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楷 （山东艺术学院 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19世纪中后期，南京始终以国家因素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发达的官营经济与浓厚的政治氛围成为南京城市的突出特征，城市娱乐消费也逐渐被纳入到由官方力量所预设的轨道中，进入一种诉诸伦理道德的约束状态。与此同时，南京得益于沪宁铁路、津浦铁路等现代交通设施的兴建，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现代化工厂、新式学堂、现代公园等西方事物伴随着人员的自由往来，出现在南京街头。南京市民也开始在世俗舆论与官方力量的监管下，接触包含电影在内的西方娱乐方式。同上海、汉口等开埠较早、拥有租界的城市相比，早期南京电影活动在电影本土化发展历程中具有一种典型代表性。本文依据一手文献资料，探索南京早期电影放映活动，丰富中国的电影本土化发展研究。

一、放映场所：多重空间的电影放映

目前，尚未有直接资料记载电影传入南京的确切时间，但可推断电影最晚应在20世纪初传入南京。据《南京文化志》记载，电影于1904年传入南京。[1]507又据《申报》1910年的一则报道，有位名为吴正卿的南京市民曾向盈昃公司订租“影戏机器全副，拟往南京开演。当时订立合同言明，每月租洋一千二百元，讵届限，并不将机运往”。[2]迟至1910年，电影应进入南京，而在城中获得发展，却非易事。1910年，吴正卿在南京放映电影，因机器租金过高、捐税过重，又遭遇大风吹塌房屋的天灾，不得不放弃电影放映。可以说，南京民间资本薄弱，依靠个人的力量兴办电影院，实为困难；官僚士绅对电影的偏见，导致他们对于电影的态度是警惕远大于支持。因此，这便决定了南京早期电影发展异常困难，迫使电影以一种寄居状态，出现在旅馆、公园等非电影空间中。

由于旅馆之间竞争激烈，经营者将电影放映视为一种招徕旅客的手段，使旅馆成为电影的早期主要寄居之所。南京水陆交通便利，“是以客栈日渐发达，城厢内外，共计四五十家”。[3]90-91旅馆之间竞争日渐激烈，常到火车站及江边等地揽客，甚至出现因互相争夺客源而扰乱秩序的现象。津浦铁路管理局为了制止此种乱象，制定了《津浦铁路浦口车站及下关各旅馆接客章程》，对各旅馆接客严加约束，规定各家店主必须先向浦口办事处注册、换取执照。“各旅馆入站接客、接江之人，须着一式服色，夏季用白线布衣裤蓝字，冬季用厚呢衣裤红字，应按警局纳捐等第，分为一二等，如头等何字号，二等何字号，则将等第牌号分冬夏季，用蓝红色绣于胸前，并随带本路所发执照。”[4]执照是缴纳全年洋12元所购得，无形中增加了旅馆成本。由此，经营者转向对旅馆的自身建设中，通过优越住宿环境来吸引旅客。“一切布置，均按西法饮食之精美，座位之宽畅。”[5]在此情况之下，放映电影也成为一种招徕顾客的手段。在南京主要有两家旅馆放映电影，分别是南京饭店与南京花园饭店。

南京饭店于1919年9月25日开幕，“其全部地价及建筑装修等费，计十四万金，在此间饭店中，总算独一无二”，[6]“地点在下关，滨临大江，接近轮轨，一切建筑均采最新式样，并于三层楼上，设置屋顶花园”，“酒吧间、弹子房、阅报室、理发所、贩卖部、军乐亭固已应有尽有，并备优等乐工，以便宴会及喜庆之召，又特置影戏场，另辟莳花别墅，搜罗中外时新花草，附筑网球场于内。凡可增长旅中兴味者，几乎无微不至”。[7]如时人所评价：“髹其楹□①因年代较为久远，报纸与文献保存不善，部分字迹已无法辨识，故用□代替。下文凡是出现□，皆为此种情况，不再另外说明。绘其桷，峻其宇，而雕其墙。丹青焜耀，金碧辉煌；千窗洞开，白虎高张。斯固安乐窝、温柔乡，锦绣世界、风月作坊；富商贵客之所偃息，美人名士之所徜徉。”[8]南京饭店成立伊始，并未在屋顶露天花园开映电影，“因天气渐寒，恐妨顾客卫生”，所以，“刻已昼夜兴工，将屋顶加盖玲珑玻璃房屋，以期日夜可用，风雨不侵”。[9]1919年11月26日，新建广寒宫竣工开幕，“特聘京都山东头等女子梨花大鼓书多人、最新五彩活动电光影戏、新奇戏法、评辞说书各种文明游戏，上午中外茶点，下午各种文明游戏及电光影戏，外宾照章购票，住客奉赠上午游览券外，其余按房间等第发售半价优待券，特于本饭店内，添设一元二角至二元雅洁客房二十余间”。[10]然则，“六日夜间十一时，忽然影戏走电，场内男女观戏者，约二百余人，不及下楼，立时电机房电力触发，俱乐部、理发间、西菜间、中菜间、屋顶花园以及各旅客房间、中西菜厨房电皆走火，全部烧着，火光冲天”。[11]经此一番，南京饭店焚烧殆尽。

南京花园饭店位于下关大坂码头，于1921年7月20日开幕。同南京饭店一样，娱乐设施较为完备，“花园、草地、酒吧间、弹子房、花园茶室，并备内外餐所，以便宴会及喜庆之召，又特置花园影戏场，固已应有尽有，又于园内种植中外时新花木”。[12]由此推断，该影戏场应置于室外花园中，受天气影响较大，期间又有放映事故的发生，电影活动几乎陷于停滞。1921年11月28日晚间，省农校假借花园饭店，“演放电影，司机者不慎，致电机走火，几兆焚如”。[13]于是，1922年三四月间，花园饭店“复扩充，增植花木、花园草地，新筑影戏院”。[14]当时中国电影制片业并不兴盛，影片来源途径较少，除极少数影片由本国生产外，多数由国外输入，租金过于高昂。因此，花园饭店的电影活动延后至1923年3月16日。花园饭店总经理唐殿良从明星公司租赁到《张欣生》《大闹怪戏场》《玩童》《万国商团中华队伍》《双十节阅操》《爱国东亚两校联合运动会》《沪太长途汽车游行大会》等影片。放映时间从3月16日开始，连映5夜，每晚七时半开演。电影放映活动不再单纯面向旅客，而是扩大到南京军政商学各界人士，向其出售门票。价目分别为特等七角、头等五角、二等三角。[15]此后，花园饭店刊登在报刊上的广告，多以演戏为主，尚未发现其他的电影广告。1927年3月间，在直鲁联军退却之际，花园饭店遭到抢劫，损失惨重。旅客所存行李物品悉数被抢。[16]同年8月，花园饭店大戏院改为南京下关太平大戏院，表演传统戏曲。[17]

除了旅馆，南京的花园与现代公园也是电影的主要寄居对象。南京存在大量的花园与现代公园，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愚园、瞻园、刘园、韬园、随园、鼓楼公园、秀山公园等。可以说，南京拥有的花园和公园的数量不逊色于上海，然而，南京的花园与公园鲜有放映电影的活动。仅有韬园与秀山公园曾放映过电影，以秀山公园放映规模略大，放映周期较长。

韬园“在复成桥东岸，为清蔡和甫所筑”，后改为省立民众教育馆。[18]7据卢前回忆，他在幼年曾随祖父在韬园看过电影。[19]45-46观影时间大致在1914年之前②关于韬园放映电影的时间，未有直接资料予以说明，只能依靠对昇平戏园营业时间予以推断。1908年3月26日，昇平戏园与庆昇戏园是彼时南京仅有的两家戏园，两家因为演员问题而持械斗殴，被江宁县所封闭。（佚名.广告[N].申报，1908-03-26.）1909年3月24日，昇平戏园再次遭到打毁，有巡防兵丁未购买戏票强行观戏所引起。（佚名.金陵营兵打毁戏园审结详情[N].申报，1909-03-29.）待至1914年11月27日，南京只有新民庆乐同庆京舞台四家戏园。（佚名.限制增开戏馆[N].申报，1914-11-27.）据此推断，卢前的此前观影时间应在1914年之前。。若是说韬园的电影放映更接近赵莹莹所说的“花园电影”，那么，秀山公园的电影放映则处于一种过渡阶段。它仍属于“花园电影”，无法拥有自己的固定建筑，但却开始形成独立的电影放映空间。秀山公园“负钟山、临秦淮、青峰掩映、碧波潆洄、擅天然之佳胜”，“园内亭台之结构，风景之点缀，曲折错综”。[5]它曾被誉为盛夏之时“南京唯一的纳凉游息所”，其中最佳之消夏之所乃园中的“逍遥游”。市民倪教授称赞道：“那逍遥游是全园的集中点，游人大都是散布在这附近间坐品茗，这儿有浓密的绿荫，温软的草地，有安适的藤椅，和白衣的侍者的殷勤的招待。”[21]83，93此后，随着人员在此聚集，秀山公园出现了露天电影场。“南京秀山公园，近向上海朗华影片公司，租得《南华梦》二十大本，在园内开映。该片业由该公司营业主任李允臣君，携来宁垣。前昨二日，观者极盛云。”[22]正如新闻所言，观影者人数众多，由此，秀山公园董事会决定添设游艺场，在夏天晚上开映电影。他们放映的第一批影片有《小公子》《弃儿》《险姻缘》。[23]此后，秀山公园游艺场晚上开映电影，每晚放映影片两次，主要以故事片为主，如《空谷兰》《乡姑娘》《梁山伯祝英台》《白蛇传》等。游艺场也会偶尔加映新闻短片，如1926年8月10日，游艺场不但放映《乡姑娘》，且“加映杭州风景一本”。[24]

二、放映形态：营利性放映与非营利性放映

电影放映寄居在南京城中多种娱乐空间，从传统的花园到近代旅馆与公园等场所。电影在寄居放映时期内，激起了观众的好奇心，让观众获得一种观看快感。然而，此时电影在南京城内并非是一种常态化放映，仍然属于一种稀缺性的娱乐活动，这也间接地延迟了市民观影热情的消退时间。从收益方面来讲，南京的电影放映又呈现出营利性放映与非营利性放映。此前，电影多寄居在多种固定场所，通过营利性放映获得收益。所谓非营利性放映，主要通过电影放映吸引观众，使其参与到主办方举办的活动中。在这一过程中，电影则成为活动的一种吸引力。非营利性放映重在调动人们的参与热情，并非扩大经济收益，甚至是没有经济回报。这也成为与营利性放映的最大不同之处。在南京城中，非营利性放映主要存在于三种场合中，即慈善活动、公开集会、节日庆典。

中国传统慈善活动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伏维我国关于救济之观念，在儒家渊源于仁爱，佛家发源于慈悲，故综合而为慈善观念”。[25]562然而，自晚清以来，传统的慈善观念开始发生嬗变，“代之以先进的国家责任理念，将社会救济视为‘因集体之生存而当为，不专为人类之悲悯而宜为’的事业”。[26]开展慈善事业成为每位社会成员应尽的一份义务。所以，当各地发生灾祸时，南京城中的上层人士会自发地开展慈善活动。1920年，直、鲁、豫、晋、湘、陕、闽、浙等七省同时发生灾情，南京青年会“曾于前日开一济赈游艺大会，有军乐、雅乐、新剧、杂耍、武□、防火影片。两日来宾千人以上，当化妆演讲，说至沉痛处，掷金饰银□者不绝”。[27]1923年9月7日上午10时，“警厅王厅长召集各署队长督察长月报主任会议。王厅长论日本天灾，为空前所未有，损失不资，中日同系东亚族类，救灾恤邻，义不容辞，除各员昨在大会认捐外特令东下两区，在所辖境内之贡舞台及百利戏院，劝办游艺义务戏三天，并加放警察教练新影片，得资除开销外，悉数助振”。[28]

电影的视觉性以及直观动态表现，使其成为一种工具，服务于公开集会。一则助兴。“南京青年会学生部定今日（3日），在估衣廊城中会堂，举行基督教学生运动，并有广东大会学生事业之报告，最新之卓别林滑稽电影助兴。”[29]二则辅助讲演，普及知识。1915年8月31日下午四时，江苏教育会议第三次讲演会在江苏教育会议场召开，“是日主讲者为前司法总长王宠惠博士，留美大学，卒业南京高等师范教务长郭秉文硕士”。“郭秉文君讲题为《吾国教育行政之缺点於（与）教育原理颇多发明》，参以最新学说，以凭印证论旨。”“王宠惠博士讲题为《教育感言》，思想敏锐，说理圆满，态度蕴藉，姿势从容，演有两小时。”“讲毕约七时，即开演活动影戏，均关于教育事务，此机即为通俗图书馆所有，将来常可开演也。当日演五六幕，如《海军出发》《飞机驾驶》《植物花类之开落》《战事情形》《体育情状》等均新颖之片，有长二千尺。散会已将十时矣。”[30]

节日庆典是一种铭记历史的重要途径。主办方会组织游艺会，鼓励市民参与其中，充分发挥节日庆典的社会功效。由此，电影放映也成为庆典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活动。电影应用于节日庆典，主要集中在北伐胜利之后。1927年7月，“南京市政府所设慰劳北伐将士游艺大会，规模宏大，为空前所未有。上海男女名伶，联翩莅止，盛极一时，所预排定之十一、十二、十三等日剧目，业经发表，兹有新剧家顾无为、林如心偕同上海新剧同志会全体会员，义务表演。又有大中国影片公司，将所有最新最佳影片，悉数运宁，义务开映，届时更有一番盛况”，所演电影主要有“（一）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二）蒋总司令莅沪记（三）庆祝南京建都提灯会（四）警备司令就职典礼（五）反日出兵游艺大会（六）庆祝北伐胜利运动会（七）庆祝北伐胜利提灯会（八）庆祝北伐胜利阅兵典礼（九）蒋总司令龙华阅兵（十）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典礼”。[31]与此同时，部分游艺会收取观影门票，用以资助北伐将士。1927年6月6日，北伐募捐队“在金大校内开映电影募捐助饷”。[32]自7月4日至7月15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在青年会与秀山公园开映电影，共收入约六七百元。[33]

三、放映地区：下关—城北之地

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电影消费是以物质消费为前提基础。电影消费区与商业中心区的重叠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例如南京路电影消费区不仅是上海最主要的电影消费区，也是上海主要的商业消费区。甚至有时人提出：“谈上海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在北四川路上用过钱，看过影戏，吃过咖啡，未免是美中的不足。”[34]然而，南京的情况同上海却迥然不同。由前文可知，南京早期电影放映活动主要集中在下关及其连接的城北之地（以下简称下关—城北之地），并非南京传统富庶之地的城南地区。那么，为何南京早期电影放映并非像上海一样，出现在繁华的城南地区，而是集中在下关—城北之地？

上海的电影消费区主要位于租界之内。租界为人员居住和商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南京路是一条横贯于上海公共租界中区和西区的道路，可谓是上海的商业消费中心，被誉为“商业帝国的首都”。上海四大百货公司：永安、大新、先施、新新坐落其中。舞厅、咖啡馆等现代消费场所密集地排列在马路两侧。在该区域内，汇集了包括大光明大戏院在内共计11家电影院。据陈刚所言：“上海南京路上专映外片的电影院多属外国资本开设，以放映美国好莱坞电影为主。”“而南京路上专映国片的电影院也都是‘头轮’或‘二轮’独映最新出品的国产电影。”[35]5，86-87可以说，上海南京路的电影消费是异常繁荣。

相比之下，南京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得城南地区无法率先形成电影消费区。近代以来，南京多次遭遇大规模战乱。以南京在“二次革命”期间的迹况为例。张勋官兵攻入南京后，便开始大肆劫掠。“全城大小商店、民居，均遭劫掠。繁盛之大街，竟无一室得免。拒抗者，即遭枪毙。所得赃物，如一人不能提负，则强逼平民五六人或人力车，为之运送。各等妇女，遭兵士污辱者，到处皆是，甚至当街宣淫，且有多人驻足围观者。”[36]在战争爆发之前，南京城中富裕之户恐遭屠戮，便已开始逃离，“故各船辄满载，避难之人及彼等之行李鲜有隙地”。[37]在经历数日劫掠之后，逃难之人的数量较之前更多。南京几乎成为一座空城。试想而知，若市民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更无从谈起。“人民困于刀兵颠连之中，啼饥号寒之不逞，宁能语及娱乐。”[38]南京正是因为缺少像上海租界那种安定的社会环境，才无法率先在城南地区形成电影消费区。

待时局逐渐稳定后，下关—城北之地占据地利之便，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随着人员流动更为便利与频繁，现代化生活方式自上海、天津等地进入该地区，不断冲击既有的保守观念之余，也促使当地居民形成一种现代时间观念与双重生活节奏。可以说，下关—城北之地拥有较好的观影群众基础，且经济相对繁荣发达。当电影输入南京时，电影放映活动主要出现下关—城北之地，并非城南地区，便在情理之中。

自1899年开埠后，南京同上海等地的联系更为紧密。自南京前往上海的交通方式主要有铁路、航运等。在铁路方面，自1906年起，南京市民可搭乘沪宁铁路前往上海。由于准时、便利等特点，铁路在客运方面呈现出独占之势。因此，在1913—1929年间，列车由每周一次往返增加到每日来回各五次，单程所需时间在6—7个小时之间。在航运方面，各国商船在下关江口建立新码头，“除官趸船外，有趸船者五家：招商、怡和、太古、大阪、端记”。[3]139乘船从南京前往上海所需时间为19个小时，且是两日一班。它主要用于运输货物。[39]96南京城区的市民若想前往上海、天津等地，也必须换成其他市内交通工具，先到达下关—城北之地，然后方可成行。下关—城北之地经过数年发展，逐渐成为南京新兴的商贸中心。人员汇集带动道路两旁的商铺运营，尤以鲜鱼巷、大马路、二马路、惠民桥等处最为繁华。

人员的汇聚为下关—城北之地的居民带来不一样的现代生活体验。这种生活体验首先是一种西化的生活方式。自南京开埠之后，华洋分而居之。晚清政府担心华洋杂居，恐生异端。故而，江督周馥命潘芸孙、柯尔乐二人协同在下关划定地界，供各国商人经商。[40]此后，外人活动范围扩大到南京城北地区。自下关至鼓楼之间，英、美、德等国领事署以及外人住宅分布两侧。因而，生活在下关—城北之地居民不同于城南地区居民，并未对西方事务表现出本能的反感与抗拒。他们会去戏园听戏，上茶馆喝茶，也会前往旅馆观看电影，到歌舞厅跳舞。而南京市区居民对西方事务较为陌生，基于一种对未知事务的怀疑以及宁可相信过往经验的心理，对西方事务保有本能的怀疑、提防与排斥。故而在1910年，曾有沪宁绅商曾欲在劝业会场外开设夜花园放映电影。此举却被城南居民斥责为伤风败俗。[41]他们更倾向于听戏、喝茶等传统娱乐，以此消磨空闲时间。可见，当电影传入南京后，由于南京官僚士绅对电影的偏见，电影在城南地区遭遇的阻力远大于在下关—城北之地的。

人员的流动除了带来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之外，也将一种现代性的观看模式带入下关—城北之地。这种现代观看模式是一种无深度、转瞬即逝的，留在脑海中的也只是一些破碎的记忆。“显而易见，这种观看方式正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呈现的是波德莱尔所定义的属于现代性的‘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一面。”[42]沪宁铁路等现代交通设施为下关—城北之地带来众多流动人口，且以商贾及外地旅客居多。他们或是从事商贸活动，或是由此处乘车转走各地。他们时效观念很强，生活节奏更快。然则，同居住在南京城南的居民相比，他们的身份又是可变的，具有双重的生活节奏。他们在完成预定任务之后，即可从城市的活动节奏中跳出，进入到一种懒散、悠闲的生活节奏。仅以游客渠游金陵为例：“八月偕五弟心涛自皖返京，取道金陵。”“余此来欲以不急之务烦君，君住金陵久偿肯偕我游乎。”[43]他们犹如“闲逛者”一般，“跟着乌龟的速度散步”，游走于城市中的大街小巷，用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但是，这种悠闲的节奏只是暂时的，他们终将重新回归到鼓吹“消灭懒散”的泰勒式生活中。渠在游历金陵美景之后，依然回到北京的现实生活中，“翌日发下关，由浦口乘火车道出天津，既返京”。[44]可见，这种闲逛节奏所持续的时间是固定且有限的，并非完全冲破城市的生活节奏。他们的活动明显偏重依靠眼睛来完成，“观看的快乐占据上风”。[45]121，140所以，只有刺激性、新颖的视觉画面才能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力。

同时，下关—城北之地市民的外部生活环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现代交通设施对南京市民的时间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确切地讲，来自列车时刻表的“准时”概念进入市民的生活。“一张火车运行时刻表，初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一张临时图标。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对时—空秩序的规划，它表明火车在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点。”[46]17无形之中，时间与现代交通被固定在一起。这种现代时间观念随着江宁火车开通，自下关—城北地区向城南地区开始传播。江宁火车按点发车，时间精确到分钟。因其有诸多便利之处，乘火车往返下关与城南之间，便日益成为南京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李沛霖指出：“城市人被时间控制，而时间也成为近代城市社会的实际组织者。”[47]现代交通成为南京城市引入现代时间概念的重要途径之一。下关—城北之地市民被置于现代时间表的统辖之下，并伴随现代工厂制度的深入，开始拥有了部分闲暇时间，体验现代城市生活。

另一方面，由于区域职能分化愈加明显，南京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生活节奏。居民个人拥有独立的生活节奏，当他们开始共同遵循某一时空活动规律时，便开始形成统一的城市节奏。自明代以来，城南地区一直是南京最为繁华之地，也是城中居民的主要消费市场，聚集了多数南京市民。他们的生活相对固定，进而形成一种周而复始的城市生活节奏。然而，沪宁铁路、津浦铁路等现代交通设施的开通，打破了既有的城市格局，下关地区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其商贸业与服务业较为发达；城南地区依然承担政治、文化等职能。由于个人生活节奏并非完全独立自主，也会受到来自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即能力制约、组合制约、权威制约。作为生物个体，人们的活动必然受到生理性与物理性制约，移动范围则以家为活动圆心，一日之内可以自由往返的路径为活动半径，此为能力制约；当诸多人的路径在一个临时停留点形成活动约束时，必须受到他人或集体的组合制约；而权威制约则指法律、社会习惯等规范，它们时刻约束着行动个体行为。[48]由于下关距离城南地区有十几公里，两地居民必须借助市内交通方可进行往返，但此举却少了必要的花费。因此，随着两地职能分化愈加明显，受制于两地社会习惯的市民生活节奏也出现转变与分化。伴随现代时间意识不断被强化，服务于往来商旅的下关—城北之地市民逐渐养成全新的时间活动规律，不断接近于往来商旅。因此，他们开始打破既有的南京城市节奏，逐步具有双重的生活节奏，即拥有闲暇时间，如同“闲逛者”一般，用眼睛观察周围一切新奇事物。

总之，南京早期的电影活动主要出现在下关—城北之地，并非偶然事件。下关—城北之地在电影放映方面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活跃在此地的市民开始拥有闲暇时间，具备了一种现代性的观看模式，从而使得他们更容易冲破原有世俗偏见，接受诸如电影等西方事物。另外，观者的视觉现代性也促使着下关地区，朝着普遍视觉化的方向前进，“从黑暗的不可见状态向普遍的、光明的、可见状态的转变”。[49]13幻灯、西洋镜、照相等视觉装置借由现代交通设施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下关地区。而前文所提市民吴正卿订租影戏机器全套，便是来自上海的外商盈昃公司。[2]

结 语

19世纪中后期，南京始终以国家因素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成就了发达的官营经济与浓厚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却也导致民间资本薄弱，无法依靠个人开办电影事业。因此，南京早期电影寄居在多种娱乐空间之中，不但“导致此时电影放映充满嘈杂和无序”，[50]也使得电影放映呈现出双重放映形态，即营利性放映与非营利性放映。此外，南京早期电影活动轨迹同上海、西安等其他城市相比，略有不同，鲜有出现在繁华的城南地区，更多聚集在下关—城北之地。这主要归因于该地区具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即活跃在此地的市民具备一种现代性的观看模式，更容易接受电影。电影消费区与城市商业中心的重叠存有一种必然性，显然，南京早期电影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群众基础在电影消费区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市民的现代性视觉思维养成对于电影是否能够在中国进行本土化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