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亚 男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文学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时间上的存在,同时也有着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独特性。“如果没有关于文学的深入的地域研究,就既难以具体说明我国各个时期的文学的面貌,也不易说清我国文学演变的确切原因。”[1]1迄今为止,仅有刘扬忠《金代山西词人群》[2]一文涉及断代的山西词研究,本文对古代山西词进行系统梳理,以便于对山西词的演变发展轨迹有更确切、更深刻的认识。

一、演化发展的唐宋山西词

中晚唐至五代是词产生与发展的初步阶段。这一时期有少数文人开始尝试这一新兴文体,山西词即产生于此期。这一阶段的山西词人的创作数量由少到多,词的体式也由早期的齐言体逐渐发展为成熟的长短句。

(一)中晚唐至五代

山西最早的词人为裴諴、薛逢、薛能。这三位词人所作之词,皆为齐言体,近于律诗绝句,是山西词初创阶段的一个印记。裴諴生卒年不详,但据《云溪友议》“温裴黜”一则记载可知,裴諴与温庭筠为友,生活于中晚唐时期;薛逢生卒年不详,但为武宗会昌元年(841)进士;薛能生卒年为817年和880年,三人皆为中晚唐词人。其中裴諴以应歌为目的而进行创作,“饮筵竞唱其词而打令也”[3]1310,存词5首,皆描写男女之情,风格艳丽。薛逢存词1首,抒发被贬之情,词风哀婉幽怨。薛能存词18首,皆为《杨柳枝》词调,语言多有豪气,清新朗健,洗去了《杨柳枝》原有的柔媚之风。与上述三位词人词作的体式特征不同,时代略晚的山西词人司空图与李存勖词作均为长短句形式,其中司空图存词1首(《全唐五代词》正编存司空图《酒泉子》1首,另在副编中存21首,属诗属词,难以判定。因此,本文仅将《酒泉子》列入研究范围)。李存勖存词4首。由此,山西词从五七言诗中渐渐蜕化,向词体过渡,走向成熟。

中晚唐至五代时期,山西词人与词作数量虽然不多,但已呈现出自身特点。第一,山西词人的产生时间较早。山西词人出现在中晚唐,这是文人词的初创阶段。此外,山西词与邻近省份如河北以及其他多个省份相较,其产生时期是较早的。第二,艺术水平较高。尤其是司空图、李存勖二位词人,其词作在后世受到较多关注。欧阳修所作《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4]141便由司空图《酒泉子》“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5]176化来。至于李存勖,其词多能以白描手法营造深婉意境,寓秾艳之情于闲淡之景,“遂启后代词家之密钥”[6]38。第三,整体而言,裴諴继承词应歌、应酬的特性,多取法六朝乐府并受晚唐绮丽词风的影响,讲究辞藻,抒写男女之情,风格秾艳。而其余四位山西词人均能超越香艳小词的藩篱,开始用这种新体裁抒写个人怀抱,宣泄内心的真实情感,词风清疏自然。与晚唐五代词多写闺情绮思、风格也多趋向纤婉艳丽相比,山西词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质。

(二)宋代

宋代是词的极盛时代,但山西词却并未随着词的整体趋势而获得更大发展。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山西词坛仅出现了六位词人,分别为北宋刘濬、文彦博、裴湘、司马槱,南宋词人范智闻、赵鼎。其中文彦博仅存残句;刘濬仅存词1首,咏歌姬杨素娥舞态,“素娥以此词名震京师”[7]1573,有一定的传播度和影响力;裴湘存词2首,其一咏并州特异风光,其二咏汴京繁华风貌;司马槱存词2首,因依于名妓苏小小的创作本事而流传颇广,二词皆妍丽凄婉;范智闻存词1首,咏美人添香炉,风格婉媚;赵鼎存词45首,是山西词史上首位存词数量较多的词人,其词在传统的伤春悲秋、男女相思题材外,还抒写了忧时念乱、贬谪羁旅、隐逸自适的情怀,在宋词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这一时期,除赵鼎词作较多、艺术水平较高、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外,其余五位词人存词量极少,写词只是其业余表达。而且,宋代的山西词人分布零散,可以考证出创作时间与地点的词也多作于外地,并未在山西地域内部形成创作氛围。词人之创作成就不仅远逊于巴蜀词和江浙词,即使与本地区诗文作家如王维、柳宗元等人的文学成就相比,也相形见绌。山西词的发展期,没有在词坛上展示出引人注目之处。

二、走向鼎盛的金元山西词

金元时期的山西,因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其词的创作由初兴发展到鼎盛,再由鼎盛逐步走向衰落,其发展轨迹是比较清晰的,在不同阶段,亦有其独特特性。但就总体而言,能体现出典型的“北宗词”风范。

(一)初兴期:金代大定至明昌时期

时当金代中期,山西已经成为统治的重心区,政治稳定、经济恢复,文化教育也得到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共出现四位词人,即赵可、李晏、元德明、胥鼎。其中赵可文名较著,词艺较高,词作流传11首,其余三人传世词作极少,元德明、胥鼎各1首,李晏4首。四位词人虽存世词作较少,但皆不乏可观之处。或抒发闲情,读之有清旷、飘逸之感,如元德明《好事近·次蔡丞相韵》;或抒发豪情,如赵可《雨中花慢·代州南楼》、李晏《婆罗门引·保德西楼作》,景物描写雄奇壮阔,风格豪放明朗,颇具北国气象与盛世豪情。

大定、明昌时期是金王朝的兴盛阶段,也是金代文学的繁荣时期。就词的创作规模和繁荣程度而言,这一阶段是整个金代词坛的黄金时期,以蔡珪、王寂为代表的河北词人群,以刘仲尹、王庭筠为代表的辽宁词人群和以党怀英、刘迎为代表的山东词人群体皆处于峰巅状态,而山西词人在此期的贡献不大。这种状况的形成或与唐宋时期山西词积淀不厚,又缺少有较大影响的名家带动有关。

有必要说明的是,南宋与金代以及元代前期虽然在地域上分为南北两地,但在时间上至少有150年是共时存在的。本文虽将南宋与将要论述的金代分为两个时期,但就山西的个体词人而言,南宋词人赵鼎、范智闻与金代大定、明昌时期的词人李晏、赵可,生活于同一时期。

(二)鼎盛期:金宣宗“贞祐南渡”至元代前期

这一时期,山西地区处于金蒙交战前线,局势动荡,硝烟四起。蒙古军队灭金之后,由于其统治者采取落后野蛮的奴隶制统治方式,很长时期内山西地区仍然战乱不止,民不聊生。这些都是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外部因素。然而,山西词的发展不仅没有因王朝的衰亡与兴立而中断,反而走向了发展的高峰,涌现出以元好问为首的一大批山西词人,形成了当时“不但人数最多,更重要的是其创作成就最高”[8]95的词人群体。

第一,词人创作规模扩大,交流频繁。可以划分在这一阶段的词人有冯延登、张擑、李献能、王渥、王予可、王特起、赵元、折元礼、李俊民、元好问、段克己、段成己、白华、李德基、曹居一。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多位词人的存词数量也达到了一定规模,表明在词体创作上倾注了较大心力。如李俊民、段克己、段成己的词作均达到60首以上,而元好问则高达380余首,为金代词人之冠。此外,这一时期的山西词人不论存词数量多少,均有水平较高之作,如王特起《梅花引》之“山之麓”[9]55,赵元《行香子》之“绿荫何处,旋旋移床”[9]58,折元礼《望海潮》之“地雄河岳”[9]58-59等等,又如李俊民的《谒金门·咏梅》等词作亦受到后世词评家的广泛关注。此外,这一时期的山西词人多有交游唱和,具有良好的创作氛围。

第二,词作内容具有现实性。这一批山西词人或避世山中,或外出做官,但都亲历了更朝换代的沧桑之变,目睹了社会动荡时期的国破家亡,多有感怀时世为主题之作品,如元好问的丧乱词。在这一时期,最多的还是对隐逸情怀的表现,如李俊民、段克己段成己兄弟等遗民词人,其词作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第三,词作艺术风格多样。这一时期的山西词人,总体上显示出豪放质朴的北宗风范。此外,许多词人还能做到“雄阔而不失伧楚,蕴藉而不流于侧媚”[10]4961,以刚为骨而能刚柔相济,以豪为主而豪、婉兼备,艺术风格达到较为成熟的水平。

第四,开始产生词学理论。词的创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作为其繁荣程度标志之一的词学理论便开始出现。金元之际最重要的词人元好问,在词学理论上同样有自己的独特建树。元好问的几篇词序,如《新轩乐府引》《遗山自题乐府引》《东坡乐府选集引》等,对苏轼“以诗为词”的思想做了进一步发展。此外,其编纂的《中州乐府》是金代的总结性词选,以词传人、以人存史,是元好问的新创,在词学史上有重大意义。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山西词坛极为繁盛,无论与同时期的其他省域相比,还是就词作的艺术贡献而论,山西词都取得极高的成就。这一时期山西词的鼎盛繁荣,与前一时期山西经济的繁荣和词文学的初兴,诗词大家元好问的重要影响,“苏学北行”导致的苏辛豪迈词风与山西传统地域文化的契合,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三)衰落期:元灭南宋统一南北之后至元末

此为金元山西词的衰落时期。在这一时期,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兴起了由南宋遗民词人努力而促成的“复雅”思潮,并由此导致词坛风气的南转及北宗词的衰微。山西词坛在此期渐趋衰落,词人仅有乔吉、萨都剌、邢叔亨三人。乔吉存词3首,均为流寓南方时所作。萨都剌在《全金元词》中存词15首,另有杨光辉《萨都剌佚作考》[11]由《诗渊》辑《少年游·泊瓜洲寄即休上人》1首。萨都剌词内容丰富,成就极高,是山西词坛乃至整个元代词坛的杰出词人。根据词题可知,萨都剌的词亦多作于南方。这一时期于山西本土进行创作的词人是邢叔亨,存《木兰花慢》5首,“以诗为词”,谈论时政、讽刺时事,词笔犀利。

综上所论,如就总体而言,金元时期山西词的鼎盛辉煌,不仅可以陵越此前唐宋的山西词,更可俯瞰明代,即便清代有词体的中兴,但如元好问这样的词坛大家山西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三、衰落的明代山西词

进入明代,山西词坛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由辉煌一时进入冷清境地。明代的山西,文人多倾心于理学,名儒名臣辈出,而词人寥落。个别成就较高的词人,成为山西文坛上的一抹亮色。

明代共出现了17位山西词人,分别为明初期的杜敩、乔宇,以及明中后期的孔天胤、董宁、尹耕、亢思谦、赵讷、刘虞夔、邢大道、任环、刘有纶、王家屏、王濬初、李嵩、张凤翼、刘云琼、傅山。由词作数量而言,存词10首以上的词人,仅有李嵩(14首)、尹耕(26首)、张凤翼(22首)、刘禹夔(17首),且张凤翼所作均为幛词、刘禹夔均为应制之作,几无艺术成就可言。词人与词作数量较前期大规模减少,艺术水平上也没有达到前期的高度。

虽然如此,仍有部分词人词作较有可观之处,并集中在明代中后期。这部分词人有尹耕、李嵩、王濬初、刘云琼、董宁、任环、刘有纶、傅山。尹耕为大同边塞词人,其诗被钱谦益评为“沉雄历落”“有河朔侠烈之风”[12]4042,词亦苍凉疏放。又如董宁词之艳丽、刘云琼词之清新、傅山词之悲慨等等,各具特色。

明代几位创作较可观的山西词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有一定数量的词作存世,也有一定的词史意义,但在词人交游上则相对处于孤立状态。山西词人之间几乎没有关联,与明代北方创作较为繁荣的京城、陕西、河南等地域的词人也没有互动。此外,明代的山西词人均无词集,几种重要的收录明人词作的词选如《明词综》《古今词统》《精选古今诗余醉》《古今词选》《御选历代诗余》《天机余锦》《瑶华集》《花草粹编》《阳春白雪》中均未收录明代山西词人词作,仅《倚声初集》收录刘有纶词作1首。就词评而言,《金元明人词话》分别收录王家屏、王濬初、任环三位山西词人评点资料一则,赵尊岳评价王家屏云:“陈田辑《明诗纪事》谓诗‘所为多酬应之作,诗非所长’,词二首,亦复如斯。”[13]565对王濬初的评价是其《南乡子》“尚有雅旷之致,若以精深妙远论之,不足观矣”[14]688。而任环仅在“孙乘宗”条目下提及:“明代武职,多有能词者,若任环之力抗倭寇……均有长短句播芳百世。”[15]601可以看出,明代山西词人的影响力较低。

总之,与前一阶段相比,明代的山西词坛呈现出衰微景象,这与政治、文化和词体自身发展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无关系。在明代,文化重心已经南移,词坛艺术观念也发生了嬗变。由明代的整体词坛而言,明前期较为沉寂,后期逐渐兴盛,并多有应酬之作。明代的山西词坛的特征,与整体词坛风气相一致。

四、中兴的清代山西词

清代文学集中国古代文学之大成,各类文体再度辉煌,取得不容忽视的成就。词亦是如此,无论是规模还是成就都蔚为大观。山西词与清代词的发展大势趋同,词坛极为繁盛,达到了金元之后的再一次辉煌。山西词坛亦群星灿烂,出现了中兴气象。这一阶段山西词坛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词人辈出,名家活跃。判断一个文体的兴盛程度,作家、作品数量的多少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如果作家、作品数量大量涌现,大家云集,便说明此时某一文体的发展居于繁盛期。清代的山西词坛即呈现出这一特点,词人词作数量的增多体现出对词体的重视。清代创作成就突出的词人如顺康时期的程康庄、冯云骧、陈廷敬、牛奂、贾璚升、王永命、于成龙,雍乾时期的靳荣藩、茹纶常、梁濬、王訢、张锦、范鹤年、康载,嘉道时期的冯志沂、冯焯、温启封、乔松年、王鉴、张穆,咸同时期的孙振翮、王汝纯,光宣时期的何乃莹、王式通、贾璜、景定成。此外,山西词人之间还多有交往,如傅山与冯云骧,张锦与徐昆、范鹤年,祁寯藻与张穆、温启封,何道生与宋葆淳,等等。词人之间相互切磋,形成了良好创作氛围。

第二,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清代山西词人词作数量极大,与之相应的就是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前代出现的所有题材在这一时期均有所呈现,而由于时代思潮、社会政治等因素,清初期、清中期、清晚期三个阶段的题材侧重亦有不同,主要由初期的言志抒怀转变为中期的咏物写景,再转变为晚期对于社会现实的描写。就艺术风格而言,这一时期的词人风格多样,或悲凉慷慨,或冲和典雅,或清新自然,或婉媚绮丽,或凄切伤感,各类风格皆有所呈现,显示出繁盛气象。

此外,山西清代词坛还出现了新题材,如顺康时期的词人贾璚升所作的悼亡词;又如雍乾时期的词人茹纶常所作的自寿词;又如集中出现于雍乾时期的多位词人的观剧词(靳荣藩《题<雪中人>传奇》《题<桂林霜>传奇》等),均为山西词史上未曾表现过的内容。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文为词的现象,如梁濬以自传、别传为词,张锦以颂、表、制、疏、布、檄、铭、牍、跋、序等为词。此外,还有以学问为词的现象。清代的山西词人往往同时兼有学者身份,在词中常以学问为诗,这一现象突出表现在雍乾时期的靳荣藩与嘉道时期的祁寯藻。在祁寯藻的词中,典故的运用随处可见,加深了词作的知识性,内涵较为深厚。而靳荣藩不仅大量使用《世说新语》《史记》《北史》《南史》《梁书》等典籍中的典故,还常常以考据入诗,具有浓厚的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

第三,家族词人群体的出现。在古代,名家望族的词人创作与词学活动是推动词体走向繁荣昌盛的有生力量。因此,对家族词人群体的研究意义不可小觑。清代之前的山西词坛,有金元时期的元德明与元好问父子、段克己与段成己兄弟,明代的王家屏与王濬初父子等家族词人,但并未构成群体。清代前期的山西出现了以冯云骧为代表的代州冯氏群体,后期出现以祁寯藻为代表的寿阳祁氏群体。这两个家族均为科举仕宦家族,世代累积了深厚的文学修养,主要文学成就虽在于诗文,而词亦有一定成就。其中尤以代州的冯氏家族词人词作数量多而成就高,如冯云骧有词集《寒山吟》,存词130余首,题材丰富,风格多样,达到较高水平。冯焯、冯志沂亦各有词集《道华堂词》《西隃山房词》。此外,还有冯云骕、冯振声、冯申之等人,均有词作存世。

第四,以词序形式表达词学观念。山西太原词人张锦曾为山西临汾词人徐昆的词集《春花秋月词》作序:“乐府有长短句,即词之滥觞也。欲为词者,非先熟读古乐府、新乐府数千首不可也。……词为诗余,曲为词余。词品在诗品、曲品之间。词可以上侵诗,而词断不可以下邻曲。”[16]620表达了诗词同源,作词上不可似诗、下不可似曲的词体观念。又如道光年间的山西灵石词人王鉴《问红轩词》所自作序跋:“顾九宫八十一调、两宋乐府源流升降。究莫辨析。岁闲得十数解,或倍之,随散置。惟丙申一岁所得又倍焉,即刊于白下。”[16]1000在山西词史上,首次明确表达了对词律的认识与追求。

第五,组织创作活动。雍乾时期,山西介休人梁濬与同乡董柴(字帷园)、王佑(字田夫)、任大廪(字西郊)四人觞咏流连,互相砥砺,组织诗学社团“味外社”,人称为“绵上四山人”,四人以诗人而兼词人,进行词作唱和。梁濬存有《醉花间》,又《春光好·庚申初度,诸同人见过小饮作》词中有“输与今朝词客好,竞新声”[17]3158,表明进行过词作活动,作者词后还有自注:“帷园、田夫俱有词见赠”[17]3158。又有同乡茹纶常与“绵上四山人”相识,为后起之秀,《晚晴簃诗话》记载:“绵上诗家董帷园、任西郊、王田夫、梁秋客,有《四山人集》,容斋后起,足与相抗。……在里与帷园、西郊、田夫相唱和,交嘉善。”[18]707茹纶常《古香词》亦有自序:“余素不能词,年逾壮,获交于西郊先生,先生以所作词示余,且属和焉。始稍稍为之。”[19]358茹纶常参与“绵上四山人”的词作活动,有《采桑子·晓园屡日宴客菊下,二词奉寄》《燕山亭·重九后十四日息园招集斋中赏菊》,又有《满庭芳·重阳前四日招诸友人集一笑山房同赋》,词中的“陶然当此际,飞觞击钵,角咏分笺。问谁居王后,孰在卢前”[17]2013表明进行了创作活动。

第六,与外省词人的交往。清代山西词人多与外省词人进行交往,参与词学活动,这也是与此前不同的特色之一。如道光年间的山西徐沟人乔松年,他在两淮盐运使任上,能够主持风雅,对于当时活跃在扬州府的两州(泰州、高邮)六县(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的淮海词人群体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杜文澜《憩园词话》“姚子箴九秋社词”条载:“时乔鹤侪中丞师都转两淮,复能主持风雅。文墨之盛,远近所传,无殊王渔洋、卢雅雨之在扬州也。”[20]2904杜文澜将他与“王渔洋、卢雅雨之在扬州”相提并论,有夸大之词,但乔松年以两淮盐运使的政治身份在泰州一地主持风雅,“广招才士,大开词坛”,对促成“文墨之盛”的文化局面确实起到较大的作用。

又如山西夏邑人李锡彤亦多与外省词人交往,况周颐《蕙风词话》补编中记载:“芋亭(李锡彤)《绮罗香》词出,畴丈(端木畴)、鹤公(许玉琢)、半塘(王鹏运)相顾惊服,击节不置,遂与定交,自后唱酬之作甚富。”[21]423晚清词学大家王鹏运有《绮罗香·和李芋亭舍人雨后见月》词,山西词人贾璜、王汝纯亦有与王鹏运的唱和词作。又如山西晋城词人陈廷敬与京华词坛词人交往,山西武乡词人程康庄与广陵词坛词人交往,山西襄陵词人吴琏与“水绘园”词人往来,山西运城词人景定成参与“南社”词学活动,山西汾阳词人王式通参与聊园词社等等,均表明这一时期山西词人与外省词人交往的活跃程度。

第七,对同时期词人词作的关注。清代山西词人对同时期的词人词作多有关注,如阎瑒次《临江仙·题弹指词后》《金缕曲·和成容若赠梁汾之作》;茹纶常《海棠春·闺词和渔洋山人原韵》及其论词绝句《国朝诸名家逸事杂事诗》,又如靳荣藩所著《吴诗集览》,在关注吴梅村诗作的同时,也多对其词作内容进行考据。

清代山西词能够出现中兴气象,与清词繁荣的大背景以及清代山西文化文学的整体繁荣有关,这是清代山西词中兴的外部原因。就清词而言,“《全清词》编纂中,仅顺治、康熙梁超就得词五万余首,词人数逾二千一百。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一代清词可搜集二十万首以上,词人也将达一万之数”[22]9,不仅数量极大,文学成就也颇有可观之处。就清代的山西文学而言,各类文学体式如诗、文、小说、戏曲等等,均出现了繁荣景象。在这样的繁盛背景之下,山西词坛也由明代的衰败气象中逐渐恢复,走向中兴。

创作主体——作家方面的内部因素,对清代山西词坛的繁荣起到更为直接的作用。首先,是词人的创作态度。就清代山西词人的具体创作而言,既不轻视“花间”艳情,又强调词的抒情功能与词体风格的多样化,这一观念有助于山西词坛的兴盛。其次,与词人的才情、兴趣有关。清代的山西词坛在由清初至于晚清的漫长时期中不乏词人词作,其不同于金元时期山西词的表现也正在于此。同样作为山西词坛的繁荣阶段,金元时期山西词坛的主体力量是金末元初的遗民词人,在家国倾覆之际借词抒写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慨。而清代的山西词人身份多样、描写内容丰富,源于词人的创作兴致以及生活境况。再次,与文人交游酬唱有关。文人之间以词比拼才情,直接促成了清代山西词体文学的复兴。如山西内部的茹纶常与“绵上四山人”的酬唱,又如走出山西本地与其他词人相交集的程康庄、乔松年等人,共同汇成了这一时期山西词坛的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