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海洋 袁倩莹 陈子华

(1.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水,不仅是西南各族人民的“生命依托”,还是西南各族人民的“文化源流”。源流于西南地区的水,其生生不息、百川汇海的势与能,孕育成就了独特灿烂和绚烂多姿的西南各民族“水文化”,承载和滋养了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文化。水资源不仅关系到生命延续,在社会演化、技术推进、文明多样性发展中都具重要意义。可以说,人与水的关系从生存需求到生产索取,再逐步衍生到能源需求与生态环境需求的过程,也就是文明生息繁衍、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国西南一带水储丰富、跨界流域众多,如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是印度河水系、恒河水系、布拉马普特拉河水系发源地,是包括中华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在内的诸多文明体系重要淡水供给地,因此也被称为“亚洲水塔”“世界第三极水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文化生态视角来看,西南地区丰富生态体系也为各地世居民族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多样的生态基础。西南各民族为了生存发展,在不同环境中掌握了不同的水技术与水认知,也拥有了适应水环境、利用水资源的能力。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优秀生态文化的必然组成,也是当下建设“美丽中国”、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文化支撑与生态保障。

对西南水文化进行研究能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水资源分布、配置、利用的过程,正确认识西南水文化的生态价值地位、国家水储备地位以及亚洲生态资源的重要地位。虽然西南水文化研究有着重大学术与现实意义,但困于民族学、民俗学视野园囿,目前研究少有超出水信仰、水传说等内容,存在研究定位不清晰、与国际水文化研究关联过少、对热点研究领域关注不够、与相关交叉学科对话欠缺等问题。因此,本文基于Wob of Science全球文献数据与中文社会科学索引数据,利用动态网络技术进行可视化分析,阐明国内外水文化相关研究的知识结构、热点和未来趋势,明晰水研究在全球知识图谱中的定位与关联,为民族学水文化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材料和方法

水文化包含自然要素“水”与社会要素“文化”,涉及不仅有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还包括生态学、环境科学、人文地理等多自然科学。Web of Science(WoS)是全球获取学术信息的重要数据库,收录覆盖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全球数据部分是基于WoS平台,以“Water Culture”为检测词获取,文献类别仅选取文章、剔除重复发表、未正式出版后,共保留5149个项目;国内数据是基于CSSCI检索平台,分别以“协同演化”“水污染”“民族生态”等为关键词获取,分别提取430篇、650篇、293篇文章。时间跨度上,国际研究范围为2011-2021年,国内研究为2000-2021年。

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CiteSpace与VOSviewer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CiteSpace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与信息计量学院陈超美教授在“科学结构演化理论”基础上研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主要用于分析作者引用网络、生成知识概念图谱、知识聚类图谱,帮助探索知识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前沿和潜在新趋势。VOSviewer是热力分析软件,特点是能通过颜色直观凸显出不同研究族群。本文通过相关软件分析水文化研究的知识基础、交叉热点、学科结构和研究前沿。所得到的知识图谱主要以节点和连线的方式呈现,节点反映了分析对象(作者、关键词、领域、机构、被引文献、期刊等)出现的频次,连线反映了关系强度(如学科关系、作者引用关系)。软件科学性经大量检验已被广泛认可。

二、全球水文化相关研究

在国际学术界,关注文化对水环境适应力的学术研究最早始于18世纪的人类学、民族学界。当时的学者会对“土著”“原住民”居住环境进行分析,这本身符合西方生物进化、文化进化到新进化论的学术发展脉络。但用“水文化”概念来规范相关文化现象,却是近年来才获得学者认同。目前国际学界并未过多地集中讨论水文化定义,而是积极在多学科视野下丰富其运用价值,并与全球生态挑战、区域水资源争议等问题紧密结合,试图在了解其生态问题的前提下运用地方、区域的文化知识消减文明与自然、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矛盾。

(一)全球学术界水文化研究知识图谱

了解学科在全球学术界中的定位,是研判学术现状与前沿领域的前提条件。从VOSviewer生成的全球科学知识图谱(图1)来看,近10年来,水文化研究主要与四个领域相关,亦既图中四种颜色的聚类:一是生态学视域下围绕水文保护、富营养化、总磷污染等关键词开展的研究;二是生物学视域下围绕微生物、絮凝系统开展的研究;三是水资源视角下开展的资源管控研究;四是综合视角下开展的水危机、水脆弱性、水储蓄研究。四大聚落紧密关联、相互交错,共同构成目前水文化研究重要内涵。其中,与民族学关联最为密切的是综合视角下开展的全球性水危机、全球性气候挑战等几个方面。其次是水资源视角下开展的资源管理、水文多样性、水质量等方面的研究。聚类彼此交叉关联态势表明,不论是哪一方面的研究,任何学科都无法扮演独立的角色,合作成为必然。可见,在国际学术界,水文化是一个交叉领域广、跨学科多的研究主题。2017年后,研究多聚焦在生物科技、资源管理等前沿领域,并与全球生态挑战、水争议议题紧密结合。

图1 WoS数据关于水文化研究的全球知识图谱

(二)全球性气候、水资源挑战是水文化研究的首要热点

全球气候挑战、全球水资源问题已经是当下国际学术界对水文化的首要研究热点,许多民族学、人类学者也没有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参与其中,凭借独特研究视角对气候变暖问题进行解读与研究。如有学者指出现代文化是诱发气候变暖的原因,因此,如果不解决文化失调问题就“不可能”让全球生态体系回到过去(Adger,et al.,2013[1];Thomas,et al.,2019[2])。最近,Khaneiki(2019)[3]25-63。在全球气候变暖视角下展开的伊朗村庄分水系统研究也是一个典型单点研究案例。相关研究指出传统知识如果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可以为缓解气候变化提供有效干预,但文明的多样性意味着其享有不同的生态文化知识,这就揭示出尊重水文化的差异性是国际协同合作的大前提。

全球水资源挑战也是学界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对如大湄公河流域为代表的跨境水系的研究。早期研究多关注国家级水利设施对生态文化的影响,认为水利工程会对当地渔业、林业及生物多样性产生难以逆转的后果(Matthews,2011[4]349-366;Vaidyanathan,2011[5])。近年来,相关研究开始关注水利设施修建后,人类文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与新环境形成和谐共处关系(Baird and Quastel,2015[6];Tickner,et al.,2017[7];Parlee, et al.,2021[8])。第二是对以青藏高原为代表的水资源储蓄地区的重视。青藏高原作为“亚洲水塔”的重要性已被国际学界肯定,并对其淡水储水与净化能力进行大量研究(Pomeranz,2013[9];Khalid,et al.,2014[10])。在此基础上,存在的青藏高原水资源国际争议,实际是地缘政治与地方视角的差异所致(Hazarika,2015[11];Davis,et al.,2021[12])。第三是对水文化多样性的调查。以中国西南水文化为例,学者指出“自上而下”的环境法律干涉,以及“自下而上”的社区文化调试,都会对西南地区水文生态造成影响,两方面交互重叠则是人类与生态环境寻找共存道路的重要过程(Trac,et al.,2007[13];Brandt,et al.,2012[14]; Brown and Murtha,2019[15])。

(三)当代跨学科体系的水文化研究整合

如图1所示,国际学界水文化研究的四个分类相互紧密关联,充分说明相关学科相互合作的必要性。除了人类学、民族学关注以外,水文化研究还与西方社会科学界如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学科密切关联。首先,政治学又提出水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生态学研究方向,指出权力认同是水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视角,认为许多水问题其实都不仅是生态问题,更是多重权力关系下的矛盾表现(Swyngedouw,2009[16];Perreault,2015[17]277-609);其次,在哲学视野下,认为从伦理层面对水文化进行剖析,是解决水冲突、水纠纷的重要手段,作用甚至超出环境保护的法律。这是因为水文化关系到地方人民的生活质量、生活条件,对其进行充分保障并尊重人们生活习惯才是生态哲学的出发点(Huitema,et al.,2009[18];Gupta,et al.,2013[19]);另外还有水文化在经济学中的理解。如有学者依据西方经典经济学的起源,提出了水文化经济学研究方向,认为水是理性经济行为的组成要素,以此丰富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传统研究视角(Daly and Farley,2011[20]204-206)。

三、文化与环境协同演化理论的本土化运用研究

协同演化指长时段的相互作用下,主体间交互演变。虽然这一理念来自生物学界,但却与人类学、民族学有深远的关联。20世纪50年代后,在充分吸收协同演化理念后,斯图尔德(J·H·Steward)正式提出文化与环境的协同演化关系,开创生态人类学分支学科。此后,理论被怀特(L. A. White)、萨林斯(M. Sahlins)、哈里斯(Harris)吸纳,先后开创新进化学派、文化唯物学派。可见,协同演化概念与生态人类学以及新进化理论一脉相承,理论互通。如今,在多学科支撑以及大数据运用下,已经成为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中最值得期待的理论之一。

(一)中国学术界协同演化理论研究知识图谱

协同演化理论虽源自西方生物学,不过引入中国后首先在文化研究中获得极大的反响。如图2所示,从过去20余年的理论研究知识图谱中可以看出,理论在共被引率排名第一的是“文化演化”方面的研究。其中,生态民族学、人类学贡献功不可没。如在早期林耀华(1991)[21]就有基于协同演化理念对少数民族传统经济文化类型进行类型学的划分,后宋蜀华(1995)[22]根据生态环境和人们生产、 生活之间交互影响,将我国多民族文化分为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 黄河流域以粟、 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区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以稻谷为代表的水田农业文化区;麻国庆(2001)[23]基于少数民族生态恶化情况,提出三大“生态民族区”划分。只不过后来研究中,对于理论的运用多停留在文化区-生态区划分中,对内部机理探索较为滞后。从知识图谱中也能看出,近10年才逐渐出现了与协同演化有关的产业融合、文化重构的文章,且共被引率较为靠后(分别为第35与49名词)。另还值得一提,协同演化理论被生物、管理、生态、政治、传媒等多领域吸收,不过从知识图谱分布来看,各领域间关联度不高呈现向外辐射态势,这也就意味着协同演化研究较为缺乏学科间的跨界互动。

图2 2002-2022年协同演化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知识图谱

(二)对协同演化理论内部机理以及组成要素的讨论

近10年来,生态民族学者开始对协同演化内部机理及诱发要素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这改变了以往划定宏大框架的研究讨论。例如罗康隆等(2013)[24]对苗族、回族、拉祜族水文化进行研究,认为如果将民族文化与水环境协同关系断裂开来,对水资源的保护将成为无本之源。崔海洋等(2015)[25]将广义文化生态区进一步缩小到“社区”概念,将西南生态“人-地”关系划分为十种不同的类型,细致地分析各民族生计变迁背后的水文生态影响因素。最近罗启华等(2022)[26]研究指出协同演化理论在民族学界的意义,就在于发挥生态修复、灾害救治中的传统知识与力量,而要实现这一点则必须要构建对于协同演化理论的民族学独特诠释。在首肯学者努力前提下,必须指出目前民族学对于协同理论诱发原理、驱动条件、耦合关系讨论仍然不足,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三)对协同演化理念与国家发展问题关联

除了理论机理研究外,许多民族学者还充分发挥视野特长,将协同演化的解读与国家发展战略关联进行研究。例如罗康隆(2011)[27]在民族生态视野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协同演化理念是21世纪环境保护与多元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核心就是要建构一种能够发挥每一个民族水知识作用的系统机制,让各个民族都参与到所处环境的生态治理当中。郝时远(2011)[28]将人与自然的协同演化关系解释为新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认为维持这一关系是推动西部大开发进程的精神动力。崔海洋等(2015)[25]指出“如果采用与当地生态环境不符的资源开发方式,将会导致民族文化的退化或消失。”杨庭硕(2021)[29]认为“人类需要凭借文化的能动性和积累性不断地探索,找到两者的有效结合点和方式,人与自然的协同演化关系才能达成”。

四、水文化与西南水污染、水安全、生态治理研究

当下中国水环境、水资源面临前所未有危机,水资源短缺、水污染、过度利用困扰着各民族生存与发展。学界大都承认这是人类与水环境协同关联被现代性解构所致。相关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出发,讨论了生态环境内部关联失衡的后果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水文化与生态污染、安全研究共被引知识图谱

观察本部分的CiteSpace知识图谱(图3)可以发现,国内水文化与水安全、水治理研究有高度关联性,并且体现出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是地缘政治倾向明显。尤其是近几年,在“一带一路”倡议、保护“亚洲水塔”引导下,研究在“水外交”“跨界水污染”“南亚局势(南亚水争议)”呈高度聚类(该图中颜色越淡,说明聚类研究越接近2021年)。第二是与水资源管理有关的行政研究越发细化。对高速城镇化中国来说,建构完善水污染、水资源管理机制是必不可缺的重要节点。图中显示出,如“跨行政区水治理”“补偿标准”“企业环境责任”“绿色信贷”等都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的前沿热点。第三是民族学、人类学视域下水污染研究逐渐深化,但聚落靠后(第79名),除与生态补偿、西南岩溶研究有一定联系以外,与其他聚类关系较为疏散。

图3 2002-2022年中国水污染与水文化研究的知识图谱

(二)西南民族地区水污染研究

近年来民族地区的水污染研究不断吸收生态、地理、气象学实验手段与方法,形成两大特点。一是广度层面,向以长时间序列数据为支撑的时空演化格局转变。许静等(2018)[30]针对西南民族地区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借助大数据以及ArcGis技术进行分析,揭示污染有逐渐从北向南扩散转移的趋势,西南地区水安全问题受西南城镇化进程影响日益严峻。二是深度层面,向解释性更强的计量解释转变。潘秀奎等(2020)[31]对西南水污染与农耕文化影响进行研究,认为山地环境中的水污染主要与传统农耕生计活动有关,包括作物秸秆污染、养殖污染以及农药污染等等。当然,这并不是传统生计导致污染,而是因为基于农耕文明的水文化在现代种植技术中无法适应农药的使用的种植手段,从而失去文化调节功能所致;除了农耕以外,覃政教等(2012)[32]认为采矿开矿作业也是导致西南地区水污染的重大因素;陈丽琳等(2013)[33]指出有色金属开采是导致西南地区水污染、影响饮水安全的因素。

(三)西南水利设施与生态文化补偿策略

生态补偿策略研究(图中聚类第9名次)是与西南民族水文化研究关联度较高的知识聚类。这种关联与西南水利设施、南水北调等工程有着密切关联。在系列工程方便保障人民生活资源、能源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生态失衡问题,补偿策略研究随之产生。董哲仁(2006)[34]指出早期研究倾向认为只要基于科学合理的环境评估,是能够实施生态补偿。不过,后来的研究越来越认识到生态补偿的局限性。王延中等(2015)[35]指出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资源再分配机制,会因为缺少生态责权方的划分,导致机制无法统筹协调多方利益,从而难以发挥应有的功效。如今,更多学者关注于“文化补偿策略”。罗康隆等(2011)[36]、邵侃等(2011)[37]指出藏族地方性知识就是弥补生态脆弱的文化补偿策略,对其加以利用则能确保地表牧草免受土壤低温的威胁,又能抑制土壤中盐分上升,使冰雪融化后形成的淡水能沿着江河源源不断地补给下游,满足中国发达地区水资源的需要。

五、民族水文化与西南生态文明建设相互作用关系研究

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成为水治理以及水认知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如何充分发挥传统水文化多重功效,则是当下民族生态文化研究的关注点。

(一)水文化与民族生态研究的知识共被引结构

基于以“水文化”“民族生态”为关键词的文献共被引关系知识图谱(图4),可知“民族生态”“传统生态”“社会秩序”“生态建设”“生态补偿”“中和之美”“萨格尔史诗(民族文学)”是民族水文化研究的热点方向(该图中,聚类标签排序越小,文献共被引规模越大)。从聚类中作者的共被引规模可以看出,纳日碧力戈等主要致力于民族水文化与社会秩序方面的研究,郑晓云、付广华、罗康龙等致力于民族水文化与生态知识方面,尹绍亭、王玉德等致力于民族水文化与生态补偿方面,庄孔韶、任国贤等致力于民族水文化与现代建设方面,吴兆录、王慷林等致力于民族水文化与生态批评方面。相关作者的共被引文献量较为凸显,充分说明相关研究为民族水文化研究内涵扩展做出了贡献。本文接下来将会在生态文明思想、社会建设两个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

图4 2002-2022年水文化与民族生态研究知识图谱

(二)民族水文化与生态文明思想耦合性关联讨论

生态文明观念背景下,学者对于水文化本身的认识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民族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组成。依据研究视角不同可分为两类,第一是从地方视野剖析生态文明含义的“至下而上”研究。郑晓云(2008)[38]34-43、付广华(2010)[39]研究认为红河流域的水文明、壮族“龙母文化”蕴含的传统生存、机制、制度、思想层面都与今天生态文明建设是相互耦合的,关系到能否有效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人-水”友好型社会的人类文明形态。第二是从生态文明视角出发审视民族生态的“至上而下”的研究。罗康隆等(2020)[40]指出“要把所有的文明形态整合起来,保证各种文明都能够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各得其所、各得其用、相互协调,在人类面对共同生态问题时候,能够有协调的行动,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最近,高永久等(2022)[41]细致剖析生态文明建设总纲,认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是西南生态工作重要挑战,并基于西南民族特色进行分析,指出既具有多元共生优势,也具有资源乏力的劣势。

(三)民族水文化在生态文明观下发挥社会建设功效的实践

除了生态文明理念探索外,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也是当下民族水文化研究的热点。在社会治理方面,研究多视民族水文化为有效的社会契约,认为构建地方性的社会服务机制、治理机制,就是对生态文化的传承,能够带动民族社区和谐有序发展。如有黄龙光(2016)[42]、杨京彪等(2018)[43]分别对彝族、羌族和哈尼族的治水、用水、分配水的逻辑机理进行阐释,指出西南民族水文化精神已超出了管水的范畴,是群众行为约束、村落社会和谐以及区域全面整合的关键。此外,水文化的社会建设功能也被学者深入研究。认为如生态农业、水文景观、田园综合体等生态模式与越演越烈的文化旅游高度耦合,也大都对水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遭受的潜在危机感到担忧。如马翀炜(2006)[44]、崔海洋等(2016)[45]对黔东南民族村落的基于稻、禽鱼共生系统的水文化开发进行研究,指出民族文化是创造文化产品和推动传统生计转型的重要源头。孙九霞等(2020)[46]对大理洱海文旅开发问题进行研究,指出一系列问题背后隐含了白族水文化的生态正义观念与多方力量冲突下的文化张力,因此洱海治理既是治水过程,实际上也是“人-水”关系的综合治理。

六、西南各民族水文化述评及研究展望

(一)现有研究主要成果评析

根据对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可以发现,水文化已成为一个跨学科关注焦点,国内外学界皆有关注与讨论。针对我国民族学水文化研究来看,主要研究成果有三个方面:一是我国部分民族的水文化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许多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者已经对特定民族进行研究,形成了水文化研究“百花齐放”的景象,并出现了如哈尼梯田、侗族鱼苗等经典案例。二是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学术群体。目前随着水文化研究的深入进行,逐渐具备了一个不断壮大的学术群体,初步形成了多视角的学术网络。三是将水文化概念引申至如水权力、水权益、水文明等新话语新理念,提升水文化研究学科活力的同时,也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搭建了与国际学界水文化研究的对话点。在肯定学界现有研究贡献的前提下,也必须要认清在视野、方法、对象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

一是研究视野方面,已有研究在文化层面讨论丰富,但理论框架研究进展较为缓慢。当前研究对水文化认识过于聚集在某一特定民族的文化表征上,水环境主体重视程度偏弱。水文化研究显得过于泛化,缺乏专业性与针对性,仍然多停留在讨论信仰、禁忌、符号方面。也正因如此,许多讨论并未能从“谈水谈现象”中跳出来,较难从外部视角反观民族生态的真正价值。要进一步搭建水文化的学术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寻找、吸收并建构出新的学科理论作为支撑。二是研究方法方面,已有研究方法单一且较为固化,难以真正吸收、运用生态学、地理学定量研究法。当前水文化研究在调查方式上延续了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考察方式,即文献耙梳、参与观察、文化对比。缺少了生态学、地理学、生物学等交叉学科介入,使得现有研究既难在历时性视角上进行长时间序列的判分析,也难以在共时性视角察觉区域水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成果更多是记录民族生活经验的民族志,缺乏对社区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全面认知和把握。三是研究对象方面,已有研究多将西南化约为一个地方空间,较为忽略水文化与“一带一路”、南亚安全等国家战略问题关联性。目前学界虽然已经揭示出西南水问题的诸多短板,相关成果仍着重于水文化的发掘过程,从而难以建构出适合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综合性、创新性方略与机制,对已有的保护与利用方案也缺乏实施后的长期跟踪研究和关注。针对西南水文化研究将如何与“大湄公河流域”“亚洲水塔”“南亚生态资源安全”等问题予以关照,学界关注偏低。

(二)进一步研究展望

针对已有文献的回顾和分析,我们认为西南各民族水文化的相关研究有待从以下方面进行进一步探讨、发展或突破。一是构建西南各民族水文化多元要素时空数据库,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优势。目前研究已对部分民族水文化现象进行初步调查和分析,但是多停留在现象阐述层面,且调查资料过于分散没有形成完整的西南民族水文化体系。因此,运用自然科学手段丰富田野调查内涵,运用档案学模型对获取资料进行分类与归档,将社会文字资料进行“归一化”储存,建立科研站点获取水文数据,构建大数据构建水文化数据库、典型案例数据库是实现学科突破的重要基础。二是建立适用于西南民族水文化的协同演化理论研究框架。以往关于水文化的研究缺乏成果导向的探讨,尽管近几年吸收了协同演化理念提出了如文化补偿、生物补偿措施理念,但仍处于较浅的层面。要有突破则应当从理论本身入手,理解适应协同演化理论驱动机理、耦合效应,解密社会与生态交互作用的曲线趋势、拐点阈值,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理论框架研究,而不至于一直从现象入手划分文化区域。三是构建西南水文化研究的多学科研究体系。水文化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热点,不论是在方法、思路、研究范式上都必然涉及多个学科,以往所强调借助理论知识是远远达不到水文化研究需求的。目前民族学界缺乏这样的多学科对话平台,要进行突破则必须要求民族学者抱有包容并蓄心态接受其他学者参与到研究过程中,在这过程中吸收诸如生态位测量、总磷测量、碳减测量等等理念,这不论是对水文化研究还是民族学科母体范式而言都将是受益匪浅的。四是关联西南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安全问题。上文科学图谱已揭示出,诸如南亚资源局势、跨境水纠纷等等一直是人文地理等学科视野下水文化研究的热点,只不过民族学者较少参与其中。而凭借学科文化整体视野、依托田野调查方法,是能够对相关问题的化解提出独到见解的。可以预见这将会是接下来民族学界水文化研究的一个趋势。五是更深入探讨西南民族水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联性。对已有研究收集和整理发现,目前水文化研究与国家民族工作缺乏更深层次的关联性讨论。这一严峻现实表明,学术界对于准确把握国家水情重要性、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自然生态共同体之间的关联,把握生态文明理念与水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还缺乏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尤其是对于民族学界来说,必须要认识到对水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明晰中国水文化发展的历史方位时代坐标,有助于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贡献出来自西南民族的生态智慧。

七、结语

西南各民族水文化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民族生态知识本身就蕴含对“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深层次思考,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共生观”是一脉相承的。西南各民族水文化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民族水文化不仅是人对自然适应能力的体现,更是西南各民族相互交流、彼此交融的历史见证。研究西南民族水文化不仅是文化层面的工作,涉及社会、经济、生态及国家战略多个方面,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区域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具有深远的意义。

民族水文化研究即对各民族文化在长时间段内对水环境适应过程的科学化、具体化、专门化与创新化的研究。通过对西南各民族水文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五个大层面及若干小层面的梳理剖析,发现水文化研究已成为一个跨学科关注焦点,但在研究视野、方法和对象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结合西南水环境复杂性、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客观事实,构建西南各民族水文化多元要素时空数据库以整合调查资料、建立适用于西南民族水文化的协同演化理论研究框架、构建西南水文化研究的多学科研究体系、关联西南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安全问题以及更深入探讨西南民族水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联性,都亟待学术界追踪研究、深入讨论并做出准确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