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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认清每一个字的分量”

1982-01-01张寿康

青年文摘·上半月 1982年6期
关键词:译稿宗教信仰原文

张寿康

周恩来同志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也是运用语言的典范。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给《新华日报》撰稿时,对文章中每一个字的运用都是异常慎重的。他常说:“不能错用一个字的。应该认清每一个字的分量,它有时甚至与四亿五千万人民的利益有关!”解放后,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仍然是亲自起草和修改文件,他总是考虑再考虑,斟酌再斟酌,从不轻易落笔。因此,他的著作不仅是指导革命的重要文献,也是精确地运用我国现代汉语的典范。

1955年4月18日在万隆举行亚非会议,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在4月19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分发了书面发言。当听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发言之后,他认为应当作补充发言,于是就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在会场里亲自起草补充发言稿,当天下午就在会上发了言。新华社根据外电英文稿译出,在国内报纸发表了。后来,因为这个译文不够准确,报纸上又重新发表了周恩来同志自己起草的原稿。两稿在语言的表达上很有些出入,把它们对比一下,能够看到周恩来同志对待语言的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和运用语言的一些特色,对我们准确地使用祖国语言将有极大的教益。

周恩来同志的语言是高度准确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周恩来同志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这就为他准确地运用语言提供了思想基础。

我们知道,那些还不知道真相的人心中是有怀疑的。

(译稿)

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原文)

“知道”仅只是了解到而已;而“容许”人家怀疑则体现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求同存异的愿望。

宗教信仰自由是一切现代国家所承认的一个原则。(译稿)

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原文)

“现代”与“近代”是两个不同的历史分期。“宗教信仰自由早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就被提出来了。所以原文用“近代”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既然它们确实存在着,我们就必须给予它们自治的权利。(译稿)

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原文)译稿用代事物的“它们”来称代属于“人”的范畴的少数民族,不合情理。原文用“他们”才确切。

周恩来同志的语言是十分鲜明的。周恩来同志无产阶级的爱憎最为分明,这种强烈的革命激情很自然地流注于笔端,使得他的文章总是笔锋常带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出现了许多独立国家。(译稿)

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原文)

“出现”是个中性词,没什么感情色彩;而“兴起”则是褒义词,把亚非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状况描绘出来了。

中国毫无颠覆它的邻邦的政府的意图。(译稿)

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原文)

“毫无”强调的只是“一点儿没有”,而“决无”则是庄严的宣告。一字之差,语气坚决的程度便大不一样。

既然我们的亚非会议并不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彼此了解,进行友好合作呢?(译稿)

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原文)

原文比译稿多加“反倒”二字,增强了反诘语气,使我们对亚非国家团结的呼吁更为强烈。

周恩来同志的语言是十分口语化的。“文如其人”,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就犹如他的为人一样,朴实无华、平易近人。

在听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发言后,我想作一些补充发言。(译稿)

在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之后,我愿补充说几句话。(原文)

两例对比之下,前者显得平板生涩,而后者则是群众口语,让人感到亲切,更显得同各国代表充满了友好的感情。

供会议审议。(译稿)

请求会议加以讨论。(原文)

“供会议审议”,有一种明显的文牍气。而原文则既明白如话,又表现了我们谦逊有礼的风度。

要说出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的统治下所受的一切苦难是不可能的。(译稿)

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是数也数不尽的。(原文)同是说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深重灾难,译稿用“是不可能的”,只是个强调的句式,缺乏感情色彩。而原文的“数也数不尽”,是群众的口语,既包含“一言难尽”的慨叹,又是对三座大山的愤怒控诉。

周恩来同志善于使用成语和文言词语。

成语凝炼生动、表现力强,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准确而恰当地使用成语,可以使文章言简意赅,又具有民族特色。

在我们的会议上,我们应该寻求我们的共同基础,同时保留我们的不同点。(译稿)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原文)

译稿十九个字的内容,原文只用“求同存异”四个字就完全概括下来了,而且要比译稿鲜明、有力得多。在周恩来同志发言之后,“求同存异”的口号就被大多数与会代表所接受,对亚非会议排除干扰、取得成功,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却遭受美利坚合众国赤裸裸的、公开进行的颠覆活动之害。(译稿)

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原文)

原文只用“公言不讳”一个成语,勾画美帝国主义的强盗面孔,语言十分紧凑明快。

周恩来同志特别注意语言的精炼,擅长用最经济的语句表达最丰富的内容。

我们希望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能尊重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译稿)

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原文)

译稿“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上边,又加上两个“那些”,纯属赘语,对比之下,原文非常干净利索。

但是,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分歧妨碍我们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方面取得协议。(译稿)

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原文)

译稿一句当中连用四个“我们”,叠床架屋,如读拗口令。而原文紧承前文,用“它”代称“我们的分歧”,全句只用了一个“我们”,行文如行云流水,顺畅自然。

原文不仅没有译稿的那些冗赘的词语,而且从造句方面看,译稿有的用了好几句话而原文只用了一句话,译稿用了复句而原文只是单句。原文的语句精炼得很。

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意志是正义的。这完全是我国内政和行使我国主权的问题。我们的正义要求已经赢得许多国家的支持。(译稿)

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原文)

这组例子,原文把译稿的三句并为一句,节省了十三个字,语言也见得不枝不蔓,条达畅快。

据统计,译稿全文为两千四百五十三字,而原文则是两千一百零四字,足见原文是极为简洁的。

(摘自知识出版社《文章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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