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士 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工业领域迅速腾飞。与此同时,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城乡发展失衡问题日益突显,主要表现为农村资本、劳动力净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等“三农”问题。实际上,城乡发展失衡与农村落后等问题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中普遍面临的困境,国际上将其定义为 “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广义上,“农政”一词指的是“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这四个方面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1]。农政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政问题”有着更具体的研究视角,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对农政都有一定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农政主要从农业发展、农民分化、土地权属以及城乡关系四个方面出发,强调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型,使得农业部门为城市化工业化提供剩余,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在农业发展方面,关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发展方式的兴起,认为大生产必然会排挤小生产;在农民分化方面,认为农业资本主义转型会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进而产生农民的贫困化与无产阶级化;在土地权属方面,认为农业资本主义必然要求土地集中,以此实现规模化经营;在城乡关系方面,关注资本主义使工业向城市集中、导致城乡分离的过程和未来发展方向[2]。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的高峰,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又进一步推进马克思开创的思想与研究领域,罗莎·卢森堡就是其中之一。在她书写《资本积累论》的过程中,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边界的问题没有进行回答,卢森堡试图从一个新的维度去回答这个问题。在《资本积累论》中,卢森堡提出了一个研究资本积累的新范式,她将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点聚焦于扩大再生产上,认为非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一旦非资本主义生产被利用殆尽,资本主义生产也会趋于崩溃[3]313-314。从《资本积累论》中可以看出,卢森堡的农政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既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也有所发展。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中,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型,即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以及土地的集中化、规模化,被视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核心部分,而卢森堡关注的是传统农业和农村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关键地位及其内含的矛盾。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对马克思主义农政研究的贡献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本文将对她的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揭示资本积累论视角下的农业农村发展规律,尤其是国内外资本向农业农村领域扩张的动力和过程机制。

一、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传统农业和农村

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资本家将剩余价值扣除自身消费部分后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追加投资过程,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资本积累论是卢森堡最大的理论贡献,该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需要以非资本主义为社会基础,并不断向非资本主义社会及部门扩张的基本规律。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其能更好地解释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现象;另一方面,该理论将以传统农业部门和农村社会为代表的非资本主义部分放入资本积累的核心过程,卢森堡在阐述和论证她的理论时也直接分析了传统农业农村领域受到国内外资本主义影响的情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生产即生产过程的重复和更新,卢森堡指出,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只要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一先决条件,再生产就将持续地反复进行。一般来说,只有如战乱和瘟疫等外部条件才能造成再生产的间断或大幅度缩减,因为这些外部冲击毁灭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过去积存的生产资料。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却有着与之显著不同的特点,在再生产的一切元素,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具备的情况下,却经常发生再生产的停顿和缩减。这里造成困难的并不是对经济计划的专横干涉,也与技术条件无关,而是因为再生产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只有那些预期能够出售并能获得利润的货物才被生产出来[3]1-3。

在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不被工人和资本家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部分追加投入到生产中之后,新增产品的销售将面临很大的挑战。卢森堡认为,马克思对利润的实现、剩余价值的获取以及整个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是在假定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状态中进行的,即“资本家与工人是社会消费的唯一代表者……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3]273。这样的社会状态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可以用于理论分析,也可以解释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但这个理论图式中没有传统的农业和农村等非资本主义部分的位置,与尚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不符。另外,卢森堡认为,即使在纯粹的理论分析中,这个图式在解释扩大再生产时也不能正面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冲突问题[3]273-275。

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能够实际发生的答案是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购买者阶层,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结构来实现的”,国内和国外的传统农业农村领域就构成了这个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部分。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部类(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第二部类)两部分,资本积累进程表现为两大部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之不同,卢森堡发现,“积累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各部类间的内部关系,它首先是资本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之间的关系”[3]333-334。能够支撑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价值实现方式可能存在两种情况:第一,“资本主义生产供给超过自身(工人和资本家)需要以上的消费资料,其购买者是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3]277。后者的购买使资本主义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的繁荣扩张成为可能,进而又增加了该部类对“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部类)生产物的需要,帮助了这部类实现剩余价值和增大资本积累”[3]277。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第一部类所扩张性地制造出的生产资料(如机器设备),也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寻找购买者。该部类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借此得以实现扩张和剩余价值,并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引起国内消费资料部类的扩大。在现实中,这两种情况相互交错,相互补充,并混合起来[3]276-278,333-334。可见,在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中,传统农业农村等非资本主义部门与地区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顺利实现具有关键作用,这也决定了资本向农业农村领域扩张的必然性。

二、资本主义对传统农业农村的利用与依赖

尽管马克思在论述资本原始积累等历史现实时提到过海外殖民扩张和农业资本主义转型,但他关于资本积累的经典理论命题是以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都由资本主义部门来进行为前提的。卢森堡认为,这一假定与资本主义的真实历史实践并不一致[3]287,比如在近代英国纺织工业中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要依赖美国南方奴隶种植园提供的棉花和俄国农奴制村社提供的粮食。而且,“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态和规律从最初就致力于囊括全世界,把全世界作为生产力的蓄积之处”[3]282。这种扩张性并不是简单地要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替代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资本以剥削为目的而企图占有各种生产力(包括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它搜索全世界,从各个角落获取生产资料,必要时从一切文化阶段和一切社会形态那里用武力来夺取这些生产资料……为了使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上得到使用,资本有必要愈来愈向全世界发展,以求无论在量上或质上,能够无限制选择的生产资料”[3]282。

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农政思想往往强调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统农业农村领域的支配性影响和后者逐渐被资本主义化的变迁方向,农业农村往往处在一个次要的、被动的、被改造的地位。卢森堡同样看到了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变革现象,但她的农政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揭示了资本主义对传统农业农村领域的深刻依赖,以及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农村领域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核心位置。一定意义上,不是传统的农业农村依附于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依赖传统的农业农村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而且,资本主义向传统农业农村领域的扩张不是资本主义向落后地区和落后部门输送先进经济制度与商业文明的过程,尽管必然引起一些资本主义变革,但更常见的是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基础的“充分利用”。

卢森堡列举的一个例证是,南北战争时期美国棉花对英国的输出中断,随之埃及就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棉花种植。当时的埃及是一个带有古代奴役制度的专制国家,但它为欧洲的资本开辟了一个活动场所。只有在这种原始的社会关系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如此奇迹。另外一个例子是,20世纪初世界橡胶消费大规模增加,1912年一年要求有价值十亿马克的生橡胶供应。这一原料生产的基础是欧洲资本在非洲殖民地及美洲所实行的原始剥削制度,这种制度是奴隶制与奴役关系的各种形式的结合体[3]282-283。因此,卢森堡指出,“资本必须能够无限制地动员全世界的劳动力以便在生产剩余价值所允许的范围内,利用地球上的所有产生力。但是,这些劳动力……首先就需要从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劳动力从原始社会关系解放出来,被吸收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这是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历史基础之一”[3]286。而要实现这种转型,资本主义体系“会用到各种‘温和的强制’方法,尽力把隶属于其他社会制度的劳动解放出来,以听命于资本的支配。由于这种努力,在殖民地国家便产生了近代工资制度与原始统治关系的极其奇特的混合状态”[3]287。

三、农业农村的资本主义转型路径

以传统农业农村为代表的国内外非资本主义部分,有些是对资本主义有利的,有些则构成对它的阻挠因素。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那些围绕它们的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但并不是所有非资本主义形态都对它有用。资本主义之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是要把它们作为其剩余价值的销售市场,作为生产资料的来源地,并作为工资制度下的劳动力蓄积场所。但资本不能依靠自然经济的生产形态来达到这些目的。因为,一切自然经济的形态……都是主要为了自己内部的需要而生产。从而,对外来商品,或者完全没有需要,或者需要得很少。并且,它自己的生产物,通常也不感觉过剩,或者,至少没有尽快脱售它的过剩生产物的迫切要求。最重要的是在自然经济中,生产之所以继续进行是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在这种或那种方式下结合起来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农村公社,和封建庄园及其他类似的组织,把劳动力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置于法律及习惯的支配之下,借以维持它们的经济结构。因此,自然经济在每一方面都以它的顽强的壁垒来阻挠资本主义的要求。因此,资本主义总是到处对它所遭逢的各个历史形态的自然经济……进行一场歼灭战”[3]291-292。

(一)土地私有化及其社会后果

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及其社会系统的改造,目的在于:一是直接占有土地、矿物等生产资料;二是使劳动力“自由化”,迫使它为资本而劳动;三是商品经济的导入,农业与手工业分离。原住民之间的社会联合是他们社会系统的稳定器,也是他们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得以持续运转的保障。每一次新的殖民地扩张,必然伴随着资本对当地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无情的冲击,这些当地人还被强迫夺走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不可能仅限于“和平的竞争”,具有跳跃式扩张特性的资本积累,绝不会满足于等待非资本主义形态内部的自然分解从而转变为商品经济,强力是资本所采用的唯一解决方法。这种方法对资本是最有利的,它产生最快的效果,但这个方法必然伴随着不断扩大的军国主义。以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为例,法国的殖民政策持续以破坏和分裂公有财产作为系统的、有意识的目标。一方面,公有财产的瓦解被用来打击阿拉伯家族团体的社会力量并镇压他们对法国统治的抵抗;另一方面,为了侵占殖民地的经济资源,公有财产也必须加以破坏,要把上千年来由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掠夺过来,转移到法国资本家手中[3]292-293,301-302。

卢森堡分析了在传统社会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她提到,1873年法国国民议会制定了一个法律,要求阿尔及利亚所有700个阿拉伯氏族的全部领地都要立即分散开来,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强制建立私有财产制。支持这个法律的第一个论点是阿拉伯人自己迫切希望采取私有财产制,但事实上希望这样做的是那些土地投机家及高利贷者。只要在阿尔及利亚通行穆斯林法律,世袭的氏族和家族的土地就是不可割让的,这对于希望抵押自己土地的任何人构成不可克服的困难,新法律的目的是要完全取消这些障碍以便高利贷者充分自由活动。支持新法律的第二个论点披着“科学”的外衣,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强调私有制有利于防止阿尔及利亚的饥荒,有利于更好地、更集约地耕作土地,因为任何人都不愿意对不属于他自己的那块土地投入大量的资本和劳动。但事实并非如此,法国投机家并没有把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所创造出来的私有财产用在更集约的、改良的耕作上面。占有大片土地的资本主义企业并没有耕作那些土地,而是把它们出租给土著居民,而土著居民还是用传统的方法耕种这些土地。这说明,资本主义投资和集约的土地耕作不可能在一夜间像符咒般地创造出来。能够快速获得的效果是,狂热的土地投机、繁盛的高利贷及土著居民的经济破产[3]304-306。

(二)城乡分工、商品经济与农民的贫困化

农业与工业的分离、将农村工业从农民经济中排除出去,是对自然经济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对该问题的分析中,卢森堡阐述了自己对乡村发展的观点。她指出,“中世纪欧洲手工业的历史,是手工业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从庄园分离开来,向专业化、也就是向城市行会的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在农业地区,家庭手工业,仍执拗地固着于农业。作为农闲期家庭副业的手工业,对供应农民经济的自己需要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从农民经济中逐渐夺去某一工业部门,以便于在工场集中大量生产”[3]314。“为了使农民大众成为商品的购买者,资本应首先把农民经济限制在单一的范围内——农业……表面上,这个过程好像是和平发展的,它很难识别出来,仿佛单纯由经济因素起作用。工场的大量生产,一方面具有较高的专门化,对生产过程又有科学的分析与管理,另一方面又有改进的机器和国际原料资源,其技术的优越性,确非原始的农村工业可比。但实际上,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过程,取决于一些因素,如租税重压,战争,及国家土地的浪费和独占等。”[3]314

以美国为例,南北战争使美国负担了60亿元的巨额国债,随之而来的是租税负担的显著增大。同时,农业中的机器普及率上升,所使用人工比例降低,大农场比小农在经营管理上更有优势。随着工业的繁荣和工业向城市的集中,那种时代——小中农差不多可以不需要现金而生活,如果迫切需要的话,他可以把小麦脱壳换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农民开始经常需要现款,需要很多的货币来支付租税。他又很快地被迫出售他所生产的一切产品,并从制造业那里购买他所需要的制成品。过去美国农民家庭自由而无负债,以家中房屋做抵押来取得借款的情况少之又少。经营农场需要的现金也很少,农民手中所存现金总是绰绰有余。后来,需要现金的数量十倍于过去,而农户却只有很少的钱。将近一半的农场都负担着吞没农场全部价值的抵押债务,而且利息特别高。

原因在于,农场上的小作坊让位给都市的大工业,那里的大部分工作是用机器进行的,最后,农民本身的农业劳动也变成了机械劳动,银行、机器商人、杂货商人都从农民的劳动成果中分一杯羹。农民的贫困化来源于资本主义的两面夹攻: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以实现对农村资源和市场的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一旦农民成为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者,资本又随之与他们在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市场上发生竞争。美国农民很难和那种用近代科学技术的一切手段来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相竞争。当美国的金融、生产和运输条件的全部变革使美国农民不得不抛弃自给自足的生产而进入市场的生产时,农产品的价格由于耕种面积的急速扩张而大为降低。正当农民依赖市场的时候,美国的农业市场突然从地方市场转变为世界市场,并成为大资本、大商行疯狂投机的牺牲品[3]316-321。

四、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内在矛盾

卢森堡认为,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中可以看出两对基本矛盾。第一对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需要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某种结合才能实现,但这种结合的过程中会对后者进行资本主义改造,这反过来使资本主义自身的存在条件被消解[3]313-314。具体来说,“资本以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之后,它再代替了商品经济。因此,非资本主义形态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严格地说,资本的存在依赖非于这些形态的毁灭。虽然资本主义的积累,是无条件地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但它的所谓需要,乃是牺牲非资本主义环境,从它那里吸取养分,以养肥自己……只有使非资本主义形态不断地加速解体,才能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3]333。所以,马克思的积累图式确实代表了积累运动的客观历史倾向及其在逻辑上的结论,经过简单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代替简单商品经济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一切社会经济系统。然而,一旦最后的结果达到了,积累也将停止。一旦现实符合这个图式的时候,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将无法实现,资本积累在达到顶点的同时也被迫终止。在资本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将无法进行,资本主义体系最终将走向崩溃[3]332-333。

第二对矛盾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之间。卢森堡所说的内部市场是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内部及相互之间的交易;外部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部门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交易。依此标准,不同国家间的工业产品交易,属于内部市场;本国工业部门与本国(及外国)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交易,则属于外部市场。资本主义的内部市场只能实现简单再生产层面上的资本更新,而扩大再生产层面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就必须依靠外部市场来实现。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而简单再生产则是前者的基础,因而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然而,“旧的资本主义诸国,相互间提供日益扩大的市场,并日益增加彼此间的依赖性。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相互间在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上成为日益激烈的竞争者。剩余价值资本化的条件与总资本更新的条件,相互更加矛盾”[3]289-290。

五、结语

卢森堡认为,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3]376。在她看来,非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垫脚石,资本主义充分利用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不断推进资本主义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顺利实现。但这种资本积累的实现路径对于传统农业农村有很大伤害,这种持续性的剥削最终会导致非资本主义的资源被利用殆尽。资本积累的过程导致农民土地被占有,农民被迫为资本劳动;将农村工业从农民经济中排除出去,农业和手工业分离、城乡分离等均是对自然经济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重要方面,这会导致农民的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矛盾。

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以发展生产力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并非以积累为目标。这能在根本上避免资本积累导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3]280-281。在农政问题上,我们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府宏观调控的制度优势,合理配置城乡资源,引导工业与城市反哺农业农村。应加快实现城乡融合,走乡村多元产业振兴的中国道路,通过发展多元乡村产业,不断缩小城乡差距,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产业振兴。

与此同时,我们要大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与基本经营制度的优越性,以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形式实现产业规模化与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卢森堡认为,土地私有化可能会强化小块土地所有权,而小块土地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必须实施社会主义规模化经营[3]485-487。所以,应在统分结合、保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上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既能通过土地规模化来提高生产效率,又能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追求共同富裕,防止农村土地兼并与两极分化。

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为我们认识农业转型与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更重要的是她为中国城乡如何发展,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指出了方向,有助于坚定道路自信和具体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界可以充分阐释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的现实指导功能,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农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