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少 杰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史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地位,而且也作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贡献,其中很多重要的思想观点都具有深入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积极的实践意义。不过,通过考察反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艰难历程与重要贡献,也能发现其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总结其理论局限的成因与教训,对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在“东西”之间

东欧既是一个地理范围也是一个政治概念,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政治关系来看,东欧都是一个中间地带。位于苏联西侧的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南斯拉夫8个国家,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模仿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这8个国家的西侧,则是联邦德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这样一个中间地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其形成与演化中同东西方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经济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为了修复被战争造成的巨大创伤,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积极推进国民经济,经济生活逐渐走向持续发展。苏联的经济发展给东欧各国带来希望和影响,东欧国家纷纷效仿苏联巩固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实施计划经济,一度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与此同时,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也进入战后迅速发展时期,不仅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迅速兴旺发达,而且科学技术也呈现了快速进步的势头。西方的空前繁荣也深深地吸引着东欧各国,一些学者的思想观念在东西方的比较中产生了分化。

最初的分化是从政治关系开始的。在东欧各国中,南斯拉夫是唯一没有依靠苏联而独立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国家,也正因如此,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敢于率先发表同苏联不同政见、公开分歧并脱离其控制。1945年独立后,南斯拉夫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铁托作为南共领导人公开表示要学习苏联的发展经验,但事实上,南斯拉夫并没有完全模仿苏联,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保持了南斯拉夫自己的一些特点。后来因为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持居高临下和蛮横指挥的态度,苏南两国之间在民族利益和外交关系等方面出现尖锐矛盾,南斯拉夫终于在1949年同苏联分道扬镳,脱离了苏联控制下的社会主义阵营。

匈牙利在被苏军占领之前属于资本主义国家,1945年苏军占领匈牙利之后,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阵营。但因原来实行多党制和流行于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同强调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苏联体制存在很多不同,官方与民间在经济政治生活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经常出现一些同苏联的分歧。1956年,在西欧进入长期高速发展而匈牙利却没有明显进步的形势下,匈牙利人开始怀疑苏联体制的积极作用,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同苏联军队发生了冲突。遭到苏联军队镇压之后,匈牙利进入了30余年的低速发展时期,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南斯拉夫与匈牙利同苏联的关系,在东欧各国中具有代表性,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曲折演化,是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的,并非单纯的学术层面的发展变化。应当在思想理论同历史现实的紧密联系中考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原则和理论框架的演变,以此来获得对这份理论遗产更有意义的研究和阐释。

概而言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基于东西方中间地带国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在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西欧及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关系中形成与发展的。这是我们考察和评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视角,否则,就难以对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与评价。

二、卢卡奇的贡献

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演化线索而言,卢卡奇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卢卡奇既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立者,也是英美德法等西方国家新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虽然有学者从地理位置上把发生于西方国家中的新马克思主义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仅把东欧学者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但从两者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方法论原则等方面看,很难在他们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反而能够发现两者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具有在基本立场和方法原则上的共同之处。因此,我们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后,由东欧和西方学者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理论,统一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卢卡奇对东欧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具有相同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坚定地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针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等人宣扬经济决定论、单纯强调物质利益、割裂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错误观点,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深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立场。卢卡奇指出:“如果我们可以把全部现实看作为历史(即看作我们的历史,因为别的历史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实际上是自己提高到这样一种立场,在这种立场上,现实可以把握为我们的‘行为’。”[1]231

其二,卢卡奇把全部现实看作人类的历史,而把现实看作人的“行为”,也就是把历史和现实都看作是实践的展开,历史是实践的时间过程,现实是实践的空间展开。“要由‘行动’来证明和指出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事实上,在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的历史的统一中得到了实现,并找到了自己的基础。”[1]231“行动”就是实践,其中包含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把历史和现实归结为人类的社会行动即实践,就一定要用辩证关系或坚持辩证方法去认识世界、支配行为。简言之,卢卡奇在人类社会的纵横关系中强调了实践立场和辩证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了出发点和方法论原则。

其三,正是因为把历史和现实都理解为实践,强调从实践出发去认识社会发展变迁的辩证关系和矛盾冲突,卢卡奇提出了20世纪乃至21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社会的思想意识问题。卢卡奇从批判“物化”现象开始展开了对阶级意识的论述,他继承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把人性、社会性、主体性都转化为商品的物性的批判,进一步指出,物化“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在客观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它的规律虽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无法制服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成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3]153

可见,无论是卢卡奇还是马克思,对物化的批判实质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而商品经济的另一个称谓是市场经济,因此批判物化也就是在批判市场经济。马克思为了克服把人性转变为物性的物化,提出用计划经济替代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这种逻辑上合理的主张,在实际经济行为中却遭遇了重重困难。在苏联和东欧推行了40余年的计划经济,不仅没有实现超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梦想,反而因低速无效而最终葬送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

卢卡奇批判商品经济物化的根据是:商品本来是人的劳动产品,而未被扭曲的劳动是人类本性的实现,其中体现了人类的完整的主观意愿和本性追求,用马克思的话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去实现对对象的占有。”[2]189马克思所说的占有活动就是生产实践,以人的全部器官展开的同对象世界的占有关系,就是以人的全部本性同对象世界发生的实践关系。进一步说,卢卡奇的目的是用马克思所崇尚的“完整的人”和“全面的方式”在实践中实现“人的关系”,而不是像在商品经济中那样把“人的关系”变成无人性的“物化关系”。

三、异化的批判

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亦可称为异化的批判。卢卡奇指出,工人阶级的“特殊地位在于,这种劳动力是他唯一的所有物。就他的命运而言,对于整个社会结构有典型意义的是,这种自我客体化,即人的功能变成为商品这一事实,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的性质”[1]160。社会结构、人的功能和人的关系的商品化,商品关系和商品本质非人化,就是社会与人的异化,亦即物化抑或客体化。“这种合理的客体化首先掩盖了一切物的——质的和物质的——直接物性。当各种使用价值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商品时,它就获得一种新的客观性,即一种新的物性。”[1]160

几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批判了异化,由此也可见卢卡奇的影响之广泛。在异化批判中,最著名的要数波兰学者沙夫。沙夫指出: “异化问题涉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与作为社会的人的多种产品之间的关系。”[3]107-108而这两种关系展开就是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可见,沙夫认为异化是广泛的全面的异化,而其本质还是卢卡奇批判的物化。“在这个领域展现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由人类行为的对象化和物化且在特定条件下,人的创造物变得独立于它们的造物主,而且随后在它们的运行中完全自律;因此,它们使人隶属于物,而且导致了异化的现象。”[3]107-108

1977年,沙夫的代表作《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首先出版了德文版,1980年又出版了英文版。在这部著作中,沙夫不仅深入分析和系统总结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而且还从客体与主体两个方面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等各种异化现象开展了深入批判。沙夫异化理论的阐述与传播时期,正是匈牙利革命、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开始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学者,结合社会主义国家在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异化现象开展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

南斯拉夫实践派对异化问题也作了深入研究。彼得洛维奇等人认为,应当在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中揭示异化的本质,而由实践出发去认识异化,则会发现异化是人的自我异化,“一个自我异化的人,实际上就不是本质上的人,一个其实际存在不符合其人的本质的人。同样,一个自我异化的社会,就是一个其实际存在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真正本质的社会”[4]127。简言之,人与社会的异化,就是其本质的丧失或违背。

事实上,彼得洛维奇等人认为,当马克思论述人的异化时,已经预设了人的本质是能够自由地开展创造性实践的。“一个非异化的个人是一个能进行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的人,而自由的创造性,却不是外界能作为礼物给予任何人或者能强使他接受的。一个人只有通过他自己的活动才能得到自由。”[4]127虽然这样一种概括符合马克思对人的自由本性或实践创造性的推崇与追求,但其不是已经实现的存在,而只是在实践中努力去实现的目标,并且欲实现这个目标还要有允许这个目标实现的社会条件。

应当承认现实中存在着支持人实现其自由本质和创造性实践的因素,但也应当承认,现实中还存在着限制、伤害甚至摧毁人的自由本质和创造性实践的种种障碍。几千年的中西文明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人类从来都是在艰难险阻中去争取一些有限的自由。自由与压迫、创造与束缚,一向都是不可分割地相伴而生。因此,为自由而开展的实践,尤其是创造性的实践,就一定要同人与社会的异化扭曲在一起。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南斯拉夫实践派和沙夫等都认为异化是人与社会在实践中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人类不仅要做好不断遭遇异化的心理准备,而且更重要的是找到克服异化的长效机制与有效措施。

四、坚持辩证分析

从实践出发开展的物化与异化的批判,都贯穿了明确的辩证分析原则。坚持辩证分析,这与从实践出发的基本立场是紧密而内在地统一的。称为紧密统一,是因为从卢卡奇开启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初,关于物化、阶级意识、异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以及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等方面思想理论的阐述,都是通过辩证分析而展开的。之所以称为内在统一,是因为辩证分析不仅是从实践出发的基本立场的本质要求,而且只有开展辩证分析才能揭示东欧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进程中的矛盾是非。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之中,科西克在其代表作《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中阐述的辩证法思想,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科西克认为,“辩证法是批判性思维,它努力把握‘物自体’,并系统地寻求把握现实的方法”[5]8。作为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和把握现实的方法,辩证法与实证主义不同,它不是简单地反映现象,而是要立足实践、在实践中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形成对人生与社会的本质性认识,亦即把握了对社会生活的真理的认识。

在科西克看来,“物自体”(thing itself)“并不直接呈现在人类面前。要把握它不仅要付出一定的努力,而且要迂回地进行”[5]1。在现实生活中,“物自体”是被各种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遮蔽着的,人们习以为常地把被遮蔽的各种现象信以为真地当作具体事物对待,其实是被虚假的“伪具体”蒙骗了。“充斥于人类生活的日常环境和日常氛围中的各种现象以其规律性、直接性和自明性渗入行动着的个人意识中,并给人们带来一种自主和自然的假象,这些现象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伪具体的(pseudo-conerete)世界。”[5]3

辩证法的使命之一是揭示“伪具体”的虚假性。“伪具体的世界是真实与谎言相互映衬的世界。它在晦暗不明中发展壮大。现象在揭示事物本质的同时也掩盖了事物的本质。本质在现象中显现自身,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显现某些侧面和方面。”[5]3辩证法在实践中揭示现实生活中的本质与现象的对立,并通过实践促进本质与现象在现实中的统一,由此而创造出具有真理性的真实具体,进而唤醒人类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意识,克服生命、生产和生活的异化,实现人类彻底解放。

总之,匈牙利学派、南斯拉夫实践派、波兰学派和捷克斯洛伐克学派,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由卢卡奇、马尔库什、马尔科维奇、沙夫和科西克等人阐述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理论,既表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立场、方法论原则和理论框架的继承,也显示出苏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他们的影响,并且还渗透着20世纪各种西方社会学新思潮的影响。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演化的时代背景是社会主义改革浪潮在东欧各国的不断兴起,也是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仅反思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利弊得失,也对西方后工业社会来临引起社会深刻变迁的一系列问题做了思考。

五、理论局限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是基于东欧社会主义实践或社会主义改革,面对西方后工业社会到来,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而形成的理论思考,是特定历史时期复杂变迁的深刻反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应当予以认真研究。应当借鉴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汲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探索,推进信息技术融合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在肯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贡献的同时,一个不可回避且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从卢卡奇开始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物化批判、异化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中,揭示了难以列数的社会问题,分析了异常复杂的社会矛盾,提出了经过深入思考的对策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要战略策略,但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殚精竭虑的思考和卷帙浩繁的著述,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影响了东欧各国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和治国理政战略?为什么对物化、异化、思想文化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坚持不懈的长期批判,却没能阻挡东欧社会主义走向衰落、最终解体的命运?

如果仅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历程和学术贡献而论,并不一定能清楚地认识其研究欠缺或理论局限,但将之同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和战略转向做个对比,就能明确地认识其主要欠缺和理论局限,即低估了商品价值,轻视了市场作用,淡化了物质利益,忽视了经济基础对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决定作用。一言以蔽之:没有把物质生活关系的作用、改善与发展置于根本地位去对待。

物质生活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与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了明确阐述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的关系,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591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用“市民社会”概念来概括物质生活的全部内容。马克思明确指出:“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7]40这里的交往形式就是指物质交往关系、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7]42-43

卢卡奇对“物化”的批判就是对商品经济的批判,并且,他坚决批判物化的政治目的是反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试图用辩证思维重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重新掀起无产阶级革命浪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稳定发展、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不断提高,工人阶级和基层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也持续改善,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低潮。伯恩斯坦根据这些基本事实,认为形势已经同马克思恩格斯面对的资本主义世界有了很大变化,没必要再坚持阶级斗争、发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而应当通过议会道路、开展合法斗争。伯恩斯坦的主张被称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

考茨基则被称为第二国际的科学主义,虽然他的观点同伯恩斯坦有一些区别,但是在强调经济决定作用、主张放弃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观点上,他同伯恩斯坦是一致的。考茨基从实证科学的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对资本主义展开分析,用量化方法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考茨基为出版《资本论》第四卷作出了积极努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比较重要的贡献。因此,考茨基借助马克思的有关论述,通过量化分析来论证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在第二国际中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但考茨基像伯恩斯坦一样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也被卢卡奇视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经济决定论。

在卢卡奇看来,无论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还是考茨基的科学主义,其实质都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而其共同的错误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卢卡奇认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只有通过思想文化、价值理想、政治权利和人道主义等方面的革命斗争,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设社会主义。卢卡奇对“物化”和“异化”的批判,对历史意识、阶级意识和辩证法的论述,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体制的批判,都贯穿了这个根本目的。并且,受卢卡奇深刻影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其后来半个世纪的学术史中,一直保持着这种学术立场和理论追求。

虽然很难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东欧各国产生了多大影响,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东欧8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建立之后,照搬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商品市场一直受到抑制,经济生活逐渐走向萧条冷落。虽然南斯拉夫较早进行了企业自主经营和市场运行等方面的改革,但因为民族矛盾、市场体制不健全,市场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阻碍。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迅速解体,其根本原因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成功,而是因为商品市场受限,经济发展速度低下,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明显低于西方各国。

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同时,中国加大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放开手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活力倍增,经济加速度增长,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也一片繁荣,社会各界对国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达到空前高度。中国的这些变化同东欧的命运形成鲜明对照,其中一个显而易得的结论是:东欧因为没有发展商品市场导致经济下滑、百姓受穷、国运衰竭、最终解体;而中国坚定改革、发展市场、经济繁荣,转弱为强。

因此,在总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贡献时,同时还应看到其理论上的局限,即低估了商品及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正确坚持马克思关于物质生活决定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基本立场,把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悬置于逻辑演绎和思想观念之中,以致缺乏经济基础支持的革命理想只能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