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凯 （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刘向阳 （上海立达学院 传媒学院，上海 201608）

自明末清初以来，厦门不仅是中国海上航运的中转港，更是东南沿海地带的贸易中心。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厦门成为规定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2日，厦门正式开埠。此后，厦门商贸往来更趋频繁。不同国家的商客、游人、教徒等聚集于此，一时文化混杂，为电影的传入创造了先决条件。

但电影是具体于何时何地传入厦门？第一次电影放映的真实情形如何？早期厦门电影放映业遭遇到了哪些难题和挑战？鼎盛时期的电影放映业有何经营特点？而它又为何在短短几年内从辉煌走向凋敝？这些重要问题，尚有待厘清。基于此，本文拟对厦门早期电影放映业进行查勘，并试图从其发展历程、经营特点及衰败成因等角度出发，通过挖掘民国时期厦门地方报纸等资料，力求回到历史现场，重现厦门早期电影放映业的真实样态。

一、早期厦门电影放映业的发展概况

据《厦门电影百年》记述，电影初入厦门的时间为1905年12月30日[1]6，而此次放映具体的时间、场地、影片、价格及观众反映，则付之阙如。笔者据此考证，于《台湾日日新报》上搜寻到厦门首次电影放映的史料，从中可知，厦门首次放映的时间为1905年12月25日晚，地点在鼓浪屿“志义洋行”，“所演者，即日俄战事”，“其阵图，其战状，与夫日军之大胜，俄人之败走，无不翼翼生动。令观者不啻身临战地，亲见交绥情形。诚绝妙神迹也”。[2]在首次放映结束后，放映活动仍持续多日。“闻该技师尚欲留多日。在厦另租巨屋，逐夜开演。价格已定三等。上者二元，中者一元，下者五角。欲新眼界者，不可不一试之也。”[2]根据这则报道可知：一、厦门初次电影放映为“寄居”形式，地点随机，价格高昂，片源较单一；二、放映活动为个人组织行为，规模较小；三、厦门观众对于电影这一新鲜事物反应惊奇，称赞不绝。

1909年11月20日，法国电戏公司安摩氏“携其活动写真影戏全副器具，来厦开演。经假地广东会馆为座场，一昨夜开幕，其写真版虽有数百片，其中以日俄战事为多云”。[3]安摩氏的来访，使得暌违已久的“声光影戏”再度登陆厦门。不巧的是，此次放映却因“演场狭小，容人无多”而导致“观者寥寥无几”。由此，安摩氏“决议移徙田仔，已与邵某议定每月租价五十金，赶紧雇工扫除粪土、筑架、围墙，定本拜六夜移居开演云”。[4]

邵某，实名邵杏，主营茶饮生意，系厦门“中华茶园”老板。在安摩氏11月访厦前，他便有创设戏园之意。1909年5月29日，邵杏租赁雍菜河附近旷地，“每月纳捐警费一百元，而以五十元，为旷地租银，现经召匠搭盖”，但因影响到附近民生，被“联名禀控，请移设他处，以免学堂竝家居，有扰闹之苦”。[5]初涉演映事业的挫折，并没有打消邵杏的念头。在此后经与安摩氏接洽放映、租地等事宜后，他决定再起炉灶。据报载：“田仔墘邵杏，近日包贌一班电戏。系香港来厦之电光活动影戏。在伊住宅附近圹地，围幕设座，以便往观者。有上中下之位，价格不同。闻系一千五百银，包贌两个月。”[6]自此，邵杏正式开启放映生意，此举亦成为厦门本地电影放映业之滥觞。

之后，作为普及、介绍西方文化的先锋队，厦门基督教青年会也开始进行电影放映活动。1918年，青年会主持人王宗仁携带一部电影机及若干影片返厦，“每逢星期六、日晚，在小走马路‘基督教青年会’游艺部（400个座位），免费为会员放映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影片，如《耶稣钉死在十字架》《耶和华诞生》和一些外国风景短片，后又陆续放映一些英美无声故事片”。[7]1922年，“中华茶园”易名为“中华戏院”，“经理邵贞邦向香港‘百代公司’租映美国卓别林喜剧短片，以及多集美国惊险片《黑夜盗》《宝莲历险记》等，在厦门首创戏院放映电影之举”。[7]“1924年，鼓浪屿普育小学礼堂放映了国产影片《大义灭亲》和《郑元和》。看到有利可图，1925年夏，在中路（今中华路人民银行后）空地上，有人干脆搭起一座木棚作为临时戏院，放映了半年多的电影。”[1]9

不难发现，截止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厦门电影放映业发展较为滞缓。其一，电影固定放映场所数量匮乏，仅中华、青年会两家；其二，电影放映仍寄居、辗转于茶园、礼堂、旷地等空间，未有专业化影院出现。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厦门电影放映业对比汕头、苏州、长沙、哈尔滨等地，相形见绌。

早期厦门电影放映业发展滞后的主因，在于彼时岛内市政建设落后，现代化发展缓慢，商业娱乐氛围冷清，无法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土壤。据史料记述：“以前的厦门，街道狭隘，店屋参差，卫生不讲，交通不便。”[8]“市区未改良前，厦门之娱乐场所，殊甚缺乏。只有天仙，中华两戏院；旋天仙停业，顿觉萧然。”[9]这亦使得怀揣投资影业意向的商人踟蹰不前。

面对如此状况，当局并非无动于衷，而是希冀通过市政改革来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抗战前，厦门市政改革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市政会时期（1920—1924）；第二是海军治厦时期（1925—1932）。”[10]126第一阶段，因缺乏军政当局的有力支持、经费缺乏、收地措施不当及市政会之腐化成员间争权夺利等因素，收效甚微；至第二阶段，在漳厦海军警备司令林国赓的领导下，改革逐见成效。[10]127-130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对道路的规划与修筑。据载，厦门市区原本泥泞不堪、参差不齐的主干道，被合理规划为“一横四纵”的格局。①所谓“一横四纵”，“一横为贯通浮屿至南普陀的思明北路、思明南路，四纵从北到南分别为厦禾路西段、大同路、思明东路和思明西路、中山路和中华路（原名树桩路，今并入中山路）；主干道之外，相应规划了次干道、小街巷”。（参见：李启宇.厦门史料考据[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218.）上述举措，不仅极大改善了厦门糟糕的交通状况，也使得“一横四纵”的区域成为厦门都市消费和文娱产业的中心，为日后厦门影院集群建址打下基础。

受此影响，厦门电影放映业逐渐迎来突破。1926年，“鼓浪屿鹭江戏院成立，影业渐兴，国片如明星公司之《孤儿救祖记》《空谷兰》，外片如《银汉红墙》《寻子遇仙》及《十诫》等”；1927年，“中华戏院青年会均应运而兴，成为三鼎足，影业呈发达气象”。[11]1928年，厦门已有8家影院。岛内5家，分别为莲光社、三春、中华、青年会、禾山影戏院；[12]鼓浪屿则有延平、屿光和鹭江戏院3家。[13]

值得一提的是，市政规划的逐次完善，商业氛围的日趋活跃，亦吸引了不少华侨投资影业，从而进一步带动了放映业的发展势头。据史料记载：“迨马路一开，斯业如春花怒放。思明、开明、南星、中央、世界，接踵而起。或演京剧，或映中西影片等等，极视听之乐事焉。”[9]其中，华侨曾国办、曾国聪兄弟二人投资15万银元兴建的思明大戏院于1929年竣工开业。1931年，缅甸华侨杨德从投资兴建的开明戏院正式开业。1932年，华侨曾华檀斥资50万银元，打造集多种娱乐项目为一体的新世界乐园；同年，中华戏院为华侨林绍裘收购，并再次整改开业。侨商雄厚的资本注入，对放映业朝向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此，电影放映业成为厦门都市的一道华丽景观。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厦门共计有13家影院。②据笔者统计，彼时岛内市区共有10家影院，分别为中华戏院、思明戏院、开明戏院、青年会影戏部、龙山戏院、南星乐园、大同戏院、新世纪乐园、三春戏院和百宜乐园；岛外鼓浪屿上则有3家，分别为延平戏院、屿光戏院及鹭江戏院。（具体参见：陈佩真.食宿游览[M]//厦门指南.厦门：厦门新民书社编译部，1931：17；厦门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文化艺术志[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440-442.)

然而，在经济危机、社会失序及抗战爆发等因素的合力影响下，发展势头正盛的厦门电影放映业在1932年秋突然步入萧条期。往后，厦门各影院在艰难中勉强经营。1938年5月10日凌晨约3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分两路，绕开厦门岛炮台正面方向，于“泥金社”和“凤头社”两处强行登陆。不久，厦门沦陷。此间，厦门多数影院停业关门，少数则落入日军手中，沦为他用。厦门电影放映业由此一度陷入停滞，曾经熠熠生辉的鹭岛光影就此熄灭，直至抗战胜利后，方见曙光。

二、早期厦门电影放映业的经营特点

如前所述，第二次市政改革的成功与侨商投资影院的举动，使电影放映业逐渐从零散、流动经营转向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在此背景下，为招徕观众，增加营业收入，各影院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不同的营业路线，电影放映市场一度竞争激烈。由此，本文将重点从经营格局和经营方式两方面展开分析，以窥早期厦门电影放映业的经营特点。

（一）梯度化的经营格局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早期厦门放映市场整体上主要分为岛内市区和鼓浪屿两大区域。其中，分布于厦门岛内不同区域的各大影院，在影院选址、配套设施、片源选择及电影票价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同时，根据影院之间彼此的优劣程度，又分为首轮和次轮影院。

首先，厦门岛内的思明、开明和中华戏院，位居市区中心路段，设备先进，装修豪华，实力出众，遂在市场中脱颖而出，常年稳居头部地位，成为放映业三巨头。思明与中华为厦门唯二装有“西电声机”的影院，实力不相上下，在放映市场居首。岛内如三春、中央、龙山、南星、青年会、新世界等影院，在软、硬件方面都更逊一筹，位居放映市场的中间位置。鼓浪屿的鹭江、屿光及延平三家影院，地处“市外僻地，建筑简陋，内容布置潦草，每晚仅演一次，价格至廉，观众以妇孺为多……非有熟识领导者，过客难找到”[13]，加上片源不佳，市场有限，“专映国产的第二轮默片，以供此弹丸小岛之两万多人口之鉴赏”[14]，故营业寥寥，在整体放映市场中位居最末。

其次，在各影院的等级划分之下，不同的消费群体得以孕育生成。“厦门的观众大概要分为中层以上小资产阶级及下层小资产阶级两部分。前者是包括学界，机关洋行之职员等……后者的观众包括下层的船夫，手工，工人，以及一般没有受教育的大众。”[14]观众群体的分野，亦是造成厦门放映业呈梯度化经营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在三大首轮影院中，思明和中华主要把目光锁定在上层阶级。他们具有充足的消费潜力，能够承担高昂的票价来进行观影消费。由此，去首轮影院观影，也成为这类观众彰显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开明虽为首轮影院，但因实力稍弱于思明、中华二院，故而成为中间消费层级的不二选择。至于其余次轮影院，则往往成为下层阶级的“消费天堂”。观众只需少量花费，便可在“声光影戏”中游目骋怀。因此，广纳天下平民顾客，是次轮影院营业目的之核心所在。进一步来说，各影院不同的消费档次，进而延伸出观影消费的阶级化取向，这亦成为早期厦门电影放映业的一大特点。

总的来说，早期厦门各大影院的等级划分与消费群体的分化成型，逐渐促成了电影放映业梯度化的经营格局。

（二）多元化的经营方式

在电影放映业梯度化的经营格局下，为凸显竞争力，服务对应观众群体，实现效益最大化，厦门各家影院制定了不同的营业思路，逐渐形成“标签化”的经营路线，放映市场进而一度呈多元繁盛的营业局面。

甄选放映片目，是影院经营的首要重点。厦门众影院为抢夺优质影片的放映权，各尽其能。思明、中华“因影片地位均旗鼓相当，故竞争甚为激烈”[15]。具体来说，二者皆以外片放映为主，不仅片源优质，而且选片严谨，均握有多家好莱坞公司的影片专映权。其中，思明“所映影片，多系美高梅、福司、联艺、拍拉蒙等为最多，并备有说明书，把剧中的情节，明晰的记载下来，好像是戏剧创作的样子”[16]，而中华则“拥有数家世界最大制片专映权，如米高梅、派拉蒙、雷电华等”。[14]在这种情况下，开明戏院有意避二者之锋芒，“专门献映国产佳片，以联华公司出品作基本军队，艺华，天一，月明，新时代……等为后备军”[17]。其余如中央、南星、大同、新世界、百宜、龙山等次轮影院，并无固定的选片思路，往往视市场的风向而定。正如史料所述：“他们的营业的目标，只要有戏做，只要有钱赚，其余我不管。大公司的片欢迎，野鸡片也不拒绝。因此，它们总比较可以维持局面。”[18]

在选定放映片目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票价制定。影响票价的关键因素，一是影片的优劣，二是影院硬件设施的豪华程度。片源优质、装修精美且设备先进的影院，往往票价高昂。以厦门三大首轮戏院为例，思明“楼屋富丽，建筑堂皇，为厦门影戏院之冠……内部设备最佳，座位宽畅，秩序不乱，光线清晰，发音亦佳。以故卖座极盛。价目六角，七角，一元，一元五角”；中华“建筑颇佳，光线清晰，价目五角、七角、一元”；开明“建筑堂皇，座位最多，设备亦佳，而秩序最坏，每逢开映佳片时，拥挤异常。价目三角、五角、六角、八角”。[19]相比而言，次轮影院的票价则相对低廉，常在三角至一角区间浮动，最低时，甚至仅需十六个铜片。以新世界乐园为例，“券资三角，即可入场任意观览”。[20]以同等票价横向对比，斥资三角仅能在开明戏院的最次位置进行观影。

在明确放映片目与电影票价后，制定营销策略往往成为各影院的重点环节。报纸广告是影院采取的最为大众化、常规化的营销手段。具体来说，三大首轮影院资金充裕，财力雄厚，不仅占据广告版面的大块篇幅，并时常在报上“同版”竞技。思明戏院不仅尤为重视广告的宣传效果，“厦门戏院广告之美观，首推思明”[21]，还“另聘专员，负责出版周报，名曰《银花》，是为厦埠影戏院之绝无仅有”。[16]受此影响，其他影院陆续出版相应刊物，如《思明周报》（开明戏院）、《幔光》（龙山戏院）等。这些刊物不仅是辅助影院营销的重要手段，甚至还成为竞争激烈时“互相诋骂”[14]的工具。同时，厦门各影院还不时会加入歌舞、魔术等表演活动来辅助放映。例如，中华戏院曾邀“红薇歌舞剧团”[22]演出，以提升影院热度。思明戏院亦邀请“赵咏霓艺术团”进行表演，并随之附送“电光幻镜”，还注明“红绿镜中，蚌妖现形，光怪肉感，任君欣赏”[23]的广告词来增添观影噱头。更典型者，如南星乐园、龙山戏院及新世界游乐场等，甚至常年兼营多类娱乐项目，电影放映只是其中一种。总的来说，此类演出意在将不同演艺形式与电影放映进行捆绑销售，从而吸引观众进入影院消费，增加影院营业收入。此外，另有诸如“与牛奶公司合作举办观影游戏活动”[24]等营销手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体现出厦门影院营销策略的多样化与丰富性。

在三大首轮影院中，思明、中华二者片源优质，设备先进，票价高昂，主要消费群体为上层阶级，由此形成了“精英化”的营业路线；开明票价中等，又以国片放映为主打，更能兼顾一般平民观众，故为“大众化”的营业路线；而岛内外剩余次轮影院，由于整体实力较弱，以下层阶级为主要服务对象，票价低廉，因此更偏向“平民化”的营业路线。梯度化的影院分级和多样化的经营方式，不仅促进了厦门放映市场的繁盛，更使“看电影”成为厦门广大百姓触手可及的娱乐方式。正如时人称：“在现时代，电影一门，已列于衣食住行之列，有钱者故无论，即普通劳动阶级，亦无男无女，无不以观电影为乐。各有追求，以莫不能以观电影为入幕之阶。”[25]

三、早期厦门电影放映业的衰退及原因

1932年秋，盛极一时的厦门电影放映业突然跌入低谷，各大影院纷纷陷入营业危机。通过集中梳理这一时期《江声报》①《江声报》被誉为厦门当时报界之冠，雄称厦门当地“唯一大报”。参见：安闽，晓钟.厦门《江声报》（1927—1950）[J].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2）：51。的电影广告，可一窥当时厦门电影放映业的艰难。《江声报》电影广告出现明显的式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电影广告数量锐减。《江声报》是厦门各大影院广告刊登的重镇，在其巅峰期，电影广告几乎无日不见。但自1932年10月1日后，该报的电影广告开始集体消失。此后长达8个月内，竟无任何电影广告的踪影。1933年5月5日，《江声报》又陆续刊出中央戏院的电影广告[26]；仅过两月，即至1933年7月8日至10日，中央戏院刊出电影《西线无战事》广告[27]。此后，该报停止刊登电影广告，直至1934年10月10日才开始恢复刊登。二是电影广告版面大幅缩水。《江声报》底版，一般为三大首轮戏院的大幅广告版面。而在1932年底过后，《江声报》的电影广告变得版面紧俏，设计简陋，仅有影院及放映片名。影片信息、开映场次、价目券资、广告标语等则一概舍去。三是电影广告刊发频率不定。自1933年开始，《江声报》上的电影广告一直处于“时隐时现”的状态。这不仅说明厦门电影放映活动的时断时续，亦证明此阶段放映业一直处于波动之中，难以维持平稳的营业状态。电影广告作为影院的重要营销策略，其数量的锐减、版面的缩水及刊发频率的震荡，都真实地反映出厦门电影放映业急转直下的衰退迹象。

究竟是什么原因突然导致了厦门电影放映业从辉煌走向衰败？其衰退的背后又有哪些更复杂的历史因素？有史料称：“及至世界恐慌越深刻，农村经济越破产，华侨未敢再投资，民众购买力薄弱，加之人口原来就少数，于是厦门的电影从1932年底就渐渐没落下去了。”[14]然而，经过对比、辨析多方史料，笔者认为厦门电影放映业走向凋敝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全球经济大危机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是厦门电影放映业衰退的直接原因。1929年至1933年，美国经济大危机席卷世界，中国货币一度紧缩，南洋侨汇持续暴跌。这对向来依赖侨汇的厦门来说，影响深重。据当时报道称，福建“全省顿呈不景气现象，各种娱乐场所，亏折甚巨，营业大受影响”。[28]

经济的颓靡，为厦门电影放映业蒙上了一层阴影。1933年初，“厦门电影院营业，近来一落千丈，思明中华开明等院，咸月亏千余元”。[29]1933年秋，厦门市“百业萧条，经济枯窘”。[30]厦门电影放映业迎来了寒冬。时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厦门经济步入更加艰难的处境之中。“商店不住的倒闭，失业人数无尽的增加，大公司裁员减薪，著名老铺寿终正寝。如此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形成空前的恐慌，金融形成空前的纷乱。商况无尽的零落萧条，市面日觉死气沉沉。”[31]1936年，厦门电影放映业已到“戏院免租倒贴无人承办，电机用以轧米累累皆是”[32]的悲惨境地。可以说，自20世纪30年代初全球经济危机至抗日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糟糕的经济环境，使得厦门电影放映业无可避免地走向低谷。

第二，时局动荡，影院收入骤减。20世纪30年代初，“闽南社会相当复杂：日籍浪人横行霸道，各县土匪、军阀混战不息；后来又发生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33]，人心惶惶。政府遂决议实行“晚间特别戒严，禁止各娱乐场戏院演剧”[34]，以维持社会之稳定。需要说明的是，“厦门各戏院的开映时间，一律是两点半、四点半、八点半，这是专为吸收商学界的观众而设定的”。[14]受此影响，“各院迫得停演，历时数月，损失颇巨，继而时疫厉行，观客多裹足不前，影响尤巨。戏院受此遭折，已不堪设想。况加以南洋商况日败，本市财源日涸，更加以受世界经济不景气之牵制，因而银根益困，市民衣食维持尚感艰难，岂有闲情顾及娱乐一事”。[35]从中华戏院1933年2月至8月的营收情况，可窥见彼时电影放映业的生存状态：“（中华）自本年二月起，截至目前，每日平均收入约百二三十元，每月则约在4000元，除片租外，实际收入仅2000元，较诸前年减少二成有奇。按该院目前每月支出用费约4000余元，收支对抵，每月亏蚀在2000以上。其用费均如下列：院租1200（前年1600元），统一警捐330元，营业税100元，印花税约百元，职员30余人薪俸700元，声机每月纳500元，电力费200元，广告500元，伙食200元，其他杂费250元。查该院自创该迄今，得失相抵，尚须亏负万余元。”[36]然而，中华戏院的亏损，只是放映业持续衰退的冰山一角。随着时间推移，厦门各大影院“可说是都陷绝境里”。[37]

第三，捐税繁重，累加经营负担。如前所述，在动荡时局之下，市民无心娱乐，影院囊中羞涩。政府为稳固财政状况，反倒增加了各项税款的征收。据载：“戏院负担各项税款，较前尤重，因之受此种种打击关系，致营业异常衰弱，戏院无法维持。而歇业者，已有数家。”[38]此外，为帮助东北难民同胞挺过难关，“市公安局奉令附征各戏院娱乐场所救济东北难民赈捐”[38]。对此，厦门影院工会集体呈文上书，向市局请缓征娱乐捐。两月后，各影院以“自救不暇何能赈人间”为由，再度请愿当局酌减捐税，但遭严厉反对。是故，“各戏院以际此营业不振，警捐尚属难以负担，何能再加其他捐税，当经决定一致于今十六日起，自动停业” 。[39]8天后，当局迫于压力，不得已准“中华、思明两家每月由三百元减至二百五十元，新世界由六百元减至五百元，龙山一百十元，南星一百三十元，开明二百二十元”。[40]但降低捐税只是当局缓和影院情绪的一时之举。捐税过重的问题其实一直未能得到彻底解决，这也成为拖垮厦门电影放映业的一大重负。

第四，社会纷争不断，扰乱营业秩序。安定的营业状态，是影院得以维生的基本条件。但彼时厦门糟糕的社会秩序，使得各影院在收入骤减和捐税负担繁重的情况下愈发艰难。据《江声报》载，1932年8月11日，开明戏院因“购票问题”与楚同水兵发生冲突。当日夜里，楚同军舰水兵数十名“忽持械捣毁戏院”[41]；1932年8月24日，开明戏院无奈宣布停业[42]；1932年8月28日，“水兵毁戏院仅旬日，陆战队又毁中华戏院”[43]；1932年8月30日，因接连发生影院捣毁事件，华侨工会联合呈文，“恳请当局制定影业保障办法”[44]；1933年7月4日晚，开明戏院被捣毁，一时“狼藉遍地，损失颇巨”[45]；1933年12月12日，“在思明戏院前，忽来一炸弹，伤三分局警九人，一分局警三人，行人七人”[46]；1934年8月10日，龙山戏院因“观客看白戏，拒不买票”发生刺杀案[47]。往后，诸如此类的社会纷争新闻，时常出现在报纸上。影院受此影响，时映时停，无法正常营业。这些均反映出当时厦门电影放映业的营业处境。

此外，一些突发性的意外事件，也给电影放映业增添了额外麻烦，其中以“思明戏院倒塌事件”最为典型。1934年6月5日上午11时，作为厦门放映巨头的思明戏院屋顶发生倒塌。“戏院内之屋盖忽告倾塌，一时声震如雷，行人奔避，附近岗警，尤现张皇，盖疑炸弹爆发也。”[48]在这次事故中，思明戏院损失惨重，“院内所有座椅、电灯、电扇、电影幕等，均被压损无遗，发声机亦受损，屋盖之梁木铁条咸折断，惟四周墙壁则完好。综计此次损失，据院主云，达六七万元”。[48]万幸的是，事故未伤及观众，但思明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这对于营业本就困难的思明戏院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不得不已于翌日宣布停止营业”[49]。

事实上，为了熬过行业寒冬，厦门各影院采取了多种方法来维持生计。或降低票价，或策划明星歌舞、魔术表演等营销活动以刺激消费。最为特殊的，当属中华与思明两院的合并重组。1933年12月1日，原本互为“死对头”的中华戏院与思明戏院宣布实行合并，改名为“福建娱乐公司”，“其内容闻为将中华声机移设思明，中华改映默片，思明之声机则退还货主……合并营业后，一、可免两家有声影院，同‘声’竞争。二、经理由两院共聘一人，其他职员彼此公用，经费可节省也”。[30]同时，中华改映二轮影片，首轮影片全归思明开映。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不失为一种策略，但亦未能“挽大厦于将倾”。两院合并后，“营业并不见得怎样的‘景气’，依然还不是冷落得可怜”。[14]最后，因亏蚀巨大，思明无奈之下决议裁员。“该院原有人员，暂入中华服务。惟人数过多，薪给过巨，该公司现将全体职员裁去1/3，被裁者十余人。”[50]不难看出，对彼时的影院而言，员工的薪资都已成负担，厦门电影放映业已危如累卵。

最后，国内战争形势的恶化，是厦门电影放映业走向凋敝的最终原因。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厦门百业凋零，电影放映业更是跌至冰点。“自抗战以来，市民皆关心国事，每于入夜之际，争买晚报阅览。于是戏等项娱乐场，门庭皆极冷落。如思明戏院，前日所映联艺出品《革命之花》巨片，连映九场。预算收入千二三百元，但结果仅收四五百元。他片更可想而知。故目下各戏院，大多放映二三轮影片，维持过度。”[51]随着战事愈演愈烈，厦门市民大量逃离，以避战乱。“戏院营业，连日因本市户口移动影响，少有资产者，皆迁移他住。故观客顿减，入不供出，以是不得不停云云。”[52]短时内大量人口的流失与迁徙，导致电影消费群体数量骤降，从而使电影放映业失去了最后的生存机会。

1938年5月10日，厦门被日军占领，并于不久后沦陷。据称，“厦门市内残留民1万5千人或2万人，市街宛然废墟”[53]。是故，多数影院闭门歇业。此后，日伪方面“为求振兴市面，恢复旧观起见”[54]，曾勒令思明、开明、中华三家影院重新开张，不然直接没收财产。但三家影院老板有的逃亡在外，仅委托合伙股东代管。且众人因唯恐复业后，引来杀身之祸，故宁愿由日伪方没收。1938年8月上旬，三大影院在日伪方的控制下复业。“‘思明’改名鹭江戏院，所映各片，类多海上从前各公司旧片，来源由一福建影片公司供给。鹭江戏院为汉奸雷某任经理，座价分一、二、三角，每日开映两场，为下午二时半、八时两场。近一月来，时映日方影片，并一度开演日本戏，班名‘浪花歌舞团’。舞女日朝籍均有，均以彻底牺牲色相麻醉观众，但看客以日兵为多。”[54]

结 语

得益于开埠的先机，厦门在20世纪初便与电影结缘。在此后的30余年里，早期厦门电影放映业从临时随机的流动观影，到相对固定的茶园、教会放映，再到繁盛时期十余家专业影院的同台竞技，其辉煌光景恍如昨日。然而，在经济危机、社会失序、捐税繁重及抗战爆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早期厦门电影放映业逐渐在20世纪30年代末走向落寞与凋敝。通过对早期厦门电影放映业发展概况、营业特点及衰退成因的爬梳与探析，我们得以洞悉彼时电影作为一项新兴的娱乐产业，与自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等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区域文化景观，这亦是管窥民国时期厦门历史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