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鸿 符月霞

摘要 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手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矛盾纠纷日趋错杂，这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也带来了新挑战。乡村社会治理面临人口资源不足，农村自治能力较弱，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化的多元价值观念有碰撞与冲突等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党的领导下完善乡村治理的各项制度机制，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并以多种方式引回乡村人才，重塑乡村文化价值理念从而振兴乡村文化等路径，能有效规避乡村社会治理的难题并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从而助力乡村振兴，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巩固基础。

关键词 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4）11-0247-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4.11.053

The Dilemma and Way Out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EI Hong， FU Yue-xia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e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the face of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major changes unprecedented in a century，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which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faces difficul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population resources， weak rural autonomy ability， collis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al values and modern pluralistic values. On this basis， it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various systems and mechanisms of ru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troduce rural talents in a variety of ways， reshape rural cultural values and concepts to revitalize rural culture， etc.， which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problems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so as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ealiz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Rural revitalization;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Plight;Way out

作者简介 韦鸿（1999—），女，布依族，贵州兴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收稿日期 2023-07-19；修回日期 2023-11-16

乡村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与命脉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重视乡村工作，一直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道路，并取得优异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摆在全党工作的突出位置。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步伐加快，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严的标准。

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1］。该研究探讨目前农村社会治理中所面临的困境，并为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更有助于乡村社会稳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对推进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继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乡村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耦合性

在我国社会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2］。这表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不可分离的，乡村现代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道。然而，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的“社会短板”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急需尽快补齐。

1.1 乡村振兴为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行动指南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总体战略指导下大力推进。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作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走向现代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最重要的秘诀在于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成功摸索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且具有强大生命力支撑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作为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抓手，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与路径，其乡村社会治理够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保障，引领农村农业实现现代化。

1.2 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为乡村振兴搭建实践场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助推器。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决不能忽视农村、农民、农业，只有农村问题受到重视了，乡村振兴在现代化进程中才不会衰败。没有乡村社会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便就缺乏展现卓越治理能力的舞台，乡村振兴战略也就缺乏稳固的基础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面对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党中央发表《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4］”乡村社会治理作为最基础治理的单位，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乡村社会治理就是利用有效的治理方式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有效保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挥“压舱石”作用。

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乡村治理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加速推进，乡村社会的快速变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需求不断增多，乡村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严重制约乡村现代化的发展。

2.1 乡村治理机制难以运行

乡村治理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不够健全。在传统社会中，家族是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共同体［5］。家族力量庞大，对村民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统管着农业生产、祭祀等社会活动，秦晖［6］有过论述“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由此看出，家族在乡村治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当今中国正面临加速发展和转型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重大变迁，社会转型也意味着乡村的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革，传统的社会治理将瓦解，“家族共治”趋于解体，具有封闭性的社会结构逐步被包含开放、多元的社会格局取代。可是，部分乡村治理体系仍然是僵化的静态管理，导致了乡村的原本机制与转型的运行机制之间必然有摩擦。同时，传统乡村的人口流动大，导致人地两分，村民自治的组织能力不足。村民依靠风俗习惯，传统道德等手段在维持乡村的秩序、伦理道德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绩，但乡村的教育、医疗卫生、扶贫等公共事业如果给公民自治的权利，很难保证其公平分配，这必然会导致社会混乱。因而可以看出，乡村社会显然没有做好承接现代治理模式的准备。

为最大限度地释放乡村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充分发挥政府和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党和政府提出了“乡政自治”的治理模式。但是，一方面，地方政府为追求乡村业绩，不肯放松基层管理权利，依旧使用传统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虽然建立起了村民自治，但村民的管理能力不足，思想观念不能够与时俱进，综合能力欠缺等方面的缺陷。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乡村村民并未真正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而政府也未退出乡村治理，给予乡村自治施展的余地。乡村治理模式滞后，存在各种问题，不能够适应当前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又一个治理危机。

2.2 乡村发展人口资源短缺

乡村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以流动群体和留守群体为代表的乡村人口问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 562万人，比上年增加311万人，增长1.1%。其中，本地农民工12 372万人，比上年增加293万人，增长2.4%；外出农民工17 190万人，比上年增加18万人，增长0.1%［7］。按照数据来看，我国农村人口流向城镇的趋势依旧是上升状态，农村人口流动到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聚集，给大城市的工业化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同时也相应地造成振兴乡村所需要的农村人力资源短缺更加明显。人口外出，导致了乡村人气不旺，人口数量不足，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转型升级，农村人才精英净流，乡村人才输入更为困难，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缺人”的窘境，导致乡村治理的现实基础被削弱。在诸多农民工涌入大城市的过程中，最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留守儿童则会存在教育和心理问题的担忧，再有，农村养老设施不齐全，养老问题更为棘手，更为严重的有些村庄已经“空心化”。

其次，乡村人才资源的投入与机制存在不足。工业化、城镇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当前我国还存在区域协调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城乡发展的资源更为丰富，因此，城市对农村具有强大的吸附作用使得农村发展缺少产业支撑和增长动力。同时，政府对农民的职业教育也存在一定的流于形式，缺乏完善的职业教育培训和教育体系，这势必引起乡村实现现代化发展缺乏职业人才，进一步导致乡村发展失能，乡村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对乡村社会治理效果产生直接影响。

人口结构变化对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也存在隐患。农业收益较低，投资周期时间长，有些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也脱离了农村农业的实际方向，农业转型和乡村发展都需要具有技能型和专业性的人才队伍并未完善。同时，城市务工报酬高，这直接造成了乡村的农业经营与农业模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乡村家庭并不会把农业生产作为“主业”，那么“谁来种田”就成为一个问题。农村青壮劳动力和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才流向城市，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足，人才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存在发展困境。

2.3 乡村传统价值观念滞后

在农耕文明时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安土重迁、小富即安等都是沉淀已久的经济思想，这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规律。但随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在当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休闲农业、创意农业、农业旅游等新形态的农业产业持续涌现，使农业的第二、三产业的属性特征不断加大和凸显。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造成了农村空心化的现象增多，土地荒置和房屋等大量闲置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由于实践的不成熟，部分农户对将土地、宅基地、房屋等闲置资源交给商业资本运营缺乏信心，或是不愿意签订长期托管和运营协议，这对商业资本对农村闲置资源的市场化再利用造成了不便，同时也对农户自己的财产性收入造成了影响。

再者，多元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乡村传统文化出现荒漠的趋势，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各种矛盾冲突、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不断凸显，导致乡村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西方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念以及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对传统乡村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乡村社会文化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这为乡村社会的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农民矛盾纠纷呈现多元化、复杂化、激烈化，由家长里短的邻里矛盾转化成土地拆迁、土地承包等经济矛盾。同时，人口的大量外流，农村空心化导致出现了社会道德问题，老人的赡养问题、适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冲击着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老人和小孩不能及时尽到关心责任，农村传统文化的约束力正在减退，对农村的社会关系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使得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异化，社会矛盾加剧。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职业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广泛推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农民外出务工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农民的眼界，增强了农民的法律和权利意识，提高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这既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对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诉求。

3 乡村振兴视域下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站在历史和全局发展的战略高度，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引和遵循。乡村社会治理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管控，在一定程度就会阻碍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为其现代化道路的“绊脚石”。针对上述谈到的治理困境，其优化路径在于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制定留住乡村人才的可行性方案，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重拾乡村优秀文化，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文明融合发展进一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3.1 坚持党对治理工作的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管理农村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党的优良传统，更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推进基层党建与乡村社会治理融合，以维护社会为根本，在党建的引领下，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治理体系［8］。以自治为核心，农村社会治理以村民为主体，切实发动村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推动协商民主嵌入社会治理；以法治为保障规范民主的实践活动，治理主体及其活动都应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实施，为农村社会稳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以德治为基础，通过道德感化和约定俗成的契约，规范和引导个体的行为，切实增强人们对乡土人情和道德规范的认同，弥补自治与法治带来的制度化不足，“三治”结合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符合现代化的治理特征。再者，现代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合作体系，单一的主体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化的治理任务，多元主体共同协助参与治理，是化解社会矛盾，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因此，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刚好可以解决当前治理主体身份转换的矛盾问题。“一核”就是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引领，在宏观层面统筹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党建协调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任务。“多元”即政府、市场、群众和个人等的社会治理主体，各群体之间明确职责义务，促进社会治理主体平等对话。深化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以此来改革政府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唯一主体的局面。并且，多元协商治理也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是在现代化发展、社会转型中解决乡村社会治理的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

3.2 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农民是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要想留住农村人才，为乡村振兴储备人才资源，必须做好公共服务后勤保障，保证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例如，需要解决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问题，让乡村孩子在家门口也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解决好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让乡村农民病有所医，重病放心医。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消除乡村农留在村里的顾虑，提升农民的幸福感，为振兴乡村付出力量。同时还应对乡村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提高农村的魅力。乡村除了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场所外，还应该打造集休闲、养老和度假等集多方位功能于一体的生态环境美好的宜居乡村。提高生态宜居农村的吸引力关键在于美化乡村的生态景观，打造旅游乡村模式，建设健全公共基础设施，打造集美丽、生态、宜居于一体的新型美丽乡村，改变只能进行社会生产的传统的乡村功能，使其成为城里人和村里人都喜爱的多功能共存空间。再者产业多元化开发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先决条件和基础，通过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吸引各种行业的人才引回乡村并留在乡村。对于乡村青年来说，吸引青年人才下乡的关键在于乡村能否为他们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和就业机会。通过大力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化发展，利用数字经济带动农商、电商、物流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并提供与城市相等的劳动报酬与发展机会。发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的社会效应，帮助培育一批爱农业、懂经营、会管理的乡村“新农人”［9］ 。

3.3 坚持乡村文化振兴建设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发挥乡村振兴“精神导航”的重要作用，提升农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保护意识，重构文化价值认同，重拾乡土记忆。有着丰富历史的古祠堂、古村落被过度开发破坏了原始风貌，传统的手工艺品难以打开市场，面对经济压力，不得不放弃传统手艺。面对这些，应该加大保护力度，对于传统手艺人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同时，加大乡村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针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重点保护和开发，发挥政府和市场的积极作用，推动相关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在此过程，村民也能够认识到文化资源的重要性。这是提升文化价值认同的重要手段，也是保护好历史文化，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推动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为乡村振兴赋能，对乡村村民普及新型农业技术和政策法规知识。围绕农村主要的产业开发课程，通过农民教育带动当地的产业活力，形成地方特色品牌效应［10］。通过老年教育、农村劳动力专业培训、人才技能培训等方式对村民进行法律法规知识讲解，充分发挥闲置的土地资源和房屋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被写入村约中，形成新的道德风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11］”乡村更多是一个人情社会、熟人社会，而人情与道德风俗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善于利用并加以引导便可塑造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友好社会关系。通过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评选乡村道德模范人物，利用榜样示范的力量激发村民的创造意识，强化社会矛盾的防范与化解机制建设、解决农村内部矛盾，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道德风气，实现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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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范和生，李三辉.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J］.广西社会科学，2015（1）：149-153.

［6］  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M］.增补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7.

［7］ 国家统计局.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23-04-28）［2023-05-07］.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4/t20230427_1939124.html.

［8］ 金帅，陈彩娟，吴一王，等.“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模式路径优化研究：以浙江省浦江县3个行政村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22，50（15）：237-240.

［9］ 杨江华，王玉洁.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新人口红利的生成逻辑［J］.人文杂志，2022（4）：81-89.

［10］ 姚艳蓉，孙立新.农民教育如何参与乡村振兴：基于农民学习驱动机理和发展困境的现状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42（28）：57-64.

［1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