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晟良

当代资本主义相较于马克思所处的大机器时代的资本主义而言，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在资本逻辑内核驱动下的资本主义仍然无时无刻不在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马克思在两个世纪以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至今仍旧闪烁着科学理性的光芒，指引人类踏上人与自然真正“和解”的道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愈发呈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为了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完成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必须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中汲取科学养分，以便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理论指导。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资产阶级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时代，但伴随生产力提高而来的并不是人类日趋幸福的生活，而是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诸多现实生态问题引发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思考，他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一）资本主义发展历史阶段上的社会进步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60年代，欧洲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获得高速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日益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在创造丰富物质产品的同时，出于对生产资料和商品销售的渴求，将一切民族都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扩大了人类交往的范围，最终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建立使得生产与消费不再拘泥于某一国或某一地区，机器大工业所加工的原材料不仅来自西方，甚至还来自遥远的东方；它们所生产的商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供世界消费。各民族之间闭关自守的旧的生产生活方式已不再成为可能，取而代之的则是各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世界各民族都可以享受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人类进入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但是，在日益繁荣的盛景之下，却隐藏着自然的控诉。

（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阶段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自然资源被破坏。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农业破坏土壤肥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资本主义农业的扩张发展，必然伴随着土地持久肥力的下降，使土壤变得日渐贫瘠，突显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不可持续性。资本主义农业之所以会导致土壤贫瘠，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农业在进行高效率生产的同时，没有使农村土地得到必要的养分补偿，每一次的农业生产都是对地力的损耗。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工业破坏森林矿产资源（在煤炭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能源之前，木材一直发挥着主要作用）。资本主义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伴随着森林资源的大量消耗。随着森林面积的减少，森林作为“水分的积聚中心和储藏库”的作用逐渐减弱，河流在多雨时节泛滥，在干旱季节干涸，使生灵得不到滋养。对矿产资源的开采也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机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矿产资源的开采效率，同时也造成了土地样貌的改变与环境的污染。

资本主义工业严重污染自然环境。对大气的污染是资本主义工业污染自然环境的一个方面。当煤炭取代木材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主要能源后，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提供了新动能，另一方面煤炭经加工使用后产生的废气未经任何无害化处理就排放到自然环境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城市尤为明显，伦敦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牛津、剑桥、马尔伯、吉尔德顿四个城市的自然雾霾多于伦敦，但是“1881—1885年的大气污染记录显示，在冬季的12月和1月，伦敦中心地区所拥有的明媚阳光的天数只是其他四个城市同类天数的1/6”，伦敦的空气污染可见一斑。工业废气在污染环境的同时还时刻侵害人类身体健康，人在吸入废气后会引发支气管炎和肺结核，长期吸入会造成严重的肺部疾病，甚至导致死亡。对河流的污染是资本主义工业污染环境的另一个方面。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要求劳动人口相对集中于大工业城市，大量人口每日产生的各种代谢产物并未被合理利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河流中除了被倾倒的人类的代谢产物，还有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渣和废水，在恩格斯家乡静静流淌的乌培河就时常泛起红色的波浪。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造成的现实生态问题入手，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对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其中，资本逻辑中包含资本与生态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破坏人与自然的物质平衡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导致生态危机，共同形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的主要观点。

（一）资本逻辑中包含资本与生态的对立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逻辑并非马克思提出的概念。虽然这一概念是由后来学者经过抽象概括得出的，但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中是围绕资本逻辑这个内核展开的。所谓资本逻辑就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对立统一的矛盾及其展开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资本所具有的二重规定性，即社会形式和物质内容。正是资本的二重规定性决定了资本逻辑。在资本逻辑中，利润至上是资本的原则。资本为了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必然将一切对资本有用的自然物都纳入生产过程中，使得资本邏辑展开为资本无限增值的扩张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资本增殖越快，对自然界的掠夺就越快。在资本增殖过程中资本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在资本家看来，自然同工人一样，是其获取利润的必要工具，自然的一切不过是已经被支配掠夺和将要被支配掠夺的东西罢了。在资本逻辑下，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极值积累，即便资本家已经触碰到生产与自然的阈限，也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尝试各种办法将其突破。资本家们将山川、草木、矿产等自然资源视为任意支配的所有物，将其看作资本增值的无偿载体，在将自然资源纳入生产过程的同时又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肆无忌惮地、大量地、持续地排放回自然界，逐渐超出了自然恢复能力的极限，使得原本适宜人类居住的生态环境逐渐改变了样貌。生态环境的恶化无时无刻不在反过来改变和影响人类社会，同时加深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这正是资本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

资本逻辑蕴含资本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倾向。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正是由于这种倾向，资本将人口与自然资源都视为自身的生产资料，服务其实现价值增值的目的。在资本不断增值扩张的过程中，这种倾向使人类社会经济领域的矛盾向自然生态领域扩展。不仅如此，资本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倾向还导致了生态问题由一国向多国、由某一地区向全球蔓延。资本在追逐剩余价值的同时，将一切国家与地区都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随着各国各地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资本对自然资源的占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先发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需要是以本国和后发的发展中国家生态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为前提与代价的。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破坏人与自然的物质平衡

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所谓物质变换是指“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进行的以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为基本内容的有机联系”。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在自身生存和发展需求的驱使下，视自然界为加工对象，通过劳动实现自身同外部自然的物质变换。如果没有劳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便不可能实现，存在的只是自然的自我物质变换。同时，劳动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动物只是单纯地依存于自然，而人类通过劳动使自然适应自己的需要。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动物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活动有破坏自然平衡的可能。一般来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推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出现异化，物质变换过程出现裂缝。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促使物质变换裂缝的产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旦发展起来，就立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反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一个例证。应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在各大工业城市往往汇聚着大量的工业人口。一方面，这些劳动者受资本家剥削，通过提供自己的剩余价值换取微薄的劳动报酬。他们弱小的支付能力无法消费大量的商品，使得大量商品被销毁，以人类商品形式存在的土地成分无法回归土地。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工业人口是大量农村人口补充的结果。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形成的不合理的城乡发展模式导致了不合理的人口流动，使原本由农村人口日常产生的废料变成城市的污染物，农村土地肥力得不到必要补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产生裂缝。当裂缝产生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连贯的。土地肥力的减弱迫使资本家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土壤污染。经过雨水的冲刷，土壤中的污染物又进一步被植物、动物所吸收，人在利用动植物的同时也吸收了这些污染物，最终对自身的健康造成损害。更不必说那些肆意排放到大自然的废气、废水、废渣。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生产需要大于自然供给能力，生产废物的排放量大于自然环境自我净化的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平衡被破坏，物质变换裂缝日趋扩大。

（三）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导致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反生态的现实力量。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被资本控制和支配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生产追逐剩余价值的根本目的驱使其对自然资源展开近乎无限度的掠夺。当资本主义生产掠夺自然资源超过了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时，人与自然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出现生态危机。这一过程具体展开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生态破坏、劳动异化带动自然异化、消费异化加重生态异化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得出的必然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生态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必定使其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带有明显的目的性与计划性。有趣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呈现出鲜明的无政府状态，出现了“大量生产——大量商品——大量废弃”的奇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创造丰富商品的同时，却没有给予劳动者足够的支付能力来购买商品，“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造成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支付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张性对自然力的恢复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资本家来说，让资本增值是其首要目的，一切能够利用的自然要素都尽可能地送到资本增殖的“生产线”上去，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并不是资本家们所关心的要务。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

劳动异化带动自然异化。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劳动发生了异化。劳动者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从事受资本家意志所支配的劳动，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赚取利润这个唯一目的，将自己劳动本身所具有的目的性、創造性、多样性加以限制甚至扼杀，使得人变为资本的奴隶。正如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将劳动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苦役，把劳动者仅仅看成生产财富的手段，将他们变成劳动技能单一片面发展、精神空虚的人。”劳动的异化使得自然也相应地异化。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不同的阶级在面对自然时的地位是绝不相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由资产阶级牢牢把控，无产阶级作为被剥削阶级是不占有自然界的。自然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生产资料的提供场所，与工人一样被资本家视为谋求剩余价值的工具。资产阶级对自然资源不加节制地掠夺侵占，不仅没有使自然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而且还导致部分不可再生资源逐渐枯竭。

消费异化加重生态异化。劳动异化在带动自然异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消费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劳动异化为消费异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劳动者为了补偿其在劳动中所感受的压力、乏味以及不自由，通常会在闲暇时刻通过消费来释放生理与心理上的压力。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说正中资本下怀，既迎合了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刺激社会生产，为资本进一步掠夺自然资源提供合理借口，又为劳动者提供了虚假补偿，满足其因劳动异化而扭曲产生的对自我释放的渴望。在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社会生产大于社会消费的矛盾，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解决是通过强行破坏消费品使得生产和消费达到新的平衡来完成的。因此，消费异化加重生态异化是必然的结果。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当代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出现了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数字化等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新特征，既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以大机器生产为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二战之后的二十年以“福特制”为代表的“福特主义”。虽然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变化，但是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的频繁爆发表明，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固有矛盾并没有变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具有跨时代的价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通过把握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剖析，认识到资本与生态的对立，从而对资本进行理性的支配，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通过把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析，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物质平衡，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恢复平衡；通过把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成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一）对资本进行理性的支配，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对资本进行理性的支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要求。资本逻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转，服务其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两极分化、阶级对立、人变成资本的奴隶、资本对于自然的占有等不利后果。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性批判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存在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颠覆。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资本逻辑要有清晰的认识，合理区分资本的生产要素方面与生产关系方面，发挥资本的有利一面，控制其不利一面，对资本进行理性的支配。

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是资本逻辑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是人本逻辑。所谓人本逻辑，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的逻辑。以人本逻辑为主导，对资本进行理性的支配。在生产目的方面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为根本目的。在价值追求方面，以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出发点，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追求。在人本逻辑下，对资本理性的支配将使得资本不再是破壞生态环境的推手，而变为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动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一面，因地制宜地发掘利用生态资源，发展生态农业，将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起来，在为人民提供绿色食品等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同时加大环境保护投资，保证广大人民群众有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使得资本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恢复平衡

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社会财富，而不是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劳动的成果由劳动者享有，这意味着科学技术的运用可以更加注重社会的需求和人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追求资本增值的最大化，这为工业生态化提供了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在马克思写下这段文字时，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运用还服务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帮助资本更有效率地开发和掠夺自然。直到数百年后的今天，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科学技术仍在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整个过程中起着客观助推作用，资本获得越多利润，自然受到破坏的程度就越严重。当受损的自然环境成为资本增值的绊脚石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寄托于科学技术能够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与减少污染排放，以降低环境破坏对资本增值的不利影响。可惜一切皆为虚妄，自然环境依旧在恶化。问题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科学技术的应用方式，只要科学技术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服务于资本增值的目的，那么结果只能是自然被掠夺与破坏程度的加深。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科学技术不再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而能成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恢复平衡的重要推动力。利用科学技术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废物加以循环利用，使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废物转化为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如此循环利用可以节约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利用科学技术对部分消费废物的循环再利用可以改善土壤肥力，在促进农产品增产的同时，减少化肥投入，降低农产品的污染。对生产废物和消费废物的循环利用，在保护自然的同时使广大劳动者享受低价商品，促进经济和生态的良性交互发展，有利于推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恢复平衡。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城市与乡村逐渐分离乃至产生对立。原本可以对农村土地肥力进行补偿的人类排泄物，因为农村人口的减少而减少，无法弥补农业生产对农村土地肥力的消耗，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的物质变换。因此，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是消除城市与乡村之间对立，进而解决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失衡的手段。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合作社经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绿水青山转化为绿色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依托农村区域优势生产特色农产品，发展生态旅游经济模式，使农村向城市人口流动数值恢复至合理区间，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致富，如此，农业生产所耗费的土地肥力可以得到必要补偿，进而推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恢复平衡。

（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框架内，资本与生态之间具有无法弥合的裂缝。资本将树木、矿产、土地、动物等自然资源视为可以直接买卖或者进一步加工的商品。生产与消费所产生的大量废物被不加节制、未经处理地排放到自然中去，其排放量远超自然的自我净化能力，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在人与人“和解”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使得“两个和解”成为可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两个和解”的创新和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充分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缺陷，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既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向“两个和解”这个最终目标迈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石。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全球化的特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期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本过剩问题，其国内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的污染已经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为了使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发展，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将目光投向广大亚非拉国家，通过资本的对外扩张，缓和国内的生态矛盾，将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生态问题推至全球，引发全球性生态危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资本的现实力量，不会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也只有采用消极应对的方法，拖延人与自然矛盾的爆发，继续用生态资源换取经济增长。反观我国，虽然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在取得辉煌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十分沉重的生态代价，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来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态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规约和驾驭资本与市场经济提供了保证，不仅在技术层面上使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在总体上可控，而且在战略层面上使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协调推进”。加快绿色发展方式转型就是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中国所面临的现实生态问题，结合中国自身制度优势进行深刻思考的结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摒弃以往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用加快绿色发展方式转型的办法来引导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促使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树立生态消费观的现实力量。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社会总商品数量的增加，由此进一步激发了劳动者的消费需要，通过劳动者对商品的消费，促进社會生产的扩大，从而使自然资源消耗量增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利润，完成资本增值的目标，会利用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想方设法制造虚假消费需求，宣扬异化消费观，刺激劳动者消费。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虽然资本主义已经过数百年发展，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观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异化消费观并无二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依旧闪耀着科学的光芒，穿越历史的长河，给当代人以启示。要警惕资本主义异化消费观，明了“被资产阶级‘操纵和‘生产出来的各种琳琅满目、层出不穷的虚假消费需求，最终都将转嫁到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夺以及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上”。明了过度的消费会刺激社会生产对生态资源的需要，加剧自然环境恶化，加重生态系统自我净化的负担，不足的消费又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要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弘扬正确的生态消费观，使社会总消费水平同生态系统物质资源生产与再生产的水平相适应。要将社会经济发展同生态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合理利用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者系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正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