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平

一、准确理解与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核心要义:方法论自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论述的丰富内涵和重大要求,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时代课题。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考察时首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他说:“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1)《安阳殷墟:持续揭示中华文明密码》,https://wenhua.youth.cn/whyw/202306/t20230619_14593491.htm.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8/31/c_1129834700.htm.这一论断意蕴深厚、方向明确,具有突出的导向作用,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使我们在文化强国建设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方向更明、视野更广、胸襟更宽、追求更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蕴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其中包括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资源、本质内涵、基本特征、主要功能和内在规律等重要内容。理解和把握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的最为重要的思维前提、关键环节和主要基础,就是要以哲学方法论自觉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然而,一年多来,理论界虽然在研究和阐释这一主题上发表了诸多论著,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存在视角、思维、哲学反思性方法论等方面的不足,至今仍没有完全在核心要义上直接、全面、深入“破题”,仍有待深入阐明这一命题的核心要义的本质规定,因而更需要准确深入把握这一理论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

所谓研究视角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为研究者所秉持的着力点分布不全面、不均衡而导致的种种偏颇。偏颇之一即拘泥于考察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演进逻辑而缺乏世界眼光,缺少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规定放置在世界现代文明历史方位的参照系和坐标系中加以辨析和考察,因而由于缺少对何谓“现代”和“现代文明”的具有普遍标准性的解答这一最重要的中介环节,导致推理思维出现断裂,也就难以全面判定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现代价值,难以解答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如何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从“传统”走向“现代”,难以进一步判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创造与独特价值。偏颇之二则表现为虽然强调“结合论”,但是结合对象的选择仅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而遮蔽了中华民族在1840年之前就开启的千年冲击现代化、创造自己的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标准、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历史。

所谓研究思维方面的不足,主要指研究者在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缺乏深度的思维穿透力,没有深入地揭示其本质规定,而仅限于以感性直观与经验表象方式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若干具体特征,囿于边缘化若明若暗的游离性模糊判定和话语表达。究其根源,是因为这些阐释在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核心要义作“本质之新”规定时缺乏历史的、本质的参照系和坐标系,进而缺乏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性出场必然逻辑的理解和把握。客观地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就没有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核心要义与本质规定的可能性。而比较就需要有参照系和坐标系。脱离参照系和坐标系去表象地或抽象地谈论中华民族本质特征,就是毫无根据的主观判定。然而,这些参照系和坐标系的选择不是当代人的主观任意选择,而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必然出场逻辑的推送。每一个参照系和坐标系的出场,都是历史已经推送、中华民族已然经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已经交出答卷的历史事实。

所谓方法论自觉方面的不足,是指相关阐释缺乏哲学境界,没有站在大历史观和矛盾辩证法原则的高度对研究对象加以把握。大历史观主张以古今中外多维度历史视域考察对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超越西方式现代文明、赓续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综合结果形态,也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文明观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践相结合的积极成果,其“本质之新”依赖于“道路之新”,其本质规定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与时俱进地不断发生变化。所谓矛盾辩证法则强调不能片面地单质态、单向度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之新”,一切现代化、现代文明都充满矛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最高形态,也因此是矛盾最丰富、矛盾要素与结构最复杂的形态。矛盾体系依然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最本质规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表现为世界现代文明最先进、最发达的形态,是与其所包含的最为复杂、风险颇高的矛盾体系相伴随的。能否有效创造、建设、驾驭、把握和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能”的最大考验。我们的理论要成为全面准确揭示对象内在矛盾本质状况的科学表达。我们的哲学需要举旗定向,其肩负着努力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必须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核心要义的“破题”切入,深度理解和把握其核心要义的丰富内涵与本质要求,这就要求我们精准选择“破题”的切口。为此,我们需要从选择“破题”开始。那么,如何破题呢?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着同样的客观规律。因而,我们在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所运用的方法论,与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相一致。关于后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在历史观的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之新”“本质之新”在于对世界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遵循着对解决世界现代化若干弊端问题的中国解答的逻辑进路,遵循着现代化世界历史的演化逻辑。那么同样,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就必须要有方法论自觉,要站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的高度,追溯世界现代文明的出场史;在语义分析上,要从抽象上升为具体,自“现代”“现代性”始经“现代文明”的共同特征谈起,然后从世界平移到中国,再从历史走向当代,分析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着力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此,我们需要全面巡览、梳理和反思从世界现代文明出场史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全程图谱,展示这一规律性进程的宏观逻辑。

二、文明跨越:解决西方现代文明弊端的世界历史逻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是一项世界历史性事业。只有在世界现代文明参照系和坐标系中才能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规定。 我们的语义分析首先需要在横轴上加以空间布展,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理解自启蒙运动以来以资本逻辑宰制的西方式现代化包含的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现代”和“现代性”的两大根基和主要标准、现代性社会存在的诸领域、现代文明。各种现代文明源于各种“现代”和“现代性”。世界现代性第一个出场者是西方式现代化进程,其曾经是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一统天下的唯一形态,既创造了世界公认的现代性一般规定,由此推出现代文明的一般要素,但是又在资本逻辑宰制下呈现西方式现代文明的独特规定,囿于内在根本性矛盾而导向系列崩溃,呈现出现代文明的世界之问。正如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之新”要打破对西方式现代性的迷思一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世界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继承、对西方现代文明弊端的解决、对人类现代文明之困的中国解答的结果形态。

第一个层次即现代或现代性的初始两大根基、根本标准:抽象的、大写的“人”和绝对的、普遍的、大写的“理性”。现代、现代性的两大根基“人”与“理性”不是一经出场就永恒在场的形而上学。恰好相反,其经历着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马克思唯物史观、后现代、欧洲新现代和中国式现代化等六个演化的关键环节。在不同环节中,人们对于构成现代文明的前提性、根基性、标准性的两大根基具有不同理解,进而构成对于现代文明理解的不同。西方现代化不是起源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而是发端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旧开启的启蒙现代性探索。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启的启蒙现代性开始,第一现代性就主张“以人为中心”,以大写的抽象主体“人”来替代原初传统的“神(上帝)”,抽象的、大写的人颠覆了中世纪统治一切的神的地位,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最主要根基、标准。其之所以是抽象的,是因为现代化对于中世纪最强大的精神统治者“神”的颠覆是“巨人与神之战”,只有舍掉所有具体人个性特征的普遍的人(类),大写的人才是“巨人”,才能共聚人类之力打倒神,建树人的中心地位、主体地位、主权地位,才能有现代替代传统的可能性。从讴歌人的生活的文艺复兴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从洛克强调的人民主体地位到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从康德发动“哥白尼式的革命”倡言“人是人的最高目的”到黑格尔秉持自由的“自我意识”的主体地位,几乎所有启蒙哲学家的主张都围绕这一中心而旋转。“人”“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成为从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到新现代共同贯穿的主题。人的解放崇尚“解放的英雄”。通过人的解放,农奴或大众从封建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人民”第一次被资本逻辑改造为具有“物的依赖基础上人的相对独立性”、被政治解放为具有合法身份的自由人群体、被奉为创造现代社会的强大文明主体力量。封建等级制的社会关系被颠覆,被全面自由的现代市场体系和法制体系所代替。“大写的理性”以替代上帝宰制下信仰的蒙昧,成为“知识的英雄”。无论是笛卡尔宣称“第一人称哲学”“我思故我在”,还是休谟《人性论》,都指认人的本性就是理智理性。

经典现代性将抽象的人作为资本人格化,将抽象的理性作为资本逐利本性,开启了现代性对象化、物质化、社会存在领域的层次,即现代性的第二个层次。以马克斯·韦伯主张的科层制与行为合理化为文化标识,“大写的人”与“大写的理性”合一的“理性人”假设,构成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几乎所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提,在以有限资源去满足资本逐利无限需求的冲动下,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社会化的现代社会分工、合作与交换,成为理性的社会建构的对象化。如果说启蒙现代性对两大根基之间还存在着“蜜月”柔情,那么以外化、物化、对象化为现实领域的经典现代性就在资本逻辑驱动下,必然暴露出内在根本矛盾和弊端,两大根基之间由于工具理性逐利冲动而导致相互冲突。

第三个层次即现代文明,表现为现代性、现代文化的先进状态和结果形态,是两大根基和现代社会存在领域在文化上的先进表达和规范体系,它以综合方式表现了现代、现代性的本质规定,又将之转化为一种意义—价值—文化—文明形态。文化呈现相对稳态,而文明则是动态演化的,从传统走向现代。尽管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欧洲新现代性关于“人”和“理性”的理解内容和指称发生多次重大改变,但是现代性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推崇“以人为中心”的“解放的英雄”和以科学、创新为进路的“知识的英雄”两大根基和标准。20世纪西方现代性遭遇危机,呈现出所谓的“晚期现代性”,无非是指“人”和“理性”两大根基出现大分裂、科学主义作为理性的标识与人本主义(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人本主义)之间的激烈冲突,两大标准各去其一,因而被称为“晚期现代性”。最终矛盾的焦点导致西方现代性的彻底崩溃,两大根基一度被彻底解构,“人之死”(福柯语)与理性退场双双成为导向“后现代”出场的标识。以哈贝马斯、乌利希·贝克、吉登斯、鲍曼等人为代表的“欧洲新现代性”部分汲取了后现代对于经典现代性“大写的人”和“大写的理性”的批判性思想资源,将之改造为“多元交往、小写的主体”“后天交往相对的理性”,但是依然坚持将“人”与“理性”作为现代性的两大根基。

历史地、否定性辩证批判资本逻辑宰制的西方现代文明逻辑,是马克思开辟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新境界的主要使命。历史地肯定西方资本逻辑创造的现代性精神推动世界历史的积极进步意义,又对于资本逻辑私有制那种贪婪、逐利、异化的本性造成的现代文明内部的根本矛盾与弊端加以彻底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进而阐明超越西方资本逻辑宰制的现代文明逻辑,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否定性辩证法表达的基本原理。

一方面,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宏观视角进行总结,认为资本现代性及其全球化的出场是现代文明的必然形式,他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2]402马克思深刻揭示和充分肯定了资本逻辑具有的“伟大文明作用”,认为资本造就了世界历史性的现代化文明进程:“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2]402“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2]402-403“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403可见,马克思对资本现代化历史功绩作了“最高褒奖”(德里达语)。由资本逻辑开辟的生产和交换的世界体系成为引领人类历史前行的“现代文明”基础。在这一意义上,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任何“道路之新”都要以此文明为基础,全面充分地学习、接受、吸纳这些现代文明成果,这样才能扬弃和超越这一坐标系、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作为以资本逻辑宰制的西方式现代文明必然因为资本本性和根本矛盾而产生难以根治和解决的弊端,最终导致现代文明的系列崩溃。一是生产力发展能力的崩溃。生产力文明是资本现代性文明的最主要结果。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这样称赞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405在资本现代性条件下,一切生产力,包括科技革命带来的强大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生产力。为了逐利,21世纪资本推动新科技革命,由此呈现出高度科技化的资本创新形态,从当年马克思所面对的机器大工业资本主导形态走向后工业资本形态,表现为金融资本、数字资本、虚拟资本、元宇宙资本、生命资本、生态资本、空间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等。21世纪的资本创新逻辑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文明。资本生产力的一个本质规定,就是资本操控产能的发展,成为生产力存在与否、发展与否的内在要素和主宰灵魂。资本要素不仅成为生产力的组合架构,更成为生产力使用的基本方向。一旦产能发展超越和背离了资本的逐利本性,那么即使这一生产力再先进、再有效、再合理,也都会被资本无情抛弃。每一个时代的科技革命在极大地推动生产力文明发展的同时,又迅疾造成这一生产力遭遇周期性危机的破坏,进而产生瓦解和崩溃。这标志着资本生产力发展的不可持续,如果其无法再行创新,那么根本就不能持续在场。

参考模型将应用类型、开发模式和实现技术结合起来，从高层级的应用类型分类到低层级实现技术，清晰展示了技术选型的路径走向。

二是资本逻辑宰制的经济制度文明的崩溃。资本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资本逻辑的生产关系包含的劳资矛盾是利益冲突和本质对抗性矛盾。这一根本矛盾导致整个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全面异化,人与人的阶级分裂、对抗和冲突,最终导致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崩溃,进而出现了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第三部门失灵,由资本逻辑宰制的资源配置方式不断瓦解。历史证明:资本逻辑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三是资本逻辑现代性的政治民主制文明的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反思了经典现代性形态的两大失误:一是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导致市场失灵,颠覆了尊崇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为唯一法则的西方式经济现代化的价值观;二是希特勒法西斯上台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西方经典民主制的破产。其实,以多党制竞争为杠杆、以选举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为典范的西方民主制不仅不能解决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而且也未能阻挡希特勒法西斯上台,更不能避免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了一党私利借助于所谓民主和权力制衡相互撕拼、导致国家分裂的颓势。西方式民主所代表的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利益,是虚伪化、形式化、私利化、分裂化的民主,在社会危机来临之际,政府失灵是必然结局。

四是资本逻辑现代性由于资本逐利需要,必然在根基上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冲突,最终造成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断崖式崩溃。尽管在全球大众抗争下,一部分资本企业通过产业生态化科技革命走“绿色资本主义”道路,也获得了部分成功,被誉为“自觉的资本主义”。但是,一旦生态文明在总体上要颠覆资本逻辑主宰、导致两者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资本逻辑就必然毫不犹豫地抛弃自然、毁坏生态。

五是全球分裂导致旧全球化体系崩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依靠资本逻辑所宰制的全球霸权主义体系,维系自己的超级独霸地位,不断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和单边主义来打压别国,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一旧全球化体系使被压迫民族国家和人民长期受到奴役、侵略和剥削,因而其必然遭到全世界人民的长期反抗。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改变霸权主义统治的旧全球化秩序,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潮流。中国崛起所改变的,正是这一全球霸权体系,因而旧全球化体系的崩溃趋势不可逆转。

没有资本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也就不会有对于资本现代文明的真正颠覆和超越。马克思坚持从批判的、否定的辩证法出发,对资本现代性进程“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94。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其本质之“新”表现为以创新价值观和文明逻辑的五大方式来实现对西方现代文明系列弊端和崩溃点的超越。一是以科技为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动力,发挥人才优势,通过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来夯实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二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为依托建设“人民至上”的发展共同体来抵御资本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分裂和阶级对抗;三是以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至上三位一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全方位人民民主来切实保障人民的现代主体地位,坚持“现代化为了人民、现代化依靠人民、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好地由人民共享”的现代文明宗旨和目标;四是坚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式抵制和消除由资本逻辑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全面冲突;五是以倡导和引领全球构建多元主体平等互待、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主义文明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超越以西方霸权主义支配下的旧全球化文明体系。没有五大超越,就没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道路之新”的出场。中国也绝不会亦步亦趋地完全照搬西方现代性那种“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欧洲新现代”依次更迭的发展道路,而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文明逻辑:用“数字中国”带动工业化创造新型工业化;用“城镇化”“乡村振兴”并举来开辟新型城镇化道路;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并举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体系;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来开辟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用“基本公平”+“比例公平”重构差异性正义的社会结构;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地位、多元合法文化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格局;以“人与生态和谐共生”“生态”与“为民”统一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道路。

三、现代文明的中国逻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出场的历史根脉与现实基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表达,其核心要义源于本民族的现代化根脉与伟大的文明实践。对于以大历史观考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之新”出场的历史根脉与现实基础,我们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理解。

第二,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关于现代性两大根基的独特理解和相关阐释,我们应当将其放在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丰厚民族智慧的凸显地位。概而言之,正是在这些方面,才能更加显现出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一是“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的民本、民生至上理念,将人的中心地位、主体地位以中国智慧方式加以阐释。西方启蒙哲学家们在探及人的中心性这一主题的本质时,往往论述“需要”“欲望”,不仅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如此,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也是如此,而且黑格尔在榨取了古典经济学成果之后,在《自然哲学》的终章谈论自然向人的世界转化时,也将“欲望”看作人之为人的自主性觉醒的标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论述“有生命的个人是历史的前提”之后,也将人的肉体组织状况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即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当作是唯物史观阐明历史规律性开篇的“第一个历史事实”。然而,中国传统文明智慧不仅将“民之本”抬高到天地万物必须围绕和呵护的首要位置,而且进一步论及“民生”至上理念,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崇尚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价值观开了先河。二是以“仁”与“礼”为纽带的生命共同体主义价值观。西方文明自古希腊到启蒙现代性再到当代,强调个体性、自我性和原子主义价值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内在地贯穿着这一现代性思想传统,不仅将“有生命的个人”作为深描历史开篇的第一个前提,而且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在场标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实主体性构成人类解放的基础。与之不同,中华文明强调“仁”是“从人、从二”的主体际向度规范论,“仁者爱人”主张主体际向度的共同体优先原则,“礼”则成为协调共同体行为的规则、保持社会各方有序的“伦理”。“仁”强调“群”(共同体原则)优先原则,“群己”关系自始至终以“群”为大、为先,集体、族群、国家、社会的价值具有本源性、本体性、优先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民族复兴、共同富裕放在首位,“公益利益”优先性原则不可动摇,主张发展的共同体主义价值观。三是超越单纯的经典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将“天人合一”原则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这一原则既超越西方经典现代性支配自然、改造自然、驾驭自然的“人与自然对立”原则,否认“人类帝国主义”诉求,又超越了西方后现代所主张的贬低人的地位的“生态中心主义”原则,而是强调“生态为民”“生态富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新现代性生态文明原则。四是理性规则超越单纯的西方理性主义知识论原则,将“情(亲情、伦理、价值)”与“理(道理、理性、逻辑)”合一。坚持为民的宗旨,同时也坚持合理性、合规律性的理性原则与合目的性相结合。五是情理合一的现代文明建构需要有自己全面的社会存在布展、战略原则与实践路径,必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即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安排相统一。

第三,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必须全面考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出场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基础。其中,一是要重新发现在1840年之前,自宋朝以降,以江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若干城市(如苏州等)向现代化自发冲击、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千年历史。2023年7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苏州,在南宋遗存的《平江图》碑刻前发表重要讲话,就点明了苏州样本的精髓,也指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3)《这一幅“双面绣”值得细细品鉴》,https://politics.gmw.cn/2023-07/08/content_36682834.htm.宋朝、元末明初、明中后叶、清末民初和改革开放以来,苏州样本向现代化目标发动五次冲击,千年磨合传统与现代关系,厚植于传统而创造现代文明,以在精致艺术之“道”引领下的“勤劳革命”方式开启了人文经济学之路,开辟了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诸多现代化新事业,而且出现了范仲淹、顾炎武等一大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因此,我们要打破美国费正清研究中心所判定的中国现代化源于西方列强“挑战—应战”的解释模式,从中国千年冲击现代化的内生型历史中来考察浸润于人的心理、行为和价值规范的中华现代文明旅程。

第四,要更进一步了解从“经世致用”的实践派启蒙思想到1840年之后西方思潮的灌输和文化大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影响。正如1840年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向西方式现代化屡学屡败最终在五四运动中实现文化自觉、进而学习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一样,中华现代文明的崛起也在西方现代文明全球霸权支配之下屡学屡败,最终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下开辟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之路。当然,1840年后,中国现代化道路经历三个阶段,中华现代文明的形塑也相应地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即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在这一阶段,我们的现代化和现代文明主要是被动地输入西方模式;中华民族抗击外侮争取独立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二是“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依然“一穷二白”,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现代化道路上依然需要向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学习,但是这一输入与旧中国有本质的不同,而是自主引进、主权完整、有选择的,是为了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而“招商引资”“招商选资”、建立开发区、工业园区和自贸区的。自主输入型现代化的结果就是让民族经济真正独立,让人民富起来。在这一基础上,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积累、发展和增强从覆盖科技—产业—人才—教育—文化—社会治理领域的点状到链条,再到网络布展,形成新发展格局,为新的现代化阶段奠定基础。三是“自主辐射型现代化”,我国在全面自主创新能力布展提升的基础上,走向“精神的独立自主”,进而创造“五位一体”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此阶段,现代文明从“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转向“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几点思考

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我们需要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出发去重新思考与把握。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关于现代、现代性两大根基的重新理解,既继承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现代文明的共同特征,又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立场和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22这一界定站在超越西方式和旧中国现代化老路的坐标系上,以社会形态新旧更替为历史尺度,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之新”。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现代化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和道路开拓上正在超越一切资本主义现代化。因此,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表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坚持了“大写的人”的自由、自觉、自为的主体性现代精神,又将之转化为唯物史观“人民至上”的原则。在此,人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被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表达为“现代化为了人民、现代化依靠人民、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好地为人民共享”这一原则的轴心与宗旨。同样,“大写的理性”不仅被尊重人类发展规律、现代化演化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规律的思想所取代,而且升华至把握现代化本质与规律的理论自觉、道路自觉、制度自觉、文化自觉、文明自觉的崇高境界。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现代化社会存在领域的文明综合,表现为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郑重指出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表达。这一现代化目标所内蕴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总和,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这一目标和形态所指,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对于现代文明内涵体认的最高境界。我们可以全面梳理180多年来中华民族对于现代文明的认识史,即从洋务运动对于西方现代性囿于“坚船利炮”之“长技”认知开始,经过戊戌变法对制度现代性变革需要进而推行“变法图强”招致失败,到辛亥革命满足于推翻帝制的变革,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西方现代性局限于“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和“猫小姐(道德)”的概括,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推崇“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的认知,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体制改革与完善依法治国与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跨入以五大文明为构成要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主知识体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精神的自主独立为标杆,重新探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这一建构的历史方位与现实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表达与引领的客观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史、大党百年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主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环节。我们正处在从“世界走向中国”到“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转变的伟大时代,我们的现代化类型正处在从“自主输入型现代化”向“自主辐射型现代化”的剧烈转变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贡献世界的轴心文明。

从核心要义向自主知识体系扩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阐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出场的必然性。主要表现为: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文明观的守正创新,是对世界现代文明种种之困的中国解答,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赓续与转化,是对屡遭失败的旧中国现代文明探索弊端的历史超越,是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探索道路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伟大成就的集中表达。二是明确目标导向。其一是在世界复杂的现代文明塑型格局中,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不是回到“前现代文明”的传统老路,也不是超越现代化的“后现代文明”之路,而是中国特色新型“现代文明”。其二是各国现代文明具有共同特征、共同价值,需要我们借鉴学习、取长补短,但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厚植于中国大地、基于中国国情,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三是中国特色彰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绝不仅仅是世界现代文明平行并列的“多元”道路中的民族“一元”,而是具有超越性和先进性,是对世界现代文明多元道路内在矛盾和弊端加以超越性创新解决的中国选择和中国方案。三是关于现代文明类型的分型理论。新类型论的着力点在于要坚决打破在现代文明类型学理解上的“西教条”“东教条”或“老教条”,强调现代文明绝不等于西方现代文明。四是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类型目标模式的理论表达。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模式被表述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以此为核心。五是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内涵、基本来源、基本特征、基本功能和构建规律的理论表达。六是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道路之新”论。要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出场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度阐释。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和主导理念,“现代化为了人民、现代化依靠人民、现代化成果让人民更多更公平地共享”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宗旨。八是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战略布局和实施方案,包括全方位、全要素、全过程的实施路径,等等。九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全球文明价值轴心正在东移,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国崛起所改变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结构,而且是全球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文明,其超越了西方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现代文明。全球体系大变革的核心价值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出场,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球表达。进一步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交往关系,以及文明互鉴的价值体系,正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出场形态——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