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苏斌

* 徐苏斌，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在这里， 我想从工业遗产的角度来谈一谈红色工业遗产。 我国展开工业遗产的研究始于2006 年具有标志性的《无锡建议》出台， 在此之前， 我国的工业遗产保护也有了初步发展， 例如20 世纪90年代在沿海地区对工业遗产的近海调查。 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 中国工业遗产的发展日益蓬勃。今天， 我们应该重新梳理一下中国工业遗产存在的一些问题， 以及思考将来应如何继续向前发展？

中国的工业遗产研究在过去主要放在建筑史和科技史之下， 我认为这是对的， 遗产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的全时段的领域， 这个领域现在正逐渐走向显学。 遗产的研究对象是过去的， 研究的价值认识是现在的， 服务是面向未来的。 遗产是制造出来的， “认识遗产”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遗产学应该关注的问题， 即怎么样对遗产的价值进行理解、 阐释、 保护、 完成。此外， 我们的遗产部门要为今天服务， 要为后人服务。 接下来我从三个部分阐释工业遗产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 既然研究对象是历史的产物， 那我们之前的研究工作是否有缺少什么？

这几十年的研究中， 我觉得需要特别强调的一个问题， 就是加强档案和考古研究。 档案的研究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国内的研究， 一个是国外的研究。 国内档案现在挖掘的深度非常不够， 这是由于我们国家早些年受到破坏比较严重所致， 所以档案非常零散， 而像日本， 其企业档案就保存得非常好。 比如在故宫发现的天津机器西局和东局的档案， 这份档案见证了早期洋务运动中国的工业建筑设计从工匠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 此时工匠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机器局所采用的却是西方的生产线， 引进的是现代的生产线和生产设备以及原料。 但是像这样的档案非常少， 所以需要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 此外， 我国工业和海外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海外资料的挖掘远远不够。 我们在国内找一些资料， 网上有着比较丰富的资源。 我们要加强与国外研究机构的合作， 寻找更多的海外档案。 再譬如唐山开滦煤矿的档案， 这个档案有一部分收藏在国内， 但是并不完全。 我们需要充分挖掘这些档案， 为工业遗产价值的发展奠定基础。

工业遗产的考古学研究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考古的机制， 工业遗产主要是近代遗产，考古学对近代遗产的关注比较少， 侧重关注更为久远的过去。 例如说天津滨海新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周边道路规划依据不够充足， 这条道路旁边有一个海神庙， 发掘了三分之一， 导致在进行道路规划时划线横切了海神庙遗址可能分布区。 考古发掘不同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马尾船厂在审核时专家就提出了考古不足的意见， 这都是现在面临的困境。

第二个问题是要加强调查的广度和深度。 就我国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认定的工业遗产考核名录而言， 我们一共统计了512 个工业遗产点， 远远不够覆盖整个中国工业遗产的数量。 2013 年到2018年我们在做国家社科的重大课题研究时， 曾做过一个全国工业遗产研究现状数据库， 包括全国工业遗产点的调研， 大概是有1500 处， 其中上海的工业遗产项目比较多， 并不完全是因为上海的工业遗产数量多，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上海工业遗产的调查比较全面。 目前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正出版一套《工业遗产史录》， 一共有25 卷， 已经出版10 卷了， 期待今后有更多的成果。

第三是标准化的问题。 目前工业遗产评价标准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 上海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 在工业遗产补充登记表设计上是将工业遗产主体作为一个整体， 分为一个层级。 天津的《工业遗产调查表》编制于2011 年， 尝试了分级。 南京的调查分为单体建筑和厂区等。 比较而言， 英国的工业遗产记录非常详细， 是一个标准化的记录。 英国的工业遗产标准一共分为了四个等级。 第一级的项目非常少， 第二级的项目就比较多， 第三级属于分析性的技术要求更多， 对文字、 照片和社会服务的要求更深。 第四级是全面性的工作， 文字照片或者对于不同类型的工业遗产进行不同深度的调查。 刘伯英老师自2006 年起便推动中国进行一个标准化的记录， 但是现在我国的标准化记录并不全。 今后希望工业遗产的调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另外， 需要建立一个不同的信息体系， 我们建议有三个层次， 一个是国家层面， 一个是城市层面， 还有一个单体遗产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国家层面的， 我们选择了全国底图要素， 包括属性表，帮助进行GIS 的建构， 对全国的、 重点城市的重点工业遗产点进行调查， 目的是构建一个数据库。 通过这样的建构， 可以看到全国的可视化内容。 把数据库放在网上， 可以检索到全国工业遗产的基本信息， 包括年代、 姓名、 所在地区。 目前， 我们一共做了1500 个样例。 第二个层面是城市层面的，图片上是天津的层级， 还有城市的主干道， 工业遗产的厂区， 这些都是工业遗产的要素和属性。 现在各个类型的遗产都在开展这一方面的工作， 因此有一定的条件进行梳理。 第三个层面是单体遗产层面的， 我们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做了一个案例， 这个涉及BIM 和GIS 的一些插件， 这些插件日新月异， 希望建立一个由国家层面的管理机构负责管理的数据库平台不断完善， 并希望有更多的技术专家介入， 这样能够很好的将单体建筑和大的地理信息内容进行匹配。 此外， 这个层面还包括设备， 使用BIM 对设备进行整理和记录。 工业遗产与古代建筑具有不一样的BIM 属性建构， 需要加快对其属性的建构进行探索。

第二点是“ 价值认识是现在的”， 包括三方面内容: 第一完整认识价值， 第二是文化资本的认识， 第三是认识的可变性。 我根据文化经济学家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和他的理论， 以及其他相关理论， 构建了一个简单的鸭蛋型框架， 该框架的构建是为了综合性认识我们的遗产。 在世界遗产保护框架的引导下， 我们更多是从文化层面认识工业遗产， 但是世界上工业遗产不仅有其固有价值的部分， 还有其作为创意价值板块的外溢效应。 工业遗产里有固有价值的部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固有价值下了定义: “固有价值是某种物品本身具有的价值， 它具备自然属性， 对人而言十分重要， 对于世界遗产而言， 固有价值与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概念息息相关。”现在我们要把遗产纳入到一个当代的框架下， 这个大的框架指涉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在戴维·思罗斯比的理论里， 即指创意价值。 创意价值被界定为当代的创意所产生的价值。 因此， 我们认识工业遗产， 要结合其固有价值与创意价值。 过去， 我们可能在讨论工业遗产的时候， 更关注它的固有价值， 但是仅仅考虑固有价值是不够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固有价值和创意价值一起来看。 然后还有外溢效应， 也就是说它对外部的旅馆、 旅游、 交通等业态发展带来的效益， 应该放在整体中进行考虑， 这样才能将遗产的价值很好地发挥出来。 最后是文化产业和工业遗产价值融合的整体， 这个要特别注意两种价值的关系，不能因为创意价值而破坏了固有价值， 也不能仅仅保护固有价值而拒绝创意价值， 这两方面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融合度。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工业遗产的固有价值， 分为物质资本价值、 人力资本价值、 自然资本价值和文化资本价值四个部分。 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个度， 例如说一个红色工业遗产， 非常陈旧， 甚至倒塌了， 从物质资本来看， 它其实没有价值， 但是从文化资本来看非常有意义。 在经济学的四类价值中， 文化资本是最晚提出来的。 郭旃先生提出经济价值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significance， 一方面是value。 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significance 是不能把它和值多少钱放在一起， 但是value 的方面， 是可以用数量去衡量的。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两个价值不是一回事， 不能放在一起。 所以， 我们现在在评估的时候， 将艺术价值、 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放在一起是不对的。 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文化意义和经济意义上的价值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第三点是要认识到文化资本的可变性。 价值的认识可变性， 这个要特别强调， 因为价值因人的认识不同而存在不同。 固有价值并不固定， 随着人类的认识不断发展变化。 在过去， 我们不认为工业遗产是遗产，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工业遗产不断发展壮大。 红色工业遗产也是如此， 随着文化资本的价值逐渐升值， 带来的经济价值也会增大。 但是这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

第四个点是“工业遗产如何面向未来”。 现在工业遗产再利用面临三个问题， 即工业遗产的专项规划、 工业遗产当代表达、 “工业＋红色”之旅管理体系。 首先就专项规划而言， 应该尽快将其纳入到国土空间规划当中。 例如， 天津的工业遗产普查始于2011 年， 普查后2013 年制定了保护专项规划，该规划纳入了非常多的遗产， 还进行了分级。 2016 年公示了新版工业遗产保护规划， 但每一次规划都未能纳入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规划体系中。 在最新的《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年)》中， 仅仅纳入工信部公布的三项国家工业遗产。 一个在近现代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城市远远不止三项工业遗产。 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的一部分， 因此不纳入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就很难纳入到国土空间规划中。

其次是工业遗产的当代表达问题， 目前被列入保护单位的工业遗产由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专家做设计， 另一方面未被列入保护清单的一般由建筑师进行设计， 建筑师如果不考虑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建筑设计空间的平衡就会导致工业遗产价值受到损害。 工业遗产(包括未列入名单的常被称为工业遗存的部分)的当代表达应该优先考虑价值判断， 空间设计、 空间的再创造中应该在原有价值保护和呈现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建筑师的创意才能。 这是建筑学和文化遗产学两个学科范式要关注的问题。 价值的保护不仅是建筑方面的问题， 还有非物质遗产方面的问题。

最后是如何将工业遗产与遗产管理、 旅游结合起来。 我建议工信部可以牵头推进这一工作。 据我所知， 在日本有两个部门来管理工业遗产， 一个是文化厅， 一个是产业经济省， 后者和国内的工信部十分类似。 2015 年日本的工业遗产是在“产业经济省”体系下申报认定的。 我们的工信部可以借鉴这种方式。 例如欧洲的工业遗产之路， 正建立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欧洲工业遗产信息库。 欧洲选择了12 个国家100 多个锚点， 建立了14 条区域性的路径， 同时， 还按照钢铁、 纺织、 生产、 能源、 运输等进行分门别类。 如果想知道一个故事， 就可以按照线索去检索信息系统， 还可以去现场调查，这个工作我们现在还没有做， 我建议未来应该对国内的工业遗产进行梳理。 工信部工业文化研究中心设有博物馆与研学旅游机构， 未来可期。

我国正在建立五个大的国家文化公园， 其中一个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它是一条文化遗产旅游之路， 涉及红色工业遗产， 清华大学目前在对此进行设计。 这里面包含了红色工业遗产， 比如对江西中央苏区红色工业遗产的调查， 这对于党史、 工业遗产保护而言皆有重要意义。 但目前我们还缺少对红色工业遗产的全国普查工作。

红色工业遗产和一般的工业遗产不同， 工业遗产的侧重点在于其科技价值， 红色工业遗产则是注重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业遗产价值， 首先是党史价值， 科技价值是放在第二位的。 因此在修复的工作中更应当注重对党史价值的阐释、 传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