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 增 强

抗战时期的生产运动是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它推行并伴生于抗战艰难时期,主旨在于为长期抗战奠定一个较好的物质和经济基础。在中共中央号召下,各抗日根据地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与,并逐步达到粮食和经费的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较好地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既定目标。毛泽东甚至还盛赞其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1]894。对于抗战时期中共开展的生产运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多有论述,并多以陕甘宁边区为探讨对象,少有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者(1)关于生产运动研究状况的梳理,参见武艳敏、左新粮:《国内大生产运动研究述略》,《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总体而言,既往成果虽在生产运动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历史背景的包罗内容等方面存有一定争议,但大体来说已俨然达成共识,即抗战时期中共生产运动起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取得了巨大成绩、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然而,对于一个问题的阐释往往并不如此简单,生产运动从出台到实施也并非单一的“政策—效果”式的线性解释方式,切不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应然’代替‘实然’,以目的论的历史代替复线历史”[2]。考诸实际,生产运动既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又经历了实施中的种种曲折和变通,其实施效果也并非只有成绩而无不足。如此等等,也就凸显了对该问题有再探讨和再认识的必要性。以下笔者即以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根据地(2)生产运动在整个1940年代始终备受中共重视,从华北地区来看,有学者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的有关情况作过探讨,也有学者着眼于华北解放区农业贷款的视角考察过完成大生产在其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参见苑朋欣:《山东抗日根据地农业大生产运动的政策与效果》,《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杨豪:《差异之相: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乡村党员与生产运动》,《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19年第4期;段少君:《有贷有收:华北解放区集中回收农业贷款考察(1948—1949)》,《河北学刊》2022年第1期,等等。为考察中心,以有别于传统的认识视角,对抗战时期中共生产运动的提出及各界反应、生产运动采取的主要策略、生产运动的成效与不足等问题作一探讨,并就教于方家。

一、生产运动的提出及各界反应

某种程度上讲,经济条件在决定战争胜负与根据地建设中应该是第一位的,而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经济条件中又占据着重要地位,抗战时期尤甚。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尤其是进入1940年代后,在国内外敌对势力及天灾人祸的侵害下,中共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极其困难的“苦寒严冬”时节。用毛泽东的话讲:“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1]892毛泽东之语,既凸显了中共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困境,也概要指出了1940年代前期中共采取开源节流之策的重要背景。其中,节流是指精兵简政,开源则是指生产运动。

对于精兵简政,笔者曾发表多篇论文展开专门讨论(3)详见拙文《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中的编余人员安置——以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权简政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4期;《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精兵简政与荣退军人的选定和安抚》,《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4期;《抗战时期中共精兵建设之动员与人员裁减和处置——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期间为考察中心》,《河北学刊》2014年第2期,等等。。由于生产运动与精兵简政同处于抗战艰难时期,故而生产运动决策的提出也就与精兵简政有着异曲同工的目的,由此而言,精兵简政提出的历史动因对于生产运动也是适合的。此外,对于生产运动提出的原因,前人也有较多论述,为了避免过多重复,这里仅结合本文所述内容略作阐发。笔者以为,中共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的提出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一是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蚕食”更加频繁,手段更加残暴。尤其是在日军惨无人道的所谓“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下,中共抗日根据地统辖范围大幅缩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源也就随之而越发紧缩。二是在战乱频仍的同时,中共抗日根据地还普遍遭受着水、旱、虫、疫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在人祸与天灾的双重打击下,根据地人民的生产受到极大破坏,更加剧了中共抗战的严峻性。比如,华北地区历史上自然灾害本来就很频繁,全面抗战爆发后更是天灾不断,各地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从而大大遏制了根据地军民对抗战的物力和财力支持。三是国共关系的波折日多,加上国民党对中共外援通道的封锁,使得本来就十分拮据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更加突出。解决这一问题,火烧眉毛,刻不容缓,这也是开展生产运动以自救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为了支持长期抗战,彻底把日本驱逐出中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动员抗日根据地全体党政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渡过难关。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伟大号召,要求陕甘宁边区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参加生产运动。1942年12月,毛泽东又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此后,毛泽东还相继发表了《开展根据地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等文章和讲话。这些指导性文章和讲话成为当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率先响应号召,华北、华中等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也随即效仿,相继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

生产运动的实施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贡献之大无可置疑。然而,对于该运动开展中党政军民各界人士的反应如何,是否真的一呼百应,既往研究未予系统探讨。实际上,在生产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并非群起响应,而是反应复杂,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多问题。从华北抗日根据地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其一,有些地方在接到发展生产的号召后,上至领导干部乃至组织系统,下至普通百姓,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漠视生产的现象。一是有些普通群众,对于发展生产的号召,一般都存在着等待心理,劳动精神很差。有的地方即便灾荒临头仍“像睡着一般,毫无动静”,“每天太阳出了山,才从床上起来”,很多肥沃荒地仍然荒着没人开垦,很多地里种上只供马吃的料草,而并非多种一些能充饥的蔬菜[3]。二是许多区村干部在观点上具有严重的自流倾向,总觉得“谁不知道着急,又何必多管闲事呢”,于是“马虎松懈,不耐心,不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去积极领导”,大多只是按照上级要求发了一些关于生产的指示、决定、号召之类东西,而却未进行深入动员”[4]。如此,就致使很多地区延误了生产的最佳时机,甚至即便下种也未能很好地予以管理。譬如,“浮山虽落透雨,有许多荒地什么也没有种上,有些好地竟完全种成草(高粱下种后,发芽不分叉,专供牲口吃的)”[5]。三是有些地方在发展生产的领导组织上存在着严重的“秃尾巴现象”。与其他工作不同,生产工作需要具体深入到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我们往往由县布置到区,区到村,还能直接传达下去,可是由村再到户呢?那就秃了尾巴啦,传而不达了。”[4]此类现象的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即认识不到发展生产对于自己生活和坚持抗战的重要性。由此,就在普通百姓中产生了消极、懒惰甚至抛荒现象,在领导干部中产生了似乎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放任自流倾向,在领导组织中只是例行公事的传达而不予检查的“传而不达”的“秃尾巴”现象。此等思想认识产生的严重不良后果,直观而言是大大阻滞了生产运动的有效实施,间接而言则是阻滞了坚持抗战财力、物力支撑根基的发展与壮大,故而急需矫正。

其二,有些地方群众存在着因“怕发财后受压制”而不敢发展生产的“畏富”心理(4)关于群众的“畏富”心理,有学者在探讨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时曾作过详细阐述,参见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这种思想无论是在敌占区、游击区,还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区,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较典型言论就是“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有穿有吃就够了,不要发财,发了财就要受压制”[6]。此种认识的存在,主要有两大因由:一是中共在执行合理负担时存在着过分压榨地主与富农的偏颇;二是地主与富农中的“坏分子”过度渲染这一偏颇,致使不明就里的普通群众对富裕更加畏惧。这种情况在进步力量占优势的村庄尤其明显。比如,偏城县“李子岩富户张光成种地一顷评议100大石,各亩各平均一大石,小户评议每亩平均小斗4.5斗”[7]。对于这种产粮评议中畸轻畸重的情况,富户普遍不满,如有的说:“今年减轻人民负担实际上还未减咱们的负担,大概政策改变了,实在出不起还得卖地”;有的说:“政府的政策就是剥削富农的。”[7]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中共调整了富农与贫农产粮评议差距过大的不合理现象,但要想彻底改变业已形成的不良认识显然不易。由此,“畏富”的想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发展生产的热情,也成为中共持久抗战、争取抗战早日胜利的一大阻碍。

其三,有些地方虽然在领导组织上充分注意到生产的重要性,但往往顾此失彼。比如,阜平某村过去一头老母猪也没有,后经生产委员会努力,“现在弄到十六头了!每口母猪每年生产两次至三次,一年来共生产了四百八十头小猪,卖了四千二百余元”。但生产委员会对开荒、造林、修渠、凿井却没有很好地领导与督促,致使这些方面的工作较为落后,从而影响了生产大局[8]。此种现象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把握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即揪住一点而不管其余。其实,发展生产是一个综合性的整体工程,其中既有农业生产、畜牧业生产,又有工业生产、商业生产,当然更内含着对发展与保护农业生产有利的开荒、造林、修渠和凿井。开荒是扩大生产面积之策,造林是涵养水源之策,修渠与凿井则是灌溉之策,它们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复合工程,均须积极贯彻,不应成为遗忘的角落,阜平某村生产委员会就是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诚然,发展养猪业是发展生产的一个重要举措,且具有见效快、收益高的特点,但不能因此而荒废其他各业,而应多业并举,共同提高,此方为战时物资奇缺时发展生产的要义所在。

其四,有些地方存在着对于别人的生产成果不爱护、不珍惜,任意糟蹋、毁坏,甚或出现随意丢放而无法找寻的现象。比如,有些地方存在着为了所谓的“抄近道”而在麦田中间另辟“新道”致使麦苗受损而减产的现象[9];亦有贪图私利者“偷偷摸摸宰杀耕牛”以致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现象[10]。与此相类,有些地方亦存在着对他人农作物随意糟蹋的现象。如阜平某村一老太太十分痛心地说,“她村南的一亩小麻子,不知是谁家牲口还是小孩子给糟蹋了一多半”[8],要求政府给她做主。对于众所周知的生产物品,亦有经管组织和人员不知所归者。如某村代表对粮秣委员会满腹怨言地说,“在去年××部队临走时,给粮秣主任丢下了三百余斤小米,还有××部队丢下了三百多双半新半旧的鞋子,不知道他把这些东西弄到哪里”,坚称对该事“应该彻底查究”[8]。以上诸多现象的存在,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所谓的便利思想和私心作祟;二是责任心不强。一方面,因贪图“便利”而置现成之路不走,却忍心踩踏茵茵麦地开辟新的“近途”,毫不顾忌麦地是否会因此而减产;因获利甚丰而屠宰耕牛,将生产大局与责任抛之脑后。另一方面,因责任心不强,放纵自家牲畜或小孩随意践踏他人田产而不管;因责任心不强,随意使用别人托管的物品,甚或对用于何处而不自知。以上种种,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并间接影响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热情。

二、生产运动采取的主要策略

抗战时期中共生产运动的开展路向主要有思想与行动两个层面。就思想层面而言,主要是疏导认识与调动原有生产人员的生产热情;就行动层面而言,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着眼于人多力量大的认识,在巩固原有生产人员的基础上,积极动员新生力量加入生产。而无论是思想,还是行动,两者并行不悖,殊途而同归。

(一)疏导认识、调动原有生产人员生产热情

为了调动原有生产人员的生产热情,华北抗日根据地主要着眼于两个关键点:一是针对思想上阻碍原有生产人员生产热情的症结,提出疏导之策;二是积极摸索提高原有生产人员生产热情的有效举措,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

首先,针对生产运动中出现的各种不同反应,中共努力从思想上解锁,即一方面着力于调动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生产运动,另一方面则重在强调生产运动的层层落实,责任到人,并通过强化监督与管理的举措和决心,切实打消人们的思想症结。当时形成的一个基本认识是,要想在组织上领导好生产,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从思想上改变原有区、村干部使生产自流的观点;有了思想上的正确认识,还要从行动中予以贯彻。看到中共的决心和行动后,时有论者纷纷建言献策。有论者即提出,在村中领导生产时应确定“专人负责,甚至他不做别的事,以便实现具体领导”,同时可根据街道形式及社会关系等不同情况将全村划成一定的“小区”形态,在附近村中找一些“工作较少,肯负责任,对农业有研究”的村干部分区负责,“每人可管二十家—三十家不等”。为便于推动工作,可具体由实业委员及农会主任共同组织中心领导,如此可更能做到较为系统地传达。并且,为了避免形成“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互相推诿的弊端,每小区应只确定一个负责人,负责人确定后应首先了解各户情况:如各户生产情形如何,地是否种好,有什么问题,应该做什么了,有何困难?然后针对这些具体情况,做有针对性地动员工作,“鼓励情绪,动员男女老少一齐下地,及组织互助、调剂劳力、解决个别户的困难问题”。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各小区负责人还应抓紧督促和推动中心领导深入到各户去检查,以加强中心领导干部的责任心[4]。这一策略应该说是极具可行性的。由此也可看出,通过思想疏导,出现了群策群力的景象,而这也就为完成发展生产的目标和任务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加强生产教育,培养人们尊重知识、科学增产以及热爱劳动的良好观念。加强生产教育的做法主要有两点: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农业常识教育,以增加人们的生产知识,科学增产。为此,《晋察冀日报》专门开辟“科学知识”专栏进行农作物常见病预防和诊治的知识普及,并寄希望于能识字、有文化的人士发挥自身长处将农作物中常见的病虫害,如“部分麦田中的黄疸和黑疸”,“指着实物讲给学生或老乡们,同时并应该听取老乡们一些经验”[6]。二是加强对适龄儿童的生产教育和检查工作,以培养儿童从小热爱生产的良好习惯。生产教育的内容,以做什么、教什么、学什么为原则,进行劳动组织、劳动纪律、劳动观点、生产技术以及正确的经济观点与物质观点的教育,养成儿童新的劳动态度,使课本知识与生产知识相结合。同时,为了兼顾学习与生产,规定建立“生产日”或“劳动日”,实行半日制或隔日制。原则上,“每天要有两小时到四小时的劳动”,并实行“学校与家庭双方配合工作”,“露天教学与室内教学密切配合”,“课本知识与实际问题密切配合”[11]。儿童在校生产项目以手工业、农业为主,与家庭利益密切联系。手工业以合作集体经营为主,如编筐、编草帽,制造粉笔、石笔、墨汁;农业以集体与个体经营两种配合,按工作性质分各种生产小组,如制造各种农产品(制柿饼、柿干、柿糖、枣饼等)、植树、养家畜、开荒、拾粪以及建立儿童菜园等[6]。商业主要是将生产所得进行销售,将销售之盈利一部分分给儿童家庭,以资“帮助家庭生活,转变家庭观点”;一部分奖励儿童,奖励儿童时须“根据资本多少、劳动力大小、产品的好坏分配”;另一部分则用作生产基金,以备将来生产之用[11]。对于儿童在家生产情况,亦应给予足够重视,切实了解孩子们在家里是否参加生产,是勤还是惰;同时还要了解学生在家生产是否听话,生产情绪如何,等等[6]。

再次,发挥榜样的引导力量,感染并教育群众“发现劳动英雄、培育劳动英雄”,使大家在争当劳动英雄中营造发展生产的良好氛围。劳动英雄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唤起人们生产热情的标杆,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代表着中共政权的高度认可。但受当时条件所限,中共抗日根据地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政治认识水平也极为有限,因此要想在农村唤起农民乐当劳动英雄的氛围就需要采取一定策略。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依靠包括小学教师在内的稍有文化者去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大量培养他们,以此使发展生产政策取得实效。同时,要善于在农村中寻找并发现自发的无名英雄,以示奖掖。比如,据时人董志云:他从前住过的××村有一个老乡,“(七七)事变前是一个当光了田、背着一身债务的破落户,(七七)事变后,由于减租减息,他摆脱了全身的负担,收回了十几亩地,而同时自己的儿子也长大了,家里有的是劳动力。根据这些条件,他春天、夏天耕耘,秋天、冬天就赶骡子做生意,几年的工夫,生活已相当富裕,可是由于他政治认识不够,却不能够更高地向前发展”[6]。类如此老乡,中共抗日根据地有很多,对于这样的人,就应该为他们多树标杆。如此,既可使其自身得到更大提高,又可感染其他人竞相效仿。

(二)扩大参与生产的人员组成队伍

在科学技术水平普遍不高的时代,要实现扩大生产,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增加生产人员,处于战争动荡时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尤其如此。可以说,在当时,如果没有充足的劳动者,发展生产就无异于是一句空话。换而言之,要想使生产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支撑抗战,就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支援生产建设。正是着眼于此,中共抗日根据地动员了多方力量参与生产建设事业,其中既有机关、部队人员,亦有妇女群体、小学教员和小学生群体,还有正在服刑的自新人员。

首先,组织机关、部队公职人员参加生产,并科学制定奖励生产节约的分红办法,提高人们生产节约的积极性。机关、部队公职人员是抗战时期生产建设的重要力量。以晋察冀边区为例,为了更好地扩大生产、支持抗战,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特结合自身情况规定了各机关、部队1944年总的生产任务:即自给一个月到两个月的粮食与公杂费(政民机关团体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部队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改善生活用费;弥补公费不足。在总的生产任务既定的基础上,又根据工作忙闲、身体强弱、有无特殊技术等条件对个人提出不同的具体任务(个人生产应交公数额)[12]。同时,为培养正确的劳动观,发扬高度生产热忱,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还本着公私兼顾的原则,规定了机关、部队生产节约分红办法:

机关、部队生产,分为机关、部队公营生产及机关、部队个人私营生产两种:公营生产,系指机关、部队统一领导之集体经营(如修滩、垦荒及手工业作坊等)而言;个人私营生产,系指机关、部队中个人或自动组合之生产小组分散经营之农业、手工业及运输业生产(如分散经营之小块土地,纺线、编席等小手工业,及个人背粮、背布等)而言。上述公营生产分红办法,按全部红利百分之二十归生产者,百分之八十归公;上述个人私营生产,除完成个人规定交公数额外,其超过部分以百分之八十归个人所有,百分之二十用作改善机关、部队伙食。畜力运输方面,机关、部队首先应将牲口减到最低限度,将编余牲口全部合作化,可按二、八或三、七与骡夫分红(骡夫分百分之二十或三十,机关、部队分百分之八十或七十),在机关内部的牲口利用回空进行运输所得之收入亦按二、八分红,百分之二十归于骡夫与牲口[12]。

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机关、部队生产节约分红办法的规定》为指导,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亦制定了分局各机关的生产节约分红办法。具体内容是:同其他机关一样,分局机关的生产分红办法采取二、二、六制,即20%归个人,20%归伙食,60%归公。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行,发现二、二、六分成比例并不合理,即“没有按照不同的劳动时间、不同的体力而分别规定不同的生产任务”,“没有规定完成任务以前及以后,私人所得应有不同的比例”,而是“把每个人应交公数额一律规定为六十二斤半小米和六十块钱(一个半月的粮食与经费)”,“不论你生产多少,不论你完成了任务没有,个人收入都是百分之二十”,这样就犯了平均主义的错误,不仅不能更高地刺激大家的生产热情,不能促使大家去迅速完成生产任务,而且还带来了很多弊端,具体表现为:有些经常外出人员不愿把20%分给伙食;有些人员急于完成生产任务,愿意把收入全交给公家,不愿分红,而生产委员会的负责人员则又按照规定一定要分给他20%[13]。

正是鉴于该分红办法存在的这一弊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专门召开了机关生产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了生产节约的新分红办法。新办法将全体机关人员按照工作、学习及生产时间分成甲、乙、丙、丁四类:甲类,每天工作四小时,学习三小时,生产五小时,其生产任务规定为交纳小米100斤;乙类,每天工作五小时,学习三小时,生产四小时,其生产任务规定为交纳小米80斤;丙类,每天工作五小时,学习四小时,生产三小时,其生产任务规定为交纳小米60斤;丁类,每天工作六小时至八小时,学习两小时至四小时,生产两小时,其生产任务规定为交纳小米40斤。其中,甲类一般系指警卫部队战士、驮骡饲养员等;乙类一般系指警卫员、通讯员、卫生员等;丙类一般系指一般干部;丁类一般系指工作特别忙的干部,有些身体较差的同志亦算作丁类[13]。

新办法对机关生产的分类及各类生产所包含的内容、分红比例亦作了规定。在机关生产的分类上,主要分为公营生产和私营生产两种:公营生产包括集体开荒、修滩、修渠等集体经营等;私营生产包括个人或农业小组经营小块土地、小手工业及个人运输运销等。凡是小块土地经营,不论是公家分给的土地,还是个人开发的土地,都算作私营生产;凡是手工业作坊以外的小手工业,如作酱、卷烟、织席、编锅拍子等,都算作私营生产;凡是个人背东西所赚的脚钱,以及私人向公家低利贷款做的运销事业,也都算作私营生产。在私营生产中,完全取消二、二、六分红制,一切生产纯收入都归生产者所有,由生产者自行向公家交纳应负担的生产任务,交纳任务外的全部剩余,即归生产者私有(如本人自愿并经大家同意可由本人自动捐出一部分作为改善伙食之用)。在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原则下,生产者得自由支配之。至于公营生产,则仍按二、八分红办法,私人得20%,公家得80%[13]。

由上可知,该办法不仅较为合理地解决了不同生产时间、不同体力条件完成不同生产任务的问题,还给予了个人很大自由度,即“每人的生产任务不用行政指定的办法,而用开小组会、班务会自动自由报名的办法,经过群众路线民主讨论,自己决定自己应当完成的任务”。因此,这种办法在全机关会议中提出后,立即得到大家热烈拥护。“大家感觉到在这种新办法之下,个人的利益与公家的利益结合得更加密切了”,因此,“争取提早完成任务的信心也进一步提高起来”。生产信心提高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当“四月三日号召大家‘交公粮’后,有许多同志已经把一月余生产所得大部交公”,甚至“有完成全年个人生产任务几及半数者”[13]。

当然,在动员机关人员参加生产上,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亦采取了较为得当的措施,有的机关将办公与生产结合起来,如太岳行署采取“每天上午办公,下午生产”[14]的方式,生产时由专人负责领导。有的采取了发动生产竞赛运动的方式,如太岳行署财建处向秘书处下发了生产竞赛挑战书,提出“种得深,苗长齐,早成熟,收量丰”等几个具体竞赛条件[14]。有的机关还事先制定生产方针与计划,以使各部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如晋西北军区政治部在1943年生产方针中就规定要解决2/3的经常费及全年蔬菜自给,为此“计划种地二百垧,发动每人种菜,各交南瓜五个”[15]。在此号召下,“某营贾、田两同志在动员大会上提出要在全年生产蔬菜五百斤(按规定是生产蔬菜五十斤及瓜五个)”,全营热烈响应,提出了“向贾、田二同志看齐”的口号[15],从而极大调动了人们从事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

其次,动员荣誉军人参加生产。军人的首要任务是作战,是保家卫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作战期间,有很多军人光荣负伤,有的甚至成为残疾,不能再到战场上去杀敌,并因此而进入荣誉军人学校去休养和学习。对于这些有功于国家和根据地发展的荣誉军人,无论是在前线奋力作战的战士们,还是在后方积极从事生产的老乡们,均“表示无限的尊敬和关心,希望他们好好休养,好好学习”。然而,在前方战事吃紧、后方生产乏力、财力供应几近竭蹶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扩大参与生产的人员也是中共必须加以思考的重要问题。荣誉军人虽然不能上前线参加战斗,但一些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还是可以参加的。毕竟在生产问题上,多一个人就会多一份力量。而荣誉军人也深深体会到部队、政府与普通群众对他们的深切关怀,并深知生产对于处在艰苦阶段的抗战的重要性,“不忍看着边区军民忙得要命,而自己却闲着,能够做的事情也不伸把手”!在此种认识下,很多荣誉军人积极参加生产事业,“远的不提,就拿这次麦收来说吧,荣誉学校的同志就全都参加了:他们帮助割,帮助挑,干得非常起劲。特别是一只胳膊的罗纪才同志,不能割就背,每次都背七八个麦捆儿,使很多老乡吃惊地赞叹着:‘你这一只胳膊比两只胳膊的人还能干呢!’再如,一只腿的魏永祥同志,既割不了,又挑不了,但他不闲着,他就帮助老乡捡麦子,在场里做一些零活儿。另外,乔明生、翟登云、李明生、张二更等同志都是帮助麦收的能手,受到全村男女老幼的欢迎!”[16]

再次,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有两方面意义:一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妇女的支持,尤其是当“壮丁们上了前线”之后,妇女在生产上的责任尤其重大。可以说,没有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建设计划就不能及时完成,抗日战争的胜利就会受到极大挫折,甚至会影响到中华民族的解放日程。二是妇女参加生产也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方式。因为妇女要求的真正解放,必须首先在经济上独立,只有在经济上独立,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因此,“发动广大妇女到生产运动中来,就是加强广大妇女的经济地位,就是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就是把妇女从重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解放出来”[17]。既然有如此好处,广大妇女就理应踊跃参加生产,为何仍需加以动员呢?细细考之,其中缘由自然脱离不了中国的传统积习,即秉持着“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的中国妇女,过去是不大从事生产的,有人甚至还看不起劳动的女人。比如,在平北,“一年之前(即1942年——引者),还有这样的现象:敌人烧了房子,逃难时,一切都可以不管,而头油和香粉却不可不带在身边”[18]。那么,如何使广大妇女参加到生产中来呢?当时采取的一个有效之法就是边区妇联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尤其是到妇女中耐心开展解释工作,讲清生产的各种好处,并帮助其选取最适当的生产行业。如此,不仅极大提高了边区妇联在妇女中的地位和凝聚力,亦使农村妇女得到切实解放,还大大发展了中共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提高了生产产量,积蓄了支持抗战的物力和财力。

复次,动员小学教师群体参加生产。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师多是本地干部,一部分甚至是本村人。每天的早晨、午后和星期日的整天是小学教师的休息时间,均可用来到田地里去参加生产劳动。这就为动员小学教师参加生产提供了基础。不过,由于小学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书育人,故他们对于很多劳动技能是根本不会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是边学边用,既在学习中创造劳动成果,又用勤劳精神来认真学习。比如,在1943年“六六”教师节,北岳区各地开办了麦假小学教师训练班,阜平的小学教师“在检讨前半年的成绩以后,更加焕发地虚心学习,无论在谈天,无论在讨论会上,没有不拿生产当作最有兴趣的题目,神志集中地互相学习编草帽,织毛袜子,手套……在阜平召开十二天的教育座谈会上,全县教师统统学会编草帽了”[19]。易县小学教师的麦假训练班,采取分组研究的形式,技术熟练者做出东西来示范,其余的由他指导练习做。“在这个训练班上,学会编草帽的有三十三人,编笊篱的二十三人,编盖垫(锅盖)的十四人,采药的九人,全体七十余人全学会造粉笔了。”[19]其他各县的麦假短训班中,每个小学教师都学会了一两种以上的生产技术[19]。不仅如此,在生产过程中,小学教师群体还结合自身生产体会对个人思想作了相应改造,树立了新的劳动光荣观,并提高了所在村群众的生产热情,这种境界是很令人佩服的。

又次,动员小学生群体参加生产。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小学生群体也是一个可资利用的生产力量。他们虽然年龄小,但亦可根据其自身年龄特点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生产任务。对此,各地均给予了充分重视。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一是推动校内集体生产;二是推动校外帮助家庭生产;三是推动小学生个人生产。在小学生参加生产方面,灵寿县张家庄小学的做法极具典型性。大致如下:(1)在校内集体生产中,张家庄小学将全体小学生组成一个生产小队,生产小队下分三个生产小组:即一个纺织小组、两个农业小组。纺织小组由12岁以上的13名女生组成;农业小组主要由男生参加,每个小组由5至9人组成。(2)在推动校外帮助家庭生产中,张家庄小学的做法主要是按照小学生年龄大小及其家庭居住地区配合划分小组。(3)在推动小学生个人生产中,张家庄小学则采取自由组合或个人选择小块土地拼种的方式。在生产时间上,则以不影响学习为原则,一般“在下午课外活动及礼拜六、礼拜天进行”。在这一原则下,“全校的小学生每当早饭后总跑到自己的菜园里,该浇水的浇水,该锄草的锄草”[20]。由此可见,该校的生产活动充分考虑到了各种实际因素,极具可行性。比如,考虑到男生、女生的性别因素和身体条件,情况不同划分的劳动任务亦不同;又如,为了避免有些家长的不满心理,而将校内生产与校外帮助家庭生产结合起来;再如,考虑到生产的地利因素,在划分小组时还与小学生家庭居住地区远近等情况结合起来,如此等等。

最后,动员自新人参加生产。所谓自新人,即因犯罪而受到惩罚或正在服刑者。自新人是抗日根据地扩大生产的重要参与力量,而且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系真诚悔过自新,故为求得政府对他们认识上的改观而在生产中尤为积极主动。如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了加强生产力量特制定了《关于选拔监押犯参加生产的决定》,决定指出:“凡十八岁以上五十岁以下,已经判决正在执行徒刑的男犯,部分犯罪性质与期限,如表现良好、身体健壮并自愿担任采煤或其他劳作者,可入边区‘自新学艺所’为特别学员。在工作期间,除得享受经济优待外,政治上凡工作积极、刑期已满者,得恢复公民资格,并有特别奖励。各囚犯参加生产时,每三月考试一次,成绩优良者,记功一次,抵刑一月,连记功三次者,可抵刑六月,无期徒刑得改为有期徒刑八年。”在这一宽大政策激励下,“晋察冀边区在押人犯莫不感奋万分,纷纷请求入所参加生产”[21]。

三、生产运动的成效

在前述政策的影响下,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蓬勃开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种成效,一方面是通过对思想症结的疏导,纠正了中共抗日根据地各界人士对于生产运动的不良认识,进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热情;二是在巩固原有生产人员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可从事生产的人员组成队伍,并取得了可观的生产成绩。

(一)各界人士对生产劳动的认识得以改观,生产热情得以提高

在中共的不懈努力下,抗日根据地各界人士对待劳动的偏差认识得以改变,生产热情逐渐提高。这在机关和学校中表现尤为明显。

其一,各机关人士生产热情高涨。以阜平县各机关为例,在晋察冀边区政府1944年总的生产任务的指示下,1944年3月初,阜平县专门召开各机关部门会议,对机关生产予以初步布置。在县领导高度重视下,各机关生产热情逐渐发酵并高涨。其中,机关和机关、小组和小组提出挑战竞赛,特别是县委机关支部向全县机关支部提出挑战竞赛,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22]。为了完成机关生产的艰巨任务,阜平县主要采取了以下有代表性的做法。

一是负责领导生产者亲自带头参加劳动,率先垂范,极大提高了一般干部的劳动热忱与生产积极性。如中共阜平县委书记李一之带头做出个人生产计划,在支部大会上公布,而且每次参加生产时都比一般干部更加积极主动,“他这种模范作用的确给了同志们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阜平县机关生产取得重大成绩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李一之在生产中的模范举动,有的干部深受感动地说:“李一之同志是自幼没有作过活的一个知识分子,还这样干,咱自己过去受过半辈子苦还不如人家,以后可得努力干呢!”[22]又如,阜平县马县长不仅亲自锄粪、抬粪,不嫌脏,而且其积极热情还远过于人。对此,在阜平县政府旁边居住的一位老太太说:“这年头儿可与过去不同了,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见过县长担粪、割柴比别人还壮哩!”此外,有感于马县长积极生产的事迹,拿马县长积极生产情形来教育子女努力生产的群众亦有很多[22]。

二是成立生产组织和制定相关生产制度,以组织和制度等带动机关生产。为了使机关生产有一个长效机制,各单位纷纷成立了生产合作社,以之作为组织领导生产的专门机关。生产合作社下设小组,以小组为生产的基本单位,每组五至八人不等。在每组人员构成中,充分照顾到干部身体的强弱、技术条件、下乡多少等情况,使各小组尽量达至平衡。同时,小组的组织要以自愿为原则,无论是找地种、积肥,还是买工具、贷款(政府规定每组可向机关合作社贷款不超过2000元),均以小组为单位。在经营方式上,按照从集体到个人的次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大集体生产,即采取集体土地共同经营的方式。县委机关大部分是由机关生产合作社总务股统一调动劳力、按人计工、在生产合作社直接领导计划下进行生产。这种大集体生产具有力量容易集中与易于领导和掌握的特点,故而便于种植工程较大的农作物。而且在干部大部分下乡之后,留机关的人员仍然可以劳动,不致于遇到干部下乡后生产没人管的困难。第二种是小组生产。小组生产是大集体生产的必要补充。由于政府人数较多、部门也多,因此实行小组生产和小组之间的拨工可以补救因下乡干部过多而影响生产甚至荒芜生产的弊端。第三种是个人生产。阜平县的个人生产是与整风学习结合起来进行的,即将生产与整风学习结合起来,强调用自己动手的办法克服严重困难,并指出“参加生产是光荣的,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同时,规定个人生产要以不影响工作、学习及集体生产的原则下靠自己挤时间进行[22]。应该说,与整风相结合,是各地促进生产的一个颇为有效的方式。

其二,学校的生产教育成效显著,小学生生产热情逐渐高涨,学生家长对于学校的生产教育也褒扬有加。

首先,生产教育不仅克服了某些小学生好吃懒做的不良意识,并且培养了其勇于为大众服务、互助合作的美德。自实施生产教育后,各地学生既从实际生产行动中求得了知识与技能,又在对待劳动的观点上产生很大转变,养成了劳动的习惯与兴趣。如“涞水高小中有个富农的女孩子,平素在家不怎样劳动,而在学校里某一天的集体打柴中,她一个人就打了三六二斤”;“下明峪的小学二年级十岁的小学生庞汝民,在一个月里□□羊绒、织袜子三双。用白土粉作□□一个,解决了他父母同他自己的袜子”[23]。又如,阜平县大车沟口小学生数月来积极学习生产的结果为:“已经学会纺织的有三十五人,会编筐的十一人,织出了腰带六十五条,腿带三双,纺线六七斤,编筐十四个,并开荒地一亩半。”[19]不仅如此,随着生产运动的开展,儿童们生产热情也越发高涨,都认为生产是极光荣的事,并在生产比赛中涌现了大批劳动小英雄。如“一高李荣,每次砍柴九十余斤,除交柴七斤外,余柴赚洋五十八元”;“邢慧芳每日课余纺线二两,八天纺线一斤,前后共已赚洋四百元”。在劳动小英雄的影响下,各村学校中的儿童大都卷入生产热潮中,“龙王庙开始仅三个儿童纺线,现全校所有女儿童都开始学纺”;“辛庄儿童织毛袜由三个人扩大到全校四十个人”;“南城司小学生□锁,现在才七八岁,却整天扭着‘拨子’纺绒”。各村儿童除供自家烧饭柴外,还解决了文具纸张费。一高学生还改善了全校的生活,他们买了灯油,在班上复习功课[24]。

其次,生产教育改变了老百姓对子女上学的看法。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很多家长在子女上学上均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即认为“上学除了识几个字,不顶什么用”,故而不愿让子女上学。经过学校的生产教育,“今天这种看法渐渐地少了,一种新的眼光代替了旧看法”。如灵寿张家庄一位老先生指着他的小孩对人说:“念书有出息了,每顿饭家来,不是拾粪,就是割草,学校里还集体种了一块菜园,今年上学用的笔呀,纸呀,本儿呀……什么也不用家里掏钱了,他们自己都解决了,眼下的学堂真不错啊!”又如,灵邱独峪村小学,“在李教员领导下,二十一个小学生三天里消灭了八亩七分地里的‘花媳妇’(吃山药蛋的害虫)”,老百姓高兴地交口称赞:“现在什么都好,先生教书还领着学生给咱们捉‘花媳妇’,打下山药蛋来,一定慰劳慰劳先生!”[19]

正是在此种认识下,人民对于学校愈发欢迎和爱护,各根据地小学生数量随之增加。以应县为例,在生产教育前,“入学的不过五百四十五人,从春耕到现在,已经陆续增到一千一百三十五人,增长了一倍”[19]。“龙王庙在过去仅二十个儿童入校,现在全村五十三个学龄儿童,入校的已达四十多名,辛庄学龄儿童百分之百的入学”,家长们也都高兴地说:“现在的学校可真沾,认识字还学会一套手艺,学生有了本领,不花家里的钱了。”[24]

(二)各生产群体生产绩效

为了使生产运动更具实效,并为支持长期抗战提供必要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中共千方百计动员多方力量参与抗日根据地生产建设事业,并取得了可观成效。其中,部队生产、学校生产和自新人生产的成绩极为显著。

其一,从部队生产来看,其所取得绩效主要体现在参与农业生产、参与工业生产、帮助群众生产及参与贸易获利等几个方面。

首先,部队参与农业生产所涉领域甚广,概而言之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开辟荒地。为了参加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建设,一一五师教二旅展开了开荒运动,数月间即开荒800余亩[25];晋西北军区在开荒中亦取得显著成绩,如军区政治部某营仅1943年6月就连日开荒230余垧,又如军区卫生部制药厂抽出10余人开了20多亩荒地[15]。此外,在发展生产的号召下,其他各地部队亦纷纷展开开荒运动,如太岳行署警卫连共开荒25.2亩,行署各处科除了经常外出干部外,留在机关里的50多个人共开荒20亩[14];又如,胶东军区及其所属部队在1943年的农业生产中共开荒1.0304万亩[26]。

二是种植作物。在注意开荒的同时,各级部门领导还亲自领导全体人员从事农作物的种植与生产。比如,为响应中央发展生产的号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一年来在农业生产方面,计种水地5.1亩生产菜蔬,共值洋2391元;种山地40亩,收山药蛋700斤,值洋1000元”[27]。又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太岳行署警卫连,在新开辟荒地中广种蔬菜,“所有的畦子都已叠上堰,下了种,挖好了水渠”,“有的同志甚至常带病下地,有的同志手上打起泡子,挤掉水,还是干”[14]。

三是养殖家畜。养殖家畜也是扩大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各地部队均有深刻认识,并广为参与。比如,一一五师教二旅在1942年的农业生产中,计喂猪106口,鸡2181只,羊48头,收菜6.4033万斤[25]。又如,山东抗日根据地各部队在养殖家畜上亦取得较大成绩。其中,1942年4月至1943年4月,胶东区部队养猪723口,养羊320头;清河区部队养猪154口,养羊505头,养鸡1160只;滨海区部队养猪169口,养羊107头,养鸡510只。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鲁中区部队养猪184口,养羊289头,养鸡123只[28]。

其次,部队参与工业生产所涉领域亦有很多,概而言之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参与军需生产。保证必要的军需生产是抗战胜利的必要基础。为此,各抗日根据地对于军用必需品的生产极为重视,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如一一五师教二旅在1942年的军需生产方面,计生产鞋子1.582万双,水壶2691把,被子6398床,纱布98匹,帆布168匹。此外还收集了破铜烂铁9万余斤,以供制造武器之用[25]。

二是参与办公用品与生活用品的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号召下,中共抗日根据地各工厂生产情绪至为高涨。如十八集团军所属印刷厂决定,“自(1942年)五月一日起,全体工人自愿增加义务工作一小时,直到抗战胜利为止”,在此种高度生产热忱下,“现每日生产平均增加40%”。十八集团军所属之某工厂还发动了生产竞赛,“因五月中须制若干某种必需用品,而继续工作二十小时之久。现该厂人员减去1/3,产量增加一倍,实现了两个人担负三个人工作的要求”。除此之外,太行毛织厂发动生产竞赛,创造新民主主义劳动英雄,因而“毛巾的产量每月由104条增至180条”;太行纺织厂所织毛巾与布的产量亦增加三倍[29]。

再次,除了自己生产外,部队还想方设法以其他方式促进根据地的物力和财力积累,在这方面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帮助群众生产。1942年,一一五师教二旅“帮助群众春耕567亩,运粪532担”,在麦收时“帮助群众收麦2.7458万亩,挑麦9094担”[25]。1943年,胶东军区及其所属部队帮助人民春耕719亩,夏收1.1091万亩,秋收6036亩,共计1.7846万亩,约合人、畜工1.5万个,合洋19.5万元;帮助人民种子2万余斤,肥料5万余斤,约合洋2.7万余元[26]。

二是参与贸易获利。参与贸易,以贸易获利,也是中共抗日根据地部队增加自身财力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比如,1942年4月至1943年4月,胶东区部队参与贸易获利10.866万元,清河区部队参与贸易获利101.663996万元,滨海区部队参与贸易获利109.107382万元;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鲁中区部队参与贸易获利50.453423万元,淘金3.2两,等等[28]。

其二,从学校生产来看,其所取得的绩效主要表现在物质产品数量的大大增加,这可从教师与学生两个层面分而言之。

首先,就教师而言,经过多方努力,无论是副业生产,还是养殖业与种植业生产,均取得了较好成绩。如“阜平五个区的教师,在五个月中做出这样的成绩:编草帽67顶(在三个有苇叶麦秆的区),筐、篮、笊篱45个(五个区),织毛衣7件,手套、袜子、笔套、带子共44件(五个区),纺线19斤(三个区),磨石笔8打(两个区),采药材91斤(两个区),喂猪2口、鸡80余只,种大麻100余株,北瓜300余棵,种菜5亩多(四个区)”[19]。尤需说明的是,在前述纺线19斤中,仅孙玉连一人即纺线13斤,占了纺线总数的绝大多数份额,“在他勤劳成绩刺激下,全村群众生产积极性更高涨了”[19]。同时,小学教师们因为这样一种实干的劳动精神,不仅生产喜获佳绩,还越发得到学生及家长的爱戴。据时人董志云,他曾亲见一位高级小学教师“养种着十几亩水旱地,雇着一个工,每天早晨天还不亮,他便领着他的子侄们到田里去拔草、浇水……他跟他才分家、养种着同样多的地,而多雇着一个工的伯伯家打同样多的粮食。他这样辛勤地参加田里的工作,但是并没有耽误过给孩子们上课,而且在他这样以身作则的影响下,所有的小学生也都向他学习起来”[6]。而类如此等之小学教师也就因之而备受鼓舞,更加“愉快地肩负着‘百年树人’的重任,脚步踏实地向前迈进了”[19]。

其次,就学生而言,在教师的精密组织下,无论是校内集体生产,还是校外生产与个人生产,均取得很大成效。如张家庄小学生在校内集体生产中共“开荒9亩余,种谷子7亩,玉黍0.6亩,大麻子1亩,稻子0.2亩,杂豆0.2亩,北瓜25棵,菜园0.1亩,植树50余株(活着的),栽山药0.3亩,集体采菜300多斤(给贫苦儿童分头带回家),纺纱20天,共纺棉花2.1斤,得红利12元”,这些成果“除一部分奖励劳动英雄及积极生产者外,尚能解决全校课本问题、运动器械,并帮助贫苦儿童纸笔”[20]。在校外生产中,张家庄小学生亦取得了很大成绩,共计“采菜1900斤以上。帮助家中耕地20余亩,锄地7亩多,浇地15亩,拾柴300余斤”。在个人生产中,张家庄小学生共耕地“约1.6亩,多种豆子、菜蔬”[20]。又如,北岳区各小学的生产劳动成果亦很丰富。在许多课余生产品中,就学习用具而言,主要有地球仪、看图识字牌、黑板擦、粉笔、石板、石笔等;就副业成品而言,主要有草帽、毛衣、毛袜、手套、手巾、带子、框篮等[19]。而且,最大的特色是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产品,比如“山地的盂平、上龙窝小学的石笔、石板做得非常出色,平原产麦和苇子的地方以各色各样草帽为多,其他如行唐、平山、井陉、阜平等地的羊毛织物、棉织物都很不少”[19]。应该说,所有这些都是结合了各地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的结果。

其三,从自新人生产来看,其所取得的绩效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以及其他杂项生产上,成绩亦很可观。

首先,从农业生产来看,自新人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开荒、种地以及帮助老乡抢收农作物等方面。比如,在繁峙县,从1943年4月开始,自新人一旬之间即开了生荒5亩(种山药蛋),种熟地10亩。为了进一步提高自新人的生产热情,并使生产组织更趋于合理化,该县还根据自新人体格强弱程度分别编成生产组、采菜组,生产组又分二组,经常轮番休息劳作,从而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如该县原计划5月份继续开种荒地15亩,结果“只用了半个月工夫即已超过原计划1/3,在后半月就把山药蛋、萝卜都下种”,这些工作完成之后,自新人“还帮助老乡春耕,有9个犯人出去打短工,74天共得工资355元,节省囚粮55.5斤”。总计,“自种山药蛋种子30余斤,莜面7.5升,萝卜籽用了1.5斤”,而所得收获却远大于此,计收获“山药蛋51布袋、莜麦8斗、萝卜3布袋、荞麦3斗、黄豆2升、谷子2升、桃条200斤”[30]。曲阳县犯人在生产方面的成绩亦很显著,尤其是那些种公地的犯人,“他们以百倍的精神种着10亩地,早将地耕完,又充分地准备了种麦,并在剩余中起沙子,扩大着耕地面积。在他们起沙子时又照顾了造肥,将尿桶放在地里,每天的尿都提回去。他们的生活是早出晚归,晚上去民校学习,这种积极的生产情绪已获得该村群众的赞扬,对该村生产起不少影响”[31]。此外,为了应对秋收时节敌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以“大肆抢粮”为目的的“扫荡”,自新人还积极帮助老乡抢收农作物。比如,繁峙县全体押犯“一面收割自己种的莜麦、山药蛋、萝卜,一面分一部分人帮助老乡抢收共用52个工,帮助老乡抢打、抢藏共用411个工,共节省囚粮460多斤,得利润1442元”[30]。

其次,从手工业生产来看,自新人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纺织业、榨油业、皮革业等方面。比如,1943年1月至3月,繁峙县开展了纺织手工业生产活动。在活动中,有70余名自新人先后学习了纺织技术,其中学会织袜子、毛衣的有50余人,“做出成品有毛袜子159双、手套10副、背心3件,三个月中共盈利1000余元”,除一部分提成改善犯人生活外,“还买了800多斤山药蛋种子”,为农业生产打下了基础[30]。又如,1943年8月间,为了榨油,繁峙县自新人“采山桃每日出去10人,8天就采了20多袋”,后来虽然因为转移地点影响了收成,“只榨油20斤”,但仍“解决监所灯油一部,节省油钱400余元”,而榨油的油渣又改善了犯人自己的生活[30]。此外,自新人还积极改进技术,以提高手工业生产数量和质量。如晋察冀某皮革厂在裁子弹盒方面有了很大改进,“以前要用铅笔划印,现在改用手裁。以前四人裁,供应一个组不够用,现在一人裁,一人缝还缝不过来。以前一个子弹盒共缝200针,现在增加到了300针。以前只用直针,现在能斜缝。以前不会上针,现在都会代针。以前刨皮每人每天刨6张,现在增到8张。以前有的皮面发硬质松,现在做的又柔又软。以前做的子弹盒是花的,不适于正规兵团用,现在一色了,并且质地耐久”[32]。

最后,除了前述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外,自新人在运煤、开饭馆、砍柴等生产战线上亦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曲阳县犯人“运煤的12个人,每天运煤600斤,得运费132元,在10多天的过程中,生活都是自给自足”;“开饭馆的三人带剃头,20天来除他们自给吃饭消耗外,获得纯利710元,他们并附带造肥种菜园”,这种营业“给了诉讼当人及来往干部家属很大方便”,节省了人民的开支[31]。又如,繁峙县犯人砍柴除一部分供给自烧外,“出卖盈利共计486元”,并在“二月份曾给政府盖房子13间,节省不少的工和公费”[30]。

四、生产运动的不足及反思

抗战时期中共生产运动取得的重大成绩不容置疑,但其中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曾先后做过多次论述。如1942年底,他即对陕甘宁边区有些部队、机关、学校在生产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33]464-465等做法提出严肃批评。一年后,他又针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开展的总体情况指出, “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机关人员、军队人员和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幼,绝不能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1]911。此语明确指出了陕甘宁边区乃至其他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机关生产和部队生产来看,有些问题即程度不同地存在,并为毛泽东之语作了注脚。

从机关生产来看,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有些地方推动生产运动的组织不够健全,存在着过度依赖领导人的现象。如阜平县机关生产合作社曾出现“负责人下乡走了,集体生产即没人照顾了”等现象。二是有些地方对于生产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够,劳动观点转变仍需加强。如阜平县曾出现当一机关“干部大部下乡后,留机关的干部生产情绪就消沉了”等现象。三是有些地方个人生产与集体生产结合得仍然不够,生产自动性较差。如阜平县曾出现“集体生产很热闹都愿参加”,但“对个人生产就不愿干了”等现象。四是有些地方工作与生产并未协调发展,甚有个别人员把工作和生产对立起来,特别是有些杂务人员只注意生产,不注意学习[22]。

从部队生产来说,也存在一些偏向,最主要的就是有的存有应付心理,造成生产和劳动的热潮不够。如冀南第五军分区政治部就自我反省说,在上级的一再指示下,虽然生产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直到1943年底,有些领导干部仍然不是发自内心地认为生产很重要,有的甚至在劳动观念上还相差很多,重要表现就是他们往往只是出于应付上级号召和检查或如果不做一点生产的工作就无法向上级汇报等目的而勉强生产了一些东西,甚至有个别单位一边生产、一边浪费,生产的还没有浪费的多[34]。除了应付心理外,在部队的生产运动中,还一定程度地存在官僚主义现象,即“只知指挥别人去生产,而自己不计划、不领导、不参加或不闻不问”[34]。

以上问题的存在主要还是思想认识未到位,即没有认识到生产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贯彻和执行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上也就不够用心。为此,中共中央曾三令五申,不断强化人们对生产运动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甚至还提出,“凡不注意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正是在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华北各地才逐渐将生产运动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如有的纵队即特地发布指示,通令所属各部兵团将生产当作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每一个人都参加到生产阵线中来;同时,还要加强部队特别是生产贸易人员的政策法令教育,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根据地的生产建设运动[28]。

诸如前述问题的存在表明,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是在中共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在具体开展中,成绩的取得与问题的存在相伴而行,即抗战时期中共开展的生产运动,并非只有光鲜的成绩,还有诸多问题与不足,成绩与不足同时存在,只不过成绩为主流,不足为支流。明了于此,我们既要继续肯定抗战时期中共生产运动的主流成绩,同时也应探究成绩背后的五味杂陈,如此方能理性认识那一特定时期中共生产运动的历史原貌。当然,如果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级,着眼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视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40年代前期的那场生产运动也确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结合马克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名言所提出的“人民书写的历史”的思想,即便是放在建党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人民群众也确实始终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