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虹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新文明样态,也是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学者们纷纷阐释其理论基础、显著特征和思想内涵,强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1],确证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高度和人文关怀。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文章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学价值进行充分的论述,拓展相关研究的理论视野,希冀以此能够深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基础方面的研究,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优势。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主体间性”视角阐释人的地位

(一)唯物史观的交往理论秉持“主体间性”的关系论视角

唯物史观强调的“每个个人”的平等发展,是一种实质的平等,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形式平等。比较而言,实质的平等全面地涵盖了机遇、分配、条件保障、责任等方面,这种平等观呈现出唯物史观人学主张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论视角,这种新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西方哲学“主体—客体”二元对立困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弘扬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实际上确认了每个个人的平等发展,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推动文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仅从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重新诠释了“主体间性”的内涵,而且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从哲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的地位一直在发生改变。古希腊哲学具有客体主义倾向,其中人被看作客体,受到神和自然力量的支配。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中,人成为认识的主体,以科学的方法探寻真理,实现价值。现代哲学的发展推动了“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关于人的观念再次发生了变化,人不仅要将自身视为主体,而且也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将他人同样视为主体,形成一种“交互主体性”,这样一种关系论的范式不仅揭示了现代人文科学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根据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实践的本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实践本身并不孤立,它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当实践活动指向他人时,则会形成以交互主体性为特征的交往行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到了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的现实条件,“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2]147。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马克思将基于分工的生产力进步看作是“交互主体性”的物质基础。当然,他也指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分工状态并不能形成以交互主体性为基础的交往,“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关系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的关系会相对于他们而独立?他们自己生命的力量会成为压倒他们的力量?总之:分工,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2]215。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创新也有深刻的现实指向,在“三分离”的条件下,“异化劳动”成为资本主义文明中的社会现象,而这一现象却让劳动者的生活陷入困境之中,消解了劳动者的主体性,将社会关系置于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境地。就此而言,唯有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文明形态中,“主体间性”才能被普遍地确认为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唯物史观所秉持的“主体间性”作为一种关系论模式,与“实体论”的思路截然不同。这样一种关系论模式,不仅描述了文明类型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体现了唯物史观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对此,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关于关系的观念和思想,是以整个社会的意识为基础所形成,也就是说,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够建立起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意识。”[3]13就此而言,个体不仅在交往中从他人那里获得对自身的认知,而且也通过“主体间性”的建构不断确证其社会属性。马克思对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贡献也体现在研究范式的“交互主体性”转换中。这一贡献在现代人文科学领域也得到了具体的解释,库利、哈贝马斯等人都对此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从社会学、哲学的视角去应用这一范畴。例如,社会学家库利的符号互动论提出了“镜中我”这一概念,强调社会成员眼中的“自我”并非一个抽象物,而是在“我看他人看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自我印象,从现代社会交往策略的视角对“主体间性”概念进行了具体的应用。哈贝马斯则强调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是一个不断获得共识的过程。“主体间性”的关系论模式不仅是唯物史观对哲学发展所做的重要理论贡献,而且对人们推动文明发展也具有启示价值。就此而言,我们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逐渐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能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观点。

(二)“主体间性”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呈现

1.个体层面的呈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主体间性”在个体层面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每个个体都是推动文明进步的主体,在文明演进中个体之间合理分工,充分展现个性与才华,不断发挥自身的创造力与行动力;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间性”又集中体现为每个社会成员都是文明成果的共享者。

在文明演进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认同每个个体的主体性。实际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提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对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承认,“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诚然,马克思在对待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时候,秉持了辩证思维,既分析了其进步性,也揭示了其局限性,即私有制条件下的不合理分工和异化劳动。这对现代哲学的态度也产生了影响。例如,实证主义者埃米尔·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也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合理的分工和违背社会成员意志的分工,正是由于在社会分工中存在这种不合理现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工并不能解决社会“解组”问题。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相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倡导一种更具人文关怀的合理分工,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创造性都得到了充分尊重,每个人的价值都得以呈现,才华和能力也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成员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也形成了强烈共识,为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平等交往关系提供了认识论前提,每个人都把自己和他人视为主体,体现了“主体间性”的关系论模式,在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彰显自身的主体力量。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将每个个体看作文明成果的受益者。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丰富的内涵,学界的研究者从系统性和整体性视角出发,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解读。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政治新文明、人类工业新文明、人类农业新文明、人类城市新文明和人权发展新道路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特征。”[4]21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包括了多个层面、多个领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来看,文明进步必须具备物质条件,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精神生活的充实、民生水平的提升、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唯有协调全面地发展才能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成为文明成果的受益者。社会成员不仅可以拥有富足的物质生活,而且也可以体验高质量的文化作品,获得精神需要的满足。不仅如此,人们也置身于友爱的社会关系之中,并拥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发展机遇来看,人们在不同人生阶段都能够保证身心健康,获得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就满足审美需要来看,人们既可以从文化作品中感受到艺术之美,也可以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体验自然之美。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们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都可以成为文明成果的受益者。

2.整体层面的呈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5]441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鲜明特质。从文明之间的关系来看,不同文明类型都具有自身的文化内核。如果从“主体间性”的唯物史观视角看这个问题,文明之间在交往过程中会充分考虑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融通。具体说来,无论是历时态的文明演进,还是共时态的文明沟通,文化的多元化和文明的多样性都是客观存在的。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当代社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需要面对世界上其他的文明类型。有学者认为,“在新的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我们必须在保持文化上的自我主体性和自主地位的前提下,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上的开放姿态,充分吸收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6]。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自身的包容性,这让当前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彰显出中华文明自身的优势。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现实的人”的需要为出发点

(一)承认“现实的人”需要的层次性

马克思的人学关注的并非“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而“现实的人”其“现实性”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现实需要”。

唯物史观将“现实的人”解释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并将其作为一切文明的出发点。针对由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指出这种异化表现为“自由性活动”在资本主义文明中被“生存性劳动”所取代,人通过自觉的活动和动物本能区别开来,并在实践活动中从事社会生产、进行社会交往,进而推动人类文明向前演进。但纵观历史发展,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的数百年间,资本主义私有制让“三分离”现象在资本主义文明中根深蒂固,异化劳动的问题也难以得到解决,要改变此种状况则必须寄希望于新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2]171既然马克思将“现实的人”理解为文明的创造者和实践者,那么创造新文明形态则必须考虑“现实的人”的需要,这样社会成员才会出于自身的需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不断释放出强大的行动力,当这种行动力凝聚为合力,历史就会随之而变化,文明也会不断向前演进。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在现实的具体历史活动中摆脱了其抽象性,成为具体的、历史的人,也呈现出“现实的人”的特质,这样的人是自在与自为、个人选择与历史规律的辩证统一。

需要对于“现实的人”来说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层次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到了人的第一个需要,即物质需要的满足,这也是其他一切需要得以满足的物质前提。当然,人的需要并没有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人还具有以审美需要为代表的精神层面的需要,正是在审美体验中,人们感受到了自身力量的对象化,这种极具成就感的愉悦体验将人的创造和动物的活动区别开来。“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57马克思从需要的层面赋予人以现实性,同时也充分考虑了现实需要本身的层次性,其理论贡献不仅表现为对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观念的超越,而且也影响了现代人文领域的各个具体学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被创建出来,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其不仅关注人们的物质需要,也强调了精神需要、审美需要对美好生活的重要意义,承认了需要的现实性和层次性。在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解释了巨大的人口规模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对“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追求。如果对“富裕”进行完整的内涵阐释,那么其既包括物质上的充足,同时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充分考虑到了社会成员需要的全方位与多层次。就精神需要来说,在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人们的审美需要也得到了充分尊重,人们既可以在文化建设的成果中感受到艺术之美,也可以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体验自然之美。

(二)“现实的人”的需要构成文明发展的推动力量

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现实的人”的需要是重要的动力源泉。具体来看,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需要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运行本质进行了彻底批判和全面揭露,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以“人的异化”为代价,破坏了人的完整性,这种文明无法真正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变革资本主义的制度,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真正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进而实现社会成员整体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的论述不仅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而且也成为我们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据此而言,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包括多个层次,人们既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寻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审美需要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之一,需要的多样性和层次性赋予了人们推动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倡导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恰恰契合了人民群众需要的丰富性与层次性,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实现路径。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人类命运关怀

(一)百年变局中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竞争也更加激烈,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随着交往程度的强化也日趋成熟。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沟通程度和相互依存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未曾有过的,甚至可以说,当今时代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紧密相连的。各国所面临的一些共性社会问题也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协商解决,在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要的,而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程度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性条件。正是出于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应对全球化赋予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延拓和发展,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古典时期国家之间结成的联盟,也不是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所提到的因血缘、地缘等原因形成的共同生活区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共同体,但又不同于资本主义时代出于利己主义而形成的“虚幻共同体”,资本主义时代的“虚幻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结合到一起的共赢发展模式”[7]127。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寻求对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方案,实现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与福祉,同时也以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考量,在此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体现了对各民族命运的“共情”,彰显出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博大的天下胸怀。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真、善、美的融合,其构建过程也体现了一种“主体间性”的唯物史观的交往模式。具体来看,面对各国日益密切的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反对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倡导合作共赢的理念。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层面又完全不同于那些以自身利益为标准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总的来看,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了马克思所提出的“真正的共同体”,立足我们所处的时代变局,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以往文明形态相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特质恰恰就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全人类共同命运,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胸怀。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全人类命运为价值关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包含两个维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把握了现代文明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充分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无论是对哪一个维度的创造性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展现出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博大宽广的胸襟,这种眼光和胸襟表现为对全人类命运与福祉的深切关怀。

从对现代文明的把握来看,充足的物质条件、发达的科技水平、便捷的生活方式、优美的生态环境,都是全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目标,这其中涉及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系维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倡导“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上述关系的全面考虑,这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现代”的体现。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同于其他现代文明类型之处,则在于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传统文明中的思想资源作为推进文明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鲜明的辨识度。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契合之处恰恰在于对“人”的关注和对人文精神的表达。现代文明语境在多个层面确证了“人”的主体性,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吸收了这一点,而且以更为博大的胸襟关注全人类的命运,寻求人类共同的福祉。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相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消除了阶级之间的对抗与差别,以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实现了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协调推进,这实际上是个体与整体的辩证统一。与此同时,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过程中,“人的异化”也被扬弃,自由自觉的活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样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人文精神的全新表达。

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体现为对人的品格的塑造,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这恰恰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沃土,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则立足当代世界,赋予了传统文化以崭新内涵,从人类整体的命运出发,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对此,杨耕说道:“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与现代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属于外来文化;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属于中国文化,造就的是新的文化生命体。”[1]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正是因为从“两个结合”出发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并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而这样一种以人类命运为旨归的文明形态必然具有光明的前景,指向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向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唯物史观将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点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过程中得以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过程凝聚了社会成员共同的创造力、行动力。作为主体力量,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获得自我实现的机会。由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平等地关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其能够为马克思所提到的“真正的共同体”提供现实进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199在文明演进过程中,人们在贡献力量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的勤劳、智慧、勇敢创造了美好生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恰好契合了社会成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们可以在享受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不断感受到自身的主体力量,体验到日常生活之美好。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具有现实指向性的文明状态。这说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所生发出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不是指向少数人或某一特定群体,而是面向整个人类社会。例如,物质文明的实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这是巨大人口规模的共同富裕,一方面巨大人口规模的现实需要构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另一方面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也共同推动着共同富裕的实现,为物质文明的发展释放巨大的潜力。实际上,物质文明发展这一目标更加具体地诠释了“主体间性”的关系论模式,因为共同富裕体现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为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提供了物质条件,超越了“虚假共同体”中的形式平等,从根本上避免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也从不同方面关注人的现实需要,深入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中获得充足的理论资源,面向人类命运形成崭新的文明发展模式,尊重人的地位,发挥人的才华,满足人的需要,肯定人的价值,指向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结 论

从唯物史观向度出发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行探索,对我们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现实启迪和价值启示。第一,从理论向度来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植唯物史观的人学理论,从主体间性的视角阐释人民群众的地位,确认了每个个人的平等发展及其在推动文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诠释了“主体间性”的内涵。第二,就实践向度来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出发,以“现实的人”的需要为现实基础,充分考虑了人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审美需要,并将需要的实现作为文明发展的动力。第三,就价值向度而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出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体现了极具包容度和开放性的价值指向。上述三个向度分别阐释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基础、现实依据和价值指向,进一步论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学价值,形成了对已有研究的拓展。这一思路不仅能够深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基础方面的研究,而且通过三个方面的阐释也能够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