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辉,唐 琦

一、引言

新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和艰巨任务的实现需要具备更高水平的现代生产力基础,更需要发展传统的生产力理论。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并在哈尔滨市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中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3]。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和完善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新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新时代新征程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的重要内容。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这一理论明确地指出了人在驾驭物质力量实现生产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将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和人类生产的主动性相结合,凸显了劳动生产力的内涵。马克思反驳了将资本完全视为生产的主要力量或将之与劳动视为平等地位的混淆式学说,同时纠正了空想社会主义忽视生产基础而急于修改上层建筑的错误理念,从而以正确的社会进步衡量尺度为指导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前进。人类对于生产力的理解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和反复的曲折过程,如何在生产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形式的掩盖下发掘生产力的进步规律,具有极高的难度和解放发展思维的伟大社会意义,因此,对这一问题认识的进步也往往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飞跃。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人类对生产力的理解程度直接决定了对客观规律的把握状态。在古代社会漫长的低生产水平状况下,社会进步的力量显然无法被轻易地认识到,而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以资本形态表现出来的能源物质、动力机器、材料物质等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被放大了。尤其是流水线生产的推广使得工人的力量仅仅体现为枯燥的工作,从而忽视了人并非完全受生产条件的支配且具有寻求生产能力改善的主动性的特点,因而其中没有体现出“人的本质力量”。而对于资本逻辑的批判也容易连带产生对附着于资本之上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的作用的轻视,使得承载生产力的物质形式和发展动力的应有地位无法被认可,甚至产生了对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错误理解。直到马克思科学正确回答了劳动者与物质要素的关系,揭示了社会生产能力的来源,明确了人同自然的关系,生产力的解放才得以科学的手段加以实现。

纵观人类历史与社会主义发展史,社会经济发展取得较大进步的时期均为实现正确认识生产力内涵的阶段。对于生产力的认识直接决定了人们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识别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有着清醒的认知,并与时俱进地进行开创性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去除封建社会生产关系,面对落后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难题,以社会主义改造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建立起较为雄厚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下,面向世界市场激活生产要素,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是生产力“质”的提升,依靠优质人才、创新技术与新兴产业实现新旧动能转化,顺应并主动引领21世纪科技创新大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积累,生产力的数量基础已初步具备,质量优势仍需加快建立。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4]。因此,站到新发展阶段的起点上,经济建设实践的大幅度进步亟须生产力理论的飞跃和指导而加以实现。

二、含义辨析与文献综述

在与唯心主义的辩论中,马克思提出了系统性的生产力理论。在对李斯特将生产力视为“精神本质”的批判中,马克思开始阐述“生产力”的内涵。马克思认为,李斯特庸俗地将水力、蒸汽力、马力与人力相媲美而共同视为所谓的“生产力”,这样实则把人贬低为了创造财富的力量。马克思认为,“生产力表现为一种无限高于交换价值的本质。这种力量要求具有内在本质的地位……表现为非物质的”[5]261。马克思最初提出生产力概念时,目的在于反驳贬低人的价值的论调,更在于强调人推动、发展和驾驭生产力的主动性。他继续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6]453。当然,随着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完善,生产力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具有两层含义,其早期著作将生产力当作“物质要素总和”而将之与生产资料或者生产工具等而视之,后期著作则更多地接近于“生产能力”的含义,但这并非存在矛盾之处,因为前期著作中的概念也可视为物质要素在理论上的抽象,后期著作意义更为明确,因而最终可以将生产力确定为“劳动生产力”的概念[7]。由此,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属人的本质,将人确立为生产力中的主体因素,即由人主导现代工业,并进一步将生产力的作用引入到了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中[8]。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直向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前进。毛泽东在1945年时指出,“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9]432,并在1956年继续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10]1。进而,邓小平在1984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有清晰的论述,“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11]63-64。他更在1988年9月振聋发聩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11]274。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分别从依靠革命去除压抑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和以科技形成先进生产力的角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随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把握和遵守。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生产力概念认知的进步拓宽了学术界的视野。其中,最重要的进步是超越了过去受苏联学者影响而产生的“二元素”还是“三元素”的争论。“二元素”为劳动者、生产工具,而“三元素”为劳动者、劳动对象、生产工具[12]。对此,中国学者指出,将劳动者、劳动对象、生产工具作为生产力“三要素”的粗略理解是对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讲解的生搬硬套,可以从资源开发保护能力、管理科学技术、劳动者素质技能三者出发加以理解[13],而生产的多要素决定了生产力的要素构成也是多元的,不仅有生产工具和劳动者,并且这些要素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14]。而随着对生产力元素讨论的增加,产生了如国际生产力、环保生产力、知识及文化生产力[15],以及数字、网络生产力[16]等概念。近些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生态环境被认识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被阐释和明晰,生态生产力的理念深入人心[17][18],可以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转化为生产力[19]。

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使学界迅速认识到了其中蕴含的实现生产力质变的重要思想,并在“新”与“质”的两个方面展开了讨论。在新的维度上,徐政等(2023)[20]认为新质生产力具有新的性质、新的功能、新的属性,我国在此方面具有理论、体制、市场、产业方面的独特优势;蒲清平和黄媛媛(2023)[21]认为,“新质”体现为体力和智力发展程度更高的劳动者、更为先进的生产工具、精细且高品质的原材料;高帆(2023)[22]认为,新质生产力具有和居民需求更匹配、新型生产要素更丰富、要素组合更高效、产业形态更先进、生产关系更适应的特征。在质的维度上,李政和廖晓东(2023)[23]认为,新质生产力的起点是新,关键在质,落脚为生产力,是针对传统生产力的跃迁和质变;戴翔(2023)[24]认为,数字技术主导的信息技术变革催生新的产业形态,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同时生产力本质出现了由物质变换向技术创新的转变。在测量指标的研究上,王珏和王荣基(2024)[25]测度了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状况,并发现其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和显著的时空差异。整体而言,当前学者论述了新质生产力含义中的重大进步,并开始了关于这一理论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作用的研究。

三、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必要条件

生产力的新质态决定了其形成条件与传统生产力相比产生了较大差异,对此不仅需要形成正确认识,更需要明确承载发展动能的主导力量和实现目标的内外环境。所以,当前必须依托人才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并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实现价值创造,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跃迁和螺旋式上升。

(一)正确认识生产力的新质态

人类生产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生产力的形成具有多元素作用的复杂机制,随着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边界的拓展,生产力进步呈现出量变与质变的循环往复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带动了纺织业、交通运输业的全面进步。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囊括了石油、化学、电力、内燃机等行业更多维度的发展,推动人类进入发达的电气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触发了人类向原子能、生物工程、信息科技、宇宙空间的探索,人类生产活动之所及变得更为广阔与细微。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展程度虽然众说纷纭,在生产工具中的革命性方向也有争议,但毫无疑问正将前人所未知、未见的元素纳入生产力构成之中。生产力体现为人们支配与改造自然的能力,是其所处时代中可实现的具体劳动的综合体现。工业革命之前的劳动者很难发现科学技术对于具体劳动的意义,资源丰裕状态下的人们也无法意识到生态环境同样应该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而加以珍视。并且,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递进,不仅生产力元素的范围有所拓展,元素更容易表现为独立性的影响因素或载体,而且不同元素之间的管理、组合难度大幅增加。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科学早已发展为生产过程中的独立因素,不仅为劳动者所驾驭、以劳动资料为载体,更反过来影响劳动者的技能、劳动资料的丰度及劳动对象的处理难度。进入到21世纪,生产者所使用的实体性元素与虚拟性元素的范围日益广阔,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需要更为齐全的新质生产资料,更依赖于其相互之间的有效结合、优化组合。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质态,更加依托具有新型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加依托具备发展新动能和价值创造新优势的发展格局的构建。前者丰富了生产力的元素构成,而后者增加了元素间的结合效率。

对于中国而言,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是一个以质变发生替代过去量变积累的巨大跨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证明了当前难以在传统生产力中获得经济增长潜力和产业调整动力。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形势下,我国亟须充分发掘生产力元素中的活跃成分,以生产力的质变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其主导者为优秀的管理与科技人才,并依托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同时,需要以突破性技术厚植发展优势,建立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支柱性产业体系,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高水平的价值创造,做到“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

(二)创造人才发展的有利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劳动者始终是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元素,并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推动技术创新应用于实践。在传统社会中,低水平的生产力汇集可以由劳动人口数量的增长而实现,在初级阶段的工业化社会中,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可以短期内提升初级产品的生产能力。但是在以高质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赖高素质劳动者的培育和成长,依赖于丰富的人才储备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历史经验表明,人才培养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基础,否则,即便出现有利的技术扩散、产业转移和大规模需求市场都难以培育出有效的新生产力。对于中国而言,新人口红利的形成需要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才厚度优势,才能符合“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在新领域新赛道配置足够的高素质人才。

作为生产力中唯一的创造性因素、生产资料和科技知识及管理方式的创造者[26]201,人的能动性的激发需要构建有利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教育体系的建设直接关乎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所建成的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体系有效地支撑了现代化的需要,但是在关键性和颠覆性技术的创造中仍落后于发达国家,部分产业为人所制或存在“卡脖子”的风险。为此,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起到充分的人才资源创造功能,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转变为人才储备丰富的优势,有效地驾驭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新增或发展的新元素。另一方面,人才的发展依赖于高质量就业的实现,更取决于产业升级所达到的层次,教育体系所培养的人才往往需要在社会分工中进一步发展,通过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的高效协同才能推进生产经营方式的改进。为此,需要加强产业发展与人才队伍的匹配程度,使人才培养与生产力进步形成循环性的发展模式。

需要认识到的是,当前激发生产力变革的人才的发展环境与过去相比出现较大不同,现代科技和产业升级所需要的人才梯队不再是可以凭借偶然性天才出现而建立的,而是建立在各学科、各领域丰富储备上依靠拔尖人才的带领而形成的协同模式。这要求既要依靠基础教育完成的人才数量储备,又要拓展高等教育的深度和产业发展高度而完成科研、管理人才遴选及梯队建设工作。此外,当前平台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旧有的协作模式,在个体、企业、政府之间搭建了新的沟通渠道,使具体劳动开始摆脱时间、空间的束缚。对平台有效的使用有利于打破人才的时空不平衡,寻找到更顺畅的合作模式和发展机制。总体而言,发展环境的改善依赖于生产力的进步,同时又孕育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质人才,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关键在于依靠人才汇聚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发挥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在生产力进步中的关键性作用。

(三)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新质生产力创造的价值需要在经济循环中体现出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高水平的生产力要求以高效的流通和高额的利润加以体现。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必然是更为精密的复杂劳动,同时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实现优质的劳动力与生产要素向高效率的部门转移。在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中,依靠劳动产品的价格就可以部分地实现生产力的自然发展,故而可以通过高新产业的盈利状况寻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实现在国内外市场中完成生产要素革新的目的。对此,构建新发展格局目标的提出,不仅是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主动应对世界市场价值链重塑的要求,更是建立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激励机制并实现优质生产要素汇聚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明确“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突出了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以效率实现生产赋能的机制建设。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有机整体的建设,为高生产力要素的流通、汇集、结合创造条件,并发挥其在价值生产中的引领作用。依托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我国可以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人口规模巨大优势培育并集中优质生产力元素,继而在国际循环中建立产业优势并获得定价主导权,进而在国内大循环中通过价值转移带动全产业链的共同发展,并以可观的企业利润、劳动工资、研发投入为进一步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因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条件,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才能真正体现新质生产力形成后的价值创造优势。

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培育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新质生产力时强调,“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2]。东北全面振兴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应用的重要实践,具有全国性的示范作用。同时,作为“共和国长子”,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有其特殊性也具有全国共通性,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三条法则既是东北发展的原则,更是全国范围内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方向。

(一)以实体经济为根基

生产力的进步优先被应用于满足人类生存、发展、再生产的物质资料的提供中,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影响则直接反映为实体经济的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结构性失衡”都体现为实体经济的问题,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一问题有所缓解,但在新优势、新动力的获得中仍留有很大的潜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四个步骤同时进行的关键是工业化,其载体必须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并使其成为汇聚新质生产力各元素的辐辏之地。

实体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来之不易,生产力更迭首先对其产生冲击,同时其也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经济周期和行业周期的多重影响,外部竞争和内部淘汰相比其他行业更为激烈。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较低或周期性、内部差异性明显,使其常被当作应裁撤、淘汰的对象。部分国家因为“去工业化”而失去国际竞争能力,彻底沦落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市场和商品倾销地,同时发达国家可以进一步依靠生产效率的优势吸纳其优质人才并限制其产业发展。这一教训表明,只要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的构成仍然体现为使用价值,那么容纳形式各异的具体劳动的实体经济就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所在。实体经济的问题并不是其不符合生产力进步的方向,而是相反,是没有容纳足够的生产力新要素并停留在落后阶段。在现代分工体系下,生产性劳动所涉及的劳动、资源、技术、土地等内容,以及在宏观、微观维度上的扩展程度,是非生产性劳动所无法触及的,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只能以实体经济为根基。

当然,现今实体经济涵盖的范围并不仅是制造业,可以进一步延伸至建筑业、农业及其他生产性劳动部门,甚至可以推广至除金融房地产业以外的所有传统服务行业和现代服务业[27]。因此,当前实体经济的范围也已不同于传统。以数字经济为例,其与绝大部分行业已建立前向和后向的相关关系,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8]。所以,中国在谨防经济体系脱实向虚的同时,也需要拓宽孵化新质生产力的新兴产业范围,将数字经济产业及先进的服务业纳入实体经济的范畴,推动服务型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以科技创新为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有力地推动了科技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牢牢扭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在巩固存量、拓展增量、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功夫”,“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整合和优化科教创新资源,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科研成果落地转化”[2]。这一论述全面把握了“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深刻内涵,突出了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科学技术作为独立的生产力元素,其发展的动力来自创新的突破性作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空间、海洋等的原创突破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提供了更多创新源泉,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29]。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赖于创新资源的整合,一方面,需要高水平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突破学科界限、发展创新思维、活跃科研人才,将国家科技经费研究投入转化为高质量科技供给,落实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政策;另一方面,需要激发企业等生产主体的创新活力,“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30]198,依靠企业平台建立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机制,落实市场对于技术方向选择的导向激励,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优先解决科研基础设施与创新型人才的错配问题。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202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30782.9亿元,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11128.4亿元,投入强度相比上年分别增长10.1%和3.4%(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9/t20230918_1942920.html.,强大的资源投入有力地支撑了基础研究的发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有力地推进了重大科技成果的持续涌现。近期,我国载人航天、探月探火、国产大飞机、高速磁悬浮列车、大型医疗设备等高科技产品不断发展,世界上首个实现模块化第四代核电技术商业化运行的核电站、实现403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模式等离子体运行、发明专利有效量跃居世界第一等事实都表明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开始凸显。同时,在国际交流中,注重“最大限度用好全球创新资源,全面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位势,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规则制定能力”[29],依靠全球性的创新资源汇聚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提升劳动资料的品质,拓展可用资源的范围,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

(三)以产业升级为方向

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聚集地,新的生产要素是否具有变革动力也需要在产业发展中得以体现。随着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开展,中国面临更严重的产业升级压力,科技创新能否转化为产业创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更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最后一步。产业升级不能简单地以第二或第三产业的占比为指标,更强调产业内部的科技引领、结构优化。对于农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强化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赋能”“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创新农业经营方式”“打造食品和饲料产业集群”等内容;对于制造业,“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扎实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发挥科技创新的增量器作用”;对于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1]。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要求,构造地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态势,才能完成全国性的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应当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突破性工作,以实现传统制造业升级为重点内容。根据“十四五”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这些产业结合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实现新业态、发展新模式,能够有力地推动全产业链的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已初具规模,焕发巨大的生命力和盈利能力,而未来产业只是初露峥嵘,仍需长期的创新引领和资源投入,如新型储能、类脑智能、量子计算、核聚变等行业,一旦成功将引起颠覆性的变化。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培养皿的同时,不能忽视传统制造业具有的规模优势和配套优势,不仅重视其在高端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中较大的升级空间,更须将之作为新质生产力产生的基础和现阶段产业体系的中坚力量而对待。

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决定了容纳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升级应该以国有企业为最重要的发展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国有企业振兴专项行动,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强化战略支撑作用”[2]。国有企业天然承担更多非营利性职能,可以开展更多高风险及回报期长的创新投入工作,同时拥有更丰富的高素质人才和灵活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因此,核心技术创新及应用大多在国有企业中开展。并且,跨国比较的研究也证明,相比于公立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国有企业才是公共部门中核心技术创新的先锋队和风险承担者[31]。尤其在中国,国有企业更需承担起体现最高生产力水平的重任,强化国企在科技创新和应用中的职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在行业领导企业里集中。

五、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着力点

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具有奠定发展基础的重大意义。在就必要条件和培育方向的讨论中可以发现,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在于创新和优化,以及在适合的实践路径中发展壮大。因此,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其着力点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当前,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并提高其利用效率是形成和驾驭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前提。创新链、产业链的进步必然依托于人才链的建设,这不仅需要汇聚拔尖创新人才而产生倍增效应,也离不开充足的后备人才梯队,更需要壮大具有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的产业工人队伍。这些劳动群体不仅掌握着先进生产力的应用,推动劳动复杂化的发展,更主导着未来技术的发展态势,以更高的效率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长期以来,我国所建成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有效地支持了生产力的进步,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难度更强调了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转变。为此,需要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出发,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与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统筹推进,支撑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人才的培养、储备、流动、聚集为发力点推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其二,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布局在兼具竞争力和接续性的产业基础之中,并通过产业间的合理分工和高效互联发挥优势。推动生产力布局的优化,一方面,需要转移与升级并重的产业发展。依靠国内外的产业转移通道,有效匹配区域特长与效率优势,化解生产要素的错配问题,消除区域战略中的失衡和矛盾。进而,适应并引领全球产业体系建设的大方向,以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多种产业集群和实体经济高效汇聚生产要素。另一方面,需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的产业政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全球治理体系加速演变和世界经济重心多元化持续发展,国家之间为抢占价值高位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其在世界秩序中新的生态位。先进生产力、核心技术、关键产业的缺失令大量发展中国家乃至富裕国家付出了丧失国家安全能力的重大代价,导致其长期面临着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缺失的问题。“卡脖子”和“被脱钩”难题也敲响了警钟,促使我国通过增加基础科学研究、推进技术创新、强化关键行业而进行“补链强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具有良性循环的相互作用,共同依托于人才、技术、产业优势,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破除制约壁垒,厚积发展优势。

其三,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国内大循环的增强有赖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不仅需要继续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需要实现收入增长下的消费升级,通过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使居民消费与先进生产相结合。而国际循环提升的关键是建立国际竞争新优势,一方面,需要实行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依靠协调互补的合作模式持续提升这一贸易网络的活力[32];另一方面,必须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站在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上形成对于全球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引力场,具备化解外部冲击严重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能力。因此,将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在科技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环境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的形势下,实现畅通无阻的经济循环是形成新的生产要素优势的保证,避免自我封闭式的发展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低水平开放,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继而以强有力的生产力保障增强发展的效率、动能和安全性。

其四,形成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优势,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生产力量的堆叠可以来自于旧有生产要素的增长,但生产力质的提升必须依托新兴要素的升级。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对旧有生产力状况和发展模式提质增效成为应对阶段性变化和主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之举。因此,遵循发展规律,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新发展理念给出了科学的回答,为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理念引领的作用。“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其中包含了新质生产力的评价标准,突出了新质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创新”注重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强调了科学技术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中的主导作用。确定创新为第一动力并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将不断开辟发展的新领域,建立起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优势新动能和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协调”旨在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时也可视为对新质生产力平衡发展要求。生产中的问题引发社会民生问题,生产要素组合的结构性问题是城乡、区域之间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人口、资源与物质资本错配并产生长期依赖劳动力密集或资源密集的生产方式是经济失活的原因,并引发公共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而形成恶性循环。“绿色”关乎永续发展和长期生产能力,是提高生态生产力的必然选择,尤其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增加清洁能源使用效率,推进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均须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得以体现。“开放”强调进行发展的内外联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离不开全球资源的汇聚,同时也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带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举。“共享”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质生产力由人民发展也掌握于人民手中,由此形成的物质财富用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六、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要求,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正是提高经济发展质效的关键内容。聚力新阶段奋进新征程,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产生契合了这一时代要求。其“新”表现为新的生产要素以及新的要素结合方式,其“质”体现为高质的产业基础以及发展动能,其形成过程是以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升级的配合而实现的多元生产要素的拓展与结合,其表现是所引发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更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效果的质变。因此,“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33]。

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前进方向,有助于正确处理中国式现代化中若干重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包括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34]。分别而言,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来自于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探索,是对新矛盾新问题解决的前沿性实践,从增强发展动能的维度进行了有效的顶层设计,从产业发展的方向上有力地推动了经济领域的实践;这既是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又是科学灵活的策略,在外部环境变化中把握战略主动、因时因势量力可行的策略;这一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指导,同时结合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更强调了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突出地位;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目的在于极大地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创造的社会财富用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汇聚活跃的生产要素,充分释放社会生产潜力,也依靠机制体制的科学管理进行有序的生产规划,并推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其中形成的生产力优势是我国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保障和底气,既能将发展进步主动权牢牢掌握,又能高效汇聚全球资源,引领世界产业新分工,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空间。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明确其新质态、理解其与传统生产力的差别,拓展对生产力构成元素的认知,挖掘新的生产力来源,才能顺应时代的进步和要求,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为此,需要明确承载其发展动能的主导力量是高素质人才群体,实现其发展目标的内外环境是新发展格局,必须依托人才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并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实现价值创造,推动生产力的跃迁和螺旋式上升。在进一步培养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需要深入学习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以实体经济汇聚新质生产力各元素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核心,以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并突出科技创新和应用在推动生产力进步中的关键作用,以产业升级推动传统制造业焕发活力并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突破性发展。

新质生产力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要求,其形成将厚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优势,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然增强经济安全的基础,确保重点安全领域能力建设,有利于构建新安全格局,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重要的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的深化,有助于正确处理中国式现代化中若干重大关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