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念，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价值遵循和实践范式。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将良好生态环境蕴含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是践行“两山”理论的重要举措，是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时代诉求。贵州是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任务艰巨、使命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贵州发展，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指出，优良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和竞争优势，并勉励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探索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和机制，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一、“两山”理论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科学指引

（一）“两山”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内在逻辑

1.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浙江省安吉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和阐述这一理念，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立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突破了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之间的两难困境，指明绿水青山是实现金山银山的基础和归宿，金山银山是绿水青山长久保持的物质保障，深刻揭示了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既是科学的生态理念，也是科学的经济发展理念和社会发展理念，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价值遵循和实践范式。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关键在于深刻领悟“两山”理念的核心要义，推动生产力的绿色变革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让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经济优势。

2.为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两山”理论深刻指出，生态要素可以成为生产要素，生态优势可以转化为发展优势，生态财富可以转变为经济财富。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着力增加生态产品供给，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构建生态经济体系，把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可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提供更多动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高水平环境保护内化为社会财富的内生变量和实现目标，生动而明确地阐述了自然生态环境也是社会财富，强调了社會财富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现代化建设的深邃思考，为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实践路径。

（二）践行“两山”理论的主抓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产品是以生态系统功能为基础，由自然力和人类劳动共同作用形成，满足人们多层次需求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生态产品是绿水青山在实践中的代名词和可操作的抓手，增加生态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可带动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投资，发展生态经济，从而为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提供增长极和动力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指在确保生态环境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将良好生态环境蕴含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促进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前瞻性指引价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本质是“两山”转化路径，即通过社会化生产和社会交换，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关键在于促进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当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时，绿水青山就成了金山银山。

二、贵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2017年被列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省，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和机制方面开展了深入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一是大力发展体现生态环境优势的山地特色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如辣椒、李子、刺梨、蓝莓种植面积全国第一，茶叶、蔬菜、食用菌、火龙果等产业规模进入全国第一梯队。二是生态利用型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2022年贵州十大工业产业中，环境敏感型产业如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航空航天及装备制造、健康医药等产业总产值分别占工业总产值的13%、9.86%、7.88%，良好生态环境为贵州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后发优势正逐步凸显。三是立足于自身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统筹推进旅游产业化与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生态旅游产业实现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和水利风景区等保护地为载体的多类型的生态旅游体系，以及山水风光、民俗风情、避暑养生、休闲度假等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体系。

（二）构建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平台

一是构建生态物质产品市场化交易平台。2022年，遵义中国辣椒城市场交易总量47万吨，交易总额122亿元，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辣椒专业批发市场之一。贵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薏仁米加工聚集区和产品贸易集散地，全国最大的太子参交易中心，太子参、金钗石斛、山银花等一批道地药材初具全国定价权。二是建立生态权益产品市场化交易平台，推进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等交易。贵州生态权益产品市场化交易平台包括生态产品的定价中心、交易中心、数据中心、结算中心。通过交易解决生态产品的流动性，有力推进了“两山”转换。

（三）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一是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为明确生态产品的经营开发主体权责、市场化交易、抵押融资及生态保护补偿等提供最基本规则，奠定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重要前提。二是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和方法，初步构建贵州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在试点县（市）开展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为下一步扩大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范围和推进核算常态化奠定基础。三是探索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在落实生态保护权责、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贵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生态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贵州喀斯特地貌广布，生态极为脆弱，破坏易，修复难，生物多样性易受损，推进石漠化和水土流失等生态治理任务仍然艰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任务仍然繁重，迫切需要创新生态治理思路和方法路径，持续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有待优化

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方面，面临深加工业总体规模偏小、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不高的瓶颈制约。在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方面，现有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多数体现在物质类生态产品和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上，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只有部分进入市场买卖，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权益有待进入交易市场。同时，生态产品交易社会参与程度有待提高，市场交易体系有待健全。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有偿使用和交易框架初步建立，但仍面临强化技术方法理论支撑、健全配套制度等难点。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有待完善

一是完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和考核。近年来，贵州开展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试点，但仍需完善核算制度体系，以及探索核算成果运用，发挥考核评价指挥棒作用等。二是多元化的生态服务付费主体不足。现实中生态服务的付费主体补偿方式相对单一，补偿综合效力尚未充分发挥。要有效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必须动员更多组织和个人参与生态服务付费。

（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有待提升

一是绿色金融支持仍需提升。生态环境项目能够产生巨大的环境效益，但项目本身大多具有公益性质，不仅投入资金较大、回报周期较长，还面临着收益率较低、融资较难等困境。二是科技创新和支撑能力需进一步强化。近年来，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日益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加强生态产品的智慧监测、信息统计、智慧评价、数值核算、平台交易等先进数字技术的应用，对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重要意义。与数字化智能化的要求相比，当前还存在数字支撑不足的问题，生态产业数字化转型亟须加快推进。此外，生态产品价值数字化保障机制尚不健全，例如缺乏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支撑，以及相关财税金融等激励政策尚需完善。

四、贵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一）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自然资本的“保护”逻辑是应有之义。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發展”，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重大生态工程，科学推进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不断厚植生态优势，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是按照“宜林则林、宜草则草、林草融合”的原则，科学安排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人工种草、草原改良等工程，统筹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进一步将石漠化治理与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鼓励和引导将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权益挂钩，积极引导农民参与流域生态产品经营开发并确保其利益，让石漠化治理成果更直接地惠及人民群众。二是持续推进赤水河、乌江、清水江等流域生态修复，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三是加强自然保护地建设。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设置科学、规划合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特色明显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四是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各阶段各环节全过程，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多元价值，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升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深入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大力提升生态产品附加值

1.深入推进产业生态化

大力发展环境敏感型产业，努力打造全国知名的生态产业名片。依托空气清新、水质清洁、气候适宜等生态优势和自身优良生态禀赋，拓展延伸工业产品产业链和价值链，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医药、电子、光学光器件、精密仪器等对环境质量要求比较高的产业，完善相关配套设施，谋划布局打造大数据、光学仪器、医药、康养等环境敏感型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进一步转变为竞争优势和产业优势。

2.深入推进生态产业化

一是提升生态农业溢价效应，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生态农业，提高重要农产品市场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以市场溢价提高产业附加值。首先，加强引进先进农业技术，特别是要提高林下作物、中药材等农产品科技含量，大力提高具有本地优势的农业特色产业附加值。例如，充分发挥道地中药材和自然环境优势，构建中医药全产业链体系，着力提升中药精深加工能力，按照“中药+文化”“中药+教育”“中药+康养”“中药+观光”的产业模式，实现集中药材种植、科研、教学、观赏为一体的中医药产业融合发展。再如，大力推进竹纤维高值化利用，加快推动高强高耐竹基新材料、竹纤维复合材料、可降解竹生物质制品等领域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产业附加值，推动贵州从竹资源大省向竹产业强省转变。其次，建立和规范生态产品认证评价标准，为贵州生态产品溢价提供有力支撑。再次，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打造具有贵州特色的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大力提升生态产品附加值。最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等各种方式，推进和发展农业碳汇产业，不断增强农业生态功能，通过碳标签、碳交易等途径助推实现农业生态功能价值。

二是完善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完善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的综合管理平台功能，重点拓展供需对接渠道、搭建沟通桥梁等方面，通过提供有效供需对接解决方案，推进线上线下两个服务渠道高效互动的供需高效对接平台建设，让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便捷的渠道和方式开展交易。深化单株碳汇项目，鼓励企业、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探索开展重点排放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污染生态补偿试点。探索建立“生态银行”体系，通过市场化交易，对需集中保护开发的耕地、园地、林地、湿地以及可供集中经营的村落、集镇、闲置农村宅基地、闲置农房、集体资产等碎片化的生态资源进行规模化收储、专业化整合、规范化管理、专业化评估、生态改造、增量升级，形成优质生态资产，积极引导农民参与生态产品经营开发，协同推动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和广大农民增收致富。

三是丰富生态产品交易品种。多层次多领域构建森林、农业、草原、水域等生态资源的碳汇市场。首先，大力开发农业碳汇。以茶园碳汇开发为例，贵州茶葉种植面积居全国前列，茶园碳汇由植被碳汇和土壤碳汇构成，每平方米茶园单位碳储量达13.38公斤，高于森林和草原，碳汇作用突出，种茶相当于造林和再造林，碳汇潜力巨大。其次，立足贵州生态环境特点，开发岩溶碳汇 和水土保持碳汇。贵州喀斯特地貌岩溶分布范围广泛，形态类型齐全，地域分异明显，构成了特殊的岩溶生态系统，同时，贵州省降雨量丰富，提高了岩溶水的溶蚀能力，以致溶解无机碳含量不断升高，其碳酸盐饱和指数也逐渐增加，增加了岩溶碳汇通量。贵州虽只占全国1.8%的陆地面积，却贡献了中国5.4%的碳酸盐岩风化碳汇，对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碳酸盐岩风化碳汇是贵州推进碳增汇的重要抓手，通过把岩溶碳汇变成“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可持续”的产品，参与到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中，可有力汇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势能。水土保持是提升陆地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的重要途径，要从水土保持碳汇能力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入手，探索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和路径。

（三）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1.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评价与考核机制

在国家《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和贵州省地方标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DB52／T1608—2021）基础上，总结梳理贵州近几年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试点工作成果经验，推进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范围以及推进核算常态化，逐步实施对贵州省、市、县三级全覆盖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进一步推进“绿水青山”价值可量化。探索GEP核算“进规划、进考核、进项目”的政策应用，如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纳入区域发展规划，作为政府决策的核心指标，同时纳入领导干部工作考核，以绿色考核倒逼生态转化。实施经济发展与生态产品总值“双考核”，将之作为官员考核和离任审计的重要指标，发挥“绿色指挥棒”的约束作用。

2.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护补偿制度体系

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进一步深化生态保护补偿改革，加快建设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健全排污权、碳排放权、水权、林权等市场化交易机制，加快实现分类补偿与综合补偿统筹、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并重、激励与约束协同。首先，完善生态系统监测体系，为生态保护补偿提供科学精准的监测数据。其次，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探索“碳汇+生态司法（林业行政处罚执行）”，统一规范全省生态司法碳汇计量标准和方法，完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和定价赔偿机制。再次，完善赤水河等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科学测算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保护区与受益区生态产品价值权衡补偿标准。最后，加大生态产品宣传推介力度，对社会公众、团体以及企业公益性购买碳汇实行免税政策，探索开展火电企业排放二氧化碳与森林碳汇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引导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其他自愿减排企业购买林业碳汇，履行义务减排等社会责任。

（四）健全绿色金融支持体系，赋能“两山”转换

创新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金融支撑，不断完善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等金融工具，使生态资源真正实现生态价值，变为生态资本。一是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创新和丰富类似“林下贷”“林权抵押贷”“古屋贷”等多种形式的绿色金融产品，参与林业碳票存储、流转、融资，依法合规设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专项基金，持续提升碳金融专业服务能力。二是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乡村建设绿色金融产品创新，适时推出长期限、低利率贷款。探索使用农村碳汇收益作为还款来源、碳排放权作为权益担保的可行性金融模式，加快推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三是创新绿色金融保险服务，建立涵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农林产品收益保险、绿色产品质量安全保险等绿色保险险种。四是探索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EOD），将生态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使生态环保治理价值内部化，实现项目整体收益自平衡，重点解决公益类、纯政府付费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总体投入不足的问题。五是推进生态信用体系建设，完善生态信用评价正负面清单和生态信用积分计量办法，探索将生态信用评定结果作为贷款额度、利率等金融优惠政策的参考依据。

（五）探索发挥数字技术助推作用

依托贵州大数据产业，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各环节赋能。一是加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数字化。综合运用智慧模型与技术方法核算生态产品价值，逐步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智能化。二是深化生态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在生态产业、生态经济体系中的贡献率，提升生态经济数字化水平。三是赋能生态产品经营开发。对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可充分发挥数字电商平台的资源和渠道优势，实现与消费市场的直接对接，创新互联网传播手段，加强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培育和保护。对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可搭建数字交易市场和平台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对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可以通过加大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提升文化服务价值，实现更大经济效益。比如利用数字技术盘活各种文化资源，丰富文化服务的供给；通过反映地方传统文化、自然风景、地域风貌的优秀短视频创作，催生文化服务新内容；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互动投影等技术开发文化旅游新场景，积极拓展生态文旅数字化发展模式，增强文化服务新体验；挖掘生态产品的文化资源，打造数字内容产业链，培育数字文创产业。

（作者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陈文兰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