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斗+王雅莉

〔摘要〕本文选取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其2004-2013年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实证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0年间，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且呈现出“M”型发展趋势，初始和期末年份并未發生较大幅度的变动。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中部地区基本持平，西部地区有所上升，但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2）城市化高度包容发展型中的省市全部位于东部地区，广东表现尤为突出；低度包容发展型和非包容发展型中的省市区基本均属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广西表现最为明显。（3）对于不同的区域类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有所不同，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市场化水平及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成为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对于四大板块而言，东部地区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中部地区表现为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西部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东北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和市场化水平。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城市化；包容性发展；驱动因素；空间差异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6-0118-07

城市化作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此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这一具体指导城市化的战略、规划和途径，来有效推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和时下火热的供给侧改革中，如何实现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则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任务。就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涵来看，多指以机会的均等性和过程的公平性为实现要求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其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了诸多非包容的事实，如户籍制度中的同工不同酬、土地制度中的同地不同权等，严重阻碍着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推进。这就要求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有效扭转此种格局，并向包容性发展的目标靠拢。这种机会的均等性和过程的公平性在具体的城市化实践中重点表现为实现城市经济集约性、社会和谐性、环境友好性和功能优化性等方面的目标，以此满足农业转移人口的需要。城市化运行中只有实现了这些目标才可称为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然而，我国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到底呈现怎样的运行状态，其驱动因素又有哪些？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及驱动因素展开探索性研究，以期为我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包容性发展贡献力量。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也展开了相应的探讨，国外学者Hansen & Harder认为在城市发展和规划中要用包容性战略与基本方法〔1〕；Malhotra以印度城市为典例，全面梳理了健康社区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关系，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包容性的城市规划能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也有助于促进城市化进程中的机会增加和机会平等。〔3〕国内学者何景熙认为包容乃是城市社会整合的核心，包容性发展的目标是在有序的城市化中达到社会的重新整合，以包容性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城市化应是中国的必然选择〔4〕，也是发展的新策略。〔5〕王雅莉等、陈秋玲等分析了城市包容性发展与中国新型城市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提出促进中国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6〕张明斗、王雅莉通过对新型城市化道路包容性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包容性内核的诠释，从发展主体的全民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过程的公平性及发展成效的共享性四个方面入手，提出营造宽松氛围、创造发展机会与平台、城市内部系统协调和城市外部系统拓展互动、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及完善公共政策、规范公共管理等实现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包容性发展的优化路径。〔7〕徐伟阐释了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内涵，概要式地总结了中国城市化的特点，最后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基本战略举措。〔8〕通过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能够看出，多数的研究均采用规范分析方法来探讨说明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战略意义和影响机理，而缺乏一个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综合测度及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通过这个实证分析来明确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实际程度，并有效甄别出其驱动因素，有助于为未来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规划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二、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是众多城市发展的追求和目标取向，它顺应了城市经济良性运行和城市化经济协调运转的基本需求，必将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选择。〔9〕本文在基于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涵及实际表现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城市化中的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及功能结构等多个方面，试图构建出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尽可能反映出城市化进程的包容效果和运行机制，以此满足农业转移人口的需求，且体现机会均等性和过程公平性；也能够规避单一性指标所带来的弊端。因此，本文对于城市化包容性发展主要从经济集约性、社会和谐性、环境友好性及功能优化性四大维度进行考察。为能够对各个评价维度进行定量化处理，在此对目标层下的准则层进行细分，细化到各个代表性指标，从而能够准确测度出我国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水平。

具体到指标层，如前文所述，城市化包容性发展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实现城市经济集约性、社会和谐性、环境友好性和功能优化性等方面的目标。具体来说，在经济集约方面，主要选用人均GDP、非农产值比重和单位GDP的废水废气排放量三个指标，既能够从总体上反映出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也能够印证出城市产业结构状况，对于衡量经济集约程度具有代表意义。在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和谐多表现为人们能够具有稳定的工作，人口分布能够和城市空间相适应等，所以选用城市人口密度、城市人口登记失业率和非农从业人员比重三大指标作为社会和谐性的衡量标准，能够全面反映出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和谐程度。同时，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还需要兼顾环境效应，不应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经济增长，进而满足农业转移人口需求的这一发展路径，鉴于此，本文选用人均绿地面积、工业烟尘去除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三个指标作为环境友好性的衡量标准，环境达到了友好性，城市化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性。对于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还应考虑到基础设施等城市功能的优化，规避出现供小于求的失衡状态，导致无法切实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这里选取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城市排水管道长度和城市道路照明灯数量作为衡量功能优化的主要标准。

（二） 研究方法

1.指标权重的确定

为避免指标的主观性打分所带来的测度结果的不客观性及与实际的偏差性，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层的权重，客观性相对较强，该方法的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确定各项评价指标特征值的均值：xj—=1nΣni=1xij（i=1，2，，n；j=1，2，，m），其中xij為评价对象i评价指标j的特征值，xj—为所有评价对象的第j项评价指标特征值的平均值。

其次，确定各项评价指标特征值的标准差：Sj=1nΣni=1（xij-xj—），其中Sj为第j项评价指标特征值的标准差。

再次，确定各项评价指标特征值的变异系数：Vj=Sjxj，其中Vj为评价指标j的变异系数。

最后，确定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ωj=VjΣmj=1Vj，其中ωj为评价指标j的权重。

2.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和计算函数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过程。设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中方案集为A={A1，A2，，An}，指标集为Q={Q1，Q2，，Qm}，则方案Ai对指标Qj的属性值为xij（i=1，2，，n；j=1，2，，m），X=（xij）n×m表示方案集A对指标集Q的“属性值”，即决策矩阵。为消除各量纲单位的影响，采用极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10〕

对于越大越优的正向指标而言，则采用：

χj=xj-minjmaxj-minj（1）

对于越小越优的逆向指标而言，则采用：

χj=maxj-xjmaxj-minj（2）

其中，xj为评价指标j的具体数值，maxj和minj分别为评价指标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χj则为处理后评价指标j的标准化数值，且0≤χj≤1。

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的计算函数如公式（3）所示：

U=Σmj=1uj=Σmj=1χjωj（3）

其中，ωj为评价指标j的权重（见本文权重确定部分），χj为评价指标j原始数值经过标准化处理后数据。

（三）数据来源

考虑到指标选取的代表性及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以2004-2013年为研究时间段，选取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数据缺失，未纳入研究）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其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其中，2012和2013年除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大城市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之外，其余26个省区的绿化覆盖率尚未披露，本文根据2004-2011年的变化率推算求得；除2004-2010年市场化指数来源于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之外，由于2011-2013年尚未披露，故本文根据2004-2010年的变化率推算求得。其余的数据均来源于2005-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30个省市区的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根据统计年鉴中的原始数据加工整理获得。

三、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综合测度

根据表2能够看出，总体而言，2004-2013年间，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呈现出一种“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M”型发展趋势，初始和期末年份的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并未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动。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城市化包容性水平始终处在低水平徘徊的局面，特别是在2008年包容性发展水平为03726，这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关联性，无论是经济集约性中的经济规模和经济能耗，还是社会和谐性中的就业人数和失业率，都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这就导致支撑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相对薄弱，进而引发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的降低。2008-2011年间，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又出现递增的趋势，这正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策略效果的具体体现。

就四大板块而言，2004-2013年间，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由05261下降到05049，这不但与东部地区城市经济的集约性及社会和谐性有重大关系，也与城市化环境紧密相关，为满足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东部地区尽管诸多城市注重转移效率，然而有部分城市仍旧是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模式来获取经济发展，用以支撑农业转移人口的成本压力，并没有兼顾城市环境的发展质量；虽然二三产业比重不断提升，但这背后的推动因素还在于传统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新型工业化发展机制并没有全面铺开；同时，面临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城市的空间承载力也会大幅度减少，出现各式各样的城市病和城市化病变倾向，为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和谐性，机会均等性和过程公平性根本无法体现。10年间，中部地区的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并未发生较大变动，全部位于0300-0370之间，属于典型的低水平运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格局，与中部地区的自身经济实力和公共产品供应力不足有重要关系，伴随着农业人口向城市空间的流入，本来就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匮乏的公共产品就显得更加供不应求，导致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水平自然也就越低。与中部地区相类似的是，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也处在低水平的运行格局，均值全部位于0300-0380的区间范围内，然而，总体上却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也呈现下降的态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由于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下滑形势严峻，产业结构老化，外加大量的人口流失，经济集约性相对较低；同时，面对大量国企改革的现实，引发大批量的失业人口，这种状态下更加无法满足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需求，社会和谐程度自然也就不高。

根据2004-2013年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综合水平，本文将包容性发展分为高度包容发展型、中度包容发展型、低度包容发展型及非包容发展型等四大类型，划分依据如表3所示：

根据表3能够看出，高度包容发展型中的省区全部隶属于东部地区，其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均大于0500，广东表现尤为突出，为06867，这与广东本身的经济集约性及社会和谐性有重要关系，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制造业大省，不仅经济实力能够支撑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成本，而且能够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公共产品的供应也能够满足转移人口的基本需求，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自然也就越高。对于中度包容发展型的省市区，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位于0400-0500的区间范围内，这些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基本能够实现包容性发展。对于低度包容发展型，除海南外，其他省市区均属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这也意味着这些地区在城市化中并没有较好地实现包容性发展，多数遵循的依旧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公共产品供不应求和高负荷使用的状态。对于非包容发展型的省区而言，其均值在0300以下，广西表现尤为明显，为02267，这表明这些省区在城市化中仅是简单追求城市化率，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情况，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发展。

四、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

在明确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之后，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若要提升其包容性发展水平，除了要在经济集约性、社会和谐性、环境友好性及功能优化性等方面下工夫之外，还要更加注重其驅动因素。合理甄别出这些驱动因素，对于更有效地推动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理论模型的建立

根据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运行过程及在综合考察其本质内涵的前提下，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主要可以从产业结构水平（Idu）、政府公共规制力度（Gov）、城市空间集聚水平（Agg）、市场化水平（Mar）、城市基础设施水平（Con）等内容来进行考虑，其模型设置如模型（4）所示：

Ii，t=αE+γi1*Idui，t+γi2*Govi，t+γi3*Aggi，t+γi4*Mari，t+γi5*Coni，t+μi，t（4）

（4）式中，Ii，t为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αE为常数项，γi，t为代估参数系数，μi，t为随机误差项。在指标选取的过程中，用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代表产业结构水平，财政支出占全市GDP的比重代表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建成区面积占市区面积比重代表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市场化指数代表市场化水平，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代表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2.实证结果与分析

通过Stata120软件，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进行混合效应回归分析，最终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能够看出，对于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而言，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市场化水平及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且已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市场化水平及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则分别增加1622、0437、0246、00124及0010个百分点，作用程度最大的为产业结构水平。这也就显示出，未来城市化进程中必须继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结构的合理度，为进一步强化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做出贡献。要继续增强政府的公共规制力度和城市空间集聚水平，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优质的政府服务水准，体现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同时，也要加大市场化水平建设，根据市场行为主体自主自愿的选择结果推进城市化进程，实现政府主导的外生型城市化向市场主导、政府调节的内生型城市化转变。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产业结构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均通过5%或10%的显著性检验，作用系数分别为1335、00187、000487，成为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这意味着产业结构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则分别增加1335、00187、000487个百分点，作用力最大的仍旧是产业结构水平，这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中二三产业比重的提升能够提高经济集约性，也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机会；这也就要求东部地区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作为关注的重点。另外，强化市场化水平建设也将成为今后的关键性板块。然而，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和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并没有显著影响，从理论上并不难解释，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更多的是注重市场化水平的建设，政府的公共规制效用并不明显；城市空间集聚水平虽然较高，但集聚的经济社会效果并不明显。

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作用系数分别为00208、00269，成为该地区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这意味着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则分别增加00208、00269个百分点，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加快市场化建设力度将成为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重点问题。和东部地区相类似的是，除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和城市空间集聚水平之外，产业结构水平也未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产生显著影响，这本身与该地区的城市产业发展模式有密切关系。例如对于山西省的部分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讲，其产业发展自然不会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效果。

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作用系数分别为2077、0194、0221、00111，且均通过1%或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则分别提升2077、0194、0221、00111个百分点，特别是产业结构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这也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未来的城市化中必须全方位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高质量、高效率地提升二三产业的比重，实现城市经济的集约性发展。同时，也要不断强化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和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优势，增强集聚效应。与东中部地区不同的是，市场化水平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这与西部地区相对封闭的经济发展状态有关，在政府作用效果产生正向影响的前提下，市场化的作用效果自然也就不够明显。

对于东北地区而言，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和市场化水平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901、1110、00405，且通过5%或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和市场化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则分别增加0901、1110、00405个百分点，政府公共规制力度之所以成为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本身与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行政体制密切相关，该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过多的是政府因素使然。市场化尽管也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有正向影响，但作用力度甚微，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行政体制改革，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种力度将会呈现增长的趋势。然而，城市空间集聚水平之所以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作用效果不明显，与东北地区城市空间结构及大量的人口流失密切相关，城市化过程中无法体现集聚效果。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实现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是高效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体现和根本目标。本文基于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具体的实际表现，从经济集约、社会和谐、环境友好及功能优化四大层面构建出衡量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指标体系，并选取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以2004-2013年为研究时段，对其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且运用混合效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出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4-2013年间，我国的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且呈现出一种“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M”型发展趋势，初始和期末年份并未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动。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中部地区基本持平，西部地区有所上升，但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2）通过对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的类型划分能够得知，城市化高度包容发展型中的省区全部位于东部地区，广东表现尤为突出，其包容性发展水平为06867；低度包容发展型和非包容发展型中的省市区基本均属于中西部地区，广西表现最为明显，包容性发展水平为02267。（3）对于不同的区域类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有所不同，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市场化水平及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成为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对于四大板块而言，东部地区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中部地区表现为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西部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东北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和市场化水平。

通过对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能够明确其空间差异及驱动因素，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为更有效地提升其包容性发展水平就必须做到：一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水平，促使产业结构由传统型、低端型向现代型、高端型转变，增强城市经济的集约性；二是建立包容性的社会环境和收入分配机制，促使城乡割裂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增强城市社会的和谐性；三是优化城市环境，促使高污染、高能耗向低污染、低能耗模式转变，增强城市环境的优美性；四是强化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设力度，切实满足城市化中农业转移人口的需求，增强城市功能的优化性；五是加强市场化建设，发挥城市化的集聚效应，走内生型的城市化道路，增强城市化的包容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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