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航 苗新宇 刘海超 张晨扬 朱利群

摘要 基于湖北监利县、公安县、潜江市、洪湖市、石首市5个县（市）的实地调研数据，构建能量流动模型，并运用能值分析方法，计算5个县（市）稻虾综合种养系统的能值投入产出情况以及相关指标，揭示稻虾综合种养系统环境影响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5个县（市）的稻虾综合种养活动尚未对环境造成显著压力，显示出良好的生态效益。但内部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南部地区如监利、洪湖等依赖自然资源较多，可持续发展指数较高；西北部地区如潜江等则呈现出高投入高产出的特点，环境负载率相对较高。

关键词 稻虾综合种养；能值分析；空间差异；环境影响；可持续

中图分类号 X17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4）11-0060-08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4.11.013

Study on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Rice-crayfish Rotation System in Hubei Province Based on Emergy Analysis

SHI Hang1，2，MIAO Xin-yu3，LIU Hai-chao3 et al

（1.College of Agriculture，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5;2.Reg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5;3.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5）

Abstract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data from five counties （cities） in Hubei Province，including Jianli County，Gongan County，Qianjiang City，Honghu City and Shishou City，an energy flow model was constructed.Using energy analysis methods，the energy input-output situation and related indicators of the rice-crayfish rotation system in the five counties （cities） were calculated，revealing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the rice-crayfish rotation system.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verall，the rice-crayfish rotation system in the five counties （cities） had not caused significant pressure on the environment，demonstrating good ecological benefits.However，there were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s within the region.Southeast regions such as Jianli and Honghu relied more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had a high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Northwest regions such as Qianjiang exhibited high input and output，with relatively high environmental load rates.

Key words Rice-crayfish rotation system;Emergy analysis;Spatial difference;Environmental effect;Sustainability

作者简介 史航（1994—），女，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农业发展、农田生态。*通信作者，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耕作制度、区域农业发展研究。

收稿日期 2023-06-05

稻虾综合种养模式是利用小型生态系统中的立体空间和物种多样性，充分利用稻田的光、水、热及生物资源，提升稻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种高效种养模式［1］。至2021年，我国稻虾种养面积达140万hm2，养殖产量达220万t，涉及23个省（市）。其中湖北省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水资源丰富，稻虾养殖面积和养殖产量均居全国首位。2021年，湖北省稻虾种养面积约50.306万hm2，克氏原螯虾产量达107.36万t，分别占全国稻虾种养总面积的36%和总产量的49%［2］，主要分布在监利、公安、潜江、洪湖、石首。稻虾综合种养产业的快速发展给当地经济和农民收入带来了显著的贡献，也引发了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目前，学界认为稻虾共作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体呈积极态势［3］，随着湖北省稻虾综合种养产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稻田综合种养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稻虾综合种养对环境具有“双刃性”，其中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该种养模式利于减肥减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升土壤肥力、有效防控病虫草害等［4］。对环境的消极影响分为多个方面，从水体来看，由于克氏原螯虾的养殖会投入大量的饲料，产生动物粪便［5］，从而增加水体富营养化的风险，且可能增加水资源消耗［6］，对水体环境的影响程度比中稻单作模式更大［7］；在稻田综合种养初期，田间工程会对水体中的微生物群落产生破坏作用［8］。从土壤来看，稻虾综合种养加剧了土壤次生潜育化风险，同时不合理的养殖也造成土壤退化等问题［6］。从田间碳排放来看，稻虾综合种养农资物料投入的增加显著提高了稻田间接碳排放［9］。从宏观环境影响来看，陶玲等［10］通过对江汉平原的稻虾轮作面源污染进行定量评估，指出当前的稻虾轮作模式虽然存在一定面源污染风险，但仍具有可持续发展竞争优势。此外，在稻虾综合种养发展过程中，由于种养技术不规范、重虾轻稻思想、农资的过量投入等原因，导致农田环境压力增大。例如，在生产中大量投放不合标准要求的物料，失去了稻虾互利共生、良性循环、绿色生态的本色［11］。一些地区延续传统粗放的生产模式，肥料、病害治理和劳动的过量投入阻碍了稻虾共作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效果的提高［12］。

从空间研究来看，目前稻虾综合种养的空间布局研究多集中于湖北地区。刘小东［3］研究表明，湖北潜江市生态环境变化主要呈波动式优化格局，总体生态环境趋近于稳定，且呈不断优化趋势。Wei等［13］通过地理学方法对湖北潜江地区稻虾综合种养农田演变规律进行空间推演，发现稻虾种养田由西南向东北地区扩张，且单一养殖规模逐年扩大。胡康［14］设置5组试验，对湖北省荆门、监利、浠水3地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特征研究，提出江汉平原地区更适宜规模化宽沟生产模式。可见，目前对于稻虾综合种养生态环境的空间研究以试验点居多，宏观空间研究多以地理学为基础研究农田空间演变特征，从区域上分析稻虾综合种养生态环境特征研究尚不充足。

综上可知，稻虾综合种养对环境存在一定的风险与压力，如何优化生产空间布局、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将成为进一步的研究内容。目前宏观上以环境生态视角的整体研究较多，对环境空间分异规律的研究较少；以地理学视角及试验组对照方法的空间点位分析较多，县域为单位的研究较少。因此该研究选择湖北省稻虾分布较为集中的5个县（市）作为调查区域，通过野外调查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梳理湖北5个县（市）稻虾综合种养系统的能量流，并使用能值分析等方法计算能值评价指标，对研究区域内稻田综合种养环境空间规律进行探究，为江汉平原地区稻虾综合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江汉平原位于我国湖北省中南部，近年来以湖北潜江、监利等为首的区域大力发展虾稻特色产业，克氏原螯虾养殖面积和产量快速增加。2021年在我国有克氏原螯虾养殖产量报告的23个省份中，湖北省养殖产量达到107.4万t，位居全国第一。从县域角度来看，全国范围内克氏原螯虾养殖产量超过2.0万t的县（市、区）共有34个，其中湖北省独占鳌头，共有12个县（市、区）位列这一高产榜单之中。其中湖北监利县养殖产量达16.0万t，洪湖市养殖产量达13.1万t，潜江市养殖产量达12.0万t，包揽县域养殖产量排名前3位。湖北公安、石首也均位列前10，养殖产量分别达到6.2万、4.7万t［15］。

研究区域内以稻虾轮作为主要种养模式。每年水稻收割后投放虾苗，次年3—5月进行捕捞，5月底整田、插秧，8—9月收割水稻，即 “一季稻一季虾”。

1.2 数据来源 该研究选取湖北省稻虾综合种养的重点区域——监利县、洪湖市、潜江市、公安县、石首市这5个县（市）为研究范围。为了深入探究稻虾综合种养系统对环境的影响，该研究根据稻虾综合种养系统的物质流动模型设计了相关指标的调查问卷。通过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基础信息，包括农户的年龄、组织化程度等，并详细记录了当地农资投入数据，如种子、虾苗、农药、肥料、饲料、人工、机械、电力、柴油等，最终获得监利县、洪湖市、潜江市、公安县、石首市共402份有效问卷。结合历年统计数据，该研究对这些问卷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稻虾综合种养对环境的具体影响。

1.3 研究方法

1.3.1 能值分析法。能值分析法是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达姆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理论和方法。该方法通过引入能值的新概念，成功地将自然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活动联系起来，成为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定量分析的重要方法［16］。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引入了“能值”这一单位，是一种用于衡量能量转换和利用效率的单位，通常使用太阳能值转换率将各项物质、资金和能量以太阳能的形式来表示。各要素的单位能值转换率（UEV）如表1所示。能值分析法也可以用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研究，通过比较不同生态系统的贡献来评估它们的相对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以及对自然和人类干扰的反应。能值的计算公式：能值＝能量（质量）×能值转换率。

稻虾共作系统是典型的生态经济效益共作系统，如果只从生态或经济中的一方面对稻虾共作系统进行分析显然是片面的，不能全面揭示稻虾共作系统的优劣。利用能值分析法对稻虾共作系统进行分析，可以更全面地评价系统，进一步推进研究。根据图1所示，在稻虾综合种养系统中，克氏原螯虾是主要的生产者，土壤是主要的储存库；系统可更新自然资源输入包括太阳能、风能、雨水势能和地表水（农田灌溉水）；不可更新自然资源输入为表土层流失；社会经济资源输入包括种子、虾苗、肥料、农药、柴油、电力、塑料地笼、饲料、水草、人工、农机、基础设施等；系统输出为水稻和克氏原螯虾。此外，在系统中还田的秸秆和克氏原螯虾的粪便均视为系统内部能流，因此不纳入能值计算［31］。

1.3.2 稻虾共作系统环境评价指标。对于社会经济系统的评价一般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3个方面展开研究，基于稻虾共作系统的特征和生产情况，该研究选取了能值自给率（ESR）、能值投资率（EIR）、能值产出率（EYR）、环境负载率（ELR）、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ESI）5个指标，分别从稻虾共作系统的产出效益、稻虾共作系统中人类行为对于环境的影响和稻虾共作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程度对稻虾共作系统进行评价。

1.3.2.1 能值自给率（ESR）。能值自给率是指系统能够自主生产能值占总输入能值的比例，用以评价系统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一般情况下，能值自给率越高，说明该系统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越高。在稻虾共作系统中，能值自给率越高，说明该地区的稻虾共作系统投入的能值占比较高。通常用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和不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的总和与总投入能值的比值表示：

ESR=（R+N）/U

其中：R为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N为不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U为自然资源能值与社会经济资源能值的总和。

1.3.2.2 能值投资率（EIR）。能值投资率是评价能源和环境投资回报的指标，是社会经济资源总和与自然生态资源总和的比值。它是指每投入一单位的能值所产生的能源或环境效益的价值。在稻虾共作系统中，能值投资率越高，说明该地区的稻虾生产更现代化，对环境的依赖程度更小［32］。具体公式如下：

EIR=（FN+FR）/（N+R）

其中：R为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N为不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FN、FR分别代表不可更新社会经济资源能值和可更新社会经济资源能值。

1.3.2.3

能值产出率（EYR）。能值产出率是指系统中总能值与输入能值的比值，在稻虾共作系统中，总能值包括系统中自然资源能值和社会经济资源能值。自然资源能值主要包括可再生自然资源能值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能值。能值产出率主要衡量系统的生产效率高低，描述系统的资源利用程度。因此，在稻虾共作系统中，能值产出率越高，说明稻虾共作系统资源消耗少，投入的资源利用程度高和能源生产效率高［33］。具体公式如下：

EYR=（R+N+F）/F

其中：R为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N为不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F为社会经济资源能值。

1.3.2.4 环境负载率（ELR）。环境负载率是指系统中不可更新资源能值总和与可更新资源能值总和的比值。在稻虾共作系统中，不可更新资源能值总和包括不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和不可更新社会资源能值，可更新资源能值总和包括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和可更新社会资源能值。环境负载率是评价人类活动对系统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反映系统的环境承载力。因此，环境负载率越大，说明稻虾共作系统活动对环境的压力越大，反之亦然。一般来说，当ELR＜3时，表明系统活动对环境压力较小；当 3≤ELR≤10 时，表明环境压力处于中等水平；当 ELR＞10 时，表明系统活动对环境压力相当大［34］。具体公式如下：

ELR=（N+FN）/（R+FR）

其中：R为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N为不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FN为不可更新的社会经济资源能值；FR为可更新的社会经济资源能值。

1.3.2.5 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ESI）。可持续发展指数是指能值产出率和环境负载率的比值，即

ESI=EYR/ELR

可持续发展指数通过描述系统的资源消耗和资源产出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反映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ESI＜1时，属于高环境负载率的消费型生态经济系统，即环境负载率过大，系统活动对环境影响较大，可持续发展能力低；1≤ESI≤10时，表明该系统物质与能量的输入输出较合理，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活力，可持续水平较高，且在此范围内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越高，说明系统生产活动的发展潜力越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少，经济收益与环境的压力比例合适，表明可持续发展潜力越高；ESI＞10，则说明虽然系统可持续性较高，但该系统产出少，可持续水平不高，不具备竞争优势［31］。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地区稻虾共作系统投入分析 由调查结果和先前查阅资料可知，各县（市）投入的物质种类基本相同，但是投入的数量各有所不同。表2展示了5个县（市）的稻虾共作系统能值分析结果，在各个县（市）的稻虾共作系统总输入能值当中，潜江市的总输入能值最大，达到1.62×1017 sej，其次是洪湖市、监利县、公安县，石首市的总能值输入最小，为5.85×1016 sej。

图2详细展示了不同县（市）各部分能值的投入比例情况。综合这5个县（市）的投入占比情况来看，各县（市）之间的投入比例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均表现为可更新社会经济资源（FR）在投入中均占显著地位，不可更新自然资源（N）的占比则相对较小。具体而言，洪湖市、潜江市、公安县、石首市在投入比例中，可更新社会经济资源的占比均最大，凸显了其在能源投入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相比之下，监利县的可更新社会经济资源投入占比为36.41%，略低于可更新自然资源（R）的投入占比，呈现出一种相对平衡的态势。在各县（市）中，不可更新自然资源的投入占比均为最小，均不足1.00%。

基于上述投入比例的差异性，进一步深入分析具体的投入项目。结合表2和图3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在社会经济资源的投入中，水草在各县（市）均占最高的比例，且这一比例均超过90%，显示出水草在社会经济资源投入中的显著地位。同时，在不可更新社会经济资源的投入中，水草同样占首要地位。进一步观察图3可以发现，尽管公安县在各县（市）中水草投入占比相对较少，但也达到了92.2%，这充分表明在各县（市）的稻虾综合种养系统中，水草是影响投入占比的最主要因素，其重要性不容忽视。这一发现为进一步理解各县（市）稻虾综合种养系统的投入结构和特点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从具体投入的能值（表2～3）来看，各县（市）在自然资源方面的投入差异并不显著。然而，在不可更新社会经济资源的投入上，虽然5个县（市）均将水草作为最主要的投入项，但投入较多的前5项却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以总能值输入最大的潜江市为例，其不可更新社会经济资源中，除了水草占据绝对多数外，塑料地笼的投入也颇为可观，占比达到2.1%，紧随其后的是电力、基础设施和农机，这表明在潜江市的稻虾综合种养系统中，除了水草作为核心投入外，塑料地笼等辅助设施以及电力和基础设施等生产条件的投入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公安县和石首市，虽然水草依然是不可更新社会经济资源中的主要投入项，但基础设施、农机和电力的投入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此外，这2个县（市）的谷物饲料投入也相对较多，显示出在稻虾综合种养系统中，饲料投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洪湖市的情况则略有不同，其不可更新社会经济资源中，除了水草外，电力、农机、化学饲料、基础设施和复合肥的投入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这反映出洪湖市在稻虾综合种养系统的生产过程中，对于电力、农机等现代化生产手段以及化学饲料和复合肥等生产资料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监利县的不可更新社会经济资源投入中，水草、农机、化学饲料、基础设施和电力是主要部分，这进一步证明了水草作为核心投入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农机、饲料、基础设施和电力在稻虾综合种养系统中的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虽然各县（市）在不可更新社会经济资源的具体投入上存在差异，但水草、基础设施、农机、饲料和电力无疑是稻虾综合种养系统中的主要能值投入。这些投入不仅关系到系统的生产效率，也影响着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2 系统能值评价指标分析 基于表2的能值计算结果，该研究计算了各县（市）的能值产出率、环境负载率、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能值自给率和能值投资率5个指标（表3），以便更加深入了解各地区稻虾综合种养的具体情况和差异。

能值自给率和能值投资率均是衡量各县（市）对资源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能值自给率直接反映了稻虾生产系统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监利县的社会经济资源投入量相对较少，但其能值自给率最高，这表明监利市的稻虾生产系统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相比之下，潜江市的能值自给率最低，显示出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较低。能值投资率则反映了县（市）稻虾生产的现代化程度［35］。从表3可以看出，潜江市的能值投资率最高，意味着其在稻虾生产上的资本投入最大，农业现代化程度也相对较高，这种高投入模式使得潜江市对自然资源的要求程度相对较小，从而实现了高产出；公安县、石首市和洪湖市的能值投资率次之，而监利县的能值投资率最低，这表明监利县在稻虾生产的现代化程度上还有待提升。

通过计算各县（市）的能值产出率，可以清晰地了解各县（市）的资源利用情况和产出效率。从表3可以看出，监利县的能值产出率位居首位，高达1.83，这显示了监利县在资源转化和利用方面的卓越表现。相比之下，潜江市的能值产出率最低，仅为1.21，这反映出潜江市在将投入的社会经济资源转化为实际产出方面的效率相对较低。具体来看，潜江市作为知名的克氏原螯虾产地，其投入和产出能值均居各县（市）之首。虽然较大的投入带来了相应的丰收，但也可能因为投料过剩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从而降低了其能值产出率。这也提醒在追求高产出的同时，应更加注重资源的合理利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从整体来看，各县（市）的能值产出率虽然有所差异，但总体相差并不大，且都小于5，这表明各县（市）的稻虾共作系统生产主要依赖初级材料和次级能源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县（市）在资源利用上的共性和局限性。

通过计算环境负载率可以直观地了解各县（市）稻虾种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情况。从表3可以看出，监利县和洪湖市的环境负载率相对较低，分别为0.22和0.25，这表明这2个县（市）在稻虾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压力较小。相比之下，潜江市的环境负载率最高，达到0.37，说明其稻虾生产系统对环境的压力相对较大。深入分析潜江市的情况，发现其不可更新资源在投入中占比相对较高，尤其是塑料地笼、电力和虾苗等不可更新社会资源的投入较多，这些资源的大量使用不仅增加了系统的环境负载率，还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压力。而监利县和洪湖市由于水草投入占比较高，相对减少了饲料等其他资源的投入，从而降低了对环境的压力。总体来看，各县（市）的环境负载率均远远小于3，这意味着各县（市）的稻虾共作系统对环境的压力普遍较小，生态效益良好。这主要得益于稻虾共作系统本身的生态学优势，如水稻和虾类的互利共生关系，有助于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环境污染。此外，湖北省政府对稻虾综合种养的重视和支持以及定期组织的培训和环保宣传活动也增强了农户的环保意识，使得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更加注重环境保护。

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是综合考量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重要指标，能够全面评价各县（市）的稻虾生产综合发展状况。根据计算（表3），各地区的稻虾共作系统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均在1～10，这充分证明了各县（市）的稻虾生产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活力。在各县（市）中，监利县的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最高，达到了8.27，显示出其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这主要得益于监利县较高的生产效率、相对较少的不可更新资源投入以及适中的产出。监利县的稻虾生产中，可更新能源与不可更新能源的投入比例较为合适，包括人工、水草、电力等资源的投入总量适中，同时产出较高，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依赖度均不强，因此其稻虾生产的可持续性较强。洪湖市、石首市、公安县和潜江市的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虽然低于监利县，但也均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这些地区在稻虾生产过程中，同样注重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科学的管理和技术创新，不断提高稻虾生产的效益和可持续性。

2.3 空间差异分析 通过对上述指标的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处理，发现各指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差异（图4）。从能值投资率和环境负载率来看，大体上呈现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这表明在江汉平原地区的稻虾综合种养中，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能值投资相对较大，环境负载也相对较高；而南部和东部地区的能值投资相对较低，环境负载也相对较低。

从能值产出率、能值自给率和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来看，则呈现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尽管能值产出率在不同县（市）间存在空间差异，但整体相差不大，这反映出江汉平原地区的5个县（市）在资源利用情况和产出效率上的差异程度并不显著。然而，在环境负载率和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方面，不同地区的数据差异较大，特别是位于东南部的监利县和洪湖市，其环境负载率较低，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较高，这使得东南部地区和西北部地区在稻虾综合种养的发展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能值自给率和能值投资率的空间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东南部地区的能值自给率较高，反映出这些地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这可能是由于东南部地区的机械化程度较高，人工投入相对较低，且化肥农药的投入也相对较少，使得自然资源能值输入占比较高。而西北方向的能值投资率较高，说明这些地区在稻虾综合种养中更多地依赖于外部投入，通过高外部投入和高利用率实现高产出。这与东南部地区以自然资源为主要投入以及其低能值投资率的发展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从上述的分析结果来看，湖北省的5个县（市）在稻虾综合种养方面整体上都展现出了对环境的较低压力，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但是在这一整体趋势中也发现了内部存在的空间差异。东南部的监利县、洪湖市，由于地理位置更靠近长江，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这为稻虾综合种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这些地区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也更高，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这些地区已经实现了较高的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形成了绿色高效的生产模式，这是值得继续保持的优势。相比之下，西北部地区特别是离长江较远的潜江市，虽然地处汉江地带，生产投入高且产出亦高，经济效益显著，但这也导致环境负载能力的相应降低。这种情况提醒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更加重视环境保护，确保稻虾综合种养的可持续发展。

3 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运用能值分析方法，通过构建江汉平原部分地区的物质流动模型，深入剖析了各县（市）稻虾综合种养系统的资源输入输出状况，并计算了能值自给率、能值投资率、能值产出率、环境负载率、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等指标，通过可视化方法展示并探索了这些指标的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江汉平原地区在稻虾综合种养方面展现出了不同的空间特征。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能值投资、环境负载等方面，还体现在资源利用效率、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等方面。东南部的监利县、洪湖市，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高的环保意识，实现了较高的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这些地区主要依赖自然资源投入，形成了绿色高效的生产模式。相比之下，西北部的潜江市，虽然通过高投入高产出的模式实现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但环境负载也相应增加，需要警惕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

综上所述，湖北省的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潜力。通过充分发挥各地区优势，加强政策扶持和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将为当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为了稻虾综合种养模式更好的推广与应用，提出以下建议：①对于东南部地区，应继续发挥其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推动稻虾综合种养的规模化、技术规范化。同时，在保证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社会经济投入，提高生产的竞争力。通过发展“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经营模式，加强农民技术培训，促进稻虾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乡村经济的持续增长。②对于西北部地区，应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投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负荷。加强环保宣传和技术培训，提高农户的环保意识和技术水平。通过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等手段，如实施“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提升行动计划，推动稻虾综合种养产业的健康发展。③政府应加大对稻虾综合种养的扶持力度，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推动产业的健康发展。加强跨区域合作与交流，共享资源和技术，实现产业协同发展。同时，建立健全环境评估机制，定期对稻虾综合种养系统进行环境评估，确保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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