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磊,程旭翀,王泽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现有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已然众多,而聚焦“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特征的研究尚显不足。有的文献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规模巨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和推进路径等方面的影响[1][2],有的研究则从人口学角度讨论中国人口总量与结构状况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3][4]。这些研究从不同学科视角考察人口规模巨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但却未能完整、充分归纳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所内含的特殊性。本文首先从理论渊源到中国实际梳理了人口规模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而从人口结构、经济规模、现代化进程与国家治理四个维度系统剖析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何种独特优势,面临何种现实挑战,最后提出推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一、人口规模与现代化:从理论渊源到中国式现代化

人口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人口规模对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具有关键性影响。亚当·斯密等学者从多角度阐述了人口规模与现代化的关系,为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渊源。从人口大国与人口小国比较的角度看,人口规模从发展自主性、禀赋优势、社会治理难度和外部环境四个方面塑造人口大国与小国现代化进程的差异。与以往的现代化国家比较,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始终面临巨大的人口规模,这使得人口规模巨大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一)人口规模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渊源

人口规模对于一国现代化究竟具有何种意义,这一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传承中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亚当·斯密首先注意到人口规模直接形成了市场规模,并以古代中国为例解释:“中国的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而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5]16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指出,人口规模的有效投入成就生产规模以及规模报酬递增。西蒙·库兹涅茨则从国际贸易依存度的角度分析认为,人口大国的国内市场及资源条件允许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因而更不依赖对外贸易,可以通过“内循环”获得发展动能[6]。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理论中同样具有重要位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指出,不经节制的人口增长将使经济剩余主要用于生活资料的消费而非投资与积累,从而使人落入贫困陷阱。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按照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划分人口,指出农业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过程形成经济增长。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也认为劳动力要素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之一,但需配合资本要素和技术进步才能使经济保持长期增长[7]。这些理论从市场规模、生产规模、人口—资源关系、城乡结构等视角分析了人口之于现代化的意义。

(二)人口规模如何影响现代化进程:人口大国与人口小国的比较

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看,人口规模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实践,是影响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一般而言,小国的人口、资源和经济总量较小,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较为简单。相比之下,大国在较大的人口规模基础上,通常拥有更大的经济体量、总量更丰富的资源和较复杂的社会结构,能够形成较为齐全的产业部门和复杂的经济体系。大国和小国的现代化进程存在明显差异。一是现代化进程中道路选择差异。大国依托其规模人口优势、资源禀赋优势,受益于规模经济效应更有可能构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往往选择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小国面对相对缺乏的资源禀赋条件和较小的经济体量,缺乏构建完整产业体系的条件,往往选择积极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和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打造自身特色优势。二是现代化进程中禀赋优势差异。大国依托较大的人口规模通常拥有更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这有助于社会分工的充分展开,一方面有利于构建更为丰富的产业体系和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抗风险能力,兼顾发展与安全。小国经济体量小,更易于调整发展战略,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现代化。三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难度的差异。现代化进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社会治理复杂程度和人口规模有着直接关系。大国往往面临更复杂的治理对象与治理场景,在治理能力上的要求更高。四是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外部竞争环境的差异。在世界现代化的版图中,先发的“守成大国”往往掌握着世界秩序,将后发大国视为挑战者,因而会采取多种手段遏制后发大国的发展,迫使后发大国采取战略手段保障国家安全。如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就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限制。对于小国,守成大国通常将其看作可以利用和合作的对象。一些小国准确把握这一国际社会的现实,通过与大国的积极合作实现快速发展。

(三)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8]。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的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方面有重大差别。早期的现代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现代化,具有先发的、人口规模较小的特点。英国作为典型的先发式现代化国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后的1850年约有2736万人口,彼时世界人口约为12.7亿,英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约为2.2%。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实现现代化的美国,其人口在20世纪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约为5%(1)英国与美国的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占世界总人口22%左右,至今仍以14亿人口占据世界总人口的17%。从人口的绝对规模来看,现有的现代化实践尚未有过14亿级别人口的案例,随着人口规模的算术级数增长,现代化难度也会呈几何级数增长。从人口的相对规模来看,先发国家利用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以较少的国内人口剥削奴役不发达国家的众多人口。例如,欧洲国家的黑奴贸易和美国的华工贸易,获取了不发达国家大量的经济剩余用于其现代化发展。中国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后发国家,面临着总人口约为10亿的资本主义先发国家(占世界总人口比约为12.5%)的阻碍,因而必然要在先发国家预设的国际分工、分配体系和自然资源占有的现实约束中突围,实现现代化。

二、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独特优势与现实挑战

人口规模巨大从多个维度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特优势,也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多重现实挑战。

(一)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力资本规模优势,但也面临更为复杂的人口结构转换问题

人口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巨大的人口规模以“人口红利”的形态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直到2015年前后,中国因年龄结构的人口转变出现了一个劳动供给迅速扩大、劳动年龄人口维持较高比例,同时抚养比降低的时期,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使经济增长以高速度维持较长时间,是为人口红利[9]25-42。蔡昉等学者估算,人口红利对我国1982—2000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26.8%[10]34-52。随着人口转变进入新的阶段,单纯以劳动力供给数量已不足以形成比较优势。“人口红利”说更多从人口数量的角度理解中国规模巨大的人口,相对忽略了劳动力质量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人力资本理论把人的知识能力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11],更符合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劳动力总体状况的描述。随着劳动力的世代更替,我国劳动力人口素质明显提升,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更加凸显,一些研究称之为“人口质量红利”或“第二次人口红利”[12][13]。历年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1990年仅为6.43年,2000年为 7.85年,2010年为9.08年,2020年增长至9.91年;人口受教育结构方面,1982年我国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口仅602万人,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41.38%,2020年这两项指标则分别达到近2.2亿人和72.42%。林毅夫曾指出,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必然蕴含着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等高素质人才[14]9。教育水平的提高是激活人才优势的必要条件,为激发经济发展潜力提供了坚实基础,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和受高等教育人口快速累积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力资本规模优势已经逐步显现。

伴随着人口素质的提升,人口结构显示出年龄结构变化和生育结构变化两个方面突出的问题。第一,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长期因素。据人口学家分析,未来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快速扩张,2025年将超过3亿人,2033年超过4亿人,2054年达到峰值5.2亿人;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在2024年超过20%,在2035年跨越30%,于2054年超过40%,届时中国将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2)数据来源于张乐:《坚持系统观念 抓好“五个统筹” 积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社会报》 2023 年 5 月 25日。。同时,因为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尚不够高,针对老年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尚不健全,我国的老龄化进程显现出“未富先老”的特点[15]。规模巨大的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年龄结构压力,且其他国家尚未有过处理此种规模问题的先例。第二,生育率持续走低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形成重大风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出生人口从2016年的1786万人下降至2022年的956万人,六年间近乎减半,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值。梁建章等撰写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估算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生育成本,按照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计算,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为全球最高。在社会层面,长期严格的一孩政策形成了低生育文化,使我国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比多数极低生育率国家还要低,落入超低生育陷阱,生育结构形势严峻[4]。在这一趋势下,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预测,2035年之后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将超过50%,这意味着每两个劳动年龄人口平均要抚养超过一个老人或儿童,劳动力规模将在未来迅速缩减。

(二)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规模经济优势,但也面临更加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

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实现不同于小国发展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体现在生产规模巨大和市场规模巨大两个方面。首先,超大生产规模已成为中国持续稳定发展极其重要的优势。经过7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巨大人口规模转化为巨大的经济规模,2022年中国GDP已达到17.5万亿美元。在超大经济规模的推动下,中国在生产率提高速度、产业体系完整程度、高水平创新创业能力和城市群聚集效应等方面表现出突出优势,这成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16]。其次,超大市场规模从需求侧为中国发展提供优势。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使“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独特资源。库兹涅茨指出,大国与小国现代化道路的一项重要区别就是小国的发展必须依赖国外市场,以外部需求匹配其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而大国可以更多依赖本国市场产生的内需,依靠内循环推进本国的发展[17]324-351。中国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培育了4亿人次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巨量的国内需求,能够同时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尤其是通过国内供给侧的规模效益与国内大市场巨量需求,在外部需求不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内部的供需平衡并保持增长,使内需规模巨大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然而,巨大的人口总量与相对有限的自然资源也将长期制约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马尔萨斯理论指出了自然资源的绝对稀缺性,而针对中国的情形,伊懋可(Mark Elvin)则用“高水平均衡陷阱”描述明清时期中国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社会发展趋于停滞的局面[18]。中国自晚清以来就始终以人口众多著称于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规模也始终在全球排名第一。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预测,中国人口总量虽已进入缓慢缩减阶段,但在2035年以前依然保持在14亿人以上,2050年将降至13.17亿人,依然是全球仅有的两个规模超过10亿人的人口超级大国之一。相对于14亿人口,中国的自然资源总量多,但人均占有量少,如人均淡水、耕地、森林、石油和铁矿石资源仅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3%、25%、7.7%和17%[19]。不仅如此,中国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呈现东强西弱的局面,如西北和华北等地区,气候条件较为干旱、人口超载、粮食短缺,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差,这使中国的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面向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中国需要在资源环境的约束下寻求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三)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发展纵深优势,但也面临更加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中国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差异极大,这种地区间依据资源禀赋展开协调配合的能力让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发展纵深优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化面临不同的内外部环境和战略目标时,大国可以对不同禀赋地区的战略分工做出顶层设计,从而达到区域协作统筹推进大国现代化的目的。晚清洋务派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尝试时,就对江南制造局等第一批官办工业企业的选址问题产生过争论,这正反映了洋务派官员在设计工业布局时重点考虑了如何更好地利用大国的发展纵深优势[20]。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采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从1964年开始在中西部13个省和自治区进行“三线建设”,正是在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封锁的背景下发挥三线地区在国防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战略上选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逐步形成了今日的中国区域发展布局。省际层面,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因其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或政策条件优势,通过率先发展累积经济优势迅速崛起,聚集了大量优势产业,成为辐射全国的增长极。省内层面,各省也会在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形成增长极,并依据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参与全国和区域分工。不同区域的增长极偏重不同产业,共同参与区域分工,加之国内需求存在多样性和多层次结构,中国逐渐建立起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较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生产网络。在不同区域布局不同产业,让中国的经济发展拥有纵深空间,某个区域的经济衰退、某种产业的衰落不至于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使中国产生能够抵抗外部风险冲击的经济韧性[6]。

然而,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既具有发展纵深优势,同时也面临更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与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衡两个方面。首先,从城乡区域发展来看,大规模人口的分地区分布形成了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依靠区位和政策优势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迅速发展,如上海在2022年人均GDP达到2.69万美元,接近欧洲发达国家水平。而在近20年以来,南方省市经济表现相对更好,逐渐同北方地区拉开差距。在城乡差距层面,三次产业分工、市场制度水平和要素流动不畅造成广大农村地区低收入、低消费的现状。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拥有近5亿人口,但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几乎达到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倍。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协调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从不同人群的财富与收入结构来看,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在巨大人口规模的叠加效应下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潜力与社会信心。国家统计局2021年数据显示,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我国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836元,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333元,处于收入分配两极的两组人口收入差距超过10倍。一个较为健康的财富与收入结构可以形成充分的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将会刺激供给侧的生产运转,形成的社会财富又以多种收入的形式回到需求侧,形成有效需求。而群体间过大的财富与收入差距会导致一部分群体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限制其劳动力再生产,而另一部分群体的巨量财富不进入实体经济,难以形成有效需求,从而社会再生产无法畅通循环,经济社会发展就会面临阻碍。

(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治理能力优势,但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治理场景

规模巨大的人口对国家的治理者来说是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治理能力优势。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治理人口大国的过程中形成“党领导一切”的治理模式,能更好地发挥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推动国家发展。与其他治理模式不同,中国的治理模式更加强调党和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积极有为发挥作用。从而党和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中的工具比其他治理模式的国家更多。例如,针对不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依靠企业和个人等主体的自发行为调整区域间差距。而在中国的治理模式下,通过政府主导的区域间协作,国家内的不同地区可以在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协作互助,让发达地区为欠发达地区提供经济、技术和人才支持,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缩小区域差距[21]。此外,基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成关系,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直接实现财政资源的统筹调配,让一个大国之内的不同地区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克服地区性经济问题,为地区提供来自中央政府的“保险”。第二,人口规模不仅是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也是税基规模。在相同的财政汲取能力下,人口大国的财政收入更高,这保证了大国的公共资源供给能力,使国家提供同等水平公共产品的人均成本更低,从而在同等收入、同等纳税力度的条件下,大国的民众首先可以享有更高水平的公共产品[22]3-4。例如,中国政府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开展高铁建设,在十年间形成“四纵四横”高铁主骨架和“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高铁营业里程从9000公里增长至42000公里,工程速度和总里程数稳居世界第一,通过快速布置起横跨全国的大型基础设施,为中国民众提供了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

人口规模巨大对国家治理来说是对治理能力的有效增益,但纷繁复杂的治理内容也让中国面临更为复杂的治理场景。首先,“人多”意味着“地方多”,这产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央地矛盾。中国的央地矛盾根本在于中央政府要求国家政策、资源调配和人事管理上的一元化统理,而各地方的差异性巨大,这要求各地因地制宜,从而产生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23]。集权的中央政府通过政令驱动国家发展,但很难考虑到各地方条件差异性偶然性带来的政策实施困难,因而需要赋予地方一定权力,如毛泽东所说“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地方权力过大则会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地方自行其是,拒绝接受中央政府的指挥,使国家治理丧失有效性。如何在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同时制衡地方防止其损害全局利益,是中国国家治理首要面对的场景。其次,中国众多的“地方”及其差异性也产生了复杂的地方间矛盾。当一个地区的发展状况持续向好、与周边地区的差距拉大时,可能形成对周边地区人才、资金等资源的掠夺,以“虹吸效应”抑制其他地方的发展。而当一个地区同邻近地区在发展基础、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方面的同质化较为严重时,地方间的良性竞争就可能演变为“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最后,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因治理对象的复杂性而困难重重。巨大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物理空间叠加上愈加精细化的治理内容总和构成了中国政府对社会治理的“治理负荷”[24]。以贫困治理为例,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一系列连续性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从最初以开发式扶贫转向综合扶贫开发,再到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从“输血”到“造血”,从单一主体参与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25],完善扶贫体系构建的过程体现了国家对治理对象与治理目标的不断调整,也反映了这一治理场景的复杂性。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中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与推动共同富裕的阶段,治理对象更多元、致贫要素更复杂。贫困治理面临的难点表明了“治理负荷”是如何产生与复杂化的。

三、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路径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充分研判我国人口变化的关键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采取因势利导型措施,充分发挥人口规模巨大所蕴含的独特优势,有效解决人口规模巨大所内含的现实挑战。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人口在生育结构、年龄结构和教育结构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量与质、内需规模和结构,以及财富与收入分配等方面均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从以下六个方面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组织保障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和共同推进,14亿人口的中国式现代化更需要调动各地区各阶层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这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一,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针对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和亟须攻关的重大项目,要进一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集中人力物力,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汇聚合力,突破难题障碍。第二,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依据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起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人民全过程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原理构建体系化、机制化、绩效化的现代化政治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第三,不断提高党驾驭市场经济和领导高质量发展的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研究和遵循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和高质量发展规律,发挥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优化人口发展,应对人口结构转换问题

人口结构转换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结构性挑战,应当通过优化人口发展,积极有为应对人口问题。其一,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更加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加强对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有效供给的研究,提升全社会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并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加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的塑造、宣传和教育,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其二,为生育率适当提升创造条件。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全面推进经济刺激、时间支持、托育服务、技术供给、生育关怀、舆论环境等生育支持举措,重视生殖健康,保护我国人口的生育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其三,为老龄人口提供全面服务。推行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理念,从住房、就业、医疗、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入手,提高社会适老化水平,并让老年人自身积极适应时代的变迁和新生活方式的普及,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

(三)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破解资源环境约束

在自然资源有限、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的双重约束下,需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第一,推进绿色发展。推广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全面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推动产业绿色化转型,建立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以绿色化为重要目标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第二,建立生态经济体系。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对三次产业进行绿色化改造,实现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同时发展新型生态产业,把生态资源转变为生态产品。第三,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加快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使用管制制度,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衡

应对财富与收入结构失衡问题,需要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以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提高人民富裕程度的治本之策,强调创新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激发各种主体的创新动力,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浪潮的机遇,实现以创新为根基的技术进步,让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为现代化提供内生动力。另一方面,以三次分配调节收入分配。健全三次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阶段要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确保各要素平等参与收入分配;在再分配阶段,要健全税收征管体系,提升税收、转移支付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力度与精准度;在第三次分配中,树立全社会的慈善意识,号召全体人民广泛参与,完善个人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扩大慈善捐赠的规模,并强化相关制度建设的规范化标准化。

(五)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善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

针对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应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构建并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第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更加重视发挥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同时丰富省际协调合作的机制、渠道与内容,依托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等区域重大战略,促成区域间协作共进。第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化城乡分工协作,推进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完善农村产业体系,同时全面深化农村产权制度、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对接并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形成的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全国统一的资本、数据、能源和生态环境市场,并推动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

(六)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适应复杂治理场景

要应对更为复杂的治理场景,需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提高治理精细化水平。对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实现目标、关键环节、考核反馈等进行精细化分析与研究,改善决策流程,优化决策目标,提升决策质量,明晰决策的效果。第二,以制度建设完善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政绩考核制度,建立程序规范、内容全面、措施适用的制度体系、规则体系和法律体系。第三,合理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治理能力。运用前沿数字技术,协同社会主体,通过政府数字化转型重塑治理结构、优化政府职能、革新治理理念,引发传统政府向数字政府的转变,通过数据融合化、业务协同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数字化转型提升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