经粤汉铁路运往汉口，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收。如1938年夏，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将一批物资运抵广州，广州办事处工作人员徐青将物资护送到长沙，交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由驻湘通讯处转送武汉［7］450。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驻武汉办事处领取转运大炮20多门、长枪400多支、机枪200多挺、驳壳枪112支、大刀3000把、弹药1300箱、黄色炸药300多吨、医药35969箱、服装4.6万套。此外，还采买运送大米300吨、面粉40吨、枪100多支、雨衣3000件，以及机械、通讯器材、日用品等大批物资［7］193。为切断粤汉运输线，1938年6月，日军发动武汉会战。10月，武汉、广州相继陷落，日军控制了粤汉铁路的南北两端，该线路因此中断。

1938年11月，针对广州、武汉陷落后的交通联络问题，周恩来、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拟将全国的交通网分为西北、西南、海上三个中心。西安负责联络西北、华北及中原；桂林负责联络东南、西南；香港负责联络沿海及海外；重庆则负责联络三个中心。为此，1938年11 月、1939年1月，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相继设立，由此开辟了一条从香港、越南海防到桂林，经贵阳至重庆的南线运输线。

为保障南线运输工作的顺利开展，1939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派遣工作人员罗理实、张淑芳夫妇到越南海防设立交通联络站，以海防为起点，建立起一条经越南海防、镇南关（今友谊关）、凭祥、南宁、柳州到桂林的运输线。1939-1940年，罗理实将数批车辆、药品及其他军用物资，通过海防转运桂林［7］836。保盟也派工作人员王安娜利用外籍身份到越南海防，协助香港办事处到当地海关办理通关过境手续［8］。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将从海防接运的物资经两条路线运往重庆和新四军军部。一条是西南运输线，从桂林到柳州、河池、独山、贵阳、遵义、同治（娄山关）到重庆。另外一条是东南运输线，从桂林到衡阳、吉安、南丰、鸿坛、上饶、常山、太平、茅岭、章家渡、云岭到新四军军部。据统计，从1938年11月至1941年1月，桂林办事处共转运汽车10辆、汽油7000加仑、附加油50加仑、毛毯2万条、无线电通讯器材10车、医疗器材和药品30多箱、被服10车、火药15吨到重庆［7］426，并最终送往延安。

为切断中越运输线，1939年11月，日军占领南宁、龙州，并多次向以越南为殖民地的法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法国封锁海防港以及中越陆路交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占越南全境，中越交通彻底断绝。此后，香港办事处曾设法将物资从香港运到大鹏湾，绕道缅甸，经滇缅公路运往云南昆明，再经贵阳送抵重庆［9］。1942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滇缅公路被完全切断，这条线路也宣告终结。

（二）西北线运输

西北运输线主要运输来自新疆和苏联方面援助的物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驻甘办事处、驻陕办事处承担了这条线路上的物资转运任务。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线，切断海上运输通道，苏联政府就通过西北交通线将大批军需物资经迪化、哈密、玉门、酒泉、张掖、武威、兰州，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中国。由于国民政府反对苏联直接支援中共，所以苏联方面就秘密经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向中共提供物资援助。如1937年12月21日，“苏俄军车五辆，载纸张、白糖、步枪十五箱、子弹三十一箱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2月16日，“有军车十六辆全系步枪、轻机关枪、炮弹、手榴弹等，另有通讯器材一车，押车武装士兵二十一人至迪化”；1938年5月30日，“苏俄军车二十五辆，武器弹药、货物、食品等交八路军办事处转”；1938年5月初到6月初，“苏联接济延安军车未经督署顾问登记者，共有三次五十一辆，装载物品不详，均系编号之木箱，大小不等可能系武器，直接入关”。此外，还有没有具体时间的物资运输记载，如“有苏联军车八辆装载弹药、药品、木箱等。押车人为帕思洛夫斯基，其称为友党运送药品”；“苏联军车七辆开入八路军办事处过夜，据说明日入关。蒙古人古鲁巴尔司机说：除子弹外，大都是机关枪”等［10］。除苏联直接运输物资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也组织车队开展物资运输。如1937年底到1938年初，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将新疆人民支援八路军的两万件皮衣，用汽车和骆驼分批从迪化运到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然后经兰州，翻六盘山，转运到长武，再由驻在此地的385旅一个警卫连转运延安和抗日前线。1938年1月，滕代远从新疆携带四挺高射机枪、两万发子弹、约800斤西药返回延安［11］。2月，邓发将新疆人民捐献的200万两（新疆旧币）捐款、从苏联购买的500瓶鹿茸精和一批电讯器材运往延安［12］576。1940年7月，驻新疆办事处又将一批新闻纸运往延安，满足延安的急需［12］607。

兰州是西北交通线上的要津之一，这里不仅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设立的飞机场，还有苏联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由于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有着半公开的联系，因此驻甘办事处经常与苏联驻兰州的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联系，沟通中苏两党的关系，传递文件、情报和其他资料，负责来往于中苏之间人员的接待和苏联支援中共抗战物资的转运。驻甘办事处转送了从新疆运来的大量物资，除上文所述之外，1938年8月，驻甘办事处还接送了由王稼祥带领的一支车队，这支车队满载着高射机枪、子弹、无线通讯器材、医疗设备和药品，还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书刊和共产国际的文件资料，由驻新疆的苏联军队武装护送至兰州，然后由驻甘办事处接转，通过西兰公路，经庆阳到延安［13］。

1938年底开始，国民党开始监控新兰公路上的苏联车队，逐步限制苏联运输车辆的运输路径，最初不允许苏联车队越过兰州，之后又不允许越过哈密。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逐渐停止对华援助，西北线路上的运输工作逐渐停止。

三、八路军兵站线上办事处的运输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被划归由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所以八路军兵站部在国民革命军编制序列里称为第二战区第十八分监部，杨立三任兵站部部长，对外名义是第十八兵站分监部少将分监。为保障前线作战，八路军兵站部根据任务不同，在各条兵站线上设立办事处、兵站、派出所、交通站等机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驻陕办事处、驻洛阳办事处都是位于八路军兵站线上，兼具兵站职能的办事机构，在输送军需物资，支援抗日前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先后在太原、临汾办公，因地处对日作战的前线，所以早在红军开赴山西前，驻晋办事处负责人彭雪枫就针对军需物资的筹措、运输，兵站的设立等问题向中共中央进行汇报，与阎锡山方面进行沟通协调。如1937年8月7日，彭雪枫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汇报拟就红军工作器具、弹药补充和粮食供应等问题与阎锡山方面进行交涉，同时建议在三岔堡、大同、丰镇等处设立兵站，预先办粮［14］46。9月18日，中共中央派杨立三在临汾城外设立八路军总兵站，并迅速布置了北、东、南三条兵站线。由于战事紧张，11月13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等人，指出临汾办事处、供给处、兵站及炮兵团均由彭雪枫统一指挥。彭雪枫迅速将两批军需物资由临汾转博爱，运送到长治，并电告刘伯承、徐向前、张浩派人到晋城或长治接收这两批物资［14］79。同时再次致电刘伯承，在沁县、屯留分设兵站，以便给129师转送物资［14］80。1938年2月，临汾失守，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结束使命，但在红军改编和八路军抗战初期，驻晋办事处发挥了兵站运输、调度等职能。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经理科承担西安兵站的职能，经理科科长同时兼任西安兵站主任。与驻陕办事处经理科有业务往来的机构除驻陕军需局、后方勤务部第二办事处外，还有驻陕军医署、驻晋军医署、伤病慰问处驻西北办事处等。经理科承担着从上述各部门办理护照、手续，领取军饷、通讯器材、卫生材料、粮食、枪支炮弹，从各地购买各种急需物资，并把这些物资安全运往抗战前线及陕甘宁边区的任务。鉴于西安兵站的重要性，1937年12月3日，彭雪枫、叶季壮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以后请领物品完全由西安负责”［14］83。毛泽东、周恩来亦主张“运输重心在晋，故立三宜留临汾来往临太间，领物领款重心在陕，故宜以季壮来往西安潼关间”［14］85。所以驻陕办事处经理科由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军需处长叶季壮直接管理，八路军兵站部部长杨立三也经常到西安指导兵站工作。

为将大批物资及时运往前线和陕甘宁边区，1937年9月，驻陕办事处经理科成立了八路军第一支汽车队，至1938年拥有汽车22辆。由于运输任务繁重，经理科还设立了大车队，并租用了百余辆商车，其中签订长期租用合同的就达40辆。据1938年6月驻陕办事处的工作报告可知，仅1938年4月，驻陕办事处使用汽车队的汽车和雇用的商车就达103部，此外还有大车20余辆。就运输线路而言，驻陕办事处的运输车辆主要是北上延安，此外还赴潼关、兰州、长武、锦城、洛川、庆阳、云阳、祁县、延川等地，往东则到垣曲、渑池。驻陕办事处在长武七里村设后方勤务办事处（亦称七里兵站），并在此驻扎385旅一个警卫连，负责从市场上购买粮秣，收储、转运从苏联、新疆、西安运送来的各种物资。除了汽车运输，驻陕办事处还使用铁路军用车皮运输物资，但仅限于西安至宝鸡、西安至渑池、西安至铜川这三条运输线。1940年11月，国民政府停发军饷，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驻陕办事处经理科的运输工作大幅减少，车辆大部分撤回延安，但运输工作并未完全停止，如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半年间，办事处仍向延安输送万斤钢铁，还有药品、水银、电料、书籍等物资［15］164。

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是连接八路军总部与延安，华北、华中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交通枢纽。由于日军对吕梁山区的封锁，延安与晋东南的交通被隔断，八路军总部与延安的交通要绕道渑池或洛阳，经西安再到延安。延安与华北、华中根据地则被国民党第一战区隔开。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成为连接这几处的交通枢纽。1938年7月下旬，八路军在垣曲黄河渡口北的关家村设立了第十八集团军第二办事处。1938年11月，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在渑池建立了第十八分监部第三办事处（即渑池兵站），后又通过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区各部队和地方当局交涉，相继建立了经渑池、垣曲、阳城、高平、长子、武乡、麻田或孟津、济源、陵川、平顺、潞城、黎城至八路军前方总部；经渑池、灵宝、潼关到西安；经项城、沈丘、界首、太和、蒙城至豫皖苏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经临汝、宝丰、舞阳、确山到中共中央中原局；经信阳、安陆或南阳、唐河、新野、枣阳到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等四条主要交通运输线。渑池兵站通过这些运输线路将从西安等地运送来的军饷、弹药、服装和粮秣向黄河北运输，然后再由各兵站转运至八路军总部以供应前线，另外将部分物资运往确山等地，转运给新四军。

1939年2月，国民政府要求取消兵站十八分监部，渑池兵站的管理权由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移交给垣曲关家村第十八集团军第二办事处。12月，蒋阎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掀起了反共高潮，八路军总部与延安之间的南线兵站线被彻底破坏。1940年3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总部在太谷县建立了新的兵站办事处，开辟了由晋东南到晋西北再到延安的北线兵站线。6月，中共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主动撤销渑池兵站。自此，经西安的南线运输趋于停滞。

四、 运输工作开展的各项保障

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健全的组织机构、严密的工作纪律是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运输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统筹协调多个办事处开展物资运输，充分发挥了指挥中心的作用。1939年4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下，重庆办事处协同贵阳交通站从贵州黄平弹药库领取军需署拨发的10吨弹药和炸药，并运往延安和抗日前线［16］。1939年5月，香港、桂林、重庆办事处联合开展物资抢运，安排人员在河内、凭祥、河池等地分段接运，用近五个月的时间，把在越南购买的7000加仑汽油和一批车辆、电讯器材以及华侨捐赠的物资经重庆转运延安［7］280。此外，为连接西北运输线，重庆办事处在宝鸡茹家庄设立转运站，该转运站在建制上属于重庆办事处，其仓库则属驻陕办事处管理。仓库内存储了重庆办事处采购的大量物资，其中延安或者前线急需的物资就优先运输，其余的生产物资则存放于仓库，根据驻陕办事处的指示予以处理［17］。

在组织机构方面，驻陕办事处经理科同时兼西安兵站，洛阳办事处下辖渑池兵站，其他如武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桂林办事处等都设有运输科（股），重庆办事处下设土湾仓库和小龙坎修理厂，桂林办事处在桂林郊外路莫村设有转运站。在人员方面，经理科或运输科（股）的负责人具有丰富的后勤工作经验，如张元培、吴习智、殷承祯、邱南章、吴宗汉、龙飞虎等都是后勤工作的骨干，不仅有在多个办事处工作的经历，熟悉交通路线和各地情况，还具备应对日军轰炸、与沿途关卡交涉等应急处突的能力。在运输车辆方面，驻陕办事处、重庆办事处、桂林办事处、贵阳交通站等都有汽车队和负责运输的司机、押车员等。这些都为运输工作的高效开展奠定了基础。

严密的工作纪律和不断完善的后勤制度确保了组织机构的顺利运转，也为运输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供保障。1939年，中央军委颁布《八路军兵站工作现行规则》，要求交通运输工作“准确适时、保障完整、手续清楚、爱护工具、交通敏捷”。为提高运输工具的使用效能，要求兵站“严格管理、经常检查、载重适量、加紧教育”。对于汽车运输，从载重量、行驶速度、汽车保养维护等方面进行规范。如“普通自延安至西安往返用油至多不超过十六斤，至米脂不超过十二斤，机油不超过二加仑”，“每次出发返回前，由队长测油一次，路上添用油料须由押车员目见证明”［18］。各办事处也有自己的管理细则，武汉办事处在工作纲领中明确了经理科下辖会计、采办、运输各股。对运输股的人员构成、工作流程、运输员注意事项及运输股下设的储藏室都设置了明确的管理规定［7］40。

五、结语

军事后勤是战争胜负的战略因素、革命斗争的必要条件。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后勤运输工作，在各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充分利用自己公开“合法”身份，开辟物资运输线路，优化管理体制机制，完善各项制度，以确保运输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除文中所述的八路军办事处外，其他的八路军办事处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展过物资贸易和运输活动。如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开展与阎锡山部的物资贸易，解决陕甘宁边区物资紧缺的困难，有效稳定了边区的经济形势。八路军驻豫北办事处开办货栈、商号，建立地下交通线将物资运往安阳，销往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同时购买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等物资，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军事、交通和经济封锁。总之，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的物资运输工作有力保障了八路军、新四军前线作战，支持了陕甘宁边区建设，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牛建立.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述论［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6（01）：77-83.

［2］苏文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路莫村转运站的建立及其地位［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03）：1-7.

［3］王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办事处的建制［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02）：69-73.

［4］郜耿豪.国民革命军兵站体制的沿革［J］.军事历史研究，2017（01）：63-77.

［5］戚厚杰.抗战时期国民党战场后方勤务述评［J］.军事历史研究，1991，（01）：90-95.

［6］孙艳玲.抗战初期苏联援助中共武器问题初探［J］.抗日战争研究，2013，（04）：19-23.

［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8］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284.

［9］中国福利会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福利会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66.

［10］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7［M］.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3999-4001.

［11］谢觉哉.谢觉哉日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03.

［1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13］《伍修权传》编写组.伍修权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81.

［1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3［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1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1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1［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657.

［17］延安革命纪念馆编.史唯然［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32.

［18］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后勤工作文献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