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梦欣

摘要：《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最为重要的论著之一，其思想继承了前人诸多文艺理论与创作经验，其中陆机的《文赋》对《文心雕龙》有着极大地影响，然而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评《文赋》为“巧而碎乱”。本文正是基于此评，对“碎乱”根由进行解读。

关键词：《文心雕龙》； 《文赋》； “巧而碎乱”

刘协在《文心雕龙》的《序志》篇中评论陆机《文赋》：“陆赋巧而碎乱”。实际上，刘勰不仅仅指出陆机一人文论之弊病，他还指出了之前的文论者，包括曹丕、应瑒等人所作文论所存在的弊病。而对于刘勰观点妥当与否的讨论，应站在刘勰的话语世界中间，从其撰文之主旨入手，来探究刘勰批评陆机《文赋》“碎乱”原因之所在。

刘勰在《序志》中认为陆机等人文论之所以留于泛论，在于“并未能振业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然而，并非陆机未能振业寻根、观澜索源，实际为二者所之源不尽相同。陆机作《文赋》在于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问题之所“能”的问题，他在《文赋》序当中谈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所以陆机在论文之时更为注重探讨作家著文之时技巧之运用，认为“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研。”所以虽然《文赋》也讨论创作中内容的重要性，但显然作者想要强调的是“技”之重要性，所以行文中明显体现出重于论“技”而轻于谈“道”之倾向。而观刘勰作《文心雕龙》之源，在于构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文学理论体系，他在《序志》中对自己创作的体系作了概括，其文章分为五个层次，《序志》为全书序言，《原道》《征圣》《宗经》《正伪》《辨骚》五篇为绪论，《明诗》至《书记》二十一篇为文体论，《神思》至《总述》为创作论，而《知音》《才略》《物色》等七篇是其批评论，得以做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意，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后“剖情析采”。虽然刘勰在创作之时并未对创作论与批评论作严密划分，而在各篇中又时有相关呼应之处，但是刘勰对于文学理论的建构还是做到了章学诚先生在《诗话》中所称赞的“体大而虑周”。刘勰尤其在“文”与“道”的论述上主张征于圣，达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所以仅从文学形式，也就是“能”的方面，刘勰肯定陆机所论之“巧”，从创作方面则认为陆机有所欠缺。在“能”方面，刘勰许多观点都是发展陆机《文赋》的主张而来，例如在文学谋略上与陆机执相同“为文用心”之观点，而又在构思上拓展“普词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为“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而在“文”“道”关系上，刘勰尤其要扭转过分强调“文”，也就是陆机所谈“技”的风气，同时也正是由于这样强调情感与重视形式的观点，在刘勰看来于矫正当下浮艳文风确实无益，当然这种过分抒发感情、片面追求形式，轻视内容的南朝浮艳文风的形成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不是能由陆机“缘情”一语就可引入歧途或者遏制。但即使这样刘勰也要在论述上对陆机所持执批判态度。

而在对陆机众多评论中，刘勰评价《文赋》为“碎乱”的确有让人费解之处。勉以刘勰之角度解读，此“碎乱”并非指陆机行文条理糅杂，而是指其所论之点“碎”，即琐文碎语，而文辞繁复则“乱”。原因有二。

其一，陆机《文赋》涉广而论据甚少，相较于刘勰之论，所涉之处未尽述而止。刘勰在《总术》篇中指出“致胜文苑”要义之一在于“圆鉴区域”，要做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查其所以然。陆机《文赋》所以单薄，究其根本，还是归根于其涉点多，然并未查其所由。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为文学外部之影响因素专设《时序》《物色》篇，谈“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以论社会、环境气候与文学关系，文体随时代发展演进、环境对作家个性形成等等问题，客观的对文学发展现象进行分析。而陆机虽然指出了气候对作家之影响，举例“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但浅尝辄止，未能深入，只见表象，而未见其究其根由。而要做到“圆照之象”，则“必先博观”。而观陆机之《文赋》，在其论述时多为主观阐述，而无范例支撑。刘勰在《熔材》中设著文“三准”：“设情以体位”“酌事以取类”“撮词以举要”，又在《定位》、《事类》、《序志》中分别进行论述。以此为标准观陆机，其《文赋》在论述中既缺少“举事以类意，援古以证今”，又因为陆机重修辞重音律，其论述要义也并非显而易见。《文赋》其中一贡献之处在于扩曹丕“四科八类”之说于“十体”，以一词概括每一体之要旨，而刘勰则是将其“十体”扩充，并设专篇以论述，所以在刘勰看来，陆机所言并不完备，《总术》篇认为其“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泛泛而谈，即有“碎”之嫌。

其二，刘勰基于陆机文赋繁杂评其“乱”。刘勰在《宗经》中提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其一即为“体约而不芜”，然刘勰认为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刘勰在《体性》中将文辞分为八体四组，而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将简约与繁丰看做是内容和形式的比例。二人虽在文论中皆主张文与道的统一，但实际创作中，刘勰更为重内容，而陆机更为重形式。自然一人主简约，而一人主繁丰。刘勰虽然认为“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但同时也认为“趋时无方，辞或繁杂”，文章應根据体裁而炼意。实际上，简约与繁丰的对立在于对度的把控上，简言以达其旨亦或博文以该情其，刘勰在这个度上的把控是比较到位的，《物色》篇文辞繁丰而其《原道》《征圣》等篇也能做到熔其骈赘，以达其旨。而刘勰对于陆机在《文赋》中所持“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荣於集翠”之观点也并不认同，所以刘勰在《神思》篇中发展陆机观点，认为：“庸事或萌于心意”，主张“杼轴献功”，为文“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所谓“一意两出，意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尤赘也。”此则“乱”之一解也。

“乱”的另一种解读在于陆机对“辞”重视之程度致使其在论文中，无论是论及构思，创作，行文之妙还是文章的修改乃至结语都会涉及一两句关于“辞”的论述。总论中即提出：“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在谋篇之时：“选义按部，考辞就班”；论文体之时又提出：“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自然，陆机本就为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更因为《文赋》篇幅短小，不可能专设篇章以论之。然则这样的论述，实需读者对其观点进行提炼归纳概括，所以初读《文赋》时易有“乱”之感。endprint

最后，“乱”还有陆机对于“新奇”这种辞体所表现出态度的含混性。刘勰评“新奇”为“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其为创造力，同时也易成为破坏力。魏晋时期本就是思想杂糅，儒道释三家交融带来文学上思想对传统的扬弃与对新思想的吸收，陆机外儒而内道，重自然，仰造化，深受魏晋玄学之影响，值此“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之时，发“新声”，提出“诗缘情”之说，变“雅”之含义，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写道：“古今之能为新声新曲者，无又过兄”。然而陆机创作主张新奇褒贬实为后人所争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评价陆机：“言志章教，惟资涂泽，先失诗人之旨”，纪昀对其也并不认同，直至现代，许多批评家在论著中仍然认为“诗缘情”这一主张对后世影响是消极的。但也有更多的学者认为其在脱离经学传统上的贡献，拓展“诗言志”于“诗言情”。陆机在这些问题上的探索被刘勰全面的接受并发展，但是刘勰在初始开宗明义的将道、圣、经立于典范之地，其论及新奇之时，无不论其弊害，告诫为文时应当审慎考量。显然，这是陆机《文赋》所缺失之处。同理于陆机并重“天才”之说与“学”之重要，然对此二者阐发不足，后世读者多半只能取得中庸结论，无益“垂范于后世”。

当然，在此解读“碎乱”之意并非试图否定《文赋》之伟大，《文赋》无论是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价值，还是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对后世影响都是不容小觑的。章学诚先生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而昌论文心。”所以刘勰对陆机批评并非所持观点的对立，而是侧重点不同导致，其文论对陆机实际是全面的继承与发展，而刘勰所认为陆机《文赋》弊病在其自身亦有体现。每个作家在创作时都会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我们不能去主观臆断其正确与否，而是应该努力的去做到“通方广恕”“圆照博观”，即使不能做到极为公允，也应回到作家文本中，站在其构建的话语体系中以己意逆其志，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

参考文献：

[1]张少康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资料选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周振甫 文心雕龍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5

[3]张少康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5]张少康 应、和、悲、雅、艳——陆机《文赋》美学思想琐议[J]文艺理论研究，1984，1（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