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天亮　何潇潇

《共产党宣言》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更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纲。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迎来热潮，不同阶级、不同学人都曾尝试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九二〇年八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诞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方向指引。目前有关《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播和理论贡献上。本文进一步论述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既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理论准备，同时在党的早期组织创建过程中具有独特意义。译本的翻译出版是中国共产党筹备建党的重要步骤，围绕着译本的翻译出版，早期共产党人积极投入到组织创建中去。同时，译本在党纲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党纲的制定提供了最基本的参考文本。一批深受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影响的新青年也自此走上革命道路，加快了建党步伐，凝聚了组织力量。

一、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来龙去脉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本最初是应《星期评论》周刊之约进行翻译，并拟在《星期评论》上分期连载，但是译稿最终由共产国际出资建立又新印刷所，以单行本方式印刷出版。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逐渐以宣传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主。《星期评论》正是五四运动之后，由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政党支持，戴季陶、沈玄庐为主编的周刊。该刊以宣传介绍社会主义思潮为主，刊登许多介绍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文章。《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集中反映，当时担任《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打算物色一位合适人选翻译此书，拟在《星期评论》上连载。邵力子得知后，向戴季陶力荐了陈望道，并认为“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陈望道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和英文，同时国文功底深厚，并极力推行白话文。在日本期间他更是接触过河上肇、山川均等马克思主义者，阅读过马克思主义读物。历史最终选择了陈望道，陈望道成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最佳人选。一九二〇年春节前后，陈望道返回家乡义乌分水塘，参照着日文版和英文版，开始一心一意翻译《共产党宣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的“墨汁当糖”“真理的味道是甜的”等故事便是陈望道在家乡忘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场景。一九二〇年四月底，陈望道带着译稿离开家乡返回上海，但到上海的第二天即被告知《星期评论》即将停刊，原本约定好在《星期评论》周刊上分期连载的计划也随之落空。

一九二〇年五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讨在中国筹备建党事宜。维经斯基是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帮助中国筹备建党的。当他得知《共产党宣言》已经翻译完成，立即欣然表示愿意用从共产国际带来的资金帮助建立印刷所，刊印出版《共產党宣言》。陈独秀、李汉俊随即对陈望道翻好的译稿进行审核校对。对此，俞秀松曾在日记中明确记载：“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校对了……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在共产国际资金的支持下，上海专门建了一个小型印刷所——又新印刷所，负责印刷《共产党宣言》。一九二〇年八月，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由又新印刷所印刷，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正式出版。

至此，原本拟在《星期评论》周刊上分期连载的《共产党宣言》，最终转变为由共产国际出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校对审核、以单行本方式全文印刷出版，并在内部发行阅览。这意味着，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在组织上已发生重大转变。

二、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版主体的转变：由宣传者到信仰者

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出版问世，标志着译本的主体发生重大转变。译本的翻译出版由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由非共产党人介入转变为共产党人介入。

一是宣传者的退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热潮，许多报纸刊物大量刊登从不同角度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在其报纸刊物上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一九一九年六月《星期评论》创刊，在《星期评论》仅存的53期中，刊登了大量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状况的文章。其中，戴季陶翻译的《马克斯传》大段谈及《共产党宣言》的相关内容。他认为，“《共产党宣言》，实在是近代劳动运动的基础……这个宣言是平民思想行动的指南针，又是他们战略和信条的根本义。”因此，最初正是出于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目的，戴季陶才以《星期评论》之名盛情邀请陈望道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且承诺分期连载。然而当陈望道带着翻译完成的译稿到达上海时，却得知《星期评论》即将停刊。一九二〇年六月六日，《星期评论》第五十三期发布刊行中止宣言，表示：“本志中止刊行以后，在若干时期内，社会主义论坛，一定是陷于消沉的情况……新文化运动的言论机关，失却一个。”同时“准备在近之将来出版宣传社会主义的定期刊行品”“刊行有研究价值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可以看到，《星期评论》此时尚未完全放弃译稿的刊行计划。

尽管《星期评论》的编者们一再表示，“近之将来”会竭尽刊行。但从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此事再无下文。何以如此？包惠僧和邵力子后来的回忆或许隐晦地说明了其中缘由。包惠僧在回忆中谈道：“维经斯基与他们会谈过好几次，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可是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把这个意见正式提出来，首先就吓倒了张东荪，他退出了这个运动，戴季陶最初还表示同意，但看到党纲草案中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时，戴季陶也借口他不能同国民党断绝关系，申请退出了这一运动。”邵力子更是明言：“《星期评论》后期，孙中山先生办民智书局……国民党原想把民智书局当做一个重要的宣传机构，一面发行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和《建设》杂志，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这个书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没有做什么工作，这是因为：（一）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宣传马克思主义。（二）国民党胆小，怕出事。（三）戴季陶、胡汉民等向右走”。由此或许可以推测，这一时期戴季陶的思想和兴趣发生转移，他已经不那么热衷于社会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了。须知戴季陶研究马克思学说本身并不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仅是社会主义热潮而已。因此，当《星期评论》停刊后，《共产党宣言》译文的连载刊行也就再无下文，最早的动译者、社会主义的宣传者自此退出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工作。

二是信仰者的接手。随着宣传者的退出，《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被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接手，并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下建立又新印刷所，专门负责印刷出版。关于维经斯基何时得知此事并下决心印刷出版的具体时间依据现有资料尚不可知。但毋庸置疑的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最终出版，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资金支持下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等人的奔走实践中问世的，是在早期共产党人推动下诞生的。这一点从维经斯基来华的目的和俞秀松的日记中都可以得到佐证。一九二〇年维经斯基奉命来中国考察情况并帮助筹备组织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一见如故”。陈独秀坦言：“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即吴廷康，维经斯基的中文名字）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因此，维经斯基出资印刷，陈独秀、李汉俊审核校对宣言译稿，绝不仅仅是出于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更是服务于筹备建党的重要使命。一九二〇年八月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至此，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的主体由最初动译的盲目的思想宣传者，转变为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并成为早期筹备建党的重要成员。同一时期，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成员包括了译本的校对者陈独秀、李汉俊，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译本的传播者俞秀松等。

主体的转变意味着性质与目标的转变。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刊发主体由社会主义宣传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意味着译本的翻译出版已超越最初为社会主义宣传服务的目标，成为早期筹备建党的重要步骤。对此，译本的校对者陈独秀是清晰而明确的。早在一九二〇年二月，陈独秀离京赴上海之时，李大钊从学校图书馆借来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陈独秀，并请他设法译成中文。陈望道之后翻译所参考的英文版本也正是这个版本。由此可见，不同阶级、不同觉悟者对于《共产党宣言》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对于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党的组织筹备者而言，《共产党宣言》是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接手译本的出版旨在为建党服务。

三、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呈现形式的转变：由报刊连载到单行本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初是拟定在《星期评论》周刊上分期连载。然而随着《星期评论》的停刊，刊载无望，译稿转由又新印刷所印刷，以单行本方式出版。译本呈现形式由报刊连载转变为单行本，由公开的大众读物转变为组织内部的重要文件。

《星期评论》最初与译者约定的是全文翻译，分期在周刊上连载。一九二〇年经邵力子推荐，《星期评论》邀请陈望道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承诺译好后分期在周刊上连载。但从后来已知的材料看，此事再无下文。译稿转而被陈独秀接过，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也没有选择在已有的杂志《新青年》上刊载。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思想界知名的刊物，《星期评论》《新青年》都有自己的杂志印刷场所，刊印陈望道譯稿可谓顺理成章。即使《星期评论》停刊，按照停刊宣言的内容，将原本约定好的译稿刊行也并非难事。但终无下文，其中缘由已无法准确得知，大约是此时《星期评论》的主编们思想已发生转移，不再热衷于此。而陈独秀一九二〇年春离京时，李大钊就已将英译本交给了他，并嘱托他想办法译出。因此当译稿在《星期评论》无法刊登时，陈独秀审阅校对后将其登载在《新青年》也无不妥且不费周折。然而，最终译稿由共产国际出资，借用“晦鸣学社”的印刷器材，专门建立新的印刷所印刷出版。译稿的呈现形式由此发生变化，由报刊连载转变为单行本出版。

译稿呈现形式的转变，使得译本的传播范围和效能发生变化。作为公开发行的周刊，《星期评论》是面向大众的，它的读者群体不受限制，凡可得者皆可阅读，目的是信息传播与大众宣传。最初《星期评论》也是本着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与陈望道约稿并拟将译稿全文分期在周刊上连载，以飨读者的。当译本全文刊印，以单行本方式出版后，它的读者群体便有了范围和界限。根据史料记载，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仅印刷了一千册，且作为内部读物全部免费赠送给了特定读者群体。有研究指出，第一版陈译本《共产党宣言》的一千册基本上都免费赠送给各个工厂的工友。沈玄庐曾就第一版《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回答读者：“我看的这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出版后，陈望道也曾寄送给鲁迅。鲁迅曾表示这本书译出来，为中国干了一件好事。因此，关于首版陈译本《共产党宣言》最终发给了哪些读者，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推测第一版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小册子，是作为组织内部文献免费赠送给特定读者的，这些读者包括了工人在内的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者。译本的传播效能已经超越大众范围的宣传译介，成为早期组织内部筹备建党的重要纲领文件。

四、首译本《共产党宣言》作用的转变：由理论宣传到组织凝聚

主体与呈现形式的转变带来的是译本作用的转变。随着首译本《共产党宣言》出版主体的变化，译本的作用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译本由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筹备建党的重要组织活动，在党的组织建设史上具有重大贡献。首译本《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党纲范本，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随着译本的出版，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凝聚起来，从思想宣传积极走向了组织建党。深受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影响的新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积极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中国革命自此翻开了崭新一页。

首译本《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党纲范本和参考，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无产阶级建立政党，必须要有明确的党纲。马克思认为：“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纲领，它明确规定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原则、策略、目标，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纲和行动指南。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以简洁的白话文将其全文翻译出版，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党纲提供了最基本的参考范本，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方向指引。一九二〇年，当一批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筹备建立党组织时，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制定党的行动纲领，明晰党的性质、任务。对于这些根本问题，《共产党宣言》无疑给出了最佳答案和参考。一九二〇年八月，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同月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十一月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八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有研究通过比对发现《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与《共产党宣言》的主旨和表述具有高度一致性。事实上，不少亲历者也曾表示党纲的制定参考了《共产党宣言》。“我们的纲领，只是根据很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拟订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马列主义的东西是很少的，当时有个《共产党宣言》翻译本，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是陈望道译的”。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也曾明确表示：“刘伯垂带来了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详细内容记不清楚，大体不出《共产党宣言》的范围。”因此，无论从历史时间、党纲内容或是共产国际代表来华的目的和活动来看，首译本《共产党宣言》都已超越了最初的思想宣传目的，成为党的组织内部的重要文件，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党纲提供了重要范本和参考。

首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党的创建提供了组织平台，凝聚了组织力量。围绕着首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从思想宣传走向了组织实践，积极筹备建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給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将目光投向苏维埃俄国。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新的阶段，一大批知识青年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决定“走俄国人的路”。一九二〇年五月围绕在首译本《共产党宣言》周围的正是这批接受了“五四”洗礼的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他们以《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为契机和组织平台，在学习互动中不断凝聚共识，积极筹备建立党组织。而这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恰是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创建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译本英文版的提供者李大钊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译本的校对者陈独秀成为党的中央局总书记，李汉俊成为中共一大代表，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成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译本的中间传递者俞秀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可以说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党的早期组织创建凝聚了组织力量，提供了重要组织平台。

一批深受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影响的中国青年也自此走上革命道路，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在革命的洪流中成长为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英雄人物。毛泽东曾谈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刘少奇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他回忆：“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一九七五年周恩来总理见到年迈的陈望道时动情地说道：“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邓小平也曾讲道：“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可以说，“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启迪了一代又一代革命青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为之奋斗终生。

五、结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实现了从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质的飞跃。伴随着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播者向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建者转变，实现了第二次质的飞跃。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主体、呈现形式以及作用转变的背后，是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青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筹备建立党组织，以期改变国家民族命运。

在那个时代，想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本入门之书，是第一把开锁钥匙，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就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多次讲到《共产党宣言》，他指出：“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纲就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精神制定的”。陈望道首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出版问世，不仅在思想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在组织上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步伐，为党的早期创建提供了党纲范本，凝聚了组织力量，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迎来热潮，不同背景、不同阶级的学人都曾试图将《共产党宣言》翻译介绍到国内，但也只是零散翻译介绍。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虽然将全文译出，但碍于前程，并未出版；《星期评论》的主编们虽知译稿重要，邀约翻译，但最终半途而废。大浪淘沙，唯有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不遗余力地促成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并以此为指导，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政党创建中。首译本《共产党宣言》犹如试金石，它试出了中国大地上谁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人。唯有中国共产党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践行者，没有信仰，就没有《共产党宣言》译本的诞生。

［作者齐天亮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后，何潇潇系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讲师］

责任编辑：陈正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