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福 璇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柳宗元的文学和思想建树颇受学界重视,而其史学造诣却被学界所忽视。瞿林东认为,柳宗元的学术活动及其撰述,实为中唐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被历史学界所忽略的问题。[1]实际上,柳宗元一生创作了不少史传作品。史传一词,《辞海》将其归于传记的一种,《辞海》言:“记载人物事迹的作品。一般由别人记叙;自述生平的,称为‘自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属史学范围,即史传,崇尚严谨,征信;一属文学范围,即‘传记文学’,以史实为基础而有合理的虚构与想象。两类常有一定程度的交叉。”[2]3039按《辞海》的定义,柳宗元的史传作品,不仅包含人物传记,也包含与其同类型的碑、行状、表志墓碣等多种体裁。目前来看,文学界对柳宗元史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文学性的考察,如韦燕宁[3]、李南晖[4]、靳月静的《柳宗元碑志文研究》[5]、张絮萍[6]等。史学界对其史传的关注则相对更少,力度欠深,张媛在整体研究唐代的行状时涉及到了柳宗元行状史料价值问题[7];扆晓红在整体考察柳宗元的史学思想时,触及了柳宗元史传中的历史观[8]。综观现有研究,无论是史学界还是文学界,尽管对柳宗元史传的价值都提出了一定的认识,但仍还有不少尚待发覆之处。柳宗元的史传可以说是柳宗元史学思想之外又一值得学界所关注的史学成就。本文立足前人研究成果,从史料价值、史学批评、历史文学三个角度出发,对柳宗元的史传进行史学再认识,试图进一步挖掘柳宗元史传的史学价值。

一、柳宗元史传的史料价值

从史料学来看,柳宗元史传的史料价值无疑是十分珍贵的。柳宗元颠沛流离的一生,为其史传作品注入厚实生活基础、提供丰富社会史料,无论是从时间还是就空间来看,其作品中的史料价值都是弥足珍贵,有补正史之阙功效,特别是柳宗元的史传还印证了中唐官私史学乃至中国古代官私史学的独特发展路径,而这一点则恰是以往研究不充分所在。

(一)补正史之阙

柳宗元的碑类作品可与正史相互印证,从而补正史之阙。《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是柳宗元创作的重要碑类作品。以往学界多关注其中的骈文叙事,事实上,此碑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可补正史之阙。碑中所记南霁云的相关史料如下:

公乃跃马溃围,驰出万众,抵贺兰进明乞师。进明乃张乐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礼,独何心欤?”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恸哭而返,即死孤城。……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

朝廷加赠特进扬州大都督,定功为第一等,与张氏、许氏并立庙睢阳,岁时致祭。……

公讳霁云,字某,范阳人。有子曰承嗣,七岁为婺州别驾,赐绯鱼袋,历刺施、涪二州。[9]141-143

《旧唐书》对其相关记载如下:

时贺兰进明以重兵守临淮,巡遣帐下之士南霁云夜缒出城,求援于进明。进明日与诸将张乐高会,无出师意。霁云泣告之曰:“……初围城之日,城中数万口,今妇人老幼,相食殆尽,张中丞杀爱妾以啖军人,今见存之数,不过数千,城中之人,分当饵贼。……霁云所以冒贼锋刃,匍匐乞师,谓大夫深念危亡,言发响应,何得宴安自处,殊无救恤之心?……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啮一指,留于大夫,示之以信,归报本州。”霁云自临淮还睢阳,绳城而入。城中将吏知救不至,恸哭累日。[10]4901

《新唐书》对其记载如下:

既见进明……进明惧师出且见袭,又忌巡声威,恐成功,初无出师意。又爱霁云壮士,欲留之。为大飨,乐作,霁云泣曰:“……今主将之命不达,霁云请置一指以示信,归报中丞也。”因拔佩刀断指,一座大惊,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图,矢著砖,曰:“吾破贼还,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夜冒围入。贼觉,拒之,且战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雾,巡闻战声,曰:“此霁云等声也。”乃启门,驱贼牛数百入,将士相持泣。

……十月癸丑,贼攻城。……乃与姚訚、雷万春等三十六人遇害。……

……天子下诏,赠巡扬州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霁云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

南霁云者,魏州顿丘人。……子承嗣,历涪州刺史。刘辟叛,以无备谪永州。[11]5539-5543

对比该碑与新旧唐书,可发现如下差异:首先,在叙述南霁云到贺兰进明求援时的细节时,此碑细节相对精简,并且其断指这一情节的描述与新旧唐书相比有异。其次,碑中对南霁云信息的描述与《新唐书》有异。南霁云是哪里人二者有异。碑中载南霁云之子所任的官职与《新唐书》也有不同。碑中载其七岁就担任婺州别驾,此事十分可疑,但结合碑中提及其被赐绯鱼袋这一信息,此事难以断定真伪,而新唐书未载此事。碑中载其历施、涪二州刺史,而《新唐书》则只载其任涪州刺史。另外南霁云之子贬至永州一事,碑中未载。因此此碑可补正史之阙,与正史史料互补,丰富对南霁云的认识。

此外,柳宗元的碑类作品记载了唐代佛教发展的重要信息,亦可补正史之阙。《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是柳宗元为纪念慧能所作。碑中对慧能的记载如下:

扶风公廉问岭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称号,疏闻于上。诏谥大鉴禅师,塔曰“灵照之塔”。……大鉴始以能劳苦服役,一听其言,言希以究,师用感动,遂受信具。遁隐南海上,人无闻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中宗闻名,使幸臣再征,不能致,取其言以为心术。其说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9]149-150

《旧唐书》记载如下:

初,神秀同学僧慧能者,新州人也,与神秀行业相埒。弘忍卒后,慧能住韶州广果寺。韶州山中,旧多虎豹,一朝尽去,远近惊叹,咸归伏焉。神秀尝奏则天,请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辞。神秀又自作书重邀之,慧能谓使者曰:“吾形貌矬陋,北土见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师以吾南中有缘,亦不可违也。”竟不度岭而死。天下乃散传其道,谓神秀为北宗,慧能为南宗。[10]5110

《新唐书》仅《艺文志》载:“慧能《金刚般若经口诀正义》一卷。”[11]1528对比该碑与新旧唐书,明显可见正史记载的不足,碑中不仅记载了慧能谥号确定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而且还记载了慧能的行迹及其性格特征,以上这些新旧唐书皆无记载。此碑可弥补慧能相关史料的不足,推进中国佛教史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柳宗元史传补正史之阙的史料价值学界已有涉及,但或许是上述史传作品的文学价值也很突出的缘由,上文提及的张媛、张絮萍等人在探讨柳宗元史传的史料价值时并未将其作为典型材料使用,他们都忽视了柳宗元史传中的这类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兼具的作品。并且柳宗元史传补正史之阙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史传,其在长安任官以及贬至柳州和永州期间为包括其亲朋好友在内的平民创作了大量史传作品,如《宋清传》《童区寄传》《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马室女雷五葬志》《覃季子墓铭》《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等,传中之人大都不载于正史。这些史传亦可补正史记载的不足,是研究河东柳氏家族以及中唐长安和柳州等地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这些作品的史料价值也已得到学界的关注。

(二)中唐官私史学发展的有力印证

就官方史学而言,柳宗元史传给我们提供了唐代官方修史职官、修史过程以及史官选拔等情况的不可多得的、可与正史记载相参佐的认识路径。第一,柳宗元的史传中记载了这一时期从事史学工作的重要官职。《唐故邕管经略招讨等使朝散大夫持节都督邕州诸军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李公墓志铭》载李位曾任著作郎一职。《唐故兵部郎中杨君墓碣》载杨凝曾任校书郎和起居郎。《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载陈京曾任秘书少监和集贤学士。以上这些官职大体从事修史和古籍整理工作,反映出这一时期史官种类多,分工明确。第二,柳宗元的史传记载了史书的修撰过程,《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记载陈京“在集贤,奏秘书官六员隶殿内,而刊校益理。纳资为胥而仕者罢之。求遗书,凡增缮者,乃作艺文新志,制为之名曰《贞元御府群书新录》。”[9]194陈京以集贤学士的身份撰写《贞元御府群书新录》,体现了这一时期馆外修史的现象。还需指出的是,《贞元御府群书新录》的撰写应当是集贤殿书院与秘书省的相关人员共同完成的,上述行状恰好描述了中唐史书修撰部门间协同配合大体情况,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唐修史运行情况提供了正史鲜见的详情。第三,柳宗元的史传可反映中唐史官的选拔方式。柳宗元史传中的这些官职大都通过科举或者取得一定功绩后被授予。如上文提及的杨凝,墓志载:“君既举进士,以校书郎为书记,……元戎出师,用显厥谋,遂入王庭,为起居郎。书事不回,著垂国典。”[9]212杨凝起初因科举而任校书郎,后又因战功而任命为起居郎。《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记载独孤申叔“年二十二举进士,又二年,用博学宏词为校书郎。”[9]277独孤申叔也因科举被任命为校书郎。不论是科举还是功勋的方式选拔史官,史官的素质都能得到一定保证。柳宗元史传中记载的史官选拔方式表明初唐史官“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12]467,选拔要求在中唐仍有所继承。要之,柳宗元的史传一定程度反映中唐官方史学活动,对研究中唐官方史学的选拔与运作具有史料价值。

唐代读史撰史等私人史学活动同样也可在其史传中得到印证。柳宗元的史传中记载了很多读史、撰史的活动。《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载凌准“读书为文章,著《汉后春秋》二十余万言”[9]264,《覃季子墓铭》载覃季子“读经传言其说数家,推《太史公》《班固书》下到今,横竖钩贯,又且数十家,通为书,号《覃子史纂》”[9]289,《万年县丞柳君墓志》载柳元方“通《左氏春秋》,贯历代史”[9]1390。值得注意的是,柳宗元史传中还记载了女性的相关史学活动,《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附志》载“有闻如舅氏之谓,且曰:‘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尽知之无遗者。’……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9]326卢氏既喜读史书,又凭借自己所读发挥了历史教育的功能。《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记载崔氏“善笔扎,读书通古今。”[9]346崔氏年幼时也接受教育,广泛阅读各类书籍。总之,柳宗元的史传一定程度反映这一时期私人史学的相关情况。

总之,柳宗元史传的记载弥补了正史史料记载不足的缺陷,记载了不少正史未载的信息,对于丰富传主的信息,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独特意义。另外,从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看,柳宗元的史传不仅仅是反映了中唐史学,而是印证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特点,自史学产生以来,官方史学和私人史学便逐渐开始并行发展,二者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渐渐,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独特路径。正是由于这一发展路径,中国古代史学才以保持活力,不断向前发展。

二、柳宗元史传中的史学批评

一般以为,《贞符》《封建论》《天问》《天对》等是柳宗元史学批评思想的集中反映。但显然的是,柳宗元史学批评意识决不仅限于上述专篇,同样也渗透在诸多史传作品中。柳宗元在史传中着重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评价,实际上就是遵循了史学批评的道德标准和礼法原则;柳宗元本人史传书写追求实录,他也持同样要求以品评传主。同时,柳宗元的史传还涉及历史变化动因的认识以及历史事实的认识。这些都是以往学界未曾充分留意的。

(一)以名教观念作为史学批评的原则

柳宗元的史传作品深受名教观念影响,在对史书和人物评价上重褒贬,以儒家伦理道德评判人物。《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柳宗元从儒家的忠义观评价南霁云,认为他“急病让夷,义之先;图国忘死,贞之大。”[9]138其这番评价上升到了家国观念,是从儒家三纲肯定南霁云的行为。《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评价柳浑“纳忠为争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举必闻,澄清可纪。冒危而大节不夺,更名而纯诚克彰。”[9]190他同样从忠贞、大节等儒家伦理审视评价作为臣子的柳浑的生平事迹。此行状中柳宗元还从名教角度评论史书的功用,他指出“伏以《鲁史》褒贬,《虞书》黜陟,彰善瘅恶,王教之端。”[9]190其中的《鲁史》便是《春秋》,柳宗元认为《春秋》的作用便是通过褒贬来彰善瘅恶。《故御史周君碣》中周子谅因进谏而死,柳宗元评价“公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书之。公死,而佞者始畏公议。”[9]215柳宗元的这番评价既高度评价周子谅的行为,将其行为上升至忠贞层面,又肯定了史官彰善瘅恶这一作用的发挥。然而,柳宗元在评价人物时,不仅仅停留在以褒贬评判人物这一层面,有时还将其上升至圣人之道。《箕子碑》是柳宗元为纪念箕子所作,他高度评价箕子,认为“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9]117此外,柳宗元史传中对人物的评价还扩展到对社会风气的评价。《宋清传》中柳宗元严厉批判当时的市人“一不得直,则怫然怒,再则骂而仇耳。彼之为利,不亦翦翦乎!”[9]472《童区寄传》抨击“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9]475在此,柳宗元从儒家伦理角度批评当时的市人趋炎附势,批判越人没有恩情,把子女当货物卖。柳宗元史传诸多人物评论,实际上就是遵循了史学批评的传统道德标准和礼法原则,诚如瞿先生所言,柳宗元推崇《春秋》的褒贬做法,“这种力图恢复《春秋》褒贬之义的做法,正是‘名教’观念在史学上反映的一种形式。”[13]

柳宗元在史传中以名教观念作为史学批评的原则,与柳宗元所处的历史时期密切相关。考查柳宗元所处时期,可知这一时期新《春秋》学的兴起,其兴起对史学撰述以及史学批评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唐《春秋》学“救时之弊”的救世宗旨、疑古辨伪的求实态度、尊王黜乱的取舍义例,彼此交织,产生出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14]168关于中唐新《春秋》学对史学的影响,谢保成认为随着《春秋》学的兴起,对于史学以书法义例进行惩恶劝善的功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褒贬人物,更要“求圣人之心”,“以明圣人之道”。[14]170吴海兰认为这一时期,《春秋》褒贬大义影响了史家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价。[15]柳宗元本人与新《春秋》学的代表人物交往密切,他曾专门为陆淳作《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柳宗元在表中对陆淳的《春秋》之学十分赞赏,写道:“《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9]208-209此番评价实际上表明柳宗元对陆淳新《春秋》学的认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柳宗元以名教观念作为史学批评的原则。

(二)坚持尚直求真的作史态度

柳宗元的史传彰显了直书实录的治史精神。史家修养是史学批评中常见的论题,刘知几就高度重视史家撰史直书与曲笔态度问题,柳宗元与韩愈曾就史官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涉及这一问题,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柳宗元就这一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凡居其位,思直共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9]808柳宗元提出史官须“思直共道”,强调“道苟直”,这番言论明确表明了他“尚直求真”即对直书的坚守,这在他的史传中也充分呈现。在《段太尉逸事状》中,柳宗元批评当时那些仅凭固有印象就评价他人的现象,并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予以回应,“宗元尝出入岐、周、邠、斄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9]178-179柳宗元亲自考证段秀实的为人,有力驳斥了那些随意揣测的言论。此外,柳宗元史传的很多地方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其对直书的态度,但一直强调所记录史事的真实性,也可表明其对直书的坚守。《童区寄传》开篇便解释道:“桂部从事杜周士,为余言之。”[9]476《梓人传》写道:“余所遇者,杨氏,潜其名。”[9]480表明柳宗元见过此人。《李赤传》传末写道:“李赤之传不诬矣。”[9]482以上这些传记表明柳宗元史传的实录理念。柳宗元的史传中不仅有对自身作史态度的要求,他还赞赏认可他人对直书实录这一理念的贯彻。《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评论了陈京的文章和训诂,柳宗元指出“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马相如、扬雄之辞,而其诂训多《尚书》《尔雅》之说,纪事朴实,不苟悦于人,世得以传其稿。”[9]195柳宗元将陈京的诂训与《尚书》《尔雅》相比较,运用比较的方法既肯定了陈京的训诂学成就,也肯定了《尚书》《尔雅》“纪事朴实”的特点。《唐故兵部郎中杨君墓碣》肯定了杨凝在担任起居郎时的功绩,认为其“书事不回,著垂国典。”[9]212这些皆表明柳宗元对实录精神的赞赏与推崇。

总之,柳宗元在进行史学批评时既从儒家伦理考量人物,但同时他也没有将史家的实录精神抛弃,而是坚守直道。这实际就是直道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从整个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看,直道和名教的关系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二者既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所难以回避的问题。柳宗元史传中的史学批评大致体现在以上两个方面。然而,柳宗元史传中的史传批评并不仅如此,其中还涉及历史变化动因这一论题,此论题在《箕子碑》有所体现。《箕子碑》评价箕子当时的处境时提及,“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9]118柳宗元的这番话,事实上强调了人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和柳宗元《贞符》中“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9]35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见,柳宗元史传中的史学批评虽然不如其专篇中那样完备,但也同样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三、柳宗元史传的历史文学成就

从史学角度看,柳宗元的史传事实上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其并非纯粹的史料集成,但也不是一般的虚构文学作品所能比拟,因此从历史文学角度分析其史传的史事剪裁整理艺术很有必要。中国古代史家向来重视史事整理,常以“善叙事”作为“良史之才”的标准,柳宗元的史传也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在史事整理上,突出典型史料,言简意赅,层次分明;在叙事艺术上,运用多种文学手法,使得柳宗元史传作品富有文艺气息而又不失史传本色。

(一)史事整理层次分明、言简意赅

在史事选取上,柳宗元着重剪裁出传主典型史事,从而收到突出传主形象之功效。举其要者,如《宋清传》主要记述宋清卖药谋远利的事例,《童区寄传》聚焦少年区寄如何摆脱歹徒的这一事件,《河间传》则围绕河间由良家妇女转变成淫妇的故事,《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聚焦南霁云在睢阳城战死的英勇事迹,《段太尉逸事状》则是叙述了段秀实的几件逸事,《故银青光禄大大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剧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中柳浑年少对巫言的质疑、遁隐武宁山、泾卒之乱、汝州任官以及对甸服之政的不满等事迹的叙述明显多于其他事迹,《东明张先生墓志》记载张因居住在东明观之时的事迹,《覃季子墓铭》聚焦其读书写书的事迹。

在史事整理上,柳宗元追求言简意赅。如《梓人传》载:

委群材,会众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9]478

柳宗元用了数十字来叙述梓人指挥众工匠施工的过程,叙述过程中,用词十分简练,“委群材”和“会群工”六个字便将施工的场景大致勾勒了出来。“量”“视”“挥”“指”等词则简练精确地描绘了梓人指挥施工的动作。《马室女雷五葬志》的记载也很简洁,志中记载如下:

马室女雷五,父曰师儒,业进士。雷五生巧慧异甚,凡事丝纩文绣,不类人所为者,余睹之甚骇。家贫,岁不易衣,而天姿洁清修严,恒若簪珠玑,衣纨縠,寥然不易为尘垢杂。年十五,病死;后二日,葬永州东郭东里。[9]349

不到一百字的语言,却包含了马五雷的家庭状况、个人性格以及死亡年龄和埋葬地点等诸多信息,其中还运用了比喻的文学手法表现其外貌形象,将众多信息包含在有限的语言中,这足见柳宗元史事整理之精妙。

(二)叙事艺术手法灵活多样

柳宗元既有着相当的史学素质,又有高妙的文学修养,这使得柳宗元的史传作品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史传,其中所见叙事手法灵活多样而精彩纷呈。在传主的塑造上,柳宗元大量运用叙事文学方面的技巧。具体而言,柳宗元善用语言、神态、细节、对比等多种方法塑造传主,从而凸显传主形象。并且柳宗元的史传往往多种塑造方法交织在一起,使传主形象更鲜明。且柳宗元在运用这些技巧时十分灵活,针对不同的传主,柳宗元会采取不同的方法塑造。

《童区寄传》记载儿童区寄的逃脱过程:

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下上,得绝,因取刃杀之。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幸而杀彼,甚善。”……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复取刃杀市者。[9]476

此段描写运用了动作、语言等多种方式表现儿童区寄的机智勇敢。细致的动作描写完整交代了区寄杀死歹徒逃脱的过程,而区寄与歹徒的对话则进一步强化区寄的机智。歹徒要杀区寄,区寄利用歹徒的贪婪赢得生存机会,这使区寄聪慧勇敢的形象跃然纸上。

《段太尉逸事状》对段秀实的描述运用的方法则与区寄的略有差异。该行状对段秀实的部分描写如下:

太尉自州以状白府,愿计事,至则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见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乱,若何?”孝德曰:“愿奉教。”太尉曰:“某为泾州甚适,少事,今不忍人无寇暴死,以乱天子边事。公诚以都虞候命某者,能为公已乱,使公之人不得害。”

……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谌虽暴抗,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夕自恨死。[9]176-177

上述描写主要通过细节、语言描写以及衬托等方法塑造了段秀实的性格特征。与《童区寄传》相较,此段描述增添了衬托这一描写技巧。该行状仅通过段秀实与邠宁节度使白孝德的对话便刻画了段秀实爱民的良吏形象。段秀实救治农者的细节描绘进一步塑造了其良吏形象。段秀实为了救助农者,不仅亲自照顾他,而且还把唯一的马卖掉帮助农者偿还谷物。柳宗元还借助侧面描写进一步凸显段秀实的高尚品格,通过描述焦令谌听闻后都自恨而亡这一情节,进一步彰显段秀实的高尚品格。

基于以上叙事文学技巧,柳宗元史传中人物塑造皆朴素自然。《种树郭橐驼传》中,郭橐驼擅长种树致使“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9]473郭橐驼擅长种树招致同行偷窥模仿,是十分平常的事。柳宗元把这些看似十分平常的行为融入到叙述中,这样塑造人物十分朴素自然。《李赤传》李赤的行为虽然荒谬,但李赤发疯时的描述却很朴实自然。“赤轩厕抱瓮诡笑而侧视,势且下。入,乃倒曳得之。”[9]482这里塑造的就是一个癫狂之人的形象,没有用特别夸张的表达方式便将李赤的形象展现了出来。总之,柳宗元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通过运用恰当的叙事文学技巧,从而使得叙事风格朴实自然,无须过多修饰,简单的描述便将人物形象塑造出来。

需要注意的是,史传撰述强调事、义、文三要素的统一,柳宗元史传书写往往也突破一般叙事文学手法,或以义见长,或以文见重,要之,做到范晔所说的“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如前文提及的《种树郭橐驼传》和《梓人传》,柳宗元在撰写时不仅记载了他们的事迹,而且在写实同时,还融入大量的议论和自己的想法,其表达方式与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寓言相类似。又如柳宗元的很多碑志用骈文书写,其《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文学价值颇受文学界肯定,原因便在其中骈文书写特色,该碑除了南霁云的细节描写,几乎通篇都是骈文。骈文的使用,有效渲染了战争的氛围、突出了南霁云的气概。

综上所述,无论是史事的整理还是叙事技巧,柳宗元的史传皆平衡了文史比重,在史事整理上,语言把控十分精准,尽可能将传主的关键信息全部包含其中,并且剔除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的过度描绘,整体风格言简意赅。在叙事艺术上,为了塑造传主形象,柳宗元对不同的传主运用了恰当的文学技巧,叙事风格朴实自然,使传主形象既不失真,也不过于僵化。总之,柳宗元史传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撰述的历史文学成就具有重要意义。

余论

柳宗元的史传在史料学、史学思想以及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对于研究中唐史学的发展状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整个古代史学史看,柳宗元的史传中对官方史学与私人史学活动的记载,正是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发展路径的有力佐证。此外,学界在探究柳宗元史传时注意到其撰写的《段太尉逸事状》被《新唐书》采用。此点实际上也可印证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关系。

柳宗元的史传撰写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柳宗元史传强调实录,追求言简意赅。而其文学作品的则追求尚洁,这和其史传书写所追求的直道相类似。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柳宗元文学作品受到其史传书写的影响。但柳宗元在史传书写中自觉运用文学手法,一定程度表明其史传书写与文学创作的密切联系。

此外,柳宗元的史传记载河东柳氏家族成员的世系、任官情况及家庭教育等诸多信息,是研究河东柳氏家族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总之,柳宗元史传的史学再认识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学以及柳宗元的文学、哲学思想乃至河东柳氏家族的文学、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限于文章篇幅,以上相关问题的未能深入探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