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榛

习近平总书记首创的新质生产力,反映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也是对新科技孕育的生产力新发展所作的创造性概括。新质生产力具有术语革命的属性,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又一重要的推动力。恩格斯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革命。”[1]34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因为有“术语革命”而显示出它适应时代的进步。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提出政治经济学应研究生产方式,使生产方式成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次“术语革命”。马克思经济学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被应用又是基于生产关系这一研究对象,使生产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又一次“术语革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1世纪的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产生了新的要求,需要一次的新的“术语革命”。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无疑是实现新的“术语革命”的最好诠释。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的术语革命:生产方式

一门学科的重大发展离不开术语的革命。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中,正是一次次术语革命推动了经济学的演进,成就了许多次的经济学革命。现代经济学是因为发现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而诞生。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就是因为对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劳动分工的研究才获此殊荣。现代经济学诞生源于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而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因为引入“边际”这个术语而确立,并在经济思想史上被称为“边际革命”。现代经济学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发展阶段都聚焦微观经济运行,而把宏观经济看作是微观经济的延伸或是微观的总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直到宏观经济学的诞生,才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空间,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在建立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凯恩斯因提出研究宏观经济的必要性,并引入了“有效需求”这一概念构建了宏观经济学体系,被誉为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此外,在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线索之外,还有一些非主流经济学能够凸显出来,也是因为实现了术语的革命。如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成本”的概念解释了市场经济运行中企业存在的理由,也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在经济思想史中看到的这些“术语革命”对经济学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中有着同样的表现。

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基于自己研究经济学的目的而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自己的经济学并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有两个深层根据:一是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建立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与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要求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有深刻的把握。一个是理论上的准备;另一个是现实的需求,共同催生了马克思经济学的诞生。马克思在确立自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8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的术语革命,因此塑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特殊品格。在古典经济学那里,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被置于理论体系的中心位置,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分工则是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前提,由于分工才有了交换,进而有了市场,自由是交换和市场的核心,是提升交换和市场效率的主要机制。如此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并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按此逻辑,资本主义经济找到了一个有效的运行机制。由此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这样的逻辑和证明之下,古典经济学很自然地导入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领域,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辩护的工具。马克思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但马克思所要建立的经济学是为了弄清资本主义最终命运,需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如此,必须对古典经济学进行革命,而且是彻底的革命。为此,创造一个新的术语就成为对古典经济学革命的出发点。马克思选择了生产方式这一术语来实现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并在生产方式这一研究对象下构筑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体系。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基础上。如马克思所讲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82-83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变革必须深入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之中,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基础上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逻辑。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其结合的形式便构成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术语,助力构建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生产力是现代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是劳动生产出来的,但商品经济却是在劳动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产生的。如果不从生产力的角度去理解商品经济,那么是无法把握商品经济的实质的。商品是劳动的产物,但没有生产力的进步,商品难以表现为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少,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1]53-54这是对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力关系的论述,但这却是价值规律得以发挥的一个机制。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商品的绝对价值本身,是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所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时实现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本身就包含着预付价值的补偿。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的降低和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反比,也就是说,因为同一过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所以就揭示了一个谜: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1]356这又是对剩余价值规律的机制性说明。因此,劳动生产力是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重要机制。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步是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提高和资本关系演进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生产是对之前生产方式的颠覆。它不仅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发展机制,而且助推资本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358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机制,又引起资本关系性质的阶段性变化。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分为三个阶段(以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为界),即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首先,这三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机制。协作通过将较多的雇佣工人集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集体生产力;分工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将工人畸形化的分工提升了他们的熟练程度并促进了工具的改进;机器和大工业通过改变工人和机器的关系,即把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庸而形成了一种由劳动资料或机器主导的生产力提升机制。其次,这三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提供了促进资本关系变化的机制。协作以资本雇用较多工人为前提,由此形成的资本关系是资本指挥工人并占有工人生产的商品,在生产中形成的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分工和工场手工业虽然延续了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也在生产中形成了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但因分工取得了典型形态而强化了对工人的控制并使工人变成畸形物。机器和大工业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机器的使用而形成的工厂彻底改变了工人和劳动资料的关系,因此,工人不仅要在资本家指挥下劳动,且机器本身成为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和后者一同受中心动力的支配,实现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这种资本关系变化反映出来的一个趋势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越来越强化,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也越来越深化。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内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新的发展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融合的一种发展机制。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也即资本主义的命运。马克思就此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831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方面的最终运用,也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逻辑的一个终点。

马克思运用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术语,不仅突破了古典经济学逻辑体系,而且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体系,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做了最深层次的揭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最重要的概念或术语,具有学科进步的术语革命的属性。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术语革命:生产关系

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经济制度是什么?马克思就此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32如何理解重建个人所有制?其关键是,通过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来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弊端,也即资本主义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带来的不确定性或拜物教性质。未来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在该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这样的社会便是共产主义社会,并根据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如何使资本主义社会跨越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要回答的问题。这里不去涉及这一理论,仅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可以确定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些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12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为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成为人类努力实现的新目标。然而,社会主义革命的轨迹并没有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而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爆发并取得成功。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途径发生改变,不是沿着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高度发展生产力的矛盾路径,而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理论的创新性应用,是人类社会发展中诞生社会主义这一新形态的重要根据。在这一新的实践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发展和创新,并需要新的术语革命。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第一个国家。苏联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政权后面临的最大任务便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在比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并不一致,但作为既成的事实,一定有理论根据,因此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采取了一种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道路,也就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解决生产力水平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相一致的问题。然而,这样的尝试最终无法实现,从而导致列宁推动实行新经济政策。这开启了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探索。在苏联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后,最终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该体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实行单一集中决策和全国统一计划。这使得生产关系取得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导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得以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以此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再以生产方式为对象,而被概括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以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4]37。这也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概括,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的蓝本。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模仿“苏联模式”的结果。在寻求理论上的根据时也采用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法,将生产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就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他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5]1表面看来,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但却是基于社会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任何理论都必须深植于现实的土壤才能生存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但其经济基础要求超越生产力水平。从苏联开始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任务确定为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新中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确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核心便是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安排不仅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而且基于现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在其设想的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设想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社会应该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摆脱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2]323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都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基础,具有决定未来社会性质的功能。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从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开始。如恩格斯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2]320如此,社会主义取得政权后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据。此外,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建立。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定会强调通过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达到快速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如此现实,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生产关系因此发挥了术语革命的功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得以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体系更加突出生产关系的地位,不仅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在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国民经济运行所遵循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为起点,以及以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形成的围绕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体系,表明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起到了发挥术语革命的作用。在这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包含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即通过生产关系不断公有化来获得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进步的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已被消灭,生产无政府状态、竞争和生产过剩危机也已消灭,这就为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合理地利用劳动和物质资源提供了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适应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调整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把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并据此提出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通过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一个表现,既有理论依据,也有历史根据,但是,使生产关系发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需要有一种适宜的经济运行体制来保障,核心是把蕴藏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背后的巨大潜力发挥出来。然而,在实现这一机制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以至于使经济遭受严重挫折。这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新的挑战,需要重新审视其研究对象,并要根据新的实践推动其创新。

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术语革命:新质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所聚焦的生产关系研究,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前所述,由于将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局限在不断升级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路径上,结果导致生产力发展受挫,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并使经济遭受挫折。因此,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简单逻辑而找到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路径变得十分重要。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启的社会主义改革之路,就是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路径。

在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中,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最具代表性的。我国经历了通过不断升级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程,也因此有过比较深刻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批经济学家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在理论上发展生产力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提出后一度引起人们较为普遍的关注,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生产力经济学被界定为研究社会生产方式统一体中生产力及其运动规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生产力经济学得到肯定,不仅是对过去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且也反映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提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要发展生产力。1987年,邓小平在一次接见外宾时就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6]225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主要任务。适应这种变化,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该做怎样的创新?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将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需要从过去关注生产关系转变为关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适应这种转变对研究对象做进一步调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和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现又面临一个新的形势,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地创新发展,以对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进行规律性的认识。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由此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前,我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通过建立和升级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来实现。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前面提到的生产力经济学就是适应这种变化进行的理论创建。这虽是一种选择,但还算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建。究其原因,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术语,以达成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目标。生产力经济学将生产力作为其研究对象,突出了生产力的重要性。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必须重新审视生产力的地位,突出其在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作用。作为一般的生产力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包含的一项内容。但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演进,生产力有了特殊的意义,它将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也将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新模式,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提供了新的现实基础。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需要一次术语革命,选择怎样的术语来承担这一使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面临的新课题。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反映了生产力重要性的特征,而且包含了改变人类社会经济运行进程的动力。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的一个新术语。虽然针对的是东北全面振兴,但指出了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全新形态,将成为理解新一轮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变革的重要术语。把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术语革命,是因为它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的经济变化和发展方向,也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依据。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也是一种生产力,具有生产力的一般属性,也有它达到生产力发展新水平带来的特性。生产力也即社会生产力,是人们同他们所利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那些自然对象与自然力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表明一种社会的人们控制与利用自然的能力。人类社会的进步最终要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依据生产力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具有较广泛的共识。生产力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趋势。在人与自然关系呈现最为直接的状态下,人是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或者说社会的人是生产力的主要标识。随着劳动工具或劳动资料不断地介入人与自然关系中,劳动资料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凸显,成为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就此,马克思曾指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以及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204劳动资料又有着各种形态,在其发展中主要呈现出物质形态的劳动资料和科技形态的劳动资料。这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地位变化的趋势,总的来看,早期的劳动资料更主要的是物质形态的劳动资料,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科技形态的劳动资料地位不断提升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呈现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体现出来的作用十分巨大。科技形态的劳动资料凸显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只是开始,但显示出来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令人震惊。马克思就此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1]204马克思又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面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56生产力发生的这种巨变,背后的最重要因素便是科技进步。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并发生质变,都是科技进步甚至是科技革命的产物。总结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生产力包含了人与自然这一基本关系,也可以看到科技进步和革命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新质生产力也具有这些基本特征,但新质生产力延续的科技进步和革命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科技进步的轨迹,将颠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性质,要求重构生产力发展的逻辑、重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1世纪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研究21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的不断探索和发展过程,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社会主义经历了苏东剧变带来阵痛的同时,中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开放并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探索这条道路的过程中,通过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为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新的生机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这对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新任务,需要一个新的解释体系来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

实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需要一些的新术语。其中,最大的术语应该是反映生产力的新变化。新质生产力就是反映一个变化的科学概括。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生产力概念的重大升级并包含了根本性的变革。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是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据。新一轮科技革命既是近代以来科技革命的延续,又是一次具有颠覆性的科技革命。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放人的体力,而且可以解放人的智力(甚至是意识)。如果这样的科技革命得到充分发展,那么对生产关系和经济运行方式都将产生深刻影响。这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最为现实的根据。新质生产力对于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来说,提供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7]22。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实现14亿多人口整体迈向现代化社会,没有一种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新质生产力是难以实现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有新质生产力提供物质保障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制度保障;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需要新质生产力来保证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有新质生产力来实现绿色发展;实现走和平发展道路,需要新质生产力来摆脱人类社会长期面临的残酷竞争状态。新质生产力具有的特殊地位,应该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点研究对象,并据此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适应21世纪新的发展环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创新,需要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术语,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满足了术语革命的需求,并可以胜任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1世纪创新的目标。

四、结论

术语革命对于一门科学具有重要意义。实现术语革命是一门科学得以发展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创立起就有着适应现实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品格。在每一个重大的发展阶段,又都能看到术语革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阶段,生产方式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具有术语革命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超越了单纯的自由市场、自由交换的研究,而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耦合性的角度去分析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耦合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视野并作为其研究对象,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过程中具有术语革命的属性。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阶段,生产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具有术语革命的性质。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具有实践方面的重大创建。马克思曾设想的共产主义应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建立。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走一条新路,因不能继承发达的生产力,必须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发展。如此凸显的生产关系,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这一现象。为此,适应新的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有新的术语革命。生产关系以其特殊地位和作用,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发展,需要生产关系发挥术语革命的作用。

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1世纪的创新,对术语革命提出新要求,新质生产力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具有新术语革命的性质。社会主义下20世纪80、90年代经历的巨变,一度使社会主义受到质疑。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取得的重大成就,在21世纪重新焕发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而且也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生产力巨变的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胜任这一新术语革命的特质,因此可以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