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黎

摘要：《鸿门宴》是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一篇重要文章，相关解析论文难以计数，精彩处自然不容抹杀，但也有不尽准确和陈陈相因之弊。其中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忽视该文乃是一篇节选文，而未将其置于《项羽本纪》全文的系统之中去观照，从而使结论不尽准确和贴切；二是没有吸收古代文章学的理论智慧和相关研究成果，以致使对该文的现代解读还存在诸多盲点和有待深入之处。若采用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视角与理论，则可以看到，《鸿门宴》的主旨乃在说明项羽在楚汉之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专恃暴力、不修仁义的作风，而不是其刚愎自用、少谋寡断的性格；由此观点出发，文中的某些具体情节安排可以得到崭新、深入的认识。《鸿门宴》的文章学解读，启示广大中学语文教师有必要适当关注和借鉴中国古代文章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与高校（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工作一样，也是当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一系统工程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鸿门宴》 《项羽本纪》 主旨 文本细读 中国古代文章学

《鸿门宴》是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学术界、教育界对此文的现代解读，成果甚丰，难以计数。总体看来，今人的解读主要围绕情节、人物性格以及刘邦、项羽之成败原因等几个方面展开，有的还涉及鸿门宴中主要人物座位安排的分析。这些对于理解该文而言，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存在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忽视了此文乃系从《史记·项羽本纪》这篇长文中截取而来的，未将其置于整篇文章的有机系统之中去观照，从而使结论不尽准确和贴切。二是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视角与理论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对该文的现代解读中还存在诸多盲点和有待深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古代文章学的角度，对《鸿门宴》的主旨大义及某些具体情节作一新解。

一、主旨新说

现代学界以及中学语文教育界一般认为《鸿门宴》的主旨是揭示项羽之所以在楚汉之争中失败而最终失去天下，是由于项羽刚愎自用、少谋寡断的性格。这也是为何现代论者多把笔墨集中于项羽、刘邦二人性格特点的分析和对比的原因。若《鸿门宴》是一篇独立的文章，那么这一观点当然可取。问题是，《鸿门宴》尽管有其相对完整的结构，但它毕竟不是一篇独立的文章，而是一篇节选而成的文章。

古代文论家认为，一篇优秀的文章，就像人的体格一样，往往有其完整、精密的结构，所以“文体如人体”在中国古代文章学中是一种广受认可、深入人心的观念。《文心雕龙》就明确地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1]《颜氏家训》亦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2]这都说明作品各个部分的作用虽然有异，但都相互依存，彼此不能须臾脱离。正如人体的每一部分都不能脱离主体而具有独立意义一样，一篇长文中的局部文字不具有其独立的意旨；相反，它始终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要为整体意旨的表达而服务。

方苞《又书货殖传后》论“义法”云：“《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3]可见对于一篇文章而言，“义”与“法”是紧密相关，相互依存的，但“义”却是第一位的，“义”决定“法”，“法”随“义”立。因此为了理解一篇文章，首要之事就是准确把握其大义，或曰大旨、主旨。关于《鸿门宴》的主旨，必须联系《项羽本纪》的上下文甚《史记》全书的性质与特点，方能准确把握。《史记》每一篇人物传记，除了记载传主的生平事迹外，都有其相应的思想主题，如《淮陰侯列传》力辩韩信根本不曾谋反，也无意于谋反，他之所以被杀，实是刘邦、吕后二人出于强烈猜忌心理而蓄意制造的冤案；《李将军列传》含蓄说明李广之所以一生未被封侯，并非其命运不济，而是汉王朝用人唯亲（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对于李广这样一位出身前朝将领之家，又曾为景帝政敌——梁王刘武所信任的一代名将，始终心怀戒心，所谓李广一生“数奇”，不过是汉高层统治者的托辞而已。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项羽本纪》的主旨，乃在说明项羽骤然兴起，是因为他顺应“天下苦秦久矣”[4]的民心，尤其是他立楚王之后孙心为帝，更是在天下人心目中确立起正统地位；但是他在楚汉之争中，不修仁义，不务收拾人心，以为仅以暴力即可征取天下，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自刎身亡的悲惨结局，甚而至死也未明白自己何以失败的真正原因。《鸿门宴》作为《项羽本纪》的一部分，当然也贯穿、体现了这一主旨。

这从文章对项伯、项庄与樊哙、曹无伤等人物的叙述即可看出。项伯本是项羽的叔父，可是在项羽决定次日清早发动奇袭，打算一举击败刘邦的关键时刻，他却不顾项羽集团的根本利益，连夜向张良和刘邦告密，给了刘邦以喘息、求生之机。若非项伯告密，刘邦必死无疑。项伯这种行为，对于项羽而言，无疑是一次严重的背叛。他的背叛并没有就此止步，更加离谱的是，鸿门宴上他还在项羽眼皮底下，假意与项庄一同舞剑，以期挡住项庄随时可能刺向刘邦的那一剑，其不顾项羽集团利益而偏向刘邦一边的立场十分明显。至此，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浮现出来：项伯既然是项羽叔父，按理应该为项羽出力，现在却反为敌方刘邦效死，实在反常。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项羽平时刻薄寡恩，不懂收拾人心，以致人多不甘为其所用，就连自己的亲人也与之貌合神离。

再来看项庄。项庄是项羽的从弟，按理也应该为项羽竭尽全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当刘邦到达项羽军营，范增秘密安排项庄在宴上假意舞剑以伺机刺杀刘邦，并极力向他强调这是一个决定双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嘱咐他务必抓住机会，一举杀死刘邦，“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5]——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后果的严重性，范增已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在这种情形下，项庄本该想尽一切办法，豁出命也要完成范增交代的任务。即使有项伯舞剑阻挡，他也应当奋不顾身，放手拼命一搏，不仅为项羽，其实也为他自己。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至少可以说他没有尽其全部力量。如果把项庄和樊哙作一对比，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项庄此刻确实没有奋不顾身、尽其所能。当张良告诉樊哙刘邦处境十分危险，樊哙当即果断地说：“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6]明确表示在此危急关头，他甘愿与刘邦同生共死。樊哙此处所言“与之同命”四字，以及下文中他对项羽所言“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辞”一句，斩钉截铁，掷地有声，足见他此时已完全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相比之下，项庄的表现则何其黯淡无光！不错，项庄舞剑之时确实遇到项伯的阻挡，但这决不是他最终无所作为的理由。樊哙入帐以及席间也遇到过刘邦军士的阻挡和刁难，但都被他一一破解，其果毅坚决的气概，连项羽看后都不禁连呼“壮士”！可见，文章对樊哙一系列动作和语言的生动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衬项庄的无所作为。

樊哙与项庄的不同表现，实透露出刘邦、项羽二人平时待人处事的风格。正如王又朴所说：“写项伯，写项庄，写良，写哙，以见沛公不宝金玉而宝贤才，故不独其臣乐为之死，即敌国之人皆乐为之用也；羽惟以货为宝，而不仁其亲，故不独敌国之人得窥其隐而中之，即至亲如诸父昆仲亦且不尽力，而反为他人用也。”[7]

《项羽本纪》全文之末有一段大有深意的文字：“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8]此数言看似枝蔓、多余，实则与《鸿门宴》中所叙项伯、项庄的文字相互呼应。《项羽本纪》正文中只叙项伯、项庄，不过多着墨；末尾却刻意提及“诸项氏枝属”被刘邦封侯、赐姓的事实。这一方面是出于繁简得当的考虑，但更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暗示项伯、项庄不过是两个代表而已，整个项氏家族如项伯那样背叛项羽而为刘邦所用者，像项庄那样不竭尽全力为项羽效命者，大有人在。如谓不是，何以“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反而被刘邦封侯？甚至还被赐姓为刘？由此可见，项羽不行仁义，刻薄寡恩，以致众叛亲离，达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二、情节补论

《鸿门宴》中的情节安排，也是为《项羽本纪》全文之主旨服务的。因此，明确了《项羽本纪》的主旨之后，对于《鸿门宴》中的情节描写，就会有新的发现。这里对前人关注较多的情节如宴中座次安排及人物语言动作等，不再重复，只对前人多有忽视之处略陈管见。

鸿门宴之所以上演，最直接的原因是刘邦集团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向项羽告密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9]项羽听后，大怒，遂决定率军消灭刘邦。可当刘邦与之见面，稍作辩解，他开口就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10]对于项羽此言，前人多认为是项羽少谋的表现。此说虽有道理，但尚未搔到痒处。从根本上说，项羽此言充分表明他只知倚恃“暴力”，根本就没有尊重过“人”，更谈不上修行仁义、笼络人心。曹无伤向项羽提供重要情报，对刘邦而言，固属背叛；但对于项羽而言，则属大功。项羽不仅不思保护，反轻易地以一言即断送其性命（刘邦从鸿门宴逃席回营后立马诛杀曹无伤）。项羽对待有功之人如此轻率无情，试想，刘邦军中乃至天下之人，以后谁还敢偏向他、投靠他？故此细节，看似无足轻重，实则可以看出人心向背的巨大消息。

《项羽本纪》中其他几处情节也有这一含义，可以拿来作為这一细节的补证。例如，项羽一夜之间，坑杀秦军降兵二十余万人。此举充分体现了项羽残暴不仁的个性。可以想像，以后与项羽交战的任何一支军队，都会以死相拼，决不投降——反正投降了也会被杀。也就是说，项羽坑杀降兵，很大程度上已将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寓示了他将彻底失去人心，最终失去天下的命运。

项羽接受章邯投降一事，也具有相同性质。王又朴指出：“项氏世世为楚将，而楚为秦所灭，则秦者，羽之国仇也；羽之大父为秦将王翦所戮，则秦又羽之家仇也；梁为羽之季父，而首起事，及兵败身死于邯手，则秦将章邯又羽之切仇也。且楚人实嫉秦而怜怀王之不返也，梁为楚复仇于秦，而立怀王后，则梁为楚人所爱慕可知矣。楚人既甚爱慕乎梁，则必甚仇怨乎杀梁之章邯，乃羽以急入关之故，而受邯降，是忘仇也，是弃亲也，是薄于所首事之季父也。夫薄于所首事，则凡一时共事者，无不可薄也；薄于首事之季父，则凡共事与不共事之伯仲叔季，更无不可薄也：此固诸项之不言而寒心者矣。故羽之不仁，秦人怨之，天下怨之，即楚之人亦怨之，即羽之诸父昆弟亦莫不怨之。然则羽虽气雄一时，实一独夫而已。”[11]这段话，丝丝入扣，入情入理，揭示出项羽一贯忽视人心向背的作风及其最终几乎成为一个孤家寡人的深层原因。

三、文本细读的方法论反思

综观迄今为止有关《鸿门宴》的解析之作，可以明显看到，其中陈陈相因、雷同剿袭之作比比皆是，这从一个具体的角度暴露了中学语文教育界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作品分析中的严重模式化。数年前，薛毅曾犀利地指出：“文学教育感兴趣的就是这种思想性，文学性只是传递它的手段，是外在的，附加的，教师在分析完思想主题之后，才会附加地分析一下它的艺术特征——那是陈年老调、千人一面的东西，什么地方都用得上，叫做语言流畅、结构严谨、刻画细腻、以情动人，还有夹叙夹议，比喻啦，排比啦……我相信，受过文学教育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还是这样理解文学的。那么，思想性就会分析得很好吗？更糟！有一个全国通用的句式，通用于每一篇作品：本文通过什么什么，叙述了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揭示了什么什么，赞美了什么什么，抨击了什么什么，完了。”[12]薛先生所说的这种模式，从小学到高中，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甚至在不少大学生、研究生的头脑中，这一模式也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

如何帮助学生彻底挣脱这一僵化模式的束缚，是摆在广大中学语文教师和高校学术研究人员的一个重要难题。上文以《鸿门宴》的新读为例，实际上指出了一种突围和创新的路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节选篇目数量不在少数，有的选自一部大书，有的选自一篇长文，还有的选自系列作品，如《齐桓晋文之事》《离骚》《过秦论》《苏武传》《景阳岗》《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边城》《我与地坛》等等。对于这样的节选之作，须结合全文或全书的写作宗旨、背景和整体特色，并将其置于上下文的整体肌理架构中来看。这无疑有助于文本细读走向深入，或者可以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问题。

通过上文对《鸿门宴》的新解，还可以看出，适当借鉴中国古代文章学的理论视角，是细化和深化文本分析的一条有效路径。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进程中，挖掘中国古代文章学的理论资源，借鉴其理论视角和具体术语、命题，并依据中学生接受能力的实际情况，适当运用于中学语文的教学，颇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文献资料，对于今天的文学文本解读，具有十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价值。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我们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大量采用西方和苏俄文学话语。这些外国理论乃是从其本土文学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可能契合其本国文学作品，但运用到中国文学作品的解析中，则存在诸多龃龉不合之处。例如，以往称屈原、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属现实主义诗人，就是著名的乱贴标签的简单化做法之一，因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并不吻合中国文学的创作生态和中国古代作家的身份实际。相反，中国古代文章学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大量创作实践，更能贴合古代文学作品的文体特性和创作思维。

因此，为了推进中学语文教材中古代诗文作品尤其是古文作品，广大中学语文教师应当努力改变与大学文学教学、科研相脱节的状况，适当关注和借鉴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并有选择地适当运用于具体的教学过程，这无疑可以有效提升作品解读的水平。有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中国古代文章学的理论会不会超出中学生的接受能力？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因为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许多理论著作，包括文话、评点、选本等，本身就是其作者（编者）在指导蒙学和科举士子应试过程中撰述或编选而成的。这些著作，紧密联系作品以示人津梁，往往深入浅出，且有很强的直观可感性。既然古代青少年能够接受，今天的青少年为何就不能接受呢？总之，中学语文教学适当借鉴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有其可行性。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要向中国古代文章学吸取智慧，而不是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继续向国外学习、引进理论话语呢？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缺陷、弊病及其与中国文学的扞格不通，以及中国古代文章学的理论优势，学界近年来已做出较充分的论证。当前，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已成为我国各个领域的当务之急，具体到教育界、学术界，这不仅仅是高校（科研院所）教学、科研人员的使命，广大中学语文教师也应积极承担起这一时代重任。毋庸置疑，把古代文章学理论向广大青少年普及，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一伟大系统工程的基础性环节之一，必将大大提升我国文学理论话语、教育教学话语的本土化特色和民族思维优势的彰显，大大增强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参考文献：

[1]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593.

[2]王利器.顏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3：267.

[3]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8.

[4][5][6][8][9][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2366，399，399，401，427，397，399.

[7][11]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卷一[M].清乾隆间诗礼堂刻本：5b-6b.16b.

[12]薛毅.文学教育的悲哀——一次演讲[J].北京文学，1997（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