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春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教育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0)

生态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批评形式,是因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而发生、发展的。在生态批评实践中,其空间也不断得到拓展,从最初借鉴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方法揭示文学中人与自然已然与应然的关系,到近年来人们更多注重从文化、伦理、哲学甚至性别、种族、地域等方面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以此警示人们在观念层面重新审视自身行为,反思人与自然相处中的过失并进行校偏、归正,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然而,在此过程中却缺失人的心理向度。戈尔(Al.Gore)就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的“内在危机的外在表现”[1]。这里所说的内在危机,亦即是人的心理危机。随着生态心理学的兴起,特别是到1990年代以来,生态心理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即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阶段,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心理原因。作为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特性的生态批评,必将受到生态心理学的启示,以此推进生态批评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一、反思与建构：面向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

生态心理学的诞生,缘于人们对心理学科的反思,体现了心理学科内在发展的逻辑和对现实关切的鲜明指向。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心理学家通常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实验室的实证研究、分析研究,而忽视现实情境和自然环境的参与。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这种心理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越来越受到人们质疑,而现代生态学的兴起正切合心理学学科改造的需要,为心理学的突破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此,1940年代以来,心理学家就开始有意识地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引入心理学的研究,从而推进心理学研究的生态转向。格式塔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在1944年《心理生态学》(psychologicalecology)一文中提出“心理生态学”概念,可看做生态心理学的最初萌发。生态心理学另一先驱布伦斯维克(E.Brunswik)也认为,心理学是研究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并提出“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的概念。后来,很多心理学家受到他们生态心理学思想的启发,不断确立和完善生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式。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到1990年代,他们开始从心理学角度探索生态危机的原因,由此生态心理学发展到新的阶段,也称为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2]

温特(D.D.Winter)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生态心理学家之一。她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出现了偏差,她指出：“我们正在接近地球所能承受的生物极限,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我们现有的世界观所倡导的一系列观念正刺激我们滥用自然。”[3]29温特对生态危机的揭示直击西方文化根源。西方文化深受二元论哲学影响,确证了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不能、无所不及,对自然进行无度索取、大肆掠夺和自身贪婪消费也就理所当然,其结果必然导致生态系统失衡,引发生态危机。因此,她倡导的生态心理学是“在物理的、政治的与精神的联系中研究人类的经验与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3]283。她认为,生态心理学要加强人类文化观念的改造,要注重自然环境、社会发展与人类的精神文化之间的联系,以此研究人类的心理及行为,促进人与自然协同、和谐发展,推动人类社会有序、持续进步。

温特从文化改造角度试图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问题,另一位美国生态心理学家霍华德(G.S.Howard)则从人性的角度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以此提出解决人类所面临危机的路径。他认为,气候日益变暖、物种不断灭绝、环境持续恶化、资源逐渐枯竭等生态灾难,根源是人口不断膨胀、物质消费超出地球承载限度而致,其背后折射的是人性危机,是贪婪、无度的人性驱使人类为了自身的欲望和私利过度掠夺自然、开发利用自然造成的。为此,生态危机的解除也就在于人性的重建。他指出：“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反思我们自身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并进行具有建设性改变的探索,这些行为的改变将会促进我们与地球之间形成更具和谐的人性。”[4]1他认为,只有改变人类贪婪、自私的人性,人与自然的和谐才得以形成,生态环境问题才得以解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五条原则,即：保护、循环、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与修复、人口控制。[4]40这五条原则的基本出发点都在于扼制人性中贪婪的欲望,在满足人类生存需求限度内节约能源、减少消费、控制人口、循环再生,推进环境保护,最终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霍华德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归因于人性,生态危机的解决也就在于人性的改造,他试图从人与自然在对立中形成的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而满足自身欲望的人性,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互利、协同相处的人性,形成尊重自然、注重节约、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等观念和行为,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有序发展。

在生态心理学研究中,与温特、霍华德揭示生态危机根源不同的是西奥多·罗扎克(T.Roszak)。他认为,生态危机源于人的精神危机,是人的精神危机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人的精神危机是人的心理与生态环境之间隔离和疏远导致的。因此,在他看来,“生态心理学”就是为了弥合人的心理与自然之间的裂隙,要“跨越心理学和生态学之间长期的、历史性的文化隔离”[5]14。那么如何消除生态危机、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呢?他认为人与自然的疏离,是因为人类生态无意识(ecologicalunconscious)受到压抑所致,解决方法就要唤醒生态无意识,重构生态自我(ecologicalego)。“生态无意识”“生态自我”,也就构成了罗扎克生态心理学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罗扎克的“生态无意识”,是借用荣格的“集体潜意识”而来,他说：“集体潜意识在其最深层的层面上,蕴含着我们被压抑的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是我们自身对自然表露出来的稳定的类似于心灵的自我意识反映。”[5]302在他看来,荣格的集体潜意识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在精神上、情感上的天然联系,是我们人类心灵的母体。他还进一步论及生态无意识,指出：“在一定程度上,生态无意识表征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宇宙进化的活的记录,可追溯到遥远的时间史的初始状态。”[5]305因此,生态无意识则是指在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在与自然交互相处中,沉积在人的心理最深层的与自然相联系的部分。为此,生态危机的解决就要唤醒人与自然间的天然情感联结,重构自我,即生态自我,并依此促进人的精神完满及心理健康发展。他的“生态自我”概念,是指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不断向自然延伸、自然又参与到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建构,从而形成人类个体与自然世界融为一体的自我,即生态自我。

综上可知,生态心理学研究引入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其研究视域突破了原有心理学的藩篱,而将人的心理、行为置入人与自然关系之中,以此探求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为生态危机的解除寻找出路。而生态心理学在探求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决方案时,与生态批评的内涵揭示及建构具有内在的耦合性,又为生态批评的深化与拓展提供支持。

二、可能与拓展：生态心理学介入文学生态批评的探索

生态心理学源于学科反思而诞生,又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峻不断推进。学者们立足于心理学,从社会、文化、精神层面等更广阔的领域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救路径。然而,生态心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因生态危机而兴起的生态心理学,又为文学生态批评走向深入与空间拓展提供了可能,也为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一)生态心理学介入文学生态批评的可能

面对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从自身研究视野进行反思,以此解除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生态心理学家则深入人的心理世界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注重将人的心理及行为归置到文化观念、价值取向以及人性欲望、社会持续发展等视角下进行考查,甚至深入人的精神世界的根底之中,去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除路径。然而,文学的生态批评在其旨归上与生态心理学具有内在同一性,同样立足生态学的原理、方法,聚焦人与自然关系,从文化领域、精神世界、哲学层面等对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揭示,因此,生态心理学介入生态批评也就成为可能。

在生态心理学研究中,温特从文化改造角度出发,将人的心理、行为归结到物理环境、精神层面以及政治文化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以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他认为,现存的西方文化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产生就是在人们不可持续的文化观念驱使下对环境的不当行为所致,而人的行为又与心理密切相关,因此,心理学家要参与到环境问题的解决中去,承担起重构可持续性的文化责任,推进环境问题的解决。霍华德则从人性层面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由于人口膨胀、消费过度导致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但其根本原因是贪婪、盲目、自私的人性所致。因此,他主张要进行人性改造,在人与自然承载力之间达成平衡与适度,从而形成人的行为体现生态合理性的人性观。而罗扎克则借鉴荣格集体潜意识概念,提出了生态无意识(ecologicalunconscious)的概念,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态无意识观念受到压抑,只有解除现代文明造成的对生态无意识的压制,唤醒潜藏在人类心底的生态无意识,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天然情感联结,形成人与自然友好相处。

还有一些生态心理学家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心理健康角度研究生态心理学。奥斯卡普·斯图尔特(O.Stuart)曾于2000年5月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组织系列文章,专门论述生态危机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他认为,人类社会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正处于危险之中,其原因则是人类自身行为造成的,而心理学家在促进人类不当行为的改变方面需要承担应有责任。同时生态心理学家还非常关注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揭示出生态环境对人的心理治疗价值。罗扎克就认为,面对生态危机,治愈地球与治愈人的心理是一个统一有机的过程,心理危机引发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加剧心理危机,根源在于两者之间的隔离与割裂,因此,生态心理学对人的心理疗法与其他心理学的一般疗法不同,“生态心理学则希望治愈人与自然环境的基本疏离感”[5]320,以期唤醒生态无意识中人的心理与环境之间的互惠互利感,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从而治愈人的心理问题。其中,他们非常重视荒野(wildness)的心理治疗价值,认为荒野能够纾解人的心理压力,促进人的发展,还能治疗人的精神损伤,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以及实现人的精神自我满足等治愈作用。[6]另外,他们还于1989年创办了专门将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放在生态环境中加以考查和研究的刊物——《生态心理学》,以此认识人类精神健康、文化特征和地球生态之间的关系,试图重塑现代心理学内涵,展现心理学研究不能离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只有建立起这样联系,才能促进人类精神和社会更好发展,作为个体的人和某个物种更是这样。

总之,在生态危机视域下的生态心理学研究已经不局限于心理学学科的内部研究,而是不断拓展其外延,以极具张力的外向视角研究生态心理学。而文学生态批评,本身研究边界就极为广泛,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上,既体现特定的文化特征,也指向人类未来发展;既立足人类的生存困境,也敞开自身的精神场域;既潜入人性欲望的深渊,也彰显生存的道德伦理,体现了生态心理学与生态批评在研究指向上的交互性。因此,生态心理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介入文学的生态批评不仅可能,而且将不断拓展生态批评的空间。

(二)生态心理学促进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我国较早关注文学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之一鲁枢元先生曾指出,人们在揭示生态危机根源的时候,忽视了“人的内在因素即精神因素,更忽略了生态危机向人的精神空间的侵蚀与蔓延”[7]。可见,文学的生态批评亦不能缺失心理学参与,生态心理学的兴起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向人的心理延伸提供了路径。

首先,拓展生态批评研究的认知边界。人类认识活动在于不断揭示世界的本来面目,对生态危机的认识也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人们从文化观念、生产方式、人口因素以及现代科技进步等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无疑增强了人们对生态危机的认识,也使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断澄明。生态心理学,尤其关于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因其将生态危机的根源揭示深入人的心理和行为中去,从而为我们对生态危机的认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也促使我们对生态危机的认识更近一步。生态批评和生态心理学在面对生态危机时具有共同使命,都是为了揭示生态危机根源,为人类生存探寻出路。因此,在生态批评研究中借鉴生态心理学的理论、思想、概念,进行互学互鉴,能够进一步深化我们对生态危机的认识,拓展生态批评的边界,特别是生态心理学揭示的人性观、可持续发展观、文化观等,启示我们要深入人的心理空间检视自身,以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

其次,确立生态批评研究的“内向”视角。生态批评不仅是文学的批评,还是生态文化的批评。然而,文化的多元性,必然体现生态批评研究的多元性,表现出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质。在生态批评中立足“生态性”,很多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文学、伦理学、性别学、语言学甚至地理学等方法路径开展研究,构建了生态诗学的跨学科性质的研究范式。然而,不同学者虽从不同角度研究生态批评,但皆着力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视域,换言之,批评家们大多立于人自身并依此为出发点向外拓展、延伸,无疑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研究路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研究仅仅局限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浅层次的、“外向”揭示,因其缺失“向内”的深层发现而失之偏颇。因此,在生态批评实践中还应不断深入人的心理世界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决路径,这就意味着,生态批评不能缺失人的心理向度。生态心理学正为生态批评的深入推进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路径——内向视角,启示我们要深入到人的心理世界、精神世界中加以揭示,以此拓展生态批评研究空间。

第三,构筑生态批评研究的心理场域。文学活动不仅揭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更是人类的一种心理活动、精神活动,就如勃兰兑斯所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8]因此,文学批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学的心理批评。同样,生态批评虽揭示的是人与自然关系交互中的生态问题,但也不能缺失心理向度,特别是随着生态心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也必将不断推进生态批评走向深入,将生态批评延展至生态心理场域,促进人们从心理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实践上不断生成由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批评向人的心理延伸的生态批评,深入人的心理世界、精神世界揭示和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既矫正人与自然的错置,也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归正。

三、启示与路向：生态心理学介入生态批评的实践思考

生态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启示我们在生态批评实践中要确立新的路向,要切入人的心理世界、灵魂深处,以人与自然关系重构为起点,唤醒人与自然与生俱来的情感联结,激起人们亲近自然的本性,从而生成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生态自我,在人与自然互相观照、相互生成中,不断促进人类精神的健康,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生存图景,推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一)唤醒人与自然与生俱来的情感联结

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人与自然原本紧密相连、和谐共生,人栖息自然之中,自然为人提供居所,特别在前工业文明时代,人的生产生活本质上是顺应自然的,按照自然运行秩序进行生产、生活,“自然在耕田人的眼里几乎可以说是效仿的榜样,是阐述人生的模式”,“自然也成了具有秩序、和谐和美好的领域。自然一词也随之带有美好和高尚的感情色彩”[9]。然而,自近代以来,由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和社会科技进步,人不再按照自然模样生产、生活,也不再从自然那里获得自身存在和安全,从而颠覆了原本人顺应自然的存在论,演变成自然为人所有的生存论,实现了人对自然的袪魅,一跃成为自然的主人,自然成为异于人的客体和对象,人与自然统一共生的关系演变成人与自然对立的关系,“疏离感”由此形成。而在生态心理学家看来,这种疏离感在于现代社会对人的生态无意识抑制。为此,在生态心理学构建中,注重恢复受抑制的生态无意识,唤醒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意识和情感联结,以弥合它们的割裂与疏离,重新找回人类的自然本性,在亲近自然的体验中安顿心灵、守护家园。

在生态批评实践中,我们要借鉴生态心理学的思想,唤醒潜沉在心灵深处的生态无意识,重新联结人与自然的情感,亦如罗尔斯顿阐述的那样：“我们在自然面前会表达出一种本源的、天然的情感,如凝望星空时的颤抖,或在和风吹拂的春天心跳加快。”[10]其实,人类寄居其中的自然每时每刻都在浸润着、联结着、引发着人类的情感,唤醒人类的生态无意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文学的永恒主题,则是唤醒生态潜意识的重要途径。我们走进文学世界,也就在人与自然关系场域中得以敞开,重归人类心灵家园,其中随着自然盛衰荣枯而唤起的无论是惊叹、愉悦、陶醉,抑或是恐惧、伤感、卑微,都昭示着人与自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沉积在心里深处的情感重现,也就是生态无意识的重现,生发人与自然之间与生俱来的相互依存或敬畏遵从的本性。

(二)建立人与自然交互合一的生态自我

在生态心理学研究中,无论霍华德从完善人性出发修复人与自然的隔离,还是罗扎克注重生态无意识的唤醒,他们倡导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都在于重建生态自我。我们在生态批评中同样要注重促进人与自然的交融渗透,形成生态自我。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最早由阿伦·奈斯提出,他认为,生态自我应该被看作我们在自然中形成的自我的最初状态,社会和人际关系虽然很重要,但我们自身所组成的各种关系更加丰富,这些关系不仅包括他人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还包含我们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11]也就是说,生态自我是作为个体存在的最基本、最普遍特征,生态自我的形成过程就是个体的自我认同(identification)过程,由个体自我与他人、他物的认同并不断拓展自我认同的边界,直至延伸到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形式,消除个体自我与他人、他物以及自然界万物的边界感,进而形成对整个生态系统中自然万物的整体认同。在生态自我观念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一部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在生态批评实践中,要借鉴生态自我思想,促进人与自然万物同构、同质的全新自我观念的形成,在心理意向上则要做到生态认同。生态认同(ecological identity)是对人以外其他生命存在的认同,是在认知上接受其他生命体的存在,感受到它们与人的生命一样具有同等的生命意志,两者具有互通性、相似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不仅对人自身、还要对自然界其他生命体的尊重、关怀与热爱的心理现实,感受到人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同一性,消解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边界,在自然万物中观照自我,在自我中洞悉自然万物,形成人与自然之间彼此依存、相与为一的生命共同体,如同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独坐敬亭山》)、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那样,物我两忘,心灵互通,倾心交流。

(三)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世界

米勒(G.T.Miller)指出,生态危机是人的心理危机与精神危机的外在表现形式。[12]也就是说,生态危机不是生态本身的危机,而是人的精神危机,是人在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进程中把自身的存在、精神的追求归置到一个不可靠、不确定的绝对理性之中,最终致使人类陷入精神困境。生态心理学从其诞生起,就肩负着弥合人与自然的裂隙、救治人的精神危机的使命。生态心理学(Ecopsychology)在原初意义上就是为人类的心灵找寻归属。国内学者吴建平在论述费希尔(A.Fisher)对“Ecopsychology(生态心理学)”一词考查后认为：“生态心理学可理解为使心灵靠近她自然的家和天生的住所,为心灵找到家园的心理学。生态心理学是关于‘心灵和家园’的研究。生态心理学是为了给我们的心灵找到家,这个家便是自然。”[13]生态心理学将自然作为人类心灵家园的隐喻,其意旨在于促进人类心理健康和精神完善,同时将拯救生态危机与救治人的心灵、精神作为一个统一过程,在环境和心理的关联互动中揭示生态危机背后深层的心理根源,既探索解除生态危机的心理学途径,又促进人的心理健全和精神健康的良性生成。

在这个交接点上,生态心理学与文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产物的文学,以一种超越现实制约、突破世俗藩篱的品格,既体现人类生存的终极思考,也深入人性的根底进行探究。在文学的精神世界构筑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底色,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回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14]他所言的“大地”虽具有多重意蕴,但大地的自然属性是其基本内涵,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学中挥之不去的情结。在文学中,通过呈现人与自然交往互生的历程,一方面解析了人与自然交往中互相依存的和谐统一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思了人类活动中破坏环境、毁坏自然而造成生态危机的不当行为,引导人们在文学体验中渗入生态体验,以此唤醒人与自然的天然情感,建立与生俱来的联系,表达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愿望,从而以一种精神富足感取代内心的物质渴望,在人与自然相与为一的原乡中安顿灵魂,健全、丰盈人的精神世界。

四、结语

生态心理学虽起源于心理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反思,但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生态心理学家从学科视角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决方案,揭示出生态危机是人的危机,是心理、精神危机。为此,生态危机的解除还要深入人的心灵世界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想象之中,形成平衡、协调的心理状态,生态危机的最终解除才有可能。这既是心理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也促进了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一方面促进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化,启示我们在生态批评实践中要借鉴生态心理学的思想和方法,重新审视生态危机的心理根源,引导人们形成偕同共生的心理机制和生态观念,克制自身欲望,抗拒物质诱惑,以一种审美的、文化的、想象的方式,唤起隐匿在我们灵魂深处的生态无意识,重归自然的“心灵母体”中获得精神主体的丰盈与富足,并取代对物质追求带来的焦虑、恐慌和不确定感。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生态批评研究的空间,在生态批评实践中,人们虽从多角度展开了探索和研究,但明显过于注重生态批评边界的拓展,而很少深入人的心理世界和精神视域中进行揭示,生态心理学的介入必将为生态批评“向内转”提供一个新的向度。当然,生态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就现有生态批评研究来看,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通过本文的梳理与探索,也期待越来越多的生态批评研究者注重将生态心理学的思想、理论及其观点引入生态批评,不断促进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化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