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颖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古典诗歌研究常常循着传统的抒情道路而行。“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1]30,“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2]15,“诗缘情而绮靡”[3]2……前人提出过无数诗歌与情感关系的经典论断,也一直指引着后世学者的研究方向。但在抒情言志之外,诗歌也有悠久的叙事传统。如《诗经·秦风·蒹葭》,以白露渐次蒸发消失的时间顺序暗示主人公由追求到失落的心路历程,而时间顺序正是叙事的显著标志之一。《离骚》久被视为文人抒情之作,但开头即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4]2的自叙口吻娓娓道来;《古诗十九首》中“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5]10也是再明显不过的故事片段。但叙事传统常因为占据上风的抒情传统而被忽略,即使有对叙事传统的讨论,范围也十分狭窄,多局限在全篇叙事的诗歌,含有一定叙事因素的诗歌则被排除在外。

不过幸运的是,目前已有学者关注到古典诗歌的叙事性特点,并引入西方叙事学理论作为研究的方法。正如詹斯·基弗曾在《抒情诗叙事学分析:16到20世纪英诗研究》一书中提到:“叙事是任何文化和时代都存在的用以建构经验、产生和传达意义的人类学普遍的符号实践,即便在抒情诗歌中,这样的基本观念依然适用。”[6]1所以,叙事其实是一种人类交流的基本方式。那么古典诗歌或其他文类,只要是在讲述,在表达,都可以视为叙事的变种或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以下将展开分析说明的代言诗中,诗人设身处地、代人言说与叙事学中作者和叙述者的相关理论极为类似。且代言诗也具有鲜明的“感事”色彩,其诗歌内外都与事件紧密相关,其中甚至出现了叙事视角的转变这一典型的叙事现象。

一、代言诗中的诗人与抒情人、叙述者的关系

(一)永恒存在的距离

目前学界已有学者运用叙事学中作者与叙述者不等同的经典理论去研究诗歌。在《关于中国诗歌叙事学的一点思考》一文中,董乃斌认为在分析诗歌时,“不妨试把它们的作者与抒情人、叙述者分开,作者隐藏得深了,叙事者充当作者的代言人,诗歌的虚构性和戏剧性加强,诗篇思想意义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也被强化了。”[7]72

不过这只是提出了在分析诗歌时可以采用的一个方法。代言诗才是真正意义上做到了作者与诗中抒情人、叙述者的分离。虽然某些学者认为代言诗具有双声言语的特点,在代人言说的同时诗人也暗藏着自己的意志愿望。看似诗人在代言诗中有了自我抒发的珍贵机会,实际上也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毫无束缚的创作。因为在“代”的笼罩下,处于创作状态中的诗人始终会在潜意识中提醒自己的身份——不能逾矩的,必须藏在面具背后,才具有言说权力的人。因此,与其他诗歌中作者与抒情主人公二合一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代言诗中的抒情人或叙述者绝非现实中的诗人本人,即使是主动借助其他人作为自己意志情感的传声筒,诗人也逃不掉“代”的监督。所以在代言诗中,诗人和抒情人、叙述者之间亦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屏障,且二者的距离因“代”的特殊性较叙事学中的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更为明显。

由此可见,代言诗中的诗人与抒情人、叙述者之间隔了一层,恰如叙事学中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关系。但隔并不意味着作者与叙述者,诗人与抒情人、叙述者之间就毫无联系。抒情人和叙述者的表达和叙述不是自由的,毫无限制的。诗人始终以隐含的角色参与到具体创作过程之中,抒情人、叙述者还是需要在隐含的诗人的操控下完成叙述任务,可以说,诗人站在高处,而抒情人、叙述者则在台阶下等待指挥。

因此,对于代言诗诗歌分析而言,既需要将诗歌中的抒情人、叙述者的声音与真实的诗人区分开来,特别是在一些“男子作闺音”[8]1449的代言诗中,不以先入为主的写作背景作为阐释诗歌的基础,将其中被弃的情节与诗人在现实政治中遭受的挫折完全比附。同样,我们也可以继续沿着知人论世的传统阐释道路,因为抒情人、叙述者还是与作者有关,从中也可以感知到作者真实的情感倾向和观点态度。以下结合具体的代言诗和有关这些诗歌的研究辅以说明。

(二)似远似近的关系

建安七子曹丕所作的《燕歌行》,是一首代替思妇诉说的七言佳作。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9]469

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郁陶思君未敢言,寄声浮云往不还。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肺肝。仰戴星月观云间。飞鸟晨鸣声可怜,留连顾怀不自存。[9]469

有部分研究认为,《燕歌行》与曹丕的个人性格和政治遭遇密切相关。如《尊者的孤独——曹操〈燕歌行〉意蕴别解》一文认为曹丕本人在心灵深处对所有人设防,所以“内心有着微妙而难言的孤独感”[10]28,“《燕歌行》也是以悲凉伤感的基调,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思妇,吟唱出不可遏制的内心孤独的杰作”。[10]29甚至提到曹丕因为随时都处在权利的争夺中,所以自有高处不胜寒的体验,“因此借思妇、征夫口吻自诉衷肠、倾吐烦愁,将不便直接表达的深隐心曲婉转吐露出来。”[10]29《〈燕歌行〉:写给事业的情书》一文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女子思念而见不得的远游丈夫不就像曹丕那个时期可望而不可即的政治理想吗?”[11]60《借思妇之口,诉尊者之忧——曹丕〈燕歌行·其一〉意蕴解读》也认为这首诗有“身居高位的孤独”和“功业难成的失落”[12]205……

具体而言,从《燕歌行》的某些诗句中,确实不难发现一些疑似诗人本人的声音。特别是“忧来思君不敢忘”“尔独何辜限河梁”“郁陶思君未敢言”这几句诗,如果单拎出来,至少都不似女性口吻。而频繁出现的“君”字,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古代文人常常借弃妇、怨妇、思妇抒发自己在仕途上不受重用,甚至被君王弃逐的怨情的代言传统。当然,这也极有可能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毕竟早在《诗经》《楚辞》中就已有这种诗歌传统。更为重要的是,《燕歌行》并无准确的创作时间和创作背景,如何才能从一首为思妇代言的诗歌中解读出如此多的意涵。

因此,《燕歌行》中的思妇之声,不能等同于曹丕本人的声音。思妇的孤独不等于曹丕的孤独,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燕歌行》与曹丕当时的政治遭遇直接有关,或认为曹丕本人性格内敛,所以才需要思妇作为自己的传声筒。以上是一种思路。若以叙事学理论来分析,这个问题还有另外的解法。因为叙事学坚决反对将作者与叙事者等而视之,自然也不会将《燕歌行》中的叙述者、抒情人等同于现实中的曹丕。同时,无论是对思妇的同情还是在政治斗争中的心态的反映,《燕歌行》即使是有曹丕本人的影子,那也只是曹丕在创作过程中的一部分人格状态的显现,并且这种显现还需要借助《燕歌行》的诗歌文本才得以还原。总之,在这首七言诗作中,因为知人论世的传统阐释学方法,所以我们极容易将诗中的思妇与现实中的曹丕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两者不能完全画上等号。

而有的代言诗则需要我们将诗人和诗中的抒情人、叙述者联系起来。如李白的《妾薄命》一诗。这首诗展现了陈阿娇从获得金屋藏娇的许诺,到宠极爱歇的结局的命运变化。

汉帝宠阿娇,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13]267

与曹丕的《燕歌行》不同的是,这首诗完全没有出现代言失误的情况,也就是男性口吻的闪现。但也不能据此判定这首诗就是一首简单的弃妇诗。原因在于,末句“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的议论,显然直接将诗歌的叙述者推至前台,我们能明显体察出叙述者对君王恩宠变化莫测的彻悟,而这种彻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对任何哲理的领悟都需要经历一个渐续的过程,它与诗人的遭遇,与诗人彼时在书写阿娇结局时的思考密切相关。至于相关性有多强,作者有没有借助这种代言的特殊形式去遮掩地抒发对君王的不满之情,还有待商榷。不过这种议论式的哲理表达,无疑可以作为鉴定诗中有无作者声音的一个标准。

总之,叙事学中的某些理论是可以运用到代言诗分析中来的,一方面,它启示研究者在阐释代言诗时,注意不要将诗人与叙述者、抒情人混同,以致产生过度阐释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为某些完全没有代言破绽的诗歌找到解读的突破口。

二、具有叙事性的代言诗

西方叙事学中的“事”似乎和古代诗歌中的“事”不能完全对应。但有赖于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诗歌也被纳入叙事研究中。西方研究者们也“不再像经典叙事学那样要求自己的分析对象一定要具有一个故事。现在,他们只要求分析对象‘有事’即可,‘发生之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情,不一定都形成一个故事。”[7]66

以变化后的叙事学作为古典诗歌研究的一个参考角度无疑是可行的。首先,诗歌是有“发生之事”的。中国古代文论早有关于文学创作动因的表述,如钟嵘的“物感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4]15,叶燮也提道:“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15]6但诗歌叙事的要求不止于表现诗人创作的原因和动力,严格意义上要体现为诗歌中具体事件的书写,虽然这个事并不像叙事一般追求完整的情节,但它至少要提供最能引发情感体验的场景片段。而由于篇幅的限制,片段性的场景性的叙事早已是诗歌叙事的显著特点。

(一)代言诗的“感事”色彩

这里引用一个新的说法:感事。它的渊源可以追溯至《礼记·乐记》中“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16]713的物感说,不过物感说毕竟与“事”还离得比较远,后来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7]1384才算是“感事”的开端。而之所以选择以感事来说明代言诗的叙事性,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大多代言诗并无完整的、首尾圆合的叙事结构,所以并不能完全符合“叙事”二字的定义;二是代言诗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叙事诗,但却含有一定的叙事性。这主要体现在下面将要展开分析的诗外之事和诗内之事中。因此,如需说明代言诗的叙事性,就需要找到一个含有叙事意味的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名词去界定它。而“感事”是其中最为符合的。因为感事的“事”是为“感”服务的,并不以叙事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这恰好符合诗歌或代言诗无论如何都撇除不掉的抒情属性,特别是大部分代人言情抒情的诗。

“感事”具体又可分为“诗外之事”和“诗内之事”。董乃斌曾明确表示:“再说由之而来的所谓‘诗歌内外的事’,即‘诗内之事’与‘诗外之事’的概念。这是我们为中国诗歌叙事学创造并使用的术语。分别指被诗歌写入文本(即诗歌所表现)的事,以及实际存在着的与诗歌有关却未被表现于诗歌之中的事。”[7]66根据董乃斌对“诗外之事”“诗内之事”的定义,不难发现代言诗中普遍存在着的叙事意味。

(二)代言诗中的诗外之事与诗内之事

1.诗外之事

诗外之事指的是那没有在代言诗中出现的事,但我们仍可从题目和小序中得知大部分相关信息。有些代言诗还可以通过互文的方式,从诗人的其他诗歌中找到代言诗的写作背景。

从题目中往往可以得知“诗外之事”。如白居易的《杨六尚书新授东川节度使代妻戏贺兄嫂二绝》[18]2540,不仅表明所代言的对象是妻子,同时也说明了代作的写作背景和目的——恭贺妻兄杨六尚书被任命为东川节度使。还有《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18]2242一诗,也是指出为谁代言,同样也讲出此首代言诗的创作动机——为了感谢女师曹供奉寄来了新调制成的谱子。明清闺阁才媛也创作了不少代言诗,尤其是一些代男性写作的诗歌,具有极大的阐释空间。其中,题目和小序所记录的事件更是成为明清女性及其文学研究的重要材料。如明季才女王端淑,其作品集《映然子吟红集》中收录四十余首代言诗,数量庞大。且不少诗都有较长的题目或小引交代写作的背景,如《甲午马日,王泰然将军、吴奉璋别驾、李枚臣明府、孙天印中翰、赵我法参戎,枉过草堂。睿子出予集,请教阅意。竟,留饮,泰然以春灯雪月颁令,我法遂拈首句,各续一律代睿子咏》[19]一诗,在这首代言之作中,王端淑的丈夫丁圣肇专门充当王端淑的介绍人,将王端淑的作品引荐给更多的男性。又如《兵宪耿玉齐,睿子同年也。侯命台署,忽逢劲旅,其社友唁之。有安知非福岂虚谭句,玉齐步韵惠箑,睿子属余代和仍用原韵》[19]《秋日同诸子社集邢淇瞻先生今是园,阅其所著鸳鸯扇词记,限衣字,代睿子》[19]两首。王端淑或因丈夫请求嘱托代言,或在诗歌集会中代丈夫逞才使能,都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女性“内言不出于梱”[16]27的角色。夫妻关系也随之一变,正如丁圣肇所言“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内子其有以勖予哉”[20]249。所以高彦颐将王端淑与丈夫丁圣肇比作彩凤与乌鸦,认为他们在家庭和社会上的角色定位是倒置的。

除题目外,还可以通过互文的方式。王端淑的某些代言诗并未在题目或引言中透露写作背景,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同一主题内容在诗人自身言说与代他人言说的两类诗歌中的区别,去还原写作背后的缘由。如隐逸主题的代言诗,王端淑既有《秋夜忆映然子弟妇,代步孟姑作》[19]《访映然子隐居代真姊作》[19]两首以女性亲人的视角欣赏自己归隐之趣的诗,也有“花落琴书冷,香吹过鸟鸣。东风解寂寞,春草笑凄清”[19],抒发真实隐居中孤独与寂寞情感的诗歌。

2.诗内之事

与“诗外之事”相对,“诗内之事”指的是诗歌中的具有明显叙事意味的事件。“‘感事’视野中的‘事’,不单要显现为诗人抒情写景的事由或事脉,更常演进为具体事态的叙写,成为‘感’的中心对象和诗篇所要表现的主要内容。”[21]35

早在《古诗十九首》中就出现了具有叙事意味的代言诗。如站在当下追述当初离别情景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5]3,叙写宴会欢乐场面的“今日良宴会,欢乐具难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5]7。又如徐干代思妇言情的《情诗》,“微风起闺闼,落日照阶庭。踟蹰云屋下,啸歌倚华楹”[22]36,以十分显著的第三人称视角展现了思妇日常的活动日程。上文提到的才女王端淑,其代言诗也不乏叙事性。如《叙难行代真姊》[19]一诗中,王端淑扮为长姐王静淑,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清军入关给普通家庭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真实还原了明末家庭妇女兵燹之灾后的生存状态。在代赠诗中也夹杂对往日交际的回忆。祝贺盟兄周勷任常州别驾的诗中,抒情主人公先回忆了自己与周勷相识相知的过程,“周公年少名流钦,慷慨结客轻黄金。狂歌斗酒欢清音,都门倾盖予独深”[19]。周勷年少风流,轻财好施的豪士形象一跃而出,直至追忆结束再送上自己的祝福,“知君荣转喜不禁,美才遍郡颂贤箴”[19]。听闻亲人张振公在云间任官,“昔年弱冠别台颜,廿载暌违鬓欲斑,辱教日聆终佩膺,问安驰载隔关山”[19],依旧先召唤往日的记忆,接着再以“北阙文星誇政绩,高冈鸾凤集云门”[19]夸赞对方的政治才能。

三、代言诗的叙事特点

代言诗的“感事”不同于传统叙事诗的“叙事”。首先,事是为了“感”服务的,其次,代言诗的“事”也不是叙事诗中有头有尾、视角明晰的事。以下就结合具体的代言诗作出说明。

(一)片段的叙事

普通的诗歌限于短小的篇幅本无法同长篇章回小说般连续地大段地叙事,几乎都是由许多意象排列组合而成,没有叙事所需要的时间和逻辑上的联系,取而代之的是意象带来的蒙太奇式的空间关系,而且它还有更为重要的任务——抒情。而代言诗又由于代言者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完全替代被代言人,所以无论是生活还是心灵,都与被代言者存在隔阂,清人李渔所说“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23]137也只是理想化的说法,代言诗很难实现所谓的设身处地,以心换心。因此,代言诗的叙事多呈现为片段叙事,一方面是因为意象之间不存在叙事所必需的序列关系,另一方面,是代言人天生就缺少对被代言者的全方面了解,所以在创作之前只能得到部分信息。

《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5]4就是典型的片段叙事。开头两句“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交代故事背景,青草绵延,柳树繁茂,无疑都是春天的象征。而这样的景物究竟是出自诗人眼中,还是思妇的眼中?接下来的内容并未解答这个疑问,因为紧接着就是情境的叙写:“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原来有位美丽的女子站在楼上倚靠着窗户边,有如皎皎明月般白净出尘,近看发现她盛装打扮,一双纤纤素手正扶着窗。次序井然,先从总体入手,关注到女子“盈盈”的美好仪态和“皎皎”的洁白面庞,然后再将镜头推进,发现原来容光焕发是因为女子施了粉黛,最后再以女子纤纤素手倚着窗的姿态收束回到最初刚看到她时的样子。“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原来女子独倚高楼,是在等待盼望羁旅在外早日归家。

总的来说,《青青河畔草》一诗中主要涉及到三件事,一是叙述者在春天出行,见高楼上有一美丽女子之事,二是思妇倚靠窗边,思念心上人之事,三是思妇过去作为娼妓的经历。这三件事分别都不能算作完整的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事件,只是作为三个不同的片段而并立其中。

又如王端淑代丈夫丁圣肇而作的《代睿子怀友》一诗,以“清宵闻杜宇,或也忆山阴”[19]一句作结,蕴含绵绵无尽的情意。但此句也表明王端淑极有可能与丁圣肇的友人并没有过直接的来往,只是从丁圣肇那里获知其青年时期与好友曾在山阴相伴相知的那段美好年华,所以只能以片段的样貌呈现出来。再如朱中楣代丈夫李元鼎而作的《代和熊少宰忆昔志感三首》,“忆昔春明花正开,珊珊并辔早朝回。藤英满署余闲乐,共羡山公济世才。”[24]也是以回忆而展开片段性叙事。

(二)多变的视角

古典诗歌一般没有复杂的视角,因为视角本就不是诗人刻意而为之的结果。但代言诗却是一个特例,因为代言诗本质上就涉及三重互动关系,即代言者、被代言人、抒情主人公之间的关系,所以代言诗的声音来源十分复杂,有的代言诗完全替被代之人言,有的代言诗中代言者与被代之人的声音混杂不清,甚至有的代言者直接越出被代之人的声音。所以写作代言诗的诗人早有视角转换的心理准备,在某些代言诗中,甚至出现了视角的转换现象。

试看南朝宋诗人谢惠连的《捣衣诗》:

衡纪无淹度,晷运倏如催。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肃肃莎鸡羽,烈烈寒螀啼。夕阴结空幕,霄月皓中闺。美人戒裳服,端饬相招携。簪玉出北房,鸣金步南阶。櫩高砧响发,楹长杵声哀。微芳起两袖,轻汗染双题。纨素既已成,君子行不归。裁用笥中刀,缝为万里衣。盈箧自予手,幽缄俟君开。腰带准畴昔,不知今是非。[22]116-117

起首两句通过星斗和日影的移动写出时间的流逝,后四句以“白露”“秋风”“莎鸡”“寒螀”点明此时盛夏已过,秋天已至。“莎鸡振羽”,出自《诗经·豳风·七月》“六月莎鸡振羽”[25]364,意思是农历六月已到,莎鸡也就是促织娘,提醒妇女们该准备织布缝衣了。以上六句全为第三人称的视角,以其眼中的节令物候暗示季节的变换。“夕阴结空幕,宵月皓中闺”,夜幕降临,明月照亮了闺房,随着代言者视点的转变,诗歌又将关注点聚焦到闺房之中。为了捣衣,妇女们还精心打扮,相互招携,簪玉、鸣金的声音因为步伐而作响,屋舍内外回荡着捣衣时砧杵相击的声音。妇女们捶衣时,两袖扬起淡淡的芬芳,额头两侧也有细密的汗水。但布帛虽已捣好,丈夫却还没有归来。而秋日寒冷,女子只好赶紧缝制要寄往万里之远的衣服。以上都是代言者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去讲述的整个捣衣故事。最后的“盈箧自余手,幽缄俟君开。腰带准畴昔,不知今是非。”却突然出现了捣衣女自己的声音,标志是第一人称代词“余”和第二人称代词“君”。女子专门声称这一箱满满的衣服都是自己亲手封装好的,专门等待夫君你打开。又用颇为担心的口吻说道,自己还是按照原来的尺寸做的衣服但不知道是否合身,因为并不知道远在万里的丈夫是瘦了还是胖了。

又如徐媛《闺思代董氏弟妇作》:

芊芊河涘草,柔条媚芳堤。爰有深闺姝,对此复含思。长风从西来,飘飖入重帏。揽衣步中庭,视彼夜何其。众星历可数,凉月吐华姿。瑶樽飞玉霜,宝瑟掩尘丝。君子远行行,谁复施膏脂。曷言长安近,眇眇天一涯。严风沙皑皑,流水波弥弥。容舆凭虚阑,白云窥户楣。愿借晨风翼,折赠以丹荑。[26]

从首句一直到“宝瑟掩尘丝”都是第三人称视角。接着却直接出现了这位思妇的声音,“君子远行行,谁复施膏脂。曷言长安近,眇眇天一涯”,十分直接强烈。“施膏脂”出自《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25]109既然心上人远行,那自己也没有打扮的必要了,既有怨情,亦有对丈夫的忠贞。是谁说长安离得近,明明就远在天涯。末句女子甚至希望借助风的翅膀赠与对方丹荑,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诗经·邶风·静女》中静女从郊外亲手采来的荑草,“洵美且异”[25]168,是如此美好和珍贵。

四、结语

总之,代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十分特殊的一个诗歌类型,因为它从本质上决定了诗歌中一定存在的三种声音,即代言者之声、被代言者之声、抒情主人公之声。借助叙事学理论,不难发现代言诗中诗人与抒情人、叙述者似近似远的距离。但在运用的时候,也需要针对具体的诗歌文本做具体分析。除此之外,代言诗还具有叙事性,诗内诗外都充满“感事”色彩,片段的叙事和视角的转变是其最为显著的两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