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洋

* 高洋，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 gaoy＠mail.sdu.edu.cn。

2017 年1 月至2022 年1 月， 长城、 大运河、 长征、 黄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先后启动， 以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为主体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正式建立； 2023 年3 月， 傅才武教授主编的《读懂国家文化公园》(下文简称《公园》)一书出版。 全书共六章， 按照总分逻辑， 从“国家文化公园: 概念、 表征与自我理解”勾勒国家文化公园整体架构， 进而以后五章分述长城、 大运河、 长征、 黄河与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情况， 介绍其各自价值与目标、 内容与任务、 举措与路径及相关内容。

该书以理论与科普并重之定位服务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这一重大文化工程， 旨在阐述、 宣传国家文化公园， “让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了解和认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价值、 规划内容和建设方式等”， 以此支持、 参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为党和政府领导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 其为人民所有、 由人民共享， 理当在政策之外主动面向人民。

一、 我国首部国家文化公园科普读物

国家文化公园科普读物既是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宣传推广， 其自身亦作为阐释文本丰富了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内涵。 《科普研究》编委张开逊研究员曾指出: “黄石公园显赫的名声， 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家对它的诠释。 这种诠释， 使人们休闲、 猎奇的旅游， 升华到知识、 哲理与审美的意境，使黄石公园成为世界旅游者向往的地方。”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局更是成立有专门的出版部(Division of Publications National Park Service)， 除了出版相关学术文本、 图纸资料， 还发行了相当数量、 面向民众的“指南”， 涉及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等自然型国家公园， 以及莫里斯敦国家历史公园(Morristown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波士顿国家历史公园(Boston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和洛厄尔国家历史公园(Lowell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等多个文化型国家公园。 政府行为之外， 美国民间同样出版有大量介绍国家公园景观、 指导露营骑行路线的文本。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的系列出版物以及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John Muir)所著《我们的国家公园》(Our National Parks)一书。

相对我国自然型国家公园科普物出版， 国家文化公园相关工作尚属起步阶段， 且文化景观背后的巨大阐释张力亦有着强烈的科普需求。 国内此前虽出版有“国家文化公园研究系列”“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文库”“国家文化公园精品文丛”“国家文化公园主题连环画”等丛书， 但具有自觉意识并明确定位于“科普类读物”的， 《公园》当属首部， 迈出了我国国家文化公园科普物出版的第一步。 在长城、大运河与长征等较早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论述章节中， 该书相应以参考文本形式补充了一定的国内外案例甚至诗词文本， 增强其作为科普读物的可读性。 在大众可读性之外， 《公园》还兼具专业参考性， 真正“为广大读者提供全面认识和了解国家文化公园的窗口”。 可喜的是， 在该书之后很快涌现了“国家文化公园100 问”等系列科普读物， 国家文化公园科普出版大道不孤。

二、 从国家文化公园透视国家文化结构

面向人民的文化科普难在何以从习焉不察的文化生活中透视文化结构。 全书对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价值进行全面审视， 将国家文化公园纳入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设计规划之中加以分析。 傅才武教授认为， “一国的国家文化结构是由主权版图系统、 生态环境系统、 政治经济系统、 文化行业系统和认同系统等构成的体现民族国家意志的复杂巨系统”。 《公园》虽为阐释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之作， 实则借后者观察分析了国家文化结构中的一个切面。 其一， 国家文化公园构成了“领土认同的外在表征”， 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涵盖了除海南、 台湾、 香港、 澳门四地之外的全部省级行政区， 并以黄河、 长江两条中国版图象征性江河为重要组成， 通过黄河、 长江的“自然—文化”共同体与长城、大运河、 长征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联合构建了国家文化公园系统的“地理—政治”空间， 使之成为承载国民情绪的主权版图系统。 其二， 书中各章对国家文化公园所处生态环境多有介绍， 黄河、 长江两大流域自不必说，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一章详细展示了长城区域气候、 降水生态，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部分同样回顾了大运河沿线地形高差、 年均降雨量变化、 水系变迁历史等生态情况，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则以途经区域地形地貌、 分水岭详情来说明其自然生态系统之多元性，以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之自然生态来揭示国家文化结构中的文化生态。 其三， 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所涉及30 个省级行政区本身就是我国政治经济系统的一个侧面， 既反映古代政治经济系统亦有当代详情，书中各章更是花费大量篇幅来说明各地因地制宜、 结合省情所开展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 从经济基础与行政体系维度呈现我国文化结构中的过程支撑系统。 其四， 各个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公共空间， 所承载的大量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化生态实验区以及相应公共文化服务多由以国有单位为主体的文化行业系统管理、 提供， 全书更从调动文化行业系统活力的“操演系统”高度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特色内涵予以全面论证。 《公园》同样注重以文旅融合工作对以上四大系统， 尤其是政治经济系统和文化行业系统的力量整合， 赋予国家文化公园与自然型国家公园同等重要的旅游价值。

在前四个系统构成国家文化结构的外在支撑系统之外， 国家文化公园更以超级文化空间形态打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通过具有内在规定性的认同系统塑造、 加固我国文化结构。 自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始， “情动”(affect)成为阐释客观物体与主观身体之间关系的重要视角， “组成人身的各个体， 亦即人体自身， 在许多情形下是为外界物体所激动”。 《公园》对国家文化公园认同系统的论述与拆解不仅从其内在丰富的物体系与符号体系展开， 更由其背后蕴含的各种精神文化在“情感动员”“共情模式”中所搭建的“情感叙事结构”来剖析国家文化公园强化国家认同的情感机制。 最终从文化认同型国家的总体性政策表达角度对国家文化结构的认同系统完成整合， 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切身获得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文化结构之间的共振体验。

三、 国家文化公园阐释上的三个自觉

《公园》一书对国家文化公园的阐释时刻展现出理论与科普并重之论述自觉、 区别于自然型国家公园的文化自觉以及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中国特色的道路自觉。 论述自觉与文化自觉前文已有诠释，道路自觉同样贯穿全书。 《公园》首章多次以“超越”“特色”等表述来展露其论述基点之中国特色， 更以“国家文化公园是不同于美国国家公园和西欧文化线路的中国式概念”为标题从历史、 理念与主题比较等维度， 来说明“国家文化公园的制度创新”之处。 此外还以“国家文化公园的自我理解”为单独一节来揭橥国家文化公园“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国家公园和文化路线”之总体性和集成性特征。

后续各章更以项目管理形式明确介绍了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与目标、 主要内容、 主要任务与主要举措， 涉及政策、 部门、 工程、 体制机制、 “时间表”以及“任务图”， 一目了然， 展现出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之特殊性、 必要性与科学性。 其中既有建设亮点提炼， 兼有矛盾反思， 向大众理性书写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详情。 唯有自觉方能自信， 道路自觉与论述自觉、 文化自觉一道为“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最高指示做出科学阐释， 有助于培育并增强民众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三个自觉为读者描摹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文化魅力与科学前景， 开辟了一扇面向人民的窗口， 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