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滥觞于樊鹏，经康海、陆树声、王世贞、四库馆臣等不断推扬与阐释，最终由清人陈田正式推出。明文学权カ“移于郎署”有一渐进过程，大致始于弘治时期，完成于正德、嘉靖间，即正德三年后的这段时间。移于郎署的文学权力主要是一般性诗文风格的主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说是郎署文人鸣盛意识的产物。厘清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及其相关问题，不仅可以客观地体认明中后期文风转向之蕴涵，还能为宏观上考察、把握中晚明文学之发展、演化，提供一个相对别致的视角。

[关键词]文学权力;移于郎署;馆阁;鸣盛意识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21）06-0097-08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是研究者公认的、颇具影响力的重要文学论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重要论题，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看，一些基本的问题，如此说的形成、文学权力移于郎署的时限，以及哪些文学权力移于郎署等，多未厘清，勿论深究了。对此进行系统地考察，不仅可以客观地体认明中后期文风转向之蕴涵，还能为宏观上考察与把握中晚明文学发展演化，提供一个相对别致的窗口。

一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的形成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指明代主流文学权力由馆阁移至郎署，即由后者控制文学权力、主导当时主流文风。一般来说，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有特定语境与言说对象，主要指由前七子郎署文人操控当时的文学权力。据现存可靠文献，较早言及此说者，为何景明之弟子樊鹏。正德十六年（1521），樊鹏为何景明作行状时，称“诗文至弘治间极矣”，何景明、李梦阳“一变而之古”，而“天下翕然从风”，并盛赞之“盛矣，千载一时也”。28这实已道出，弘治时期文学权力已移至郎署，可谓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之滥觞。

嘉靖十一年（1532）三月，康海为王九思作《渼陂先生集序》，称赞明代“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反古俗而变流靡者”，惟有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王九思、徐祯卿、边贡，以及他本人。3ー人，5这与樊鹏之论，如出一撤。他晚年撰《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再申其说：“惟李、何、王、边、洎徐迪功五六君子，蹶（崛）起于弘治之间，而诗道始有定向;继而孟独接武于正德之季。”，3以“接武”称张孟独，自谓大家，正宗意识十足，这意味着在他看来，弘治之时，文学权力已为前七子郎署文人所把控。此非康海一家之言，而是得到不少时人呼应。嘉靖十年（1533）正月，王献的《跋渼陂先生集》称：“昔在敬皇帝，海内全盛……维时空同浚其源，大复泝其流，浚川横其柱，华泉障其川，昌榖回澜，对山扬舲复虞、夏、商、周之文，讲班、马、曹、刘之业，庶几乎代之宗匠矣……乃弘治、正德间，词赋文章为之变。”们“词赋文章为之一变”，与康海“反古俗而变流靡”之说，其揆一也。嘉靖二十四年（1545）春，张治道撰《对山先生集序》称，孝宗朝“李倡其诗，康振其文。文章赖以司命，学士尊为标的”，为“当时语日”（首1可知，文学权力“移于郎署”，已成为不少时人共识。稍有不同的是，王献以为，文学权力“移于郎署”在弘治、正德间。

以上诸家虽言及文学权力“移于郎署”之事实，但缺乏命名意识。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陆树声为莫如忠文集作《中江先生全集序》时称：

成、弘以降，道化熙洽，士向于文。时则北郡、信阳诸君子出，而讨论秦、汉，扬风雅，执牛耳以凌厉词坛，宇内谭艺士率向往之。536

较上述诸家之说，陆树声不仅明确了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的事实，而且以“执牛耳以凌厉词坛”称之，这在重“实”的前提下，已迈出由“实”至“名”的步，尽管其本人不一定能意识到。不仅如此，陆氏还将文学权力“移于郎署”的时间，溯至“成、弘以降”。当然，其重心还是在弘治一朝。

隆庆二年（1568）进士李维桢，为申时行撰《申文定公赐闲堂集叙》时，也涉及文学权力移至郎署的命名问题：

明兴，古文辞尚台阁体……而其末流日趋于萎弱臭腐，汉、魏、六朝、三唐诸论著，屏弃不复省览。李文正起而振之，未畅厥旨。自是，学《左《国》《史》《汉》者，稍稍继出，其人多在他署，而翰苑缺焉。

其人多在他署，而翰苑缺焉”，即谓多在郎署尽管此说尚显朦胧，但离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之提出，仅一步之遥。

万历时期，后七子盟主王世贞也有类似提法。万历十ー年（1583）进士郭正域追忆往事道：“往者王司寇遗余书：文章之权，往在台阁，后稍旁落。’”を人叶进文果序，”其明确从学理层面，提及文学权力“旁落”，即文学权力的迁移问题。王世贞曾言于汪道昆曰：“当世斯文，下不在山林，上不在台阁。”显然，其潜台词，即文学权力在郎署。不过，此论主要是针对后七子郎署文人而言。因前七子郎署文人及其末流的拟古不化，导致文坛“诸调杂兴”，六朝派、中晚唐派、唐宋派乘势而兴，郎署文学权力因而流失。于是，后七子重揭前七子文学旗帜，经其不懈努力，文学权力复归郎署，故王氏有此论。尽管如此，此为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之推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钱士升的《从筱园集序》又重申王说。如此，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已呼之欲出。

迄于清代，四库馆臣的表述更加明晰：“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をー百九（明请時）130此处“七子”，涵盖前后七子，“正德、嘉靖”之间，显然针对前七子而言。“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之表述，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与后来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已无多少差别;其“茶陵之光焰几烬”を-at14之论断，进步坐实了這一表述。在前人不断阐说的基础上，清人陈田则水到渠成地抛出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明诗纪事·丙签序》有曰：

孝庙以还，诗人多显达。茶陵崛起，蔚为雅宗……迨李、何起，而坛坫下移郎署。古则魏、晋，律必盛唐，海内翁然从之。

“坛坫”，本指会盟之坛台，这里代指对文坛主流文学权力之掌控。陈田甚重此论，《明诗纪事·丁签》卷一按语，再次强调道：

成、弘之间，茶陵首执文柄，海内才俊，尽归陶铸。空同出而异军特起，台阁坛坫，移于郎署。

显然，陈氏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是针对前七子郎署文人推出的。这与王世贞、四库馆臣等兼顾前后七子，有所不同。就实际情况而论，前七子有首倡之功，使明文学权力一度移至郎署，后又流失。后七子沿承其创，将其散失的文学权力复归郎署。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主要指前者，特指明代主流文学权力ー段时间内由前七子郎署文人掌控。此说发物、推扬于前后七子郎署文人及其追随者，但确为客观存在。周亮工《孙高阳先生全集序”文章一道，自宋以来，权归馆阁，即北地、历下极力争之，而终不能胜”132ー类的论调，并非客观公允。

不难看出，文学权力“移于郎署”时间上，诸家有分歧。有的断定在弘治时期，有的主张在成、弘以降，有的断言在弘治、正德间，也有人赞同在正德、嘉靖间。尽管同一事件，不同经历者、观察者，因角度、立场不同，结论会有所出入，但相对来说，总有一种较为贴近实际。因此，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之所指，也应有一个较为合理的时间断限，这是研究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时限考辨

从上文可看出，前七子郎署文人及其追随者，多认定文学权力“移于郎署”发生在弘治一朝，事实是否如此？

客观地说，成、弘时的文学主流，是李东阳及其茶陵派，以及陈献章、庄脉等为代表的性气派，故有论者谈及成、弘之文坛时，于前七子郎署文人，常忽而不计。顾璘即云：“国朝诗至成化、宏（弘）治间再变。维时少师西涯李公主清婉、尚才情，吏部郎中定山庄公主雄浑，征君白沙陈公主沈雅，并尚理致，名各震海内。”（息存稿文五，杨慎援引唐锜话语云：“弘治间，文明中天，古学焕日：艺苑则李怀麓、张沧洲为赤帜……山林则陈白沙、庄定山称白眉。”在顾、杨二人看来，李东阳茶陵派与陈献章、庄脉之性气派，方为当时文坛之主流，其意识中根本没有郎署文学的存在。而且，李东阳还是公认的文坛宗主。徐泰即称：“长沙李东阳，《大韶》一奏，俗乐俱废。中兴宗匠，邈焉寡俦。”钱谦益也称：“成、弘之间，长沙李文正公继金华、庐陵之后，雍容台阁，执化权，操文柄，弘奖风流，长养善类。昭代之人文为之再盛。百年以来，士大夫学知本原，词尚体要，彬彬焉，彧彧焉，未有不出于长沙之门者也钱氏末句即言及李东阳于前七子郎署文人，有兴起之功。其实，之前明人对此已多有阐发。徐泰《诗谈》：“我朝诗，莫盛国初，莫衰宣、正间。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复继之，自是作者森起，虽格调不同，于今为烈。”王世贞以陈胜启汉高祖为喻，称道：“长沙之于何、李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胡应麟则直接声称：“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李、何，厥功甚伟。”皆谓李东阳于前七子有兴起功绩，而这一切多为前七子及其追随者视而不见。

所以略而不论前七子郎署文人，还与成、弘之时，其文学影响力有限有关。前七子郎署文人多是弘治中后期走上文坛的，且起初多依附于李东阳及其茶陵派。前者中，李梦阳登上文坛的时间最早据袁表《李空同先生传》，弘治六年（1493），李梦阳进士登第后，连丁父母之忧，离开了京城主流文学圈，至弘治十ー年（1498），方除户部主事，十八年（1505）迁员外郎。正德元年（1506），进郎中。在袁氏看来，弘治十一年（1498）授户部主事后，李梦阳才“倡为古文辞”。9を+セ，2崔铣所谓李梦阳“簿书外，日招集名流为文会，酬倡讲评，遂成风致”20を，515，即在此后。此前，他连丁父母忧，基本上无精力与条件，以群体形式从事文学活动。再说，至弘治九年（1496）时，其“名尚未盛”14几集）をー·32，号召力与凝聚力有限，尚不具备“招集名流为文会”的魅力与能量。其他主要郎署文人，情况也大抵如此。王九思、边贡二人，皆为弘治九年（1496）进士。前者此时正以“效李西涯体”，分享着馆阁文学权力，考选庶吉士“遂得首选”134;其文风改变，乃在李梦阳、康海二人相继上京后。22何景明、王廷相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康海为此年状元。何景明中进士不久，即“请假归娶”，次年，“同张夫人至京”，其“往造”李梦阳、边贡，并与之“语合”，而始“变之卷十七，282即在此时。刘海涵所撰年谱称，何氏“所交名流，多在王、癸两年之间”214，即弘治十五六年间。康海殿试文章得到孝宗与阁臣一致赞扬其文“天下传诵则效”是可能的，但谓“文体为之变”，尚需时日。刚及第的康海，其人脉与影响度，尚不至于此。再说，弘治十六年（1503）冬，康海告假，送其母“归武功卷四十四，715至弘治十八年（1505）冬，方“还史馆”。21这段时间，康海不在京师，也不利于其文学主张的推行与声誉提升。黄佐称：“弘治末年，修撰康海辈以先秦、两汉倡，稍有和者。”2九03这一“稍”字，可见至弘治末年，郎署文学规模效应尚未形成。孟洋称此时“操觚之士往往趨风秦、汉”23を十セ，232，亦谓之未成气候。前七子核心成员中，徐祯卿登第最晚，为弘治十八年（1505），在结识李梦阳后，其文学影响力陡增可以说，弘治时期，是李、何等郎署文人开始倡导、践行郎署文学理论的时期。即使弘治十五年（1502）后的一段时间，其文学影响力虽不断提升，但仍不敌馆阁，即文学权力还在馆阁。实际上，李梦阳对此也心知肚明，他曾追忆道。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言、秦国声，太原乔希大，宜兴杭氏兄弟，彬（郴）李贻教、何子元，慈溪杨名父，余姚王伯安，济南边庭实。其后，又有丹阳般文济，苏州都玄敬、徐昌榖，信阳何仲默。其在南都，则顾华玉、朱升之其尤也。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卷五十八，在李梦阳看来，当时参与“倡和”的郎署文人虽已增多，但直至弘治末年，仍不及翰林人多势众。“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不仅仅是个“不叙”的问题，其对馆阁的不满，已寓其中。换言之，馆阁依旧为当时文学权力的主宰者。尽管如此，并不妨碍前七子郎署文人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存在，以及其与馆阁争夺文学话语权的事实。

再说，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其文学规模效應的生成，往往不同步，文学理论的倡导、文学规模效应的形成，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李梦阳、何景明等郎署文人导致的文学权力迁移，即是如此。易言之，前七子郎署文学规模效应形成之时，也就是文学权力真正移至郎署的时期。

万历九年（1581），张光孝作《外祖康公对山集后叙》曾有言：“我外祖奋起于苏、李之途……何、李王、边，一时臻妙，俾数代陋习，至弘、德归真，而后学始知趋向。”2548这是说弘治、正德时，前七子郎署文学规模效应已形成。作为康海之外孙，张光孝还是将其先人转移文学权力的时间上限，溯至弘治时期。而李梦阳的追随者黄省曾则以为，文学权力移于郎署是正德后的事，其《寄北郡宪副李公梦阳书》称：“凡正德以后，天下操觚之士，成闻风翕然而新变，寔乃先生（梦阳）倡兴之力，回澜障倾，何其雄也！”29王廷也认同此说，其为薛蕙所作之《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行状》有曰：

于时大中丞浚川王公，適（谪）判亳州……是时信阳何子仲默、庆阳李子献吉，并驰声艺苑，天下学士大夫多宗之。

据高拱所撰行状，王廷相（浚川）“以失领勘合谪亳州判”，在正德三年（1508）。137此后，郎署文学如日中天。特别是正德六年（1511），李梦阳起为江西提学副使后，重建书院、发展教育事业，“振起古学，力变宿习，褒奖义节，训正礼俗，士翕然向风”，郎署文学规模效应达到高峰，且一直持续到正德、嘉靖之际。王世贞《徙倚轩稿序》即称“当德、靖间，承北地、信阳之创而秉觚者，于近体畴不开元与少陵之是趣。”从首创到蔚然成风，需要时间酝酿，作为前七子衣钵传人，王氏于此意识清醒。

鉴于以上分析，李、何等前七子郎署文人真正大力倡导郎署文学并形成规模效应，是在正德、嘉靖间。具体说，应是正德三年后至正德、嘉靖之间，这也就是文学权力“移于郎署”的时期。天启三年（1623），黄汝亨作《虞长孺集序》即称：“北地以大力倡德、靖间，其辞古而法，信阳以奇翼之，天下复见鼎焉。”四库馆臣颇为赞同此说，并一再申述之。

当然，李、何等郎署文人促成的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也并非突发的，而是在前人探索基础上进行的。平心而论，成、弘间，随着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邵宝、储罐等人开启郎署文学门户3514，郎署文学开始活跃。不过，此时的郎署文学基本上是台阁体文学向郎署的延伸。弘治时，李、何等人相继走入文坛，在短暂依附馆阁之后，便开始与之争夺文学话语权。正德三年（1508）后，郎署文学与馆阁分道扬镳，文学权力流向郎署;至正德、嘉靖之际，“茶陵之光焰几烬”，文学权力真正移至郎署。

客观地说，以弘治一朝为参考坐标，考察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时，或上溯至成化，或下及于正德、嘉靖间，将相邻的朝代作为有机整体加以观照，明文学权力迁移的渐次性，大致清晰可见，如此，可对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有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体识。

三移于郎署”的明文学权力辨析

厘清了文学权力移于郎署的时间，接下来的问题是，移于郎署的究竟是哪些文学权力？文学权力移于郎署，乃相对馆阁而言，故有必要从馆阁文学权力谈起。成、弘以前，馆阁与郎署职掌分工比较明晰。储罐《赠少参吴君之官广西叙》即称：“近世遂以政事属诸吏，文学属诸儒，谓其截然有不相入。”86156在此，“诸吏”主要指包括郎署文人在内的各部曹官员。“儒”，主要指馆阁、翰苑臣僚。李东阳《送翰林编修丁君归省诗序》，言之益详：

今之诸曹百执事，各有长属，以法相视，事有禀白，可、不可，则唯唯而退。以事当出，立受约東于庭，已，辄俯首去，不敢漫及他语。其势分悬绝，固然莫殊也。惟馆阁以道德文字为事……喜有庆，行有饯，周旋乎礼乐，而发越乎文章，倡和联属，亹亹而不厌……此词林盛事也。

郎署的职责主要是“以法相视”，以政事为专职。馆阁则以道德文字为职事，其掌控的文学权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掌管着朝廷各类文书的草拟权、撰写权，“凡赞翊皇猷、敷敭人文、论思献纳、修纂制诰书翰等事，无所不掌”251a-82，这是馆阁文学权力的核心部分;二是垄断着应制、应景之类诗文的撰写权，拥有传记、碑、铭之类文章的代拟权;三是主导、影响着一般诗文的写作风格。如此，馆阁自然易成为文章渊薮，成就所谓“词林盛事”。正统元年（1436）进士刘定之《南郭子诗序》即称：“文章当止于馆阁而已。”3278天启四年（1624），刘尚信为杨守勤作《宁澹斋文集序》也称：“明兴，文章莫盛于馆阁。”1392当然，这里所谓的“文”，包含一些非文学因素，但这不影响馆阁文人控制文学权力。

馆阁文人写作上，文法唐宋，诗尊盛唐，词气安闲，雍容典雅，此所谓之台阁体。馆阁文人主导、影响一般诗文的风格，主要是通过台阁体写作导向实现的。自“三杨”至正德初年（1506），台阁体一直处于文学垄断地位，且名家辈出。钱谦益就指出，“馆阁自三杨而外”，则有胡广、金幼孜、黄淮;尚书有王直、王英;祭酒有陈敬宗、李懋;“词林卿贰”有周叙、吴溥、陈琏、钱干等，“未可悉数[17163其文风雍容典正，词气安闲，因歌舞升平需要，君臣尚好，殊为致，在很长时间内占据文坛主流，文学权力自然归于馆阁。“三杨”之后，经天顺、景泰、成化三朝，台阁文学虽有衰落趋势，但经李东阳等力振，至正德初，仍能主导文坛。胡应麟称：

国朝诗流显达，无若孝庙以还，李文正东阳、杨文襄一清、石文隐瑤、谢文肃铎、吴文定宽、程学士敏政，凡所制作，务为和平畅达，演绎有余，覃研不足。自时顾后，李、何并作，宇宙一新矣。

台阁文学虽“演绎有余，覃研不足”，但在李、何崛起前，尚能秉持文柄，仍为文坛主流。陈田援引胡氏之语，稍事修改：“胡元瑞谓孝庙以还，诗人多显达。茶陵崛起，蔚为雅宗，石淙、匏庵、篁墩、东田、熊峰、东江辈羽翼之，皆秉钩衡、长六曹，挟风雅之权以命令当世，三杨台阁之末派，为之一振。”12尽管如此，这仍未能阻止文学权力移于郎署。

那么，究竟哪些文学权力移至郎署？客观地说，从馆阁移于郎署的文学权力，主要是一般性诗文的风格主导权。朝廷文书之类的大制作、应制诗文的拟撰权，仍为馆阁掌控;除非有圣命，郎署文人一般无权问鼎。至于碑、铭、传、记之类实用文体的撰写权，基本也为馆阁控制;郎署虽可染指，但在时人心中的“含金量”，不可与馆阁同日而语。在时人看来馆阁文是一种极为稀缺的文化资源。罗玘《馆阁寿诗序》有曰：

有大制作，曰此馆阁笔也。有欲记其亭、台，铭其器物者，必之馆阁;有欲荐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馆阁;有欲为其亲寿者，必之馆阁。由是，之馆阁之门者，始恐其弗纳焉;幸既納矣，乃恐其弗得焉。故有积一二岁而弗得者，有积十余岁而弗得者，有终岁而弗得者。

在此，罗玘形象地刻画出至馆阁求文者的情态求文者唯恐遭到阁臣拒绝，即使有幸被应允下来，年拿不到手，纯属正常;十余年不到手，是常事;终生求而未得，也不算奇怪。当时，至馆阁求文，可谓仕宦通达者之标配，“举世同然”。至于“仕未通显者，也可求之以“归示其乡人，以为平昔见重于名人的炫耀资本。得之者，何其荣耀！既然如此，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求文者还是会优先考虑至馆阁求文的。

而且，在有些明人看来，移于郎署的一般性诗文主导权，就行为主体言，还有其偏向性与不对等性。般来说，李梦阳的功绩在于诗，康海的贡献在于文，张治道“李倡其诗，康振其文”的话语，即已言明。这一观点，在张治道发论之前，即颇有市场。嘉靖十七年（1538），胡缵宗作《西玄诗集叙》云：“弘治间，李按察梦阳谓诗必宗杜甫，康殿撰海谓文必祖马迁而下，学士大夫多从之，士类靡然。”』嘉靖十八年（1539），李濂《胡可泉集序》亦云：“弘治间，武功康太史以马迁之文倡，北郡李按察近体诗以杜倡，而古体则以汉魏倡，学者翕然宗之

馆阁与郎署在诗

宗盛唐这点上，基本一致;二者显著的区别在于文前者推崇唐宋，后者宗法先秦、两汉。相对来说，文比诗的影响力要大些，从“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4卷中·6、“文必秦汉，诗必盛唐”4523的书写次序，可大体见之。这也是后者致胜的关键。

因此，“移于郎署”的文学权力，只是馆阁所掌控的文学权力中最普通的那部分，其所拥有的核心文学权力，并未移出，馆阁文脉依然不断，而且一直延绵至明末。①但是，恰恰就是流出的这部分文学权力，在郎署文人手中大放异彩，转变了明一代文风成为当时文学主流。

四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之反思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话题，尤其是其时空错位问题，更期待深究。既然文学权力“移于郎署”发生在正德、嘉靖间，那么前七子郎署文人及其追随者，何以要将其提前至弘治朝。

中国古人论文，固有将音乐、文章兴废与政教兴衰、国运隆替相关联的惯习。他们以为，一个时代，无论承平还是式微，都能够在特定的音乐、文学中有所反映，即音乐、文学（特别是诗文），往往成为世道兴衰的风向标。文运兴废为国运兴衰的表征，“文盛则运盛，文衰则运衰《息园存稿·文》卷九，603，逆推亦然。不过，包括明人在内的中国古人，似乎更关注文运与国运昌隆之内在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说，“其中蕴含着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想精华”。弘治朝，政治相对清明，被认为是难得的太平盛世，史家称为“弘治中兴”，自然也应有相应的文学作品，以鸣盛世。前七子郎署文人生遭其时、感触良深。李梦阳《熊士选诗序》称：

曩余在曹署，窃幸侍敬皇帝。是时，国家承平百三十年余矣，治体宽裕，生养繁殖，斧斤穷于深谷，马牛遍满阡陌，即闾阎而贱视绮罗，梁肉糜烂之，可谓极治。然是时，海内无盗贼干戈之警，百官委蛇于公朝，入则振佩，出则鸣珂。进退理乱弗婴于心，盖暇则酒食会聚，讨订文史，朋讲群咏，深钩颐剖，乃成得大肆力于弘学。於乎，亦极矣！

在国家“极治”的背景下，士人“讨订文史，朋讲群咏，深钩颐剖，乃成得大肆力于弘学”，李梦阳自不甘落寞，況且他本就以为“文气与世运相盛衰”五十五会诗引：承平时要有承平时的文学，他意欲抓住难逢的枢机，与馆阁争夺文学话语权，以构筑其心目中的盛世文学书写模式。王廷相也身有同感。《李空同集序》称：弘治一朝，孝宗“右文上儒，彬彬兴治”，可谓“太平有象，千载一时”，焉能无盛世文学与之呼应！王廷相以为，李梦阳等前七子郎署文人“游精于秦汉，割正于六朝，执符于《雅《谟》，参变于诸子”，要以“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主张，取得主流文学制控权，以书写其盛世情怀，從而建构其盛明文学的宏图及书写范式。后人于此，甚是明了，多有论释。如王献跋《渼陂先生集》以为，“海内全盛”之际，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边贡、徐祯卿等为诗作文，意在“润色鸿业，藻饰大猷”。1袁表《国宝新编序》称：“弘治间，君臣一德，夷夏清晏，奇英妙哲，方轨并驱，文体始变，力追元古。于时有关西李梦阳、姑苏徐祯卿、信阳何景明，相与表里，以鸣国家之盛。”19を四，万历间黄居中也称，成、弘之时，“国家鸿昌茂庞”，致使“学士大夫，类伉爽修洁，以风节自砥砺”，李、何等“各以清声直节，優蹇曹郎侍从间，得肆力诸家”，以其鲜明的文学主张相号召，“扶與郁浡，鬯为国华”4制十三柳南先生来序）。明末清初，陈子龙《答胡学博》尚称：“国家右文之化，几三百年，作者间出，大都视政事为隆替。孝宗圣德，俪美唐虞;则有献吉、仲默诸子，以尔雅雄峻之姿，振拔景运。”如此，后人通过阅读此类作品，可以想见当时太平气象“治世之气象，亦隐隐隆隆可想见也”正始）、“天下复见彝鼎”。鸣盛者也可因立言而不朽。正因如此，有人便发出“真恨不身生其际”之喟叹。

文学的颂美功能与时代昌盛气象，相得益彰，是富有鸣盛意识的前七子郎署文人所期冀的。然而，事实并非如其所愿，他们虽于弘治中后期亮相于文坛，但文学规模效应的生发期，却在正德、嘉靖间要鸣太平盛世，仅生活于弘治一朝，远远不够，关键是要在此时能形成文学轰动效应，才能与“盛世”同步，才有时代感、现场感。况且，以文鸣盛也需以盛世为基础。正德一朝，武宗无道，朝政黑暗、国运日渐衰微，虽赖“孝宗十八年之培养”之根基，尚能“民安物阜，剧贼四起，皆得殄灭”，但已不能满足前七子郎署文人“鸣盛”需要，不足以支撑盛世情怀的书写。

因此，前七子郎署文人故意将理论的初倡期、文学的初创期与文学规模效应的生发期，混为一谈，有意错乱时空，将其文学规模效应的生成期，推前至弘治一朝，以便能搭上“弘治中兴”的末班车。为达此目的，他们故意贬抑他人，拔高自己。康海《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就称，明兴以来，诗人众多，但未创制出经典作品，更没形成独特文风。究其原委，主要是“顾承沿元宋，精典每艰;忽易汉唐，超悟终鲜”三=，58。直至弘治年间，李、何、王、徐等登上文坛，诗道方有定向。在《渼陂先生集序》中，康海更是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称制造“文章之盛，莫极于弘

治时”这一文学景观者，“惟时有六人”与自己，完全漠视李东阳及其茶陵派之实绩。樊鹏为何景明所作行状，论调约略相仿。他斥责明代诗文“去古益远”2680，主要是为褒扬李、何倡导复古造成的文坛千载之盛，而张本铺垫。此举无视文学发展的传承性，刻意忽略前人探索之功，割裂文学传统，制造文学断层，是典型的虚无文学观，实不可取。

然而，“文盛则运盛，文衰则运衰”，又不尽然①。文学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有其不平衡性。经济昌盛、政治清明的时期，文学成就不一定斐然，反之亦然。如唐贞观之时可谓治世，文学成就却平平。而人类在孩提时代就能够创制出艺术水准极高的神话，但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奇迹不会再现。战乱动荡岁月，经济衰败时期，文人一样能创作出不朽名著。东汉乐府、建安文学，以及杜甫于安史之乱中所写作的脍炙人口的篇章，皆为生动的明证。弘治时期虽为公认的“太平盛世"”，但包括前七子在内的文人，并未谱写出与之相应的所谓“盛明之音”。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定格于弘治一朝，不过是郎署文人鸣盛意识作怪而已实际情况是，弘治后期，前七子郎署文人开始向馆阁争夺文学权力;正德、嘉靖间，文学权力移于郎署，改变了明中期主流文学发展方向。因拟古不化，嘉靖初年（1522），郎署文学权力开始外流，六朝派、中晚唐派、唐宋派等各股文学势力，顺势兴起。此后，后

七子郎署文人重举前七子郎署文学旗帜，经过艰苦努力，文学权力重归于郎署。由于重蹈前七子之覆辙，万历间，郎署文学权力再度流失，流向了山林、市井，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明文学转型。53因此，厘清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内涵及其相关问题，可为宏观上考察与把握有明一代文学发展、演变，提供一个相对别致的视角。

[参考文献]

[1]薛泉.李攀龙的结盟意识与文学权力复归郎署[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56-6

[2]樊鹏.中顺大夫陕西提学副使何大复先生行状[M]何大复集：附录.李叔毅，等点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3]康海.康对山先生集[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4]王九思.渼陂集：卷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5]莫如忠.崇兰馆集：卷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6]申时行.赐闲堂集：卷首[M]四库全书存目从书·集部：第13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7]郭正域.合并黄离草[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8]汪道昆.王拿州[M]太函集：卷一百○四.合肥：黄山书社，2004.

[9]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钱士升.赐余堂集：卷三[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2]陈田.明诗纪事：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3]孙承宗.高阳集：卷首[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4]顾璘.顾华玉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5]杨慎.升庵诗话：卷七[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

[16]徐泰.诗谈[M]周维德.全明诗话：第2册.济南：齐鲁书社，2005

[1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8]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

[19]袁表.衡藩重刻胥台先生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20]崔铣.洹词[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1]李开先.李开先全集·李中麓闲居集：之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2]刘海涵.何大复先生年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4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23]孟洋.孟有涯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24]张时彻.皇明文范：卷五十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25]马理.對山先生墓志铭[M]康海.康对山先生集：附录五.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26]黄佐.翰林记[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7]李梦阳.空同先生集[M].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28]康海.康对山先生集：卷末[M]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9]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三十[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30]薛蕙.考功集：附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1]高拱.高拱全集·诗文杂著：卷四[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32]王昌伟.李梦阳与书院文化[M].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4--20

[33]王世贞.身州山人续稿：卷四十ー[M]明别集丛刊·第3辑：第36册.合肥：黄山书社，2016

[34]虞淳熙.虞德园先生集：卷首[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35]朱应登.凌溪先生集：卷十八[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1册.济南：齊鲁书社，1997

[36]储罐.柴墟文集：卷六[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37]李东阳.李东阳集·文稿：卷二[M].长沙：岳麓书社，2008

[38]黄宗義.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9]杨守勤.宁澹斋全集：卷首[M]四库禁毁书从刊·集部：第6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40]罗玘.圭峰集：卷一[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1]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2]马汝骥.西玄诗集：卷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43]胡赞宗.鸟鼠山人小集：卷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44]王九思.渼陂续集[M]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86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

[45]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6]时晓红.中国传统官箴文化及其现代价值[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5-104.

[47]王廷相.王廷相集·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8]黄居中.千顷斋初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3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9]陈子龙.陈子龙全集·安雅堂稿：卷十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50]黄汝享.寓林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3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1]黄景防.国史唯疑：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2]张岱.石匮书：卷九[M]/续修四库全书：第3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3]薛泉.儒、商互动与晚明郎署文学权力之下降[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2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