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俊霖

如今，人们常常能够见到各式各样的书展，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书籍。其实，在古代，人们也有机会与“书展”邂逅。

古人的书展叫作“晒书会”或“曝书会”。所谓“晒书”或“曝书”，顾名思义，就是将书籍从屋子里搬出来晒一晒。这么做的原因也很好理解，即避免书籍因长期放置而受潮或被蛀虫损坏。

晒书活动起源很早。最早的记载可追溯至记录周穆王游历之事的典籍《穆天子传》：“天子东游，次于雀梁，蠹（dù）书于羽林。”说的是周穆王东游，在羽林这个地方“蠹书”，即晒去书中的蠹虫。

晒书可不是随便晒，而是一项技术活儿。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明确指出，“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曝书”。可见，晒书要在晴天将书籍放在风凉处。而且要从早晨开始晒，午后还得进行翻动，傍晚收起，必须等到冷透后再收入书柜之中。因此，古代的“曝书会”多选择在夏季举行。清代藏书家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便提到“曝书须在伏天”，这个时候日照充足，除湿杀虫效果最佳。东汉人崔寔（shí）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七月七日，暴经书及衣裳，不蠹，习俗然也。”这说明在汉代，七月七日便是一个晒书的好日子。

在宋代，“曝书会”极其受重视，甚至还出现了由官府主办的“馆阁曝书会”。“馆阁”是宋代的国家藏书机构，“馆阁曝书会”相当于宋代国家图书馆所举办的大型“书展”。不过，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汗牛充栋，非一日可以晒完，所以这项工程往往延续几个月。根据《宋朝事实类苑》中的记录：“秘省所藏书画，岁一暴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罢。”所谓“秘省”即“秘书省”，是宋代国家图书馆的官方名称。从记载中可见，在当时，五月至八月间，陆陆续续会举行不同的“书展”活动。

不过到了南宋时期，“书展”的时间发生了改变。《南宋馆阁录》中有如下记载：“绍兴十四年五月七日，秘书郎张阐言：‘本省年例，入夏暴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从之。”书展的时间，由三个月缩短为两个月。

在“曝书会”期间，皇帝会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召集臣僚，一起前往“曝书会”现场观赏。而此间的一日三餐，都由官府出费招待。这种传统始于宋太宗时期，《御定月令辑要》记载，宋太宗时“后苑有图书库，皆藏贮图书之府。秘阁每岁因暑伏曝熭（wèi），近侍暨馆阁诸公，张筵纵观，图典之盛”。后来，曝书会上“张筵”项目逐渐形成惯例，即宋代的“曝书宴”。《宋史》记载：“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尚书、学士、侍郎、待制、两省谏官、御史并赴。”宋代馆阁曝书宴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

对于“书展”，有些皇帝格外重视。宋仁宗嘉祐七年的“曝书宴”期间，不仅陈列各类图书古器供与会者阅读观赏，而且还“题名于榜而去”，类似于如今参加活动在“签名板”上留下自己的签名。宋徽宗对于图书典籍非常喜爱，因此，他对于“曝书宴”也非常重视。《宋朝事实类苑》有这样的记载：“宴日，仍遣中使以御酒、化成殿果子赐在省官，最为盛集，前此未有。”说明这一年的“曝书宴”隆盛之至。

由于“馆阁曝书会”的级别高、层次高，展出的展品都是当时的稀世珍品，能参会的，也多数是大臣名流。而当时的书法和绘画名家们，基本上都曾在朝中担任过各类职务。所以，宋代的官办“书展”云集了当时文化行业的顶级精英们。一年一度的曝书会，也成了一场文化盛宴。

到了清代，館阁曝书时间又有了大的变化，因为当时的人们根据晒书的经验总结，认为夏季阳光强烈，书曝晒后，纸张容易碎裂，根本不耐久藏。而且夏季的天气变化无常，一旦暴风雨突袭，来不及收拾晾晒的书籍，就有可能遭受巨大损失。因此，清代官方的晒书活动，一般定在三月、六月、九月，即分三次完成。

随着经验的积累以及对自然气候认知的进步，人们也意识到，对于什么时候“晒书”“曝书”，也应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清末学者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写道：“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也。”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气候特点。所以，关于晒书时间，也应该以科学辩证的眼光去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