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阳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长沙 410081)

期刊,又称为杂志,具体是指“定期或不定期成册连续出版的印刷品,有固定名称,以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出版,每期版式基本相同。是记录与报道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活动与发展的工具,是传播和交流科学文化成就的手段之一”。[1]269-270期刊在近代中国的出现,“是与西方国家的入侵和我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时开始的”。[2]10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媒介,期刊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本土化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多门类的期刊类型。其中,外交期刊是一个重要分支。所谓外交期刊,其宗旨和刊载内容应与外交密切相关,以研究外交问题为中心。1902年1月4日,张元济、蔡元培在上海创办《外交报》,它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外交期刊,“也是我国研究国际问题的最早刊物”。[3]124民国建立后,在客观形势的影响下,外交期刊纷纷创刊,在中国近代期刊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关于清末民国的外交期刊,学术界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纵观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学者们多集中于个案考察,如《外交报》《国民外交杂志》《外交评论》等,尚无学者从宏观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在诸多方面还可进一步深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https://www.cnbksy.com)为依托,从整体角度考察清末民国创办的外交期刊,考察其出版缘起,分析其基本样态,挖掘其出版价值,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

一、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出版缘起

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创办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族危机的刺激

有学者指出:“中文期刊的产生、发展以及曾经的波折不是孤立的,都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乃至消亡,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4]2清末民国的外交期刊也不例外,它们的创刊与列强的侵略息息相关。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此情形下,中国人民通过“排外”方式来抵抗列强侵略。所谓“排外”,“实际上就是争取独立的爱国精神”。[5]86但他们的排外充满了盲目性,不仅没有达到救亡目的,反而进一步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吾国言排外数十年,撤藩、割地、偿兵费、租界、势力圈,主权尽失,而转为世界诟病,皆排外之效”。[6]2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张元济、蔡元培等人创办《外交报》,另辟救国途径:“各国多有外交专门报,我乃无之。欲以鉴覆辙于前车,资识途于老马,其道无由。同人戚焉,举我国对外之事实与各国所以对我之现状之隐情,暨其国立法、行政之迹,凡足资借镜者,博访而广译之,以为此报。”[6]2

进入民国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日本的不断侵华,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并引起了国人对国际问题和中日外交的关注。对此,时人曾指出:“‘五四’时代国人之兴趣似侧重于哲学与文学。‘北伐’前后,国人之兴趣渐移向于社会学与经济学。‘九一八’后,国际外交学似已引起一般人之注意。”[7]31在国难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如何抵抗日本侵略,挽救危亡,成为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诸多外交期刊应运而生。例如,《革命外交周刊》原名《中东路周刊》,其之所以改版,是因为该刊“关于日本对华侵略问题,尤其日本满蒙政策的文字,几乎比研究中东路交涉或对俄外交的文字还要多”。[8]2这使编者认识到“中国现时外交问题的重心不见得是在俄国,而别有所在”。[8]2再如,《抗争:外交评论》是基于对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妥协退让和采取秘密外交的不满而办,编者期望通过发行此刊,“注意于国际舆论之向背,及此次外交交涉所应取之途径及其步骤,虽自愧不能荷枪实弹,随十九路军士之后,驰驱疆场,然亦自信十九路军之战绩,将藉本刊之力,而发挥其精神于国际坛玷,或中日交涉樽俎之间也”。[9]4

(二)研究团体的成立

民国时期,外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再加上其事关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一批以研究外交问题为中心的团体应运而生。

1929年,阎宝航、杜重远等人在辽宁组织“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后改称“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并“定为永久机关”。[10]该团体“以国民外交之方法,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11]48为宗旨,主要工作包括“注意民众及国际宣传;研究对抗外人侵略政策;督促当局以求外交胜利;严防及检举卖国汉奸;促进国民外交教育。”[11]48为推动对日外交研究,该团体先后创办了《国民外交周报》和《国民外交(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张学良的支持下,王卓然组织了“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专事调查日本人在东北之暴行及有关外交资料”。[12]21-22为了“发展国民外交常识,鼓励民众研究外交兴味,暨讨论外交方策起见”[13]6,该团体聘请外交专家,组成外交月报社,创办了专门外交刊物《外交月刊》。1932年3月,以国民政府的一些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为首,在洛阳组织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14]159该团体“以研究外交维护国权为宗旨”,主要工作有“(1)研究外交学术及对外方针;(2)宣传外交常识以期唤起民众;(3)促进各民族友谊并侦访列强对华政策;(4)发行特刊月刊日刊及各种外交丛书。”[14]159为促进外交问题的研究,该会于同年9月创办了《国民外交杂志(南京)》。1938年9月17日,黄正铭、周子亚、张道行等人组织“外交问题研究会”。该会“以分析国际情势,探讨各国外交政策,及提供政府外交意见为宗旨”[15]108,为使其真正发挥研究外交的作用,该会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外交研究》[16]88。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团体,以研究外交问题为中心,为公布和交流研究成果,纷纷创办自己的刊物。可以说,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外交期刊的创立和发展成为可能。

(三)官方的支持

外交是政府主导的代表国家而开展的各种对外活动。由于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外交不仅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救国途径,还将其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历届政府为了辅助对外决策并为对外交涉活动提供舆论和后盾支持,对外交期刊的创办和发展予以了大力支持。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官方自办外交期刊。北京政府时期,外交总长颜惠庆于1921年在外交部下设立条约司,由钱泰任司长[17],主要职掌是:“订立、修改、解释、收藏条约;翻译、编纂法律和外交书籍”。[18]338该机构成立后,基于“现在各国外交,多趋向公开主义,吾国国民亦咸知注意,亟应顺应世界潮流,增进国民外交常识”[19]的情形,于当年七月发行了《外交公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在外交部下设情报司,其负责的主要事项之一是“编行出版物”[20]126。由其负责发行的刊物主要有《外交部半月刊》和《外交部周报》。此外,还包括外交部总务处文书科发行的《外交部公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辑发行的《革命外交周刊》以及外交部《外部周刊》编辑委员会发行的《外部周刊》[21]47。

第二,支持刊物发展。例如,国民政府外交部创办《外部周刊》,期望依靠其加强外交部本部和驻外使领馆之间的联系。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深感该刊功用重大,于1934年7月21日下令“充实周刊内容,同时派定了七位编辑委员,组成编辑委员会,共同负责编辑”。[22]1

第三,支持团体创办刊物。1938年1月,为“辅翊政府,倡导国民外交”[23]1,在国民党官方的组织下,在汉口成立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该会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团体组织,许多国民党员在其中担任要职,如“陈立夫、邵力子、叶楚伧、吕超为主席,陈真如为常务主席,王礼锡、胡秋原、钟可托等为常务理事,温广彝任总干事”。[24]1总会成立后,依靠政府关系,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共组织分会74处[24]63。在官方的支持下,总会及分会先后创办了多种外交刊物,主要有《外交季刊》《国民外交月报》《国民外交》《国民外交导报》以及《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会员通讯》等。

二、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基本样态

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笔者以“外交”为关键词,共获得30个检索结果。经过梳理和统计,属于近代外交期刊范畴的共有27种。需要说明的是,受多种主客观因素影响,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对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收录并不完整,但其作为国内目前比较权威的数据库,收录的外交期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反映了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发展情况。有鉴于此,笔者以这27种外交期刊为样本数据,对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出版发行进行具体分析(出版概况详见表1)。

表1 清末民国外交期刊出版概况一览表

(一)创刊时间分析

近代中国最早的外交期刊是1902年1月4日张元济、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的《外交报》,它的创刊开启了近代中国外交期刊发展的新历史。由表1可知,除去创刊时间不详的《国民外交杂志(北平)》外,1900—1909年间创刊1种,占比约3.8%;1910—1919年间创刊0种,占比为0%;1920—1929年间创刊7种,占比约26.9%;1930—1939年间创刊11种,占比为42.3%;1940—1949年间创刊7种,占比约26.9%。总体来看,在清末十年以及民国前七年,外交期刊的创刊还处于萌芽期,创刊数较少。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外交期刊的创刊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期,创刊数有所增多。从30年代开始,外交期刊的创刊持续发展,进入到一个高潮期,创刊数量进一步增加。进入40年代后,受抗战局势影响,创刊数量虽有所下降,但还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二)出版地点分析

在统计的27种清末民国外交期刊中,均有明确的出版地点。但1932年创办的《外交评论》先后在南京、上海出版,故出版地各计一次。根据表1中的“出版地点”一列统计,以南京、北京、重庆3地最多,外交期刊出版数量分别为11种、6种、4种,占比分别为40.7%、22.2%、14.8%。其次为上海,共出版3种,占比约11.1%。最后为沈阳和纽约,出版数量均为2种,占比均为7.4%。总体来看,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出版地主要集中在南京、北京和重庆等首都或陪都城市,这些地方曾先后作为政府的所在地,一度是著名的政治中心。而外交活动由政府主导,与政府息息相关,且外交期刊的一部分作者也来源于政府机关,因而外交期刊多以政治中心作为首选出版地。此外,上海、沈阳和纽约等地也有一定数量外交期刊的出版,则与创刊者的所在地密切相关。

(三)编辑出版单位分析

根据表1“编辑、出版单位”一列统计,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编辑出版主体可分为政府机关、组织/团体、报纸/期刊/出版社等三大类。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外交期刊的编辑出版主体相同,一些期刊的编辑出版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主体,还有一些期刊的编辑出版主体前后发生过变化。对于后两类情况,虽然编辑出版主体不同或前后发生过变化,但主体性质完全相同,故对统计结果没有影响,在统计时均记作一次。经统计发现,由政府机关编辑出版的外交期刊有7种,占比约25.9%。由组织/团体编辑出版的外交期刊有9种,占比约33.3%。由报纸/期刊/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外交期刊有11种,占比约40.7%。总体来看,报纸/期刊/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外交期刊最多,其次为组织/团体,最后为政府机关。

(四)出版周期分析

根据表1“出版周期”一列可知,清末民国的外交期刊在周期上呈现出多种类型。除去固定周期、不定期和周期不详的外交期刊外,《外交部公报》和《中外评论(南京1929)》在创刊后,出版周期均发生过变化。为方便统计,这两种期刊在统计时以创刊时的出版周期为准。经统计发现,月刊有10种,占比约37%;周刊有7种,占比约25.9%;旬刊、半月刊、季刊、出版周期不详的均有2种,占比均为约7.4%;双月刊和出版周期不定的均有1种,占比均为约3.7%。总体来看,清末民国的外交期刊的出版周期以月刊和周刊为主,两者共计17种,占比约为63%。其次为旬刊、半月刊和季刊,共计6种,占比约22.2%。双月出版者最少,仅有1种。

三、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出版价值

清末民国的外交期刊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记录了近代中国爱国外交学人的外交救国主张,见证了近代中国跌宕起伏的艰难对外交涉历程。作为不同群体之间沟通交流的媒介桥梁,它们的创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展现了近代爱国学人的救亡情怀

近代中国的外交期刊诞生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从创刊之日起,它们就肩负起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作为一种信息传播载体,它们为近代爱国学人探索救亡途径,研讨救亡策略,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充分展现了他们救国救民的高尚情怀。

这一方面体现在它们的发刊词中,如在《外交报》发刊词中,张元济提出了“文明排外”救亡说。所谓“文明排外”,主要指的是运用国际公认的外交准则为武器,充分动员国民,从而达到抵御外侮、实现民族自救的目的。为了救亡,张元济还发出呼吁:“当世君子,诚欲审国势,诇外请,出文明手段,以尽排外之天责,于吾此报,当不无涓壤之助。”[6]2在《国民外交杂志(南京)》发刊辞中,刘芙若也呼吁:“仍望各界同志,常赐教诲,俾少的救国良果。盖国民出而问外交,犹之国主亲征也。成则存,败则亡,不啻为最后之一举,海内贤豪,孰飞国民,各以国民资格,为国民乡导,良好结果,可断言者。故不仅望口舌笔墨之指教,并望负物望有能力者,同加入本会,一致救国。而救国,即以自救。”[11]3

另一方面,体现在这些外交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益严重,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外交期刊开辟专栏,征求稿件,共商救亡大计。如《抗争:外交评论》编者发出启事:“于此民族国家命运阽危之际,发抒伟论,以挽汪澜,亦匹夫应尽之责,本刊既站在民族国家之利益而言,对诸君子所贡献之救亡大计,自当尽量为之披露。”[25]在这一号召下,诸多外交学人纷纷撰稿,阐述他们的救国方案。有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国民外交周报》刊载的《国民实地救国方策》,《抗争:外交评论》刊载的《我国民应否负救国之责任乎?》《国难与救国运动》《时局的症结与救亡的对策》《“共赴国难”》,《外交月报》刊载的《提高国民智识为今日中国救亡之惟一良策》《国难外交管见》,《国民外交杂志(南京)》刊载的《互爱救国意见》《爱国心为救国第一要素》《救亡图存应采行之经济政策》《全国团结御侮要澈底做去方能救亡》《国难期间学人尤当负责》《国难严重对外对内之检讨》以及《国民外交月报》刊载的《华侨社会:航空救国,航空保国,航空建国》。

总体而言,无论是外交期刊的发刊词,还是它们所刊载的救亡主题文章,都记录了爱国学人要求挽救国难的共同主张,充分展现了他们爱国救亡的高尚情怀。

(二)向国民传播和普及外交常识

国民外交常识的缺乏是近代中国外交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近代中国外交学人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向国民传播和普及外交常识,而外交期刊正是重要的传播媒介和平台。

诸多外交期刊在创刊时就明确提出其宗旨和目标是向国民普及外交常识。如《国民外交杂志(北京)》在创刊时声明:“鉴于国民外交知识之幼稚,不得不将待解决之外交问题,胪陈事实与法理,并绍介东西各国之外交时事,以促国民外交知识之发展。此本杂志第二任务也。”[26]3《中外评论(南京1929)》在发行时指出:“国民外交的第一步,在使国民瞭解外交究为何物。故本刊第二目标,在普及外交常识,俾真真的国民外交得以实现,而已往的覆辙不致复蹈”。[27]1《国民外交杂志(南京)》在创办时也指出:“本会所引为重大责任与紧要目的,在以外交知识,输入国民脑海,发展国民特性,以与世界进化趋势相应。”[11]2《外交研究》编者在发刊词中依然提出:“所以本刊第一使命,即在于普及国民外交常识,阐述我国外交政策,及促进学术界对于外交问题的研究兴趣。”[28]1

为更好传播和普及外交常识,外交期刊还开设专栏。如《国民外交杂志(北京)》的“中外各国外交时事”栏目、《抗战:外交评论》的“外交大事记”栏目、《外交月报》的“记事”栏目、《外交周报》的“国际时事”栏目以及《外交研究》的“国际大事日志”栏目均属同一性质,它们为国民了解国内外外交大事,增长外交见闻提供了重要窗口。再如,《国民外交(沈阳)》的“演讲录”栏目和《外交部半月刊》的“佚事”栏目也是为传播和普及外交常识而设,前者收录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会员的演讲稿六篇,后者收录外交佚事两篇,这些文章均以通俗易懂和富有趣味性的文字向读者介绍了有关外交的基本知识。另外,《外交评论》的“书报介绍与批评”栏目和《外交研究》的“书评”“外交人物志”栏目,选取国内外的重要外交人物和外交论著,加以介绍和评论,以供读者参考。

此外,部分外交期刊针对补充国民外交知识的需要,还专门刊载了适合一般国民参考阅读的外交著述。以《外交评论》为例,该刊聘请了一批外交专家和大学学者,他们将自己所学的专业外交知识撰写成通俗易懂的评论著述向大众传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吴颂皋的《外交之基本原则》《论外交政策》《论国外情报》、汤中的《论文化外交》、袁道丰的《辟弱国无外交说》、楼桐孙的《宪法上之外交权》、周还的《如何刷新外交阵容》以及徐公肃的《外交阵容有整饬之必要》等。另外,他们还翻译了外人的英文著述,以便国人及时了解外人对于中国外交问题的看法。

为扩大传播和普及效果,一些外交期刊的主办者还在全国多座城市设立经销处和代销处,或向政府机关、学术团体、大学院校、报馆、出版社等免费赠阅,或降低价格扩大对外销售,或将刊物寄往日本和欧美各大学。

以上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外交知识在国民中的普及,加深了他们对近代外交的认识和了解。

(三)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开展

清末民国的外交期刊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从创刊时起,创办者就将其定性为学术刊物,并以研究外交问题为重要目标。如《外交月报》编者在《本报稿例》中阐明:“本刊以记载国际情报,阐明国际法理,研究国际条约,讨论外交政策,考证外交史实,便利外交研究为主旨。”[29]《国民外交月报》发刊词中指出:“国民外交月报,其内容是探讨抗战建国,战后世界和平及华侨诸问题,并对总理遗教做特殊之研究与介绍。”[30]2《外交研究》编者亦表示:“本刊的性质,也纯粹是一种研究性质的专门刊物,所以我们对于任何问题,毫无成见,就是观点不同的文章,只要是学理的研究,我们也可以同时刊出,以存其真。见仁见智,是在读者。”[28]1在这样的性质和宗旨下,外交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为当时的外交学人提供了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外交期刊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外交期刊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保存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从官方主办的刊物来看,北京政府外交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先后创办的《外交公报》和《外交部公报》可以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史料库”。前者分法令、政务、条约、专件、考镜、译丛、附录等栏目,刊载了外交部制定的章程规则、与各国签订的条约和国际公约、国际重大会议的报告、与驻外使馆的往来函电以及有关国际外交事件与政治动态的讨论等。后者分文书、命令、报告、附录、统计、法规、特载等栏目,刊载了外交部的规章制度、驻外领事馆的报告、涉外法律规则、中外重大案件交涉的往来照会、中外双边及多边条约以及政府的对外宣言和声明等。从民间主办的刊物来看,诸多外交期刊都设置了专栏,如《外交报》的“文牍”和“要电汇录”栏目、《外事评论》的“佥载”栏目、《外交评论》的“外交文件”栏目、《外交月报》的“公文与条约”栏目、《国民外交杂志(南京)》的“史料”栏目、《外交研究》的“外交资料”栏目、《国民外交月报》的“外交史料”栏目以及《国民外交》的“资料”和“外交文献”栏目均刊载了大量重要的外交文献资料。

其二,外交期刊为外交学人提供了交流平台。近代中国的外交期刊大都开辟了学术研究专栏,如《外交报》《外事评论》《国民外交杂志(北京)》《外交月报》《国民外交杂志(南京)》的“论说”栏目、《外交评论》的“论著”栏目、《外交周报》的“专论”栏目以及《外交研究》的“专著”栏目等。这些栏目均为外交期刊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刊载了国内外交学人有关外交理论、外交实际问题的研究论著,为他们相互交流、相互探讨、相互学习提供了重要平台。在他们的交流探讨中,又扩大了学术的影响,促进了学术的成长,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清末民国的外交期刊是近代中国期刊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期刊不但栏目众多,范围广阔,涉及与近代外交相关的方方面面,而且在办刊方式上多种多样,别出心裁,并适应了社会精英、人民大众等不同阶级和不同学历层次读者的需求。它们的创办发行,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展现了近代爱国学人的救亡情怀,向国民传播和普及了外交知识,而且还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虽然这些外交期刊在清末民国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也还存在着办刊经费不足、刊物寿命较短以及刊物名称重复等不足之处。尽管如此,它们在清末民国期刊创办和出版发展历史上仍然扮演者重要角色,依然具有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