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文,宫 蕊,尤 杨,袁 浩,姜美君,曲 艺

(1.河北省第五人民医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2.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3.河北医科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根据国家卫健委老年健康司数据,截至2021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共26,736万人,占总人口的18.9%[1]。据测算,我国老年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突破3亿,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在2035年左右,这一人口总量将突破4亿,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2]。由于国情及文化背景的特殊性,我国形成了“9073”的特殊养老格局,即选择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占比90%,依托社区支持养老的老年人占比7%,入住机构养老的老年人占比3%,构建了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机制[3, 4]。

以家庭供给为基础的家庭养老模式曾是我国长期以来重要的养老模式,可以满足老有所养的基础需求。然而随着经济、社会、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渐显露不足之处。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繁荣,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日趋多样化,以非正式护理为主仅满足日常生活照料的家庭养老方式难以满足老年人医疗护理等相关健康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家庭结构的变迁以及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劳动力的流动和家庭规模的缩小加剧了老年人的空巢现象,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不可避免遭受剧烈冲击[5]。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指出要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强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6]。对于能够辐射绝大多数老人的社区养老服务而言,社区养老服务能力能够显著影响和制约区域内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体验。之前有研究者从养老服务供给和需求耦合的角度探索养老服务能力与人口之间的协调关系[7, 8],养老服务能力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也同样重要。首先地区养老服务能力的建设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制约[9],其次养老服务投入也能够助力当地经济水平的发展[10]。耦合协调度模型不仅能够体现各系统之间的关联和有序程度,还能够表明各系统之间在各自何种水平之下达到的协调状态。鉴于此,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的方法,对我国31个省(区、市,以下简称省份)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协同性进行调查,以期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参考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涉及数据来源于两部分,其中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相关数据来源于《2022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来源于《2022中国统计年鉴》。本研究仅包含我国31个省份(不包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台湾省),并根据地理位置将其划分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以及西北地区。

1.2 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11-14],结合《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22)》《中国统计年鉴(2022)》相关内容,构建了本研究的指标体系,包括2个子系统,其中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子系统中包含服务设施、人力资源和服务人次3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子系统包含经济总量、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3个二级指标,10个三级指标。具体见表1。

表1 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1.3 研究方法

1.3.1 数据的归一化处理

由于不同指标本身的量纲不同,在直接进行综合评价时,量纲会影响各项指标所占的比重。为保证各项指标之间的可比性,就需要进行数据归一化处理,才能使用熵权法确定各项指标的相应权重。常见的数据归一化方法包括极差法、标准差标准化法Z-score、反正切函数法arctan等,本文选用极差法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因为本研究所选取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因此选择以下公式进行归一化处理,具体公式如下:

公式1

1.3.2 指标权重计算

1.3.2.1 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熵权法是常用的客观权重法,能够客观利用原始数据信息确定权重值,有效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误差,其基本思路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公式2

公式3

1.3.2.2 计算综合评价指数

基于各指标标准化数据和熵权,采用加权求和方式综合测量我国31个省份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具体公式如下:

公式4

wj表示各项指标的综合权重;ej表示第i项指标的熵值。

1.3.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是在耦合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模型,不仅能够描述系统之间的关联程度,还能够进一步体现各系统是在何种水平之下达到的协调状态,表明各系统之间是在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还是低水平上相互制约。目前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经济、人口、卫生等领域的研究中。具体公式如下:

公式5

公式6

T=αus+βud

公式7

公式8

公式9

耦合度C的取值范围在0～1,能够反应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C越大表示两者之间的耦合程度越高。耦合协调度D的取值范围在0～1,可以根据取值大小将其划分为极度失调到优质协调10个等级,同时在各自等级中,通过比较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可以进一步将耦合协调度进行划分。具体见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及类型划分

2 结果

2.1 31个省份社区养老服务能力

根据表3中31个省份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综合评价指数排名可以看到,我国31个省份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有所差距。从各省份单独的视角来看,我国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综合评价指数排名靠前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江苏、浙江、湖北和湖南等;而西藏、海南、宁夏和青海等省份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综合评价指数排名相对落后。从各区域的联合视角来看,我国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相对较强,西北地区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相对较弱。但在华东地区中,上海和安徽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排名相对落后;在中南地区中,海南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排名较后;而在西北地区中陕西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排名相对靠前。

表3 2021年我国各省市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经济耦合协调度及其类型

2.2 31个省份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从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综合评价指数角度而言,我国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综合评价指数较高的地区有广东、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山东、河北、四川等8个省份。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角度而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较高的地区有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山东、福建等7个省份。从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差值的角度而言,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等17个省份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综合评价指数高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北京、天津、陕西、吉林等14个省份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综合评价指数略微低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见表3。

2.3 31个省份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经济耦合协调程度和类型

就耦合度而言,我国31个省份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度大都处在0.5附近,其中海南、西藏地区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低于0.3。就耦合协调度和耦合协调度等级而言,我国大部分地区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大都处于失调状态(耦合协调度等级在4级及以下),其中西藏、吉林、海南、青海、宁夏地区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处于极度或严重失调状态,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四川地区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状态,江苏、浙江、广东地区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就耦合协调类型而言,制约我国31个省份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的因素各不相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不同省市的制约因素。具体情况见表3、表4。

表4 2021年我国各省市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经济耦合协调度等级

3 讨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的31个省份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及其与地区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系统评价。主要有以下发现。

一是我国各省市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有所不同,大体上呈现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趋势。在31个省份中,以广东、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省份为代表的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相对较强;以吉林、黑龙江、宁夏、青海等区域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相对较弱。其中,在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当中,上海、海南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相对较弱;在西南、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当中,河北、四川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相对较强。

二是我国31个省份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的耦合协调程度差距较大,且整体水平偏低,大多数省份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如河北、辽宁、安徽、河南、陕西等地;其中在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相对较强的华东、中南地区中,江苏、浙江、广东三地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较高,处于勉强协调状态;此外东北地区的吉林、中南地区的海南、西南地区的西藏以及西北地区的青海、宁夏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相对较低,处于极度或严重失调状态。另一方面,制约各省份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耦合协调程度的因素各不相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制约不同地区两者之间耦合协调程度的因素。

综合来看,可将31个省份按照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4种类型,分别为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双强型、地区经济较强型、社区养老服务能力较强型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双弱型。

3.1 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双强型

广东、浙江、江苏等地为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双强型的代表省份,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在各自子系统中排名相对较高,且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较好。以广东省为例,作为老牌沿海城市,其经济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前列,且十分注重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的提升。数据显示广东省全省建有覆盖珠三角地区和大部分粤东西北地区的2100多个助餐配餐点;拥有10,539家能够提供上门医疗卫生服务的机构;643万的老年人享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立家庭病床36,855张。同时广东省首创的“一证通行”健康核验系统,有效地解决了老年人“出行难、办事难”问题,被列入全国第一批运用智能技术服务老年人典型案例[15]。

虽然与全国相比,广东省养老服务发展较为迅速,但在实际发展养老服务产业过程中仍然暴露出一些短板。首先是服务获取的公平性。以社区养老助餐服务为例,广州已初步实现“行政单元全覆盖”,是全国范围内的先进典型,但服务利用的公平性不足致使养老资源的剩余和短缺现象同时存在,呈现供需不平衡的问题,难以满足老年人的真正需求[16]。其次是服务内容的丰富性。广东省目前大多数社区都设立了老年人活动室,用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但老年人的心理问题仍以自我排解为主,缺少专业化的心理安抚交流,长期缺乏有效心理慰藉的老年人群,会影响其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17]。最后是服务评价的系统性。以广州市为例,在评估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提供的服务时发现老年人的评估指标分值权重较低,这意味着老年人作为养老服务的需求方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18, 19]。

作为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双强型的地区,其经济发展以及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已基本处于全国前列水平。这些地区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挥榜样作用,深耕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建设,提高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水平,探索地区经济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长效协调发展机制。首先,政府应发挥自身宏观调控功能,加大对薄弱地区的社区养老投入,保障地区内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获取的公平性。其次,政府在购买养老服务过程中要明确并细化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不仅要做好兜底保障工作,还应针对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细致化的社区养老服务,例如心理疏导等专业性服务。最后,要注重建立以老年人满意度为中心的服务评估机制,提高服务对象在评估中的比例,加强对服务过程的日常监督[19]。

3.2 地区经济较强型

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作为我国的直辖市,是地区经济较强型的代表地区,其经济水平较高,但在本研究中,这些地区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在子系统中排名并不靠前,且地区经济与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之间的耦合协调类型为服务能力损益型。作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其较为发达的经济水平能够为养老服务这类公共产品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支撑,但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水平和其他地区相比并不靠前,显著制约了该地区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

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主要运用政府购买手段在城乡社区建设运营居家养老服务网点、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以及社区日间照料等项目。截至2018年底,上海已建成180家“枢纽型”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155家以短期住养照料为主的长者照护之家,实现了城镇化地区街镇全覆盖[20]。但艾慧和郭得恩发现,上海市的养老服务产业能够显著拉动区域经济,但区域经济对养老服务产业的拉动作用却不具有对称性,他们认为政府购买服务行为能够解释这一结果:首先上海市养老服务产业由政府供给转变为政府购买,实质是政府资源配置权力的让渡,权力让渡的对象决定着市场充分竞争局面能否形成;其次企业为了更便利地进入市场,在供给过程中更注重完成政府划定的目标,可能会造成养老服务供给效率低下[21]。

为破解这一现象,建议政府应转变相应职能,合理下放权利,有序推进社区养老服务市场化进程。首先要转变政府参与模式,合理下放权利,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平台建设,打造服务型政府。其次要有序推进市场化进程,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开放市场竞争,使各类型养老服务企业在社区养老服务市场中公平竞争。最后要发挥政府自身监督管理职能,明确社区养老产业进入、退出机制,畅通信息传达、反馈渠道,维护社区养老服务产业环境。

3.3 社区养老服务能力较强型

广西、内蒙古等地为社区养老服务能力较强型的代表地区,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在子系统中排名高于地区经济排名,且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类型为地区经济损益型。地区经济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水平之间是相辅相成、各有促进的关系。不仅地区经济能够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较强的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也能够更好地吸引老年人的消费,反哺地区经济发展。作为循环中的重要一环,若社区养老服务产业未能吸引老年人的关注,就会破坏这一良好循环进程。

以广西地区为例,截至2021年底,广西建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3764个,其中社区服务中心207个,社区服务站3214个[22]。同时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大力推进智慧养老服务,搭建智能化养老服务平台[23]。 但徐明江等人在对广西南宁的老年人进行调研时发现,大多数老年人不清楚所在社区是否有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也不了解所在社区提供何种居家养老服务,并且大部分老年人不愿意选择社区居家养老。一方面表明当地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宣传不够到位,另一方面表明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接受程度不高[24]。

对于养老服务能力较强的地区,建议应充分发挥自身社区养老服务能力较强的优势,大力宣传健康养老相关理念,加强社区居家养老健康教育,打破社区养老服务的污名化,提高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认识和利用率,借助银发经济浪潮反哺当地经济发展。首先要注重普及社区养老相关知识,加强社区人群对本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了解,如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相关资质等,可利用优质案例、典型案例进行直观的展示,进一步加强社区人群对于健康养老、科学养老知识的了解。其次要注重对不同人群采用多元化宣传策略,不仅要加强老年人对于社区养老服务的了解,还应注重提高老年人子女及其他亲属对社区养老服务的认可程度。对于老年人子女等较为年轻的人群,可积极利用微信公众号、QQ以及其他大数据手段,精准推送科学养老、社区养老相关知识。对于老年人群,可借助实地考察、健康义诊等手段加强其对社区养老服务的了解。

3.4 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与地区经济双弱型

西藏、海南、青海、宁夏等地为社区养老能力与经济双弱型的代表地区,作为我国的边远地区,虽然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但其经济发展水平仍处在全国较后位置,社区养老服务能力也相对落后,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不高。对于这种类型的地区,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要提高社区养老服务投入产出效率。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同样的资源投入可能会收获不一样的资源产出,原因在于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和效率不同,因此增强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建设不仅仅可以从增大社区养老服务投入方面考虑,当地政府还可以探索高效率的养老服务产业产出策略,针对该区域内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势,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应政策,切实提高社区养老服务投入产出效率。

二是依托社区养老服务平台,整合地区内优质养老服务资源。随着经济、社会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多样化、专业化。一方面,医疗水平的进步提高了老年人的预期寿命,作为慢性病的多发人群,在养老服务过程中需要专业的医疗知识以满足老年人的医疗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老年人对于生活的追求愈发多样化,不再仅局限于基本的生理需求,心理和社会需求也逐渐成为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多样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往往涉及到多领域、多专业之间的密切合作,单一的养老资源形成的养老服务难以全面满足老年人日趋多样的养老服务需求,这就需要依托社区养老平台,整合各种优质养老资源。当前我国也存在许多优质的社区养老模式,如“社区+物业+养老服务”模式[25]、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26]、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模式[27]等,这些模式都可以被吸收、融入到当地特色养老服务中,进一步提高社区养老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