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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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是清末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振奋人心的名句，历经时代变迁依然动人心魂。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中国之新民、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自由斋主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史学和新法家代表人物。梁启超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倡导成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2023年适逢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特举办“中国新民：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展”，以此回顾他在中国现代民族和现代国家建设历程中的奠基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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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谲云诡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打开国门放眼世界，博采先进国家之所长，是那一时代思想家们所极力倡导的。1886年，梁启超在他创刊的《时务报》中所言“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充分说明梁启超认识到报刊在传播国内外信息和推动社会进步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动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同年他创办并主编的《清议报》开篇中写道：“世界社会日进，有不可抑遏之势。”梁启超意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他先进国家已经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他潜心研究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相对比，结合中国的实际撰写了《中国史叙论》一文，并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梁启超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论述中，反复运用“中国民族”这一概念，这是他对我国民族主义问题的初步探索。

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 江门市博物馆藏

直到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从“中国民族”到“中华民族”，梁启超不仅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更体现出他对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深入思考。“中华民族”一直沿用至今，不仅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也成为延续数千年中华儿女的代名词。

梁启超倡导“古今内外，去塞求通”的核心目的是“增长学识”“维新吾民”。所谓“新民”，源于《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在创刊号《本报告白》中，梁启超称：“本报取名《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他的长篇政论《新民说》就发表于《新民丛报》，文中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解释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意思是，国民对于国家，就像身体的四肢、五脏、血脈一样，如果四肢断了，五脏坏了，筋脉伤了，其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国”与“民”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图片由江门市博物馆提供

梁启超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早在百余年前，梁启超便意识到法律道德、风俗习惯和文化艺术在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通过深入研究，梁启超认为中国之不振的原因，在于民众“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他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呼吁培育国民独立自由之人格，博采各国民族之所长，发扬国民之精神，推进社会文明之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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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梁思忠（右）、梁思庄（左）合影，1910年摄于日本，图片由江门市博物馆提供

《庸言》雜志第一卷第十号，香港翰墨轩藏

梁启超获颁一等嘉禾勋章并被授予中卿衔少卿所立的牌匾江门新会梁启超故居纪念馆藏

1919年梁启超在法国巴黎，图片由江门市博物馆提供

1926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合影，前排右起第七人为梁启超

梁启超节临王羲之十七帖条幅 189cm×45cm 1927年 江门市博物馆藏

梁启超书法立轴220cm×89cm 1920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舞韵系列 124cm×91cm 2022年

梁启超认为“美术有一种要素，就是表现个性”，而“言为心声，字为心画”，“发挥个性最真确的，莫如写字”。写字具有“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等审美特点，不仅能够“收摄身心”，也是“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在文、史、哲方面成就卓越，因而鲜有人关注他在书法领域的建树和造诣。他不仅收藏书画、碑帖，还临摹历代名家碑帖，因此他身上有着深厚的传统书学涵养。

梁启超曾赞美王羲之草书《十七帖》：“右军书传世者故当以《十七帖》为第一。”梁启超临《十七帖》时，努力将碑学与帖学相融合，从而表现出王羲之草书的从容衍裕、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的超然气象。拥有多年旅日生活和欧美游学经历的梁启超，亦能以中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角度来审视“书法”这一中国古老的传统艺术。他曾在《书法在美术上的价值》的演讲中，对西洋绘画和中国书法对光的表现进行论述：“西洋画所谓有光，或者因为颜色，或者因为浓淡，那是自然的结果。中国的字，黑白两色相间，光线即能浮出。”除了研究书法理论和大力推广书法美育，梁启超更多投身于书法的实践中。他写的《行书条幅》就将家国情怀融入书法艺术：“诗思惟忧国，乡心不到家。山河水漂絮，身世浪淘沙。”梁启超一生始终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炽烈之情融入书法创作中，以书传心，心系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