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萌 曾江辉

摘要 以2015—2022年湖北省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选择最优的杜宾模型，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资源配置3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及其邻近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果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湖北省数字经济对本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也有正向的影响。数字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能够提升城乡发展水平，并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该效应反映了数字经济向中小城市扩散的趋势，以及数字经济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对资源配置和流通效率的中介作用。建议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流通效率，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 数字经济；城乡融合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空间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4）11-0201-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4.11.043

Research on Digital Economy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Hubei Province

LIU Meng，ZENG Jiang-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Hubei 434023）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Hubei Province during 2015-2022， using the space panel model to select the best Dubin model the impact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s were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in Hubei Province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region， an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neighboring reg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produce space overflowing effects. This effect reflects the trend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s well a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irculation efficiency. This article recommend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ircul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Space overflow effects;Space panel model

作者简介 刘萌（1985—），女，江西萍乡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可持续发展。

*通信作者，副教授，从事城镇化宏观经济研究。

收稿日期 2023-08-31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战略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以数据为核心资源，以创新为驱动力，以网络化、智能化、平台化、共享化为特征，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为目标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1］。数字经济具有高效、便捷、开放、协同等优势，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配置优化、社会服务创新等方面的发展［2］。

我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具有较强的实力和潜力。我国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确立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并在随后的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数字中国建设总体布局，进一步指明了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随着2035年国家远景目标纲要的发布，预计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将达到10%［3］。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形势总体良好，数字人民币、产业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化得到深度推进，数字经济产能规模已超过45万亿元，占全球第二［4］。

数字化城乡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在逐步崛起并深刻影响着城乡发展格局。城乡融合发展是指在国家统筹下，通过制度创新、要素流动、功能互补等方式，实现城乡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协调和一体化［5］。城乡融合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6］。数字化城乡经济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和优势，如加速城乡经济一体化、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流动和交流等［7］。然而，数字化城乡经济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数字鸿沟问题、数据安全问题、人才培养问题等［8］。因此，通过深入研究数字化城乡经济的影响和机遇，有利于探索适应时代变革的城乡发展模式，推动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入新阶段。

该研究选取湖北省为研究对象，利用2015—2022年的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资源配置3个方面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1 影响机制分析

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以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资源配置3个方面进行分析。

1.1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数字经济通过提供各种数字化技术和平台，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创新动力。数字经济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知识传播，降低了创新成本和风险，提高了创新效率和质量，激发了城乡创新主体的活力和潜力［9］。数字经济也推动了城乡之间的技术转移和扩散，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技术差距，提升了城乡之间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10］。数字经济还促进了城乡之间的技术协作和互动，形成了以数字化技术为纽带的城乡创新网络，增强了城乡之间的创新协同能力和效果［7］。

1.2 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目标，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通过提供各种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如电子商务、网络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产业选择和发展机会。数字经济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了产业布局和组织形式，提高了产业附加值和效益［6］。数字经济也推动了城乡之间的产业链延伸和融合，增加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联系和协作，提升了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稳定性［11］。数字经济还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产业功能互补和优势互换，形成了以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为载体的城乡产业互动模式，增强了城乡之间的产业协调能力和效果［5］。

1.3 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条件。数字经济通过提供各种数字化平台和工具，如移动支付、共享经济、区块链、智能物流等，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便捷的资源获取和利用方式。数字经济促进了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动和交换，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时间成本和空间限制，提高了资源配置的速度和范围［12］。数字经济也推动了城乡之间的资源整合和优化，增加了资源配置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13］。数字经济还促进了城乡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再利用，形成了以数字化平台和工具为媒介的城乡资源循环模式，增强了城乡之间的资源节约能力和效果［14］。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2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利用湖北省17个地级市2015—2022年的数据，该研究运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2.1 数据来源

该研究数据来自官方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湖北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等，以及百度指数、阿里指数等

第三方数据平台。该研究选取了湖北省17个地级市的面板

数据，共有136个观测值。研究过程中对数据进行了必要的

清洗和处理，如填补缺失值、删除异常值、转换单位等，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2.2 变量选取

2.2.1 依赖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该研究采用了城乡融合发展指数（URDI）作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指数是由国家统计局制定的一种综合反映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协调发展程度的指标，其取值范围为0～100，数值越高，表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越高。

2.2.2 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水平。该研究采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DEI）作为数字经济水平的代理变量。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以数据为核心资源，以创新为驱动力，提供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子制造业等。

2.2.3

控制变量。人口规模（POP）、人均GDP（PGDP）、第三产业占比（TIR）、固定资产投资占比（FIR）、科技创新能力（SII）、政府支持力度（GSI）。这些变量（表1）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需要进行控制以消除其干扰效应。

2.3 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该研究运用了一种结合了空间相关性和面板数据特征的统计模型——空间面板模型。该模型能够有效地处理空间依赖和异质性的问题。空间面板模型分为3种基本形式，即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滞后模型（SLM）和杜宾模型（SDM）。该研究根据拟合优度和信息准则的比较，选择了杜宾模型作为最优的模型。杜宾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Yit=ρWYit+βXit+θWXit+μi+λt+εit（1）

其中：Yit是第i个地区在第t个时间段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WYit是第i个地区在第t个时间段的邻近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加权平均；Xit是第i个地区在第t个时间段的数字经济水平和控制变量；WXit是第i个地区在第t个时间段的邻近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和控制变量的加权平均；ρ是空间滞后系数；β是解释变量系数；θ是空间滞后解释变量系数；μi是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λt是时间效应；εit是误差项。该研究采用了倒数距离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W的构建方法，即

Wij=1dij，i≠j（2）

其中：Wij表示第i个地区和第j个地区之间的空间权重；dij 表示第i个地区和第j个地区之间的距离。该研究使用Stata软件进行了杜宾模型的估计，并对估计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异方差性检验。

3 结果分析与检验

该研究使用了Stata软件进行了杜宾模型的估计，并对估计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异方差性检验。表2显示了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表3显示了稳健性检验和异方差性检验的结果。

根据表2和表3的结果，分析如下：

（1）空间滞后系数ρ的估计值为0.234，显著为正，说明湖北省各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即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与其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这表明湖北省各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一个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不仅受到本地区的影响因素的作用，还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因素的作用。

（2）数字经济水平（DEI）和其空间滞后项（WDEI）的估计值分别为0.876和0.456，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提升城乡之间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资源配置水平，从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同时，数字经济也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3）人口规模（POP）和其空间滞后项（WPOP）的估计值分别为-0.012和-0.006，均显著为负，说明人口规模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人口规模过大会导致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公共服务不足、环境压力增大等问题，从而阻碍城乡融合发展。同时，人口规模过大也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形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恶性循环。

（4）人均GDP（PGDP）和其空间滞后项（WPGDP）的估计值分别为0.001和0.000 5，均显著为正，说明人均GDP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人均GDP能够反映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水平，从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同时，人均GDP也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5）第三产业占比（TIR）和其空间滞后项（WTIR）的估计值分别为0.234和-0.123，前者显著为正，后者显著为负，说明第三产业占比对本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第三产业能够反映城乡之间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消费需求水平，从而推动本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第三产业也能够通过空间竞争效应，影响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形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应该加快第三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第三产业附加值和效益，促进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协调发展，增强第三产业的区域辐射能力和带动能力。

（6）固定资产投资占比（FIR）和其空间滞后项（WFIR）的估计值分别为-0.167和-0.089，均显著为负，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过高会导致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均、投资效率低下、债务风险增大等问题，从而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过高也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形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应该合理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促进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出口等需求的平衡发展。

（7）科技创新能力（SII）和其空间滞后项（WSII）的估计值分别为0.345和-0.178，前者显著为正，后者显著为负，说明科技创新能力对本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科技创新能力能够反映城乡之间的科技进步水平和创新活力水平，从而推动本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科技创新能力也能够通过空间竞争效应，影响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形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应该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和支持，提高科技创新的产出和转化，促进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实体经济、社会经济等领域的深度融合。

根据稳健性检验和异方差性检验的结果，可以认为杜宾模型是适合该研究问题的最优模型，并且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稳健性。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该研究根据湖北省2015—2022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和政策建议：

（1）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城乡之间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资源配置水平，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对邻近地区的城市融合与发展也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形成了地区间统筹发展的良性循环。政府必须加大对数字经济等核心业态的政策扶持力度，以提升数字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以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入融合。

（2）人口规模过大会导致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公共服务不足、环境压力增大等问题，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并且对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也有负向的影响，造成地区经济不均衡的恶性循环。中国政府必须适当调控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推动人口有序流动，以增强人口素质和动力。

（3）人均GDP能够反映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水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并且对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也有正向的影响，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政府应该加快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增强城乡之间的消费需求和购买力。

（4）第三产业能够反映城乡之间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消费需求水平，推动本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但同时也可能会抢占邻近地区的市场和人才资源，影响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形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恶性循环。政府应该加快第三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第三产业附加值和效益，促进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的协调发展，增强第三产业的区域辐射能力和带动能力。

（5）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过高会导致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均、投资效率低下、债务风险增大等问题，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并且对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也有负向的影响，形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恶性循环。政府应该合理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促进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出口等需求的平衡发展。

（6）科技创新能力能够反映城乡之间的科技进步水平和创新活力水平，推动本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但同时也可能会削弱邻近地区的创新动力和竞争优势，影响邻近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形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恶性循环。政府应该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和支持，提高科技创新的产出和转化，促进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实体经济、社会经济等领域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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