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华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最大城市，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红色革命的初心之地。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上海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①先后在这座现代化都市建立过许多重要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上海局（下文简称“上海局”） 是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派驻上海， 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 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的秘密领导机关。 在1947 年5月至1949 年5 月的两年间， 作为党中央秘密派出机构， 上海局在领导国统区统一战线、 情报侦查、 文化宣传及营救策反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 “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1］1上海局是中共组织史、 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从成立背景、 组织结构、 发展过程、 历史地位等方面搞清楚其来龙去脉， 有助于展现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党组织的实际运作及地下斗争的艰巨性， 从而加深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具体认识， 更好地汲取宝贵历史经验， 厚植爱国情怀。

尽管《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 专题史料集出版已久， 也有一些上海局负责人的回忆性史料散见各地《文史资料》， 但目前围绕上海局展开的系统研究仍然较为薄弱。②如果对上海局以及解放战争前后的上海地下党组织缺乏特定问题意识支配下的综合把握， 具体研究容易流于琐碎。 王奇生曾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编” 为核心史料， 围绕1921—1927 年的上海地下组织与都市社会展开探讨， 为微观考察中共的革命实践提供了方法论启示。［2］122-156本文综合运用各类文献， 对上海局相关史实进行初步梳理。

一、 抗战胜利前的上海党组织建设

政党作为一种社会团体， 其政治动员能力的强弱往往与组织效能和共同目标有密切联系。［3］中国共产党恰是一个以组织严密著称的意识形态政党。 “中共是一个有主义、 有理想的政党， 同时还是一个具有高度执行力和贯彻力的政党， 这些， 不独中国党为然， 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性。”［4］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凝聚组织提供坚韧的精神支撑， 而后者又是意识形态目标得以实现的“技术” 保障。 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表现出非凡的组织运作能力。③对于共产党在组织上的优势， 其对手也深有体会。④并且， “无产阶级政党策略的主要特性是能伸缩自由”。［5］439在“一切从实际出发” 的思想指导和严峻的实践考验下， 中共十分善于根据革命形势变化随时调整其组织结构， 显示出强大的应变动员能力。

厘清“上海局” 的来龙去脉， 有必要将其置于中共上海组织建设历程的较长时段加以考察。 中共成立初期， 就着手在上海建立地方组织。 一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 “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 应成立委员会。”［6］41921 年底， 上海成立由陈望道任书记的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上海地委）， 直属中央局领导。 同年11 月， 中央又发出指示， 要求上海等地最迟在1922 年7 月前成立由三十人组成的“区执行委员会”。［6］26其后， 在中共二大上， 中央委托上海地委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的职权。 为响应此指示， 上海地委即改建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上海地委兼区委）， 负责领导上海及江浙地区党的工作。 此后一段时间， 上海地区又先后成立过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 上海区执行委员会 （上海区委， 又称江浙区委） 等地方组织。［7］23

中共成立后的十余年间， 中共中央机关长期驻扎在上海， 有利于对上海工作的直接领导。这一时期中共以苏联为师， 奉行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策略， 因此格外重视上海这个前沿阵地。一方面， 随着几次大会的召开和相关决议形成， 中共的革命目标和纲领逐渐明晰， 地方党组织建设日益加快。 另一方面， 可以看出， 中央仍然希望更多地直接领导上海工作。 上海地方组织直接处于中央领导下， 且易于接受中央指示， 能随时根据形势变化迅速调整其组织结构。

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经验， 如果革命力量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无法进行公开方式的斗争， 那么“所谓‘地底下’ 的工作， 就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唯一方式”。［5］4741927 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 各地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 部分党组织陷入瘫痪状况。 这时就连上海租界内都有 “同共产党人斗争的奸细和间谍组织”［8］138中共革命力量被迫转入地下， 开展隐蔽斗争。⑤当年6 月， 中央政治局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 规定： 省委会所在之市， 不另组织市委员会。 该市之区委直接隶属于省委。［9］148中央决定撤销上海区委， 在上海另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员会 （江苏省委）。 此后， 经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 “围剿”， 革命力量遭到削弱， 中共的革命中心逐渐转移至农村。 但无论在农村根据地还是上海这样的国统区大城市， 中共组织都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 善于在各方统治势力的夹缝中寻找成长机会。⑥

抗战全面爆发前， 上海是国统区中心城市， 也是中共开展地下斗争最重要的地区。 中共在华东地区的地下组织几经沿革， 颇为复杂。 1933 年，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中央苏区，在上海设立派出机构中共上海中央局， 代表中央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10］42由于江苏省委奉行“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 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组织又如蜘蛛网一般分布于上海各区， 致使地下党组织频遭破坏。［11］2851935 年1 月， 江苏省委书记、 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相继被捕， 党在华东的省级领导机构基本不复存在， 下级党组织也纷纷停止活动。

在此前后， 新设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同样迭遭重创， 损失惨重。 同年3 月，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 试图恢复白区党组织与苏区中央的联系。 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函指示： “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12］246临时中央局的工作随即结束。 这一时期的“中共上海中央局”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 在性质上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局” 十分相似， 为后者提供了历史借鉴。

“抗战时期是历史的巨大转变， 也是上海地下斗争的巨大转变。”［13］8从抗战爆发到解放战争初期， 上海地下工作深受重视， 由党中央直接领导。［14］1801936 年春， 中央先后派冯雪峰和潘汉年到上海， 了解各系统地下党的基本情况， 为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做好准备。 当年10 月，中央设立中共上海办事处， 在负责国共谈判的同时初步整理上海党组织。 1937 年6 月下旬，中央又派时任工农红军援西军政治部主任的刘晓从延安抵沪， 重组江苏省委， 重建地下党。11 月初， 新的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 负责领导上海和江、 浙两省沿沪宁、 沪杭铁路线地区的地下工作。 江苏省委根据形势变化， 利用上海租界成为“孤岛” 和日伪统治尚未稳定的时机，在江浙沪地区大力发展党的基层力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上海完全沦陷， “孤岛” 处境再难为继。 为保存敌占区地下党的有生力量， 中共中央于1942 年7 月作出“秘密党内必须取消省委、 特委组织” 的指示。［15］13041943年4 月， 江苏省委被撤销后， 刘晓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 （后称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 随之成立。 上海、 南京等地党的地下组织在华中局城工部领导下， 贯彻中央“隐蔽精干、 积蓄力量” 的白区工作方针， 保存和发展了党在国统区的基础力量。 1945 年9月， 随着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 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 华中局城工部的历史即告结束。

二、 上海局的成立与组织运作

1945年8 月9 日， 苏联正式对日宣战， 日本投降在即。 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适时夺取华中地区大、 中城市及交通要道， 同时要求 “军部即日发表江苏、 安徽、 浙江3 个省主席， 上海、 南京两个市长”。［16］430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共对大城市的重视。 据张执一回忆， 日本宣布投降当晚， 华中局连夜召开高级干部会议。 会议结束后， 负责人饶漱石向他宣布： 组织决定派他以华中局和新四军代表的名义， 化装潜入上海， 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 接应新四军解放上海。［17］148但到了8 月21 日， 鉴于蒋介石即将利用合法地位接受日本投降， 中共中央发出取消上海起义的紧急指示。［18］10

起义计划取消后， 上海地下党工作由刘长胜在张承宗的协助下统一领导。 张执一负责工商、 文化、 上层统战等具体工作。 1946 年初， 刘晓经华中解放区回到上海， 取代刘长胜全面主持上海地下工作。 这一时期， 上海地下党只有负责人而没有实际领导机关。 日常工作一般向华东局汇报、 请示， 有时也会收到党中央直接指示。 为了便于谈判， 以及更好开展统战工作， 1946 年5 月， 周恩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 成立中共中央南京局， 并在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 设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 办事处主要人员组成上海工作委员会， 负责对国民党的谈判和开展爱国民主人士的上层统战工作。［19］56

随着国共和谈走向破裂， 中共驻南京、 上海、 重庆的联络机关陆续撤离。 1947 年1 月16日， 中央发出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的指示， 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 将刘晓、 钱瑛两处所管秘密组织统一起来。 上海分局直属中共中央管理。 南京局对上海分局有意见， 也须经中央予以协调。［14］2同年5 月6 日， 中央决定将上海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 （简称 “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 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 这时的上海局实际成为国统区最重要的领导机关。

上海局由刘晓、 刘长胜、 钱瑛、 张明 （刘少文） 四人组成委员会。 其中， 刘晓任书记，主持全面工作； 刘长胜任副书记， 分管上海工作； 钱瑛负责长江流域、 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 刘少文负责情报工作（1948 年9 月后， 改由吴克坚负责）。［14］3上海局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党组织在上海创办的各家秘密企业的收入。 此外， 宋庆龄等民主人士也会时常予以捐助。

在1947 年之后， 上海地区的党组织基本由中共中央代表团下属的上海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中央上海局两部分构成。 前者以组织公开斗争和上层统战为主， 而上海局就是通常所称国统区“地下党” 的领导机关。 “中央要求上海局要绝对秘密， 主要管秘密的地下党。”［19］26解放战争时期， 中共在国统区的工作基本由周恩来主持。 “周恩来同志对于上海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地下党的领导， 在原则上是公开与秘密的严格分开， 而又密切地结合。”［14］138上海工作委员会与上海地下党在各项工作上有交叉， 有分工， 密切配合。

关于中共在蒋管区的组织策略， 周恩来曾特别指出： “（白色恐怖下） 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 平行组织， 单线领导， 不转关系， 城乡分开， 上下分开， 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14］363上海局成立后， 采取平行组织、 分开管理的方式开展工作。 这样， 即使一个部分受到破坏， 仍不致波及其余。 除领导上海地区的地下斗争外， 它还负责管理和指导南京市委、湖北省工委、 武汉市委、 湖南省工委、 川东临时工委、 川康特委、 云南省工委、 贵州省工委、贵阳特支以及平津南系等地方党组织。 上海局成立前， 这些党组织或未成立， 或分属于华中局、 长江局、 南方局等其他中央派出机构。［14］322-324

上海局还根据工作需要下设一些专门委员会。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张执一负责的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 外县工作委员会和策反委员会。 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主要负责上层统战与文化宣传； 外县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上海以外的江浙地区党组织； 策反委员会则主要通过党内外关系， 在国民党组织中开展内线活动。 此外， 上海局也曾短暂设置台湾工作委员会。［14］124-129另外设有青年组、 城市政策调查研究部等机构。 这些专门机构分工有序， 互相配合， 在蒋管区的高压氛围下， 发动群众， 争取民主人士， 为中共领导国统区地下斗争作出贡献。

上海是上海局的工作重点， 在1947 年9 月就成立由张承宗任书记的地下中共上海市委，作为上海局下属平行单位之一。 作为大都市， 上海人口众多， 阶级构成复杂。 市委下设工委、职委、 教委、 警委、 妇委、 科技党委、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机构， 分别重点开展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考虑到各阶层革命意识都有明显增强， 且城市规模较大， 分散领导更为安全， 市委决定调整地下党组织形式， 把原来按工人、 职员、 学生等垂直系统领导的形式改为按地区领导， 在上海成立沪东、 沪西、 沪南、 沪北、 沪中、 徐龙、 北郊、 浦东、 新静长9 个区委， 由市委委员分别联络各区委开展工作。

上海地位重要， 斗争环境也十分险恶。 在其中开展地下斗争， 无疑面临严峻考验。 张执一称其为“在敌人心脏里” 的斗争。［17］147刘晓等人长期被国民党特务机构关注。 据张承宗回忆， 1948 年底， 有解放区干部在沪被捕后叛变革命， 供出刘晓、 刘长胜等上海局负责人。 国民党又准备重新分发身份证， 清查户口， 以侦查中共地下党情况。 时任上海市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回忆： 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 “上海局派方行通过赵朴初居士， 与杭州净慈寺的方丈联系， 安排刘晓、 刘长胜、 张执一和我， 由方行陪同， 在净慈寺住了一个星期”。［14］189

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 上海局很少召开全体会议。 即使是负责人也只偶尔聚会， 讨论中央指示、 上海局势、 斗争策略等内容。 聚会地点主要在江苏路永乐村21 号（上海局机关驻地）、 愚园路愚谷村、 新闸路、 巨籁达路（今上海市巨鹿路）、 南市等。［17］153自1929 年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设立第一座秘密电台后， 保持和上级党组织的无线电通信成为白区开展地下工作的重要内容。 上海局也设有与中央保持通信的秘密电台。 1949 年3 月， 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坏， 报务员秦鸿钧和领导电台的张困斋被捕。

1949 年1 月， 中共中央在一份报告中称： “无论京沪将来解放形式如何， 但将解放是肯定的了。”［20］411在上海解放指日可待的情况下， “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在配合与协助解放军， 当上海解放后， 地下党的任务即告结束。”［21］461949 年5 月， 上海及整个长江流域获得解放， 上海地下党组织与接管上海的解放区干部会师， 成立新的上海市委员会。［22］750中共中央华东局也由丹阳迁往上海， 并一度使用 “中共中央华东局暨上海市委员会” 名称， 直接领导上海工作。［23］92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组织历史由此正式结束。

三、 上海局的主要活动及历史贡献

1945 年8 月， 经过十余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国人民即将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此时， 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中国面临两种命运、 两种前途的抉择。 毛泽东指出：“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 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24］1120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重返上海， 恢复政府建制， 强化其统治。 饱受战争之苦的上海市民也曾对其抱有很大期望。许多爱国民主人士齐聚上海， 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社会四处奔走。［11］420

国民党宣扬宪政建国， 实际上仍坚持反共路线。 “双十协定” 公布前后的1945 年9 月间， 国民党军还在向中共解放区发动进攻。 蒋介石下令： “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 督励所属， 努力进剿。”［25］389民主人士梁漱溟失望地称其 “在胜利前不领会我们求团结之旨， 在胜利后不领会我们求和平之旨， 而横向排斥压迫， 事事倒行逆施”。［26］804在1947 年5 月至1949年5 月的两年时间里， 上海局的核心任务是领导以上海为中心的蒋管区党组织。 具体工作则围绕发动群众参与民主运动， 巩固统一战线， 营救策反， 获取情报， 加强文化宣传等几个方面展开。

在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的情形下， 巩固加强统一战线建设， 发动群众反内战、 反独裁是上海局的重要工作内容。 20 世纪40 年代末， 国民党统治末期的上海腐败滋生、 物价飞涨、 特务横行， 民众生活每况愈下。 内战爆发后， 各阶层人士更是普遍不满于国统区的政治、 经济恶化。 上海局成立前的一段时间里， 上海地下党组织就与上海工作委员会配合， 在职工、 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 争取上层民主人士的支持， 领导了“六二三” “五二〇” 等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生活斗争与政治相互协通到一定时期又汇合为全面性的政治斗争。”［14］364上海局成立后， 贯彻中央 “隐蔽精干， 坚持长期斗争” 的指示， 兼顾民众的生活诉求和政治诉求， 继续领导蒋管区人民进行反饥饿贫困、 反内战独裁， 反帝国主义干涉，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上海局领导群众运动十分注重方法、 策略， 使得此后的群众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领导力量更为集中， 发展方向更加明确。 1947 年5 月， 中共中央在指示中要求上海局“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 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20］4075 月24 日， 刘晓在给中央的请示中认为： “群众疲劳需要休息， 预备力量（职工） 还不能投入战斗， 上层配合还不够有力， 全国性组织建立后要加以整理。” 他主张采取一面斗争， 一面整理的策略， 暂时将重心从街头转向生产。［14］370-371

关于蒋管区的斗争策略问题， 上海局领导人始终在观察革命形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体现了当时中共地下干部实事求是、 灵活务实的工作作风。 1947 年5 月31 日， 刘晓向中央指出： “我们的斗争预定是： 此起彼伏， 不同形态， 车轮战式， 并充分利用矛盾来发展，使在每个运动中， 有主流， 有细流， 既分开， 又配合， 以经济为主， 但又联系政治， 使之不断提高。”［27］24上海局根据局势发展和群众运动的阶段性特征， 适时调整斗争策略， 将国统区爱国群众运动一次次地推向新的高潮， 逐步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 阴谋独裁的企图，使之愈发孤立。

上海局开展地下工作注重把基层群众运动与上层统一战线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三个堡垒（工人运动、 进步文化运动、 爱国民主运动） 的作用。［15］191对于统战工作， 毛泽东提出的“争取多数， 反对少数， 利用矛盾， 各个击破” 在党内被认为 “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是坚定不移的原则”。［28］286为开展统战工作， 上海局专门下设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 书记张执一负责联系工商界与上层民主人士、 副书记沙文汉负责文化宣传工作， 争取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在上海局影响推动下， 许广平、 周建人、 马叙伦、 郑振铎等进步教授组织了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 除在文教界广泛宣传党的政策， 他们还常用签名的方式在报纸上发表宣言， 声援学生运动。 上海局先后创办《联合日报》 《联合晚报》 《文萃》 等进步报刊， 作为地下党组织的舆论阵地。

解放战争爆发后， 上海局在争取国民党将领及获取敌方情报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十分关键，为减轻战争破坏， 尽快取得胜利创造了可能。 策反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48 年11 月， 由张执一任书记， 王锡珍、 李正文、 田文樵等任委员。 委员会联络点设在辣斐德路 （今复兴中路）485 弄11 号的公寓内。 策反委员会通过发动党内各种关系， 先后争取到国民党少将参谋段伯宇、 上海港口副司令段仲宇、 海军部办公厅主任金声等国民党要人为中共工作。 国民党海军重庆号、 长治号、 昆仑号等军舰及数十架飞机被策动起义。［17］164-168直到上海解放前夕， 策反委员会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成功策反驻守虹桥路一带的国民党交警第18 纵队和宪兵2 团， 配合人民解放军从西线攻入上海市区。［29］141

对于上海这座大都市的近代发展来说， 上海局的突出贡献还在于迎接上海解放， 尽快稳定、 恢复社会秩序。 1949 年2 月， 为配合解放、 接管上海， 上海局临时成立官僚资本企业接管准备委员会、 市政工作接管准备工作组， 由刘长胜直接领导。［12］50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 国民党政权处于崩溃边缘。 上海局对群众运动、 策反工作、 文化宣传、 接管准备工作等各方面工作作出细致部署， “充分发挥第二战线最后配合解放军的任务”。［14］4201949 年5 月27 日， 在地下党和解放军的密切配合下， 上海完全解放。

四、 结语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力和内聚力的社会主义政党， 能在重重挫折中坚持走过百年历程， 与其建设、 完善组织的强大能力密切相关。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成立是中共组织建设史上的重要一环。 虽然只正式存在两年， 它的组织形态和活动还是反映出中共革命的一些鲜明特点。

首先， 上海局的成立体现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国统区大城市斗争工作的重视， 为此后革命工作重心正式转移积累了宝贵经验。 设置中央派出机构在中共组织史上并不鲜见， 如此前就有“长江局” “西北局” “华东局” 等。 这些机构多为临时建立， 但往往级别高、 管辖范围广， 能迅速整合起一个区域内的党组织， 保持地方组织长期的内聚和活力。 就性质、 任务而言， 上海局与其并无多大区别。 但驻地位于国统区最大城市， 上海局的意义还体现在中共革命活动与都市社会的关系上。 作为经济中心， 上海的无产阶级数量庞大。 上海文化教育也十分发达， 知识精英集中。 利用这些特点， 上海局才能将下层群众运动与上层统战工作结合起来， 充分吸纳、 调动起一切革命力量。

其次， 上海局的发展体现出中共革命组织的坚韧性和革命策略的灵活性。 国统区的复杂形势使得党组织只能以秘密方式活动， 且随时面临遭到破坏的风险。 上海局起到维系、 整合区域内基层组织的作用。 上海人口流动性大， 鱼龙混杂， 地下党员在城市中通常都有普通工作作为身份掩护， 且坚持“单线联系， 不转关系”， 最大程度保证了组织安全。 除保障组织的相对完整， 争取一定的生存空间， 还要制定恰当策略开展革命活动。 上海局领导人根据形势变化， 不断调整组织结构和任务重心， 创造性贯彻中央 “隐蔽精干、 积蓄力量” 的白区工作方针， 实现了中共对国统区党组织的有效控制和大城市革命形势的准确把握。

最后， 上海局是白区地下党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其活动体现出 “地下斗争” 对中共精神信仰的坚定和生活工作的务实的影响。 在此意义上， “地下斗争” 不仅是一种策略， 还形成了相应的政治文化。 1927 年后， 革命形势陡然严峻， 又有众多中央机构在此驻扎， 上海便成为中共地下斗争的重要起源地。 到三四十年代， 上海更是因其独特的都市社会属性被誉为闻名远东的 “情报大都会”。［30］序言白色恐怖下， 斗争形势瞬息万变， 不可能事事及时汇报， 再按照指示行事。 这样的极端环境培养了中共干部灵活务实的工作态度。 此外， 不同于公开活动， 地下斗争要求组织、 人员全面隐蔽。 职业社会化是中共地下党员掩护自身的重要手段， 也是其接触群众， 深入底层的有利机会， 由此不断加深中共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同时， 地下党员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中工作， 且与上级联络不便， 必须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 中共组织中严明的纪律意识正是这样渗透于日常， 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锻造形成。

注释：

①1927 年， 周恩来称： “以前我们把上海比作列宁格勒， 是中国的心脏。”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军事文选》 第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第22 页。 1949 年5 月， 新华社发表社论称：“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第26 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第424 页。

②曹力奋考察了上海局为迎接上海解放所做的具体工作及其历史贡献， 但其文未全面展现上海局发展的历史过程。 参见曹力奋： 《中共中央上海局在迎接上海解放中的历史贡献》， 《上海党史研究》 1999 年第2 期；高鸿达的文章系统展现了土地革命、 解放战争及建国初三个时期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派出机构的情况。 但多叙事、 少分析。 此外， 或限于篇幅， 该文每部分的讨论都较为单薄。 参见高鸿达、 夏燕：《历史上的中共中央上海局》， 《党史纵横》 2007 年第3 期。

③1926 年， 共产国际就认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4 册， 第36 页。 应该说， 不同时期来自各方的类似观察不胜枚举。 关于国共两党初期组织能力的比较， 王奇生已有深入论述。 详见氏著： 《党员、 党权与党争： 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

④1949 年， 在为即将到来的大失败进行自我检讨时， 蒋介石将中共在实践层面的成功归结为七条因素， 首要一条便是 “组织严密”。 参见 《蒋介石日记》， “1949 年春节课程表”，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转引自黄道炫： 《如何落实： 抗战时期中共的贯彻机制》， 《近代史研究》， 2019 年第5 期。

⑤目前关于中共地下斗争 （也称 “隐蔽斗争” “秘密斗争”） 的一些成果通常将其开端追溯至国共关系破裂后召开的 “八七会议”。 代表性成果如费云东编： 《中共保密工作简史》， 北京： 金城出版社， 1994 年， 第43页； 张云超：《中国共产党上海隐蔽斗争策略研析 （1928—1934 年）》，《江汉论坛》 2022 年第8 期。 实际上，在国共合作破裂前夕， 中共中央就曾作出 “上海无产阶级面临着一个对反革命联盟进行严峻革命斗争的阶段， 它的组织形式必须改进……必须建立秘密组织” 的决议。 参见 《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 （1927 年4 月11 日），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3 册， 第38 页。

⑥隐蔽斗争思路下的基层组织社会化是中共在困境中求生存的重要手段。 1929 年， 周恩来就指出： 在下层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下，“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 寻找职业， 深入群众， 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 党的组织必须在此种基础上才能谈到恢复和建立”。 参见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 （上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第20 页。