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义 人民教育出版社

早在20 世纪50 年代，我还是初入北外英语系的一个学生。那个时候除了课本与少量读物外，几乎没有面向学生的英语刊物。自1958 年起北外英语系创办了《英语学习》杂志，这份杂志不仅成为我学生时代的良师益友，还成为我日后教书时重要的参考资料。1966 年，我在北外附校任教时就根据邓炎昌老师为《英语学习》杂志编的口语会话材料编成了初中教材。不过，我未曾想到，21 世纪我又有幸与《英语学习》（教师版）结下缘分。

改革开放后，基础外语教学呈现飞跃式发展，但相关刊物屈指可数，难以满足百万英语教师的需求。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改革汲取了交际教学思想，提出英语教学应重视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根据这一目标，人教社采取了中外合作编写的方式，编制了初、高中英语教材。教材提倡突出语言功能，改变机械的结构法，因此引发了很大反响，但同时也给教学带来了挑战，许多教师感到困惑，难以应对。由于人教社的核心刊物《课程·教材·教法》的外语教育容量太小，人教社又在社领导的支持下，于1993 年9 月创办了《中小学英语》杂志。此刊物受到了教师们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对教育改革的推动力度很大。但是，由于争取不到正式的刊号，十一年后不得不忍痛停刊。

可喜的是，外研社于2014 年创办了《英语学习》（教师版）。由于实力雄厚，领导有方，加上编辑部在线上和线下组织了多场教学研讨活动，通过传统纸质出版和互联网融合将数以万计的一线教师连接起来，保证了杂志内容充分了解、满足教师实际教学的需要。《英语学习》的栏目设计既新颖又切合实际，既有理论性又有大众性。例如“教学前沿”栏目有创新性教学实践经验、高效教学方法和教学案例，“视野”栏目有学者访谈、文学作品介绍、新书评价、文学翻译研究，“专题”栏目有文化教学、英语知识与技能教学、测评研究等。我相当欣赏这样的设计。此外，杂志内容具有明显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点，文字表述深入浅出，可读性强，雅俗共赏，且由于彩色配图、排版宽松，读者阅读时会感到赏心悦目。更可贵的是，《英语学习》的选题思路较为开阔，主张海纳百川，如探讨基于不同教材的教学实践，包容不同观点的交流，提醒实施新的观念时勿忘语言学习落地等。我也是《英语学习》的忠实读者和作者，近十年我与《英语学习》的互动不仅让我目睹了她的成长和作用，也促使我这个老者努力学习、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发表过数十篇文章，而以在《英语学习》上发表的最多。每次编辑部与我约稿或采访，只要能力所及，我都欣然同意。因为我明白，这既是信任和厚爱，对我这耄耋之年的老人又是一种推力，要我坚持学习，提升自我，为外语教育高质量发展继续尽微薄之力。这些文章大致也可反映外语教育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一，2014 年左右，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思潮，认为改革开放后外语教育升温过高、过快，影响了汉语教学。我写了四篇文章诉说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其中一篇题为《浅议英语与汉语之间的关系》刊登在《英语学习》2014 年第1期上。我认为，只要坚持改革开放，英语就不能降温；“过热”的原因的确有不合理之处，但是否影响汉语教学需要调查和实证；历史证明英语对汉语的自身发展和向世界推广发挥了推动作用；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这两大世界强势语言文化只有相互学习和借鉴，交融在一起，才能对世界的和平和文化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因而我在文中提议，英语和语文界的同仁们要携起手来，相互学习交流，切实研究如何改革创新，提高教学质量。此文发表后得到了陈琳老师的夸奖，我很受鼓舞。同年六月，我应张连仲主编之约写了第二篇文章《探索培养高端外语人才之路》，刊登在《英语学习》2014 年第8 期上。20 世纪 60 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对我国外语教育发展提出了“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 的努力方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外语教育已经实现了“一条龙”的愿望。但是，要达到“多语种、高质量”，光靠普通中小学是难以做到的，况且也不需要人人都成为高水平语言学习者。如果硬要在普通校贯彻这一方针，那就会形成多数学生陪着少数外语有特长的学生学习的局面，这是极不公平的。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相结合，能充分发挥教育的效益，发掘学生潜能，发展其个性，培养符合我国国情的、高端的、多语种的外语人才。我在文中呼吁中央和各地教育部门应加强对外语学校、实验学校、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校的引导和指导，以便在提高全民族外语素质基础之上，培养出大批“多语种、高质量”的外语人才，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发展之路。

第二，2017 年，我特意学习了英语课程改革有关核心素养的资料，就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撰写了6 篇文章，其中3 篇探讨学习能力的文章被《英语学习》连载。为了写这几篇文章，我认真阅读了施良方的《学习论》一书，对学习有了新的认识。根据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真正的学习涉及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为学习者提供事实。真正的学习经验能够使学习者发现自己独特的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即成为（becoming）；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是唯一真正的学习。这本书给我带来很大的启示，我认识到自己从一个懵懂的幼童而成长为事业有成的人，靠的就是学习；学习能使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以此为契机，我发起了中学生成功学习者的认知发展与成长的课题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在全国征集了600 多个学生的叙事式案例，尝试用数据来论证这一学习理论。

第三，2018 年应杂志编辑部采访，我发表了《谈改革开放40 年来基础英语教材的变革与发展》一文。2019 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我写了《新中国70 年基础外语课程与教材发展》，这篇文章被收录在外研社出版的《民族复兴的强音——新中国外语教育70 年》一书中。前者仅概论了改革开放后英语教材的发展，而后者简述了新中国外语（英、俄、日语）课程与教材的历史。我相信，这两篇短文同我的其他有关中国基础外语教育发展史的资料将会为后来者继续研究铺垫基石。

第四，2019 年以来，我为《英语学习》写过两篇文章，以帮助教师解决使用新教材教学时产生的困惑。我在《再议教改中的继承与创新》一文中重申了我的观点：创新不是凭空而生，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创新。我赞同“守正创新”而非“大破大立”，主张“提倡新的教学方法时，应保留和继承传统但行之有效的方法”。我虽然以实例证明背诵、默写、听写、翻译和音标等传统的语言教学方法仍然有效，但同时也批判了以往使用中的弊病，指出必须在新的理念指导下根据实际需要使用这些方法，而不是全然否定。我认为应该继承张志公、陈琳等前辈们的思想，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处理教学中的矛盾，以免左右摇摆，出现“钟摆现象”。而用好教材的关键还在教师。2020 年，我发表《加强英语教师专业培养，提高教材使用能力》一文，阐述了教师在使用教材方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如何培养这些能力。

《英语学习》在短短的十年中，紧跟课改形势，宣传新的教育思想，深入教学实际，解困助教，并为教师提供研究空间，提升教师教研水平，从而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发挥了促进英语课改的表率作用，为英语学科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本人也受益匪浅。在此，我谨向《英语学习》表达感谢之情，同时我衷心祝愿《英语学习》今后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