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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典论·论文》与陆机《文赋》文体观之比较

2024-03-18吴子瑜

艺术科技 2024年4期
关键词:文赋文学理论论文

摘要:目的:文章探究曹丕《典论·论文》与陆机《文赋》文体观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而探讨二者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意义。方法:将魏晋南北朝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著作,即曹丕的《典论·论文》与陆机的《文赋》进行对比性研究,并从文体学角度出发对《典论·论文》与《文赋》的文体观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探讨研究。文章首先简要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特的社会政治形势下的文体学背景;其次,进一步探究《典论·论文》与《文赋》文体观的相似之处,通过文学与“本同”、作家与“偏才”、文章与“体性”三个方面分别阐释;再次,对曹丕的《典论·论文》与陆机《文赋》文体观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主要通过文体类别、文学功用以及写作技巧三个角度进行对比探讨;最后,通过比较分析两篇文章的异同点,指出二者在文体学史上的意义。结果:曹丕的《典论·论文》与陆机的《文赋》在作家、文本体裁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文体类别、文学功用以及写作技巧方面有一定的差异性,二者在魏晋南北朝文体学发展史上可谓承前启后的关系,标志着文体学意识的觉醒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进入繁荣时期。结论:曹丕《典论·论文》与陆机《文赋》的对比研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具有深刻的意义,从中不仅可见文学地位的逐渐提高,还可见文体学意识的觉醒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  《典论·论文》;  《文赋》;文体观;文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4-00-03

1 独特社会政治形势下的文体学背景

三国灭,曹魏兴。朝代更迭,乱世枭雄逐鹿中原,统治者对人才的渴求也愈加强烈,人才选拔与提用的标准随之发生变化。汉代,经学盛极一时,通过考察人物品德与经术的察举制是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随着汉朝的衰亡,察举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割据势力的分裂与扩张促使政治家们开始思考如何选拔真正有用之人,一种全新的人才选拔方式便在此时出现。政治家们通过考察人物的秉性与实际才能,判断其是否可作为人才的标准。曹操率先做起了典范,以相王之尊,招揽文士,成就了邺下文人集团,助其实现政治理想。这一举动更是推动了学子们不断通过文章自荐,掀起通过文章展示自身才华的热潮。由此种种,促使文章与才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章的实用性不断增强,文体学意识也不断增强,文体观念愈加清晰,曹丕的《典论·论文》与陆机的《文赋》便应运而生。

2 《典论·论文》与《文赋》文体观之同

2.1 文学与“本同”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集中性展现其文体学思想主旨的一句,继而提出“四科八体”,并分别举例当时的文士。其中最关键的“文本同而末异”中的“本”与“异”究竟指的是什么?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末异”指的是具体的文学体裁、文学类别,即对应曹丕所提出的“四科八体”说中的“四科”与“八体”。“本同”对应着所有文体的源头。中国古代所有文体根据文体类别的历史可至五经寻找源头,五经又生发出后世的众多文体。

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一篇便受到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启发,进一步明确提出宗经思想,即以五经为文章写作的本源。与此同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咏世德之骏烈,颂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认为在创作准备时,应当歌颂前人的丰绩,并赞扬其良好的德行,学习前人的文章,阅读经典。因此,陆机认为所有文章都应该是能够溯源的。从文体学思想来看,陆机所持的观点与曹丕一致,都认为文章、文体的源头都是最初的五经,都是源于前人的经典。

2.2 作家与“偏才”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气”这一哲学范畴引入文学批评中,精准地概括了作家的才能。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此“气”应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气”是作家在个性、风度、情感等方面综合构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格调,并且认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即使是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将当时的王粲和徐干对比,认为王粲擅长辞赋,徐干的写作富有齐地之气,极其舒缓。将陈琳、阮瑀与今人对比,而应玚写作风格平和但缺乏具体实际内容,刘桢则是文章扎实,但不够细致,提出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曹丕通过对比当时的名士,从而得出各自的“偏才”。最后得出结论:“四科不同,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通才极少,大多数作家都是各有“偏才”,而作家的才能与文体匹配统一时,作家的优势便能实现最大化,便可选作人才。

同样,陆机在《文赋》中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世间万物的形态是各不相同的,物体没有统一的测量标准,纷繁复杂的物体是极难描绘的。而作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文体展现万物面貌,受到主客观因素影响,最后形成丰富多样的文体、复杂多彩的文章。作家学习并修炼各自所擅长的文体,应各有文体偏好,有所偏长,才能更好地表达思想,描绘世界万物。

2.3 文章与“体性”

郭英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提出体性乃是“文体所赖以生成和确立的审美需要,有时现实性,有时观念性,二者综合构成文体的体性”[1],其认为体性的产生源于审美需要。《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的说法,此后,陆机继承曹丕的思想,进一步提出“诗缘情而绮靡”。魏晋时期对诗歌的看法从原来的“诗言志”传统逐渐转向“诗言情”。他们认识到诗歌本身的審美性与情感性,逐渐走向“纯文学”,举起“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文章的体性逐渐被作家们所重视。

3 《典论·论文》与《文赋》文体观之异

3.1 文体类别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通过“四科八体”对各种文体进行分类,“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体不同,其特点也不相同。“雅”“丽”“实”“理”四种标准的提出表明曹丕的文体观,即文体不同,各自风格也会有差异。这四科已暗含有韵与无韵的区别,前两者为“有韵之文”,后两者为“无韵之笔”。陆机在曹丕的基础上将文体细分为十类,并更为具体地阐述十类文体的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曹丕的文体观将诗赋作一体看待,以一“丽”字概括其特征,强调审美性。而陆机进一步将“诗”与“赋”分开,提出诗歌的特点乃是“缘情”与“绮靡”,诗歌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2]的产物,为了抒发创作者的情感,其形式又十分“绮靡”。陆机认为诗歌对形式与内容均有要求,认为对应不同的文体,应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形式与内容应当达到统一。从曹丕到陆机,文体分类愈加成熟与清晰,文学不断趋于纯粹。

3.2 文学功用

曹丕在文章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其当上皇位继承人想拉拢当时的文士们,以巩固权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使文学更被世人所重视。曹丕将文章作为国家的大业、不朽的盛事,将“立言”置于首位,当时的文人因此便认为通过写文章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为陈琳、阮瑀的书檄,如陈琳为袁绍所作的《为袁绍檄豫州》和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据史料考据,陆机创作《文赋》是处于和弟弟陆云一起读书求学的阶段,因此可推断陆机的创作之心相较于曹丕应该更为纯粹,其依然保有对“纯文学”的向往。陆机创作《文赋》主要探究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使文学从曹丕的“为政治”进一步走向“为文学”,从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转向注重文学文本、文学内部研究、文章内部规律,有文学向内转的趋势。这一大转变深受当时汉末儒家为国为功为名等伦理思想的瓦解,魏晋美学朝纯粹审美领域方向重构的影响。

3.3 写作技巧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主要谈对文学的认识,不涉及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而陆机在此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步。陆机更多地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谈对文学创作的认识,从“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3]的过程可谓知易行难。陆机提出,创作前需要作两方面的准备,一是观物,二是读书。前者是向外探索,后者是向内探求。观物之前应当将内心排空从而得以观照,即老子所言“涤除玄览”,庄子所说“心斋、坐忘”,排空大脑,洗涤心灵;读书应当阅读先人所留的经典。创作构思时应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进而使情与物完美结合;创作布局则应当抓住文章主干,根据主干安排文辞。作者应该通过语言展现自身的才能,面对不同的文体,应采用不同的语言风格,作者自身也要和文章风格一致,做到“文如其人”。此外,还提出创作灵感论,陆机认为的灵感与柏拉图的“迷狂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陆机认为灵感非人力所能左右,创作无灵感时,则是文思不来、竭力探求,文思泉涌之时,则是豁若涸流。陆机对创作过程中写作技巧的探究比曹丕更进一步,曹丕更多是涉及文学创作的外部规律,对内部规律缺乏深入讨论。因此,陆机的《文赋》是历史上第一部单独系统地论述文学内部创作规律的著作,也开启了文学理论批评的风气,后世批评家受陆机影响颇深。

4 二者在文体学史上的意义

4.1 文体学“自觉”时代的来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四科,具体为“四科八体”,陆机沿着曹丕的理念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二者均对各自分类的文体特点进行了详细说明与阐述,表明二人均有独特的文体学意识,而两篇文章的横空出世也标志着文体学“自觉”时代的来临。此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均未有单独的文章对文体进行详细论述,继曹陆二人写作后,南朝范晔在其著作《后汉书》中更是体现了文体学思想。“范晔将传主所著的文体分为两类,文笔两类,有韵称文,无韵为笔。前者有诗、赋、碑、诔等,后者则有表、奏、议、论等。”[4]此类种种都表明从曹丕开始,再到范晔,文体观愈加清晰,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体学最兴盛的一个时期。

4.2 对创作者秉性与才能的重视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气”说,体现出其对创作者的重视,着重研究创作者的性格和才能与文章风格的关系,并且批评当时“文人相轻”“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不良文学风气。曹丕汲取了《人物志》中批评“以己观人”“以耳败目”[5]等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于创作者的文学批评原则,应该是用评判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对待他人应该是客观公正地评价,对待文学应当是理性、客观的态度。陆机在《文赋》中也十分重视创作者自身的影响,认为作者自身与文章风格紧密联系,并从亲身经历出发共情于其他创作者,感叹“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认为创作之难在于实践难。陆机侧重于解决创作者具体的实践问题,重视创作者自身的灵感,重视文思,认为文思有通、塞之分,非人力所能控制。陆机在此处提出的文思就是创作者自身的秉性、天赋,有时出自胸中,有时突然从嘴里冒出,把握不住,具有突发性和非自觉性。由此,陆机认为创作过程的文思应当顺乎自然。

4.3 文学理论批评风气的兴起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第一篇基于文学立场探讨文学与作家、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的批评性文章,陆机的《文赋》则沿着曹丕所开辟的文学批评道路不断纵深化发展。陆机在曹丕的基础上对作家创作前的准备、创作时的心理活动、创作的困难与阻碍进行了详细阐述,进一步探讨文体学内部的规律。此前中国古人并没有对文学进行专门探讨与研究。曹丕与陆机的两部著作是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的开山奠基之作,此后无论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还是萧统的《文选》都汲取了曹陆二人关于文体学的思想与观点并不断发展。魏晋南北朝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理论最繁荣的时期,此后文学理论批评风气逐渐兴起。

5 结语

从曹丕的《典論·论文》到陆机的《文赋》可见文体学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逐渐产生,两者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发展意义深远。陆机的《文赋》上承曹丕的《典论·论文》,下启刘勰的《文心雕龙》,二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通过对两者的对比研究,可窥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学价值极高。

参考文献:

[1]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0-102.

[2]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0-31.

[3]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87-188.

[4] 王常新.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83-87.

[5] 刘劭.人物志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436-437.

作者简介:吴子瑜(2000—),女,江西上饶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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