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纳博科夫《机缘》中的人物卢仁与埃琳娜表现出明显的创伤症状，如过度警惕、禁闭畏缩。导致其创伤的因素可能是20世纪初的俄国战争，卢仁在战争中被追杀，埃琳娜也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二者试图通过建立安全与重建联系来复原创伤。在该作品的创伤书写中，纳博科夫可能在无意识地重复自己的创伤经历，并在此过程中尝试自我修复创伤。

【关键词】《机缘》；纳博科夫；创伤；卢仁；埃琳娜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1-002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1.009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是一位享誉国际的俄裔美国作家、评论家和昆虫学家，曾七次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机缘》（“A Matter of Chance”）是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之一，该作品于1924年以俄文出版，后于1974年以英文出版。对该作品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流放、“另一个世界”等主题及其隐喻和象征。然而，该作品中一些人物的心理状态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卢仁与埃琳娜从俄国战争中出逃，无助，高度警觉，并伴有持续的焦虑。这些心理状态从特征来看似乎属于创伤症状，二者的创伤缘起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以朱迪思·赫尔曼的创伤理论为指导，探讨《机缘》中的人物卢仁和埃琳娜创伤的成因、症状和恢复，并由此探究在该作品中纳博科夫进行创伤写作的动机。

一、创伤

创伤作为心理学术语，最先出现在弗洛伊德的文章《论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初步交流》中。创伤是强烈刺激引起的反应，涉及“死亡、重伤和威胁的个人经历和事件”[1]。创伤通常表现为“延迟、不受控制、重复的幻觉和其他侵入性现象”[2]，比如突然想起创伤经历、失眠或持续感到焦虑。

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创伤学说受到学者广泛认可。赫尔曼认为，经历过可怕事件的人会遭受可预见的心理伤害，先是单一压倒性事件的影响，接着是长期和反复的复杂影响。创伤性事件的显著特征是它能激发无助和恐惧。创伤的许多症状可分为三大类，即过度警觉（Hyperarousal）、记忆侵扰（Intrusion）和禁闭畏缩（Constriction）。在过度警觉的症状中，创伤者对与创伤经历有关的刺激反映强烈，创伤者易怒、易惊恐[3]36。在记忆侵扰症状中，创伤经历会以某种方式不时闪现在创伤者的思绪或者睡梦中，导致其噩梦或失眠。有时创伤者会不自觉重复创伤场景[3]41。在禁闭畏缩症状中，创伤者在无力调节创伤带来的精神伤害后，会选择麻木与创伤经历有关的思想、记忆、意识状态和行动，从而阻止创伤经历进入意识刺激自我[3]46。赫尔曼还提出了常见的创伤治疗方法，包括“建立安全、回顾与哀悼和重建联系”[3]3。

《机遇》中的人物卢仁和妻子埃琳娜从俄国战争中出逃，卢仁在战争中受到追杀，埃琳娜目睹了战争的残酷，而后他们变得焦虑无助，对战争话题敏感，容易受到刺激。这与创伤的形成机制与症状是一致的。因此用赫尔曼的创伤理论来分析这两个人物的异常心理状态较为合理。

二、人物創伤的成因和症状

在《机缘》中，人物的创伤源于他们在俄国的战争经历。此外，他们表现出明显的创伤症状如过度警觉和禁闭畏缩。

（一）人物创伤的成因

导致创伤的因素可能是20世纪初的俄国战争。赫尔曼认为，生命或身体完整受到威胁，个人亲密接触暴力和死亡，或管理控制感、联系感和意义感的普通护理系统遭遇破坏，这些事件都会导致创伤[3]33。《机遇》中的人物卢仁和妻子埃琳娜在战争中受到威胁，接触了死亡，这很可能引起了他们的创伤反应。

《机遇》的故事背景为俄国内战后期。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18年至1922年俄国爆发内战，封建贵族失去权力[4]145。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封建贵族受到政治警察追捕[4]265-266。在该作品中，人物卢仁、老公主乌赫托姆斯基和年轻女子埃琳娜都属于旧贵族。卢仁的父亲“以前是枪骑兵（Uhlans）”，他的庄园与老公主的相邻[5]55。因此，俄国的战争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故事中的细节也证实了这一点。埃琳娜在回忆丈夫卢仁时，认为他已经被害了。“在革命初期，他南下前往敖德萨。他们在追他……我断定他已经不在了。”[5]55革命开始时，卢仁被跟踪，他的妻子甚至认为他会被杀。再者，人物逃离俄国这一行动也反映出他们面临危险。埃琳娜于1924年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设法逃脱了，而卢仁自1919年出逃，已在俄国境外生活了五年。老公主自1917年战争一开始就早早逃离俄国，而埃琳娜和卢仁却经历了战争，他们的生命也受到了俄国战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人物有可能形成创伤。

（二）人物创伤的症状

在《机缘》中，角色的创伤表现之一是过度警觉。赫尔曼认为，“经历过创伤后，人类的自我保护系统似乎会进入永久警戒状态，仿佛危险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生理唤醒则有增无减”[3]35。在短篇小说中，埃琳娜对战争相关的话题或事物表现得高度敏感。埃琳娜一听到有关柏林战争的话题就开始恐惧，担心周围的人对自己不利。她“怀疑地看了看拿着报纸的男人和那对德国夫妇”[5]53。在可疑男子跟在她身后起身时，埃琳娜变得恐惧。她“惊恐地注意到身穿米色西装的男人在她起身时也准备起身”[5]57。此外，在该男子和她一起走在通道上时，埃琳娜“突然认为他一定是间谍，是告密者，她知道这么想很傻——毕竟她已经不在俄国了——但她无法摆脱这个想法”[5]57。可以看出，埃琳娜对危险非常警惕。即使自己不在俄国，她仍然感觉会有俄国的政治警察来逮捕她，她害怕车厢里的可疑男子是俄国的间谍，担心自己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警惕是自发的，一提到和战争相关的话题，她就无法克制自己的恐惧和猜疑。

接着，在作品中，这个可疑男子抓住埃琳娜的上臂，随后用与俄语口音不同的德语对年轻女子说“我的宝贝”[5]57。面对这种情况，埃琳娜突然变得极度恐惧，反应强烈。“她强忍住尖叫声，猛力甩开手臂，差点失去立足点。”[5]57这名男子说的是没有俄语口音的德语，因此不太可能是俄国间谍。更有可能的是，这个男人想通过甜言蜜语和靠近她来调情。而埃琳娜对此却有着强烈的恐惧，她差点叫出声，使劲甩开手臂来摆脱该男子。在她看来，仿佛这个男子就是俄国的间谍，刚才一下子抓住了她。由此看来，埃琳娜的反应与创伤症状一致。根据赫尔曼的理论，遭受创伤的人“对意想不到的刺激有极度惊吓反应，对与创伤事件相关的特定刺激也有强烈反应”[3]36。埃琳娜的丈夫卢仁就曾受到追捕，因此她对俄国警察抓人的事情有过创伤感受，所以在男子抓住她的上臂后，她表现极为强烈。

另一种创伤表现是禁闭畏缩。创伤者会在无意识中麻木自己，阻止与创伤有关的记忆和思绪进入意识。酒精和药物则成为创伤者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使用的工具，它们能够帮助创伤者短暂逃离创伤带来的痛苦[3]44。在作品中，卢仁在俄国战争中被追杀，1919年从俄国出逃，战争的经历很可能使他遭受了创伤。在逃亡生活中，他頻繁使用可卡因。“过于频繁地吸食可卡因已经摧毁了他的思想；他鼻孔里的小疮正在侵蚀鼻中隔。”[5]51可以看出，卢仁十分依赖可卡因，以至于吸食过多造成鼻孔生疮。这可能是因为他想借助可卡因来摆脱创伤造成的痛苦，获得一些安宁。此外，卢仁一直在寻找妻子却没有任何结果，最后他感到生命已经无意义并策划了自己的死亡。唯一留在他脑海中的是“生命已经虚度光阴，再继续下去也没有用”[5]52。赫尔曼经过调查发现，创伤者如果无法从亲密关系中得到安慰，就会产生一种疏离感，这时受到创伤的人会觉得自己更属于死人而不是活人[3]49。卢仁寻找妻子这一举动可以看作他在寻求亲密关系、与生活重新联系来摆脱创伤，然而这一尝试从未成功。因而卢仁可能是在看不到希望且无法忍受创伤痛苦的情况下，选择了结束自己。

三、创伤恢复

在《机缘》中，卢仁和埃琳娜依靠建立安全及与外界重建联系来修复创伤。首先，他们在受到战争威胁后主动找寻一个安全的地方。创伤剥夺了人的安全感和自我控制感，因此修复创伤首先应该保证创伤者的安全，从而恢复其安全感[3]159。在俄国革命初期，卢仁就开始出逃，南下敖德萨来逃避追踪，后于1919年逃离了俄国，在欧洲其他地方躲藏。埃琳娜在1924年依靠朋友的帮助也逃离了俄国。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都在积极地寻找避难地来保护自身的安全。他们逃亡的过程也是其找寻安全感，修复创伤的过程。

其次，作品中的人物通过重新建立联系来尝试从创伤中复原。赫尔曼认为，体验重新连接的过程对于恢复必不可少[3]197，“恢复不能孤立地发生”[3]133，与他人联系尤其是亲密的人可以为遭受创伤的人提供支持。在文本中，埃琳娜打算前往巴黎，因为她在那里有亲戚[5]54。卢仁和埃琳娜一直都在寻找着彼此。卢仁“在一张纸上写着追踪妻子的各种步骤”[5]52，埃琳娜为寻找卢仁“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通知”[5]55，并把该报纸随身携带。

在卢仁找不到妻子时，他精心策划了自己的死亡。“他计算每一个细节，就好像他在下国际象棋一样”[5]56。他打算在结婚纪念日晚上，将头放在两车相遇的地方，于两车相会时死亡。这种死亡方式似乎表现了卢仁想与妻子在另一个世界相会的意愿。同时，他想象自己死亡时脑袋会像“气泡”一样[5]56。球形气泡象征着圆满，这意味着卢仁似乎想以这种象征方式使得自己与妻子团聚的愿望圆满。正如赫尔曼所说，一个群体的团结是抵御恐怖和绝望最有力的保护，也是对创伤经历最有力的解毒剂。创伤使人与外界隔离，而团体重新创造了一种归属感[3]214。从这个意义上分析，《机缘》中人物努力与伴侣团聚的举动，可能是在本能地修复自身创伤。他们与伴侣团聚后，可以获得爱、支持和保护，从而从创伤中复原。

联系有类似经历的人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持和理解，“这种联系可以消除孤立感、羞耻感和耻辱感”[3]215。同样，埃琳娜在与老公主乌赫托姆斯基交流过程中，变得不那么焦躁，越来越放松。起初，乌赫托姆斯基注意到埃琳娜的俄语，并发现埃琳娜最近刚离开俄国时，开始“靠近她的邻居”并与这位年轻女子讨论敏感问题[5]54。后来，埃琳娜主动说起丈夫失踪的事情，得到了乌赫托姆斯基的情感支持。在发现乌赫托姆斯基认识她的公公时，她笑得很灿烂，不同于她刚上火车时的“疲倦表情”[5]53。埃琳娜和乌赫托姆斯基都属于旧贵族，对于俄国战争都有恐惧。埃琳娜在两人交谈中慢慢敞开心胸，获得了情感上的支持和理解，最终变得不那么焦虑。这个交流的过程伴随着焦虑和恐惧的减轻。与外界联系，尤其是与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交流的过程，也是创伤修复的过程。

四、纳博科夫的创伤

纳博科夫在《机缘》中进行创伤写作，这可能是他在无意识地重复自己的创伤经历。弗洛伊德曾将这种无意识地重复创伤经历称为“强迫性重复”。赫尔曼认为，受到创伤的人会遭遇创伤记忆侵扰。他们不仅在思绪和梦境中，还在行动中重温创伤的时刻。他们在伪装中重演创伤场景的某些方面，但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3]40。纳博科夫在俄国战争中经历了创伤，而他在《机缘》中的创伤书写与自己之前的创伤经历相似。这一点说明了，纳博科夫可能在创伤书写中重复自己的创伤。

1919年，旧贵族纳博科夫家族被迫背井离乡，逃往希腊、法国，最终定居德国。1922年，纳博科夫的父亲被暗杀。纳博科夫可能因这些经历而受到创伤。作品《说吧，记忆》中的自述也体现了他的创伤表征，他提到在离开俄国的那一刻，“他感到完全被个人焦虑所压抑、遮蔽”[6]。而后，纳博科夫在作品中创作了相似的创伤经历。《机缘》中主人公卢仁也是因战乱流亡的旧贵族，其父也已经过世。卢仁自1919年开始流亡，而这一年正是纳博科夫家族逃离俄国的年份。纳博科夫的挚友、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也认为，纳博科夫的艺术源泉可能是因被迫流亡而遭受的包括重大的物质和情感损失的苦难[7]。

对创伤经历的回忆代表着一种自发的治愈尝试。重复创伤场景并在重复中改变创伤结果会产生一种“胜利”的感觉，恢复创伤者的效力感和权力感，而这种力量感会消灭创伤者的无助感，从而促进创伤修复[3]41。此外，当记忆和伴随的强烈情绪被挖掘并口头表达时，创伤的症状就会减轻[8]。由此，纳博科夫在《机缘》中的创伤写作可能是在无意识中尝试疗愈创伤。纳博科夫在作品中写下类似的创伤经历，使得自己的创伤情绪得到宣泄。同时，作品中主人公最后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愿望，这可能也使得作家本人在创作中获得某种力量，从而对抗创伤中的无助。

五、结语

本文运用朱迪思·赫尔曼的创伤理论，探讨纳博科夫《机缘》中人物创伤的成因、症状与复原，以及纳博科夫在这部短篇小说中进行创伤写作的可能动机。20世纪初的俄国战争使得卢仁和妻子埃琳娜遭受了創伤，卢仁在战争中受到追杀，埃琳娜目睹了战争的残酷，而后埃琳娜变得过度警觉，无法克制自己的恐惧和猜疑，认为他人是俄国派来的间谍；卢仁陷入了禁闭畏缩，借助可卡因来麻木自我，在找寻妻子未果后选择了结束自我。在遭受创伤后，二人也曾试图通过建立安全与重建联系修复自己的创伤。卢仁在战后开始出逃，在欧洲其他地方躲藏；埃琳娜也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了俄国。这对夫妻一直都在寻找着彼此，甚至卢仁将头放在两车相遇的地方结束自己，以这种象征方式使得自己与妻子团聚。埃琳娜通过与乌赫托姆斯基在火车上的交谈获得了情感上的支持和理解，减轻了焦虑。对于作者纳博科夫而言，他在俄国战争中经历了创伤，而《机缘》中的创伤书写也类似他之前的创伤经历。纳博科夫在《机缘》中的创伤写作可能是在无意识地重复自己的创伤经历，并在此过程中尝试疗愈自己的创伤。

参考文献：

[1]Liebowitz，M.R.et al.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M].New York：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Inc，1994：14.

[2]Caruth，Cathy.Explorations in memory[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P，1996：11.

[3]Herman，Judith Lewis.Trauma and Recovery：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M].New York：Hachette uK，2015：1-326.

[4]Smith，Douglas.Former People：The Final Days of the Russian Aristocracy[M].London：Macmillan，2012：145-266.

[5]Nabokov，Vladimir.The Stories of Vladimir Nabokov[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7：51-59.

[6]Nabokov，Vladimir.Speak， Memory[M].New York：Vintage，1989：251.

[7]Wilson，Edmund.A Window on Russia：For the Use of Foreign Readers[M].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2：231-236.

[8]Vickrov，Laurie.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M].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2：29.

[9]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04）：117-125+159-

160.

[10]郑燕.纳博科夫的“火车”：通往“另一世界”之旅[J].外国文学，2013，（05）：74-81+158.

作者简介：

杜莹莹，山东济宁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